週報~月刊 ,2022

慶祝博客一週年 plus 2022年10月上刊

李文亮；中國媒體；羊村2.0；mechanic to doctor；伊朗革命；Jingyao案；Covid legacy；中國防疫；民進黨台北選戰；產生妙點子；積怨，俄羅斯；大學生；公共生活；

2cold

Oct 10, 2022 08:00 UTC+8 • 57 min read

又係一年10.10，一年前嘅今日，因為想另外整個用返粵語寫，能夠更加自由同冇乜約束、大大小小感受都可以分享出嚟嘅 blog，就建咗而家呢個博客並 post 咗第一篇文章

本身其實只係想寫寫感想隨筆，不過因為心情幾好，想寫多啲，就開咗個 newsletter 專欄，分享自己睇到嘅文章同感想（不過如果越嚟越懶hhh，頻率從一個禮拜一次到而家一個月兩次，而且感想少咗好多，可能都有冇乜互動嘅原因？

喺過去嘅一年時間，自己可以每周/兩週/月去寫週報/月刊，都有唔少嘅得益。我諗好多人都會有噉嘅感覺：有好多文章/材料睇過之後，無論佢幾好幾有道理，但都係會好快就唔記得咗，而記低落嚟，有地方可以回顧返同 search 到（一般都係靠google site: 加關鍵詞），係寧舍唔同啲，至少可以知道自己除咗打機之外，冇睇書、電影 or 寫嘢嘅時間花咗去邊度。新嘅一年應該會繼續寫落去，只要自己仲得閒嘅話

而新嘅一年都想有啲新嘅嘗試，呢個可能要等 1月之後再揭曉（時間真係好寶貴

以下內容就係今期嘅月刊（只列咗十點，更多內容請睇正文）
1. 紐約時報嘅視覺調查團隊花咗一年多嘅時間去訪問同調查關於李文亮醫生由確診到去世嘅經過，雖然當時我已經知道有延誤公佈死亡嘅事情，但聽到話「係對屍體嘅褻瀆」都幾難受，令人唏噓
2. 但係呢，噉樣嘅報道已經冇可能會喺國內嘅媒體見到，我哋就去《不明白博客》與江雪同張潔平對話，睇睇呢十年中國嘅媒體發生咗啲乜嘢變化。好多嘢當時係好難睇得清，而事後再嚟回顧，就會知道究竟當時發生嘅嘢意味着乜嘢
3. 跟住就再去睇睇喺香港嘅情況，羊村繪本案被判罪，海外團體接手傳承，創作出三本新繪本嘅羊村2.0
4. 轉下氣氛，嚟睇下一位自細貧困嘅修車師傅如何一步步實現自己嘅夢想成為一位外科醫生，"plan, sacrifices and never give up"
5. 外科比較有可能見到傷口等等。而喺伊朗好多人走上街頭，被武力鎮壓致創傷甚至死亡。起因係因為 Jina（or更為人所知嘅另一個名Mahsa Amini）因為頭巾佩戴唔符合要求被捉之後喺監獄死亡而引發嘅革命（一次又一次嘅失望令人民已經無法再相信呢個落後嘅政權），希望伊朗嘅人民能夠成功爭取到自己想過嘅生活
6. 講開女性議題，就講埋最近Jingyao訴訟嘅和解。呢個結果其實唔差，至少令被告得到懲罰（即使遠遠未到應有嘅懲罰），司法本來就係一個不斷進步嘅過程，但如果對比返喺中國訴訟嘅結果，可能會更加失望……呢啲都係無可奈何嘅事，喺國內會受到更多嘅打壓同污衊，所以，喺黑暗之中更加要團結同扶持，尊重每個人嘅決定，幫助需要支持嘅人
7. 接落來我哋就講下Covid-19. 美國嘅應對其實冇幾好，尤其而家白宮宣佈正式結束大流行病，就睇下美國嘅問題喺邊度
8. 睇完美國就睇下中國，as I said，悲哀嘅係我哋只能夠喺牆外先可以公開發佈出嚟。而家嘅情況就係只講政治唔講科學，優先整人而唔係整乜嘢所謂靜止管理嘅配套措施……遙遙無期
9. 想知道點解腦入邊乜都唔諗嘅時候更加有創造力同有靈感出現？噉就要睇下乜嘢係「預設模式網路」喇
10. 如果現實咁悲哀，噉公共生活係咪已經玩完？如果有睇上邊《不明白博客》就知道其實後生一代亦都會繼續參與同拓展，如果宏大嘅嘢改變唔到，噉都可以營造好自己生活嘅地方，同一班志同道合嘅人一齊打造一個同温層泡泡，繼續對話、繼續連結，其實都唔錯。我都諗緊咁多人咁疲倦地做緊同一件事係咪真係值得？

时报的视觉调查团队审阅了李文亮的医疗记录，独家采访了一位目击了抢救过程的医生，揭示了关于李文亮病情和死亡的重要新细节。

下邊放嘅係我自己down落嚟影片，畀睇唔到nytimes嘅朋友一齊睇（畫質得240p，請見諒）

視覺調查：李文亮醫生嘅最後時刻

更痛心嘅係，亦都只有國外嘅媒體仲可以做噉嘅調查並報道出嚟

EP-019 江雪/张洁平：中国媒体过去10年发生了什么？（文字版） – 不明白播客

那段时间社会的氛围，还是有很多话题可以谈的。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文革的问题，必须反思文革、警惕文革重来，这样的话语。当时那种“改开”以来的话语，在当时我还是（认为）在一个小高潮的阶段。我们可能也受到这些话语的影响，当时说策划一组评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意思吧，我们那一组评论尺度也还是比较大的。总的来说，当时那种氛围，我后来回想，可能是抓住了一个最后的尾巴，就该说的（也说了），我们自己还是尽量去说了一些话。

我当时印象很深，只有一个人非常坚定地说，习近平不是改革派。这个人是胡德华，就是胡耀邦的小儿子。胡德华非常坚定地不停给我泼冷水，说这些外媒预测都是有问题的。他说以前跟习近平一对一交流过，大概一两个小时，关于改革的问题，然而习近平一句话都没有讲。胡德华得出一个很坚定的结论，就是你把党的利益放在最前面，还是人民的利益放在最前面，然后他觉得习近平不可能往宪政改革的路上走。他是唯一一个做出判断的人。当时其他所有人，包括他的哥哥胡德平，坚定地相信习近平是改革派。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刻。

市场化媒体，它要关注民生，因为它要进入市场存活，你必须要有公信力，说白了你要读者去买你的报纸，内容还要尽量让读者喜闻乐见，能拿到广告商投放的广告，然后来养活一帮人。所以公信力是它的基础。你一份报纸卖八毛、一块什么的，如果发行量很大效益还不错，但卖报纸本身不一定盈利，是广告商的投放会让你有很大的盈利空间。
那段时间其实是一个黄金的时期，很多市场化媒体也因此赚得盆满钵满。它必须去做公众喜欢的题目，就是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然后树立你的公信力，也就是拿公信力换取商业收益。这是它一个挺大的特点。

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黄金时期”，但其实哪有什么黄金时期，只不过是你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时候相对好一些。但其实那时候天天都很痛苦，也是天天禁令，这不能做那不能做。黄金时代，我觉得它一个重要的指针是，虽然有禁令，但大家一度有一个“记者职业共同体“，大家会意识到一个新闻记者的责任，我不再是一个宣传工作者，我是一个记者，做调查、做社会事件报道，大家会觉得蛮有责任感的。而且禁令也不是一成不变或者完全铜墙铁壁的，除了军队、监狱这些“天条”的内容你无法去触碰，其他的领域，大家还是可以去碰一下禁令的。
所以“黄金时代”就在于，大家愿意去碰禁令，如果有天花板的话，大家愿意把它往上面顶一顶。2008年汶川大地震，官方第一天的反应，也是下禁令“不要炒作灾难”，“以新华社、央视报道为主”。但是所有稍微有一点抱负的媒体，在事故发生几个小时内，当天晚上记者都往北川去赶，有些媒体已经赶到震中了。灾难太大了，如果没有信息相对开放的话，政府救灾也实现不了。当地基层政府都盼着媒体来，媒体关注多了，这个地方得到的救灾资源就相对会多。所以我说，那个时候大家会这样去努力。

我自己觉得长江沉船是记者现场报道的转折点，你第一次体会到记者面对的困难，不管你是国内的媒体还是国际的媒体，除了禁令、报道发出来后记者被威胁，在当地被追踪等等这些常规威胁外，第一次出现严密控制受访者和他们所有的家属，你记者去到现场采访不到任何人。之前虽然也有，但是长江沉船是一个真正的彻底的控制。我们派了记者去，家属们好像都在江边的一个山包上等着打捞的状况，然后整个山包全部都被武警封锁起来了。当时记者在现场给我打电话，然后我说总有小路可以进去，这种事情你总是可以找（到办法）的，但是后来发现完全没有，根本采访不到当事人。后来网上很多当事人透过微博，不停被删的微博，去发声。
在这之后其实就变成了一个常态了：重大公共事件，你可能去都不能去；就算你去了，你也采不到；就算你采到了，你也发不出来。

但是我不认为是官方刻意开了一个小口子让媒体去做，媒体是出于本能去做。李文亮去世后（出现了）汹涌的民意，很快官方叙事开始变化，开始（说）“全世界抄中国作业”了，那时候马上卡住、收紧，媒体其实就没有空间了。

但是现在，针对记者个人，尤其针对境外媒体记者个人的人肉跟点名这件事情，我觉得影响很大。
因为这等于把以前可能（部分）中国人——就是比较爱国主义一点的中国人——敌视CNN，敌视《纽约时报》，觉得它们在抹黑中国，现在目标落到了很具体的个人上，（找出）谁在帮它（外媒）写这个稿子，哪些是中国人，然后点这些人的名字。我觉得这件事情对长远来说，对世界跟中国的相互了解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伤害了。就是相当于你把所有的这些信使， Messenger，作为攻击的目标。那这个桥，真的最后一个连接两个世界的桥也会断掉。

他（区家麟）就说以现在的观点来说，《20道阴影下的自由》这本书里边描述的香港新闻审查的状况已经全部都过时了，现在可以全部重新写。然后他说现在连书名都得改，不应该叫《20道阴影下的自由》，应该叫《20道刀锋下的自由》，已经没有自由了，已经不是阴影了，是刀锋，就是一刀一刀砍下来。
我觉得他这个描述很形象了，基本上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在2020年之前，可能很多人都感觉到有一个缓慢的阴影正在覆盖，但是阴影变成刀锋大概就是2020年之后吧。

因为应该是说相对独立的声音越来越少。倒不是说政府是依赖这些相对独立的声音来做出自己的判断。但是相对独立的声音越来越少，肯定是个信号，这个信号就表示不管是在民间还是在政府内部，批评的声音都会越来越少，直至全部消失。
这不只是在民间，我们看到的是民间的状况，但政府内部肯定也是这样的。你任何一个政策的出台，经过的层层讨论，最后都（经过）筛选，只剩下拍马屁的声音跟服从的声音，决策品质不可能好。决策品质肯定是越来越（差）。我觉得这件事情在香港也好，在中国大陆也好，其实还是挺明显能看到这个现象的。

我觉得新一代人有他们自己的语言跟传播的方式，我其实觉得是跟我们有落差的。然后那种落差我觉得会让我们低估或者是判断不准——可能不是低估，可能也没有低估，不知道。但可能就是不见得能判断准确他们的应对方式是什么。因为我们用我们的应对方式去看的话，其实可能就会找不到正确的东西。
对，所以应该是这个点，我会觉得应该更细致地去（观察），可能不用那么彻底的悲观，但结构上我是悲观的。应该是说，我觉得结构上是非常无望的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新一代人的应对方式可能会很有趣，就可能会跟我们很不一样。

我觉得不管是在香港、在台湾、在美国，在一个正常一点的法治跟自由和民主的社会，其实是这样的，新闻媒体是有这样的，至少很长一段时间是有这样的作用的。但我觉得我自己从中国大陆出来，而且我之前一直报道中国的人权新闻，我就完全不抱这个希望，我根本就没有。我所有的想法就是你要给历史留个记录。记录不是说只言片语的说发生过这件事情，而是（记录）在这些事情中间的人曾经这么精彩，这么有光辉，这么的丰富，比如说像江雪老师对吧？
它有这么多的人性之美，它不是只是一个抗争的符号，它也不是只是一个被压迫的对象，我很长一段时间做新闻时所有的心愿就是这样子。就是你要让这些真实存在过的人恢复它原本的面貌，留在历史里，就够了。

我觉得一个健康或者是民主或者是自由的社会教给人最核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参与感。你要相信你有能力改变你所在的（地方），尺度不管是一个很小的社区，还是一个很大的事件，你不是无力的。你是应该要参与并且有能力改变的，这个世界能变得更好，你是可以contribute的。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作为中国人从来都没有机会习得，然后也因此变得……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移民到世界各地都显得那么讨厌、那么自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他们去到一个可以参与进去的社会的时候，其实已经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参与进去改变自己身边的社会了。

然后你就能知道，就像你的文字提供了一个树洞一样，很多人去把他们心里想说的去留下来。这个东西让我很感动。然后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可能是有意义的。而且我相信每个人内心所受到的触动啊震荡啊，这些东西是我所不能去预料（的）。也许它真的——我们说这个可能很美好的东西往往是很微弱的，最后形成的参天大树都是从小小的幼芽开始的。（这样看的话）也觉得自己这个职业是有意义的。对，我觉得回到个人、回到真实的写作。

我觉得因为对刚刚走进社会的人来说，去figure out自己要做什么，然后慢慢的figure out他自己认为的更好的，就是理想的世界是什么（会更好），而不是人云亦云的去抄袭任何一种写好了的意识形态。这都是很核心的生命课题，成长中的。可能以前在相对比较好的环境里边，做媒体、做记者是让你能够很快的接触很多人的人生，然后看到很多的生命的样子。然后我觉得这是个捷径去让你发现自己是谁，自己要做什么，自己想在这个世界有个什么位置。但是现在肯定不是了，不管是在中文世界还是在英文世界都不见得是。首先中文世界肯定不是，然后在英文世界这可能也不是唯一的选择，或者可能有很多别的选择，我觉得那个问题本身比较重要。

感激海外團隊傳承呢個火種，始終相信，「有啲地方我哋永遠都係自由嘅」

"I think that sometimes people just look at the end product of somebody's hard work," he said, reflecting back on his own journey. "But you know, [by doing that] you kind of miss the part where people are doing all the work that it takes to become a success."

"I started going to the local community college, Cuyahoga Community College, and taking automotive courses at night," he said, adding that at the time he was the youngest student in all of his classes.
The experience helped him begin to reframe his thoughts on education. It was challenging juggling his nascent business with the coursework, he said, but he was good at it. He liked learning about the inner workings of cars, how things are connected.

Yes, there was some self-consciousness, he admitted. But in many respects, Allamby explained, he felt a certain advantage. "Younger students are dealing with much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 but I was very focused. I knew how to stay focused on the task in front of me."
He added: "There's some internal stigma that kind of sticks with you when you're an older person, that you're an older person. But my philosophy has always been to be comfortable with being uncomfortable. And the more I can put myself into uncomfortable situations, the more I can grow."

Being successful at just about any task requires a three pronged approach, he said. First, you need to devise a plan. Next, you have to make sacrifices to truly dedicate yourself to an area of study. And, finally, you have to find the conviction to stay the course, even when things become difficult.
"There's going to be times when you feel like giving up, but those are the times to really push forward and to rely on the people who surround you," Allamby said. "People who give you positive feedback in order to kind of fill your bucket back up so that you can keep going."

在国际制裁下，这些年伊朗的经济问题越来越糟糕，尽管不同的群体都处在困境之中，女性的问题则是最严峻的。设想一下在这个国家，如果你是工人阶级，你受到压迫，如果你是工人阶级中的少数族裔你受到额外的压迫，如果你还是非什叶派，那你的压迫雪上加霜，而在这一切之外，如果你不幸还是个女的，那你就是最最最底层。这就是为什么在反对这个压迫性系统的时候，女性的声音是最响亮的。无论在社会的哪一个阶层，与和她们处在同一位置的男性相比，她们都遭受更多的压迫。
在伊朗，我们有很多的女性权益组织，也经常会有关于社会工作者的会议讨论各个阶层妇女问题。不过这些民间组织处境都很脆弱，随时可能被关闭，活动家也都冒着被抓捕的风险。在这次抗争开始后，一些库尔德地区的女权主义组织的活动家在过去几天被抓捕……不过，这次运动我不认为是这些组织在推动，反而，它们大都在跟随民众的运动态势。
对于我来说，这次事件会同样点燃伊朗社会整体男性的愤怒，是有些出乎意料的。最近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个男人的电话录音。这通电话是伊朗国家安全部门打的，说我们发现你参与了最近的抗议行动，我们有拍摄到你的影像记录，请你明天到我们的办公室回答一些问题。这个男人极度愤怒地对电话那一头怒吼，“我妹妹在那段时间也在德黑兰，这件事同样可能发生在她身上！你们可以就那样轻易地杀死我妹妹！我可以理解她们的处境！我在做对的事情，我不为我做的事情而感到羞耻！我今天也会上街，明天也会上街！”伊朗男性对这件事的共情程度的确让我觉得震撼，这些年来大家都有很多困境，这些抗争也都带着自身的困境和议程，不过女性问题的的确在这个时刻表现为团结所有那些困境的集合。

一直以来，大家都在预言，下一场革命一定是女性革命，女性被压迫得太严酷了。所以现在发生的事情并不意外，它的的确确是一场女性革命——女性是运动舞台上的主角、女性在领导这场革命的方向，跟以往每一次抗争相比，这次女性走上街头的数量都要更多。它在意料之中，却是历史上头一次。

在1979年革命后，尽管是在这个政教合一的政权下，人们还是越来越世俗化和现代化。人们看到这个政府的腐败和保守，它越来越不受欢迎，人们在寻找另类的选择，而这也是民众越来越世俗化、离宗教越来越远的原因——他们把宗教视为落后的和压迫性的东西。即便是社会中那些虔信者，他们所信仰的伊斯兰教也不像这个伊斯兰政权所宣扬的伊斯兰教那么古老和保守，他们在很多方面并不能认同这个政权所宣扬的东西，尤其是女性在家庭和社会的从属位置等问题上。在这个意义上，伊朗民众远远比他们的政府要现代很多。
同时，伊斯兰政权的社会控制能力非常低（感谢神！），伊朗人家里几乎都会装卫星电视，播放那些海外伊朗人制作的与伊斯兰共和国意识形态相悖的节目，我不知道是政府是太腐败了没有能力禁止，还是他们认真思考过觉得不重要不用禁止，总之现在就是大家都在家里看那些节目。在我家那里很普遍，我都记不清上一次看官方电视台是什么时候了。

我感觉这次运动的主体是“Tiktok一代”，也就是年轻人和学生群体。#MahsaAmini 的标签在Tiktok上有1亿4500万次的转发，比伊朗的人口数量要大得多。这个标签之所以在Tiktok上传播如此之广要归功于kpop团体BTSboys在伊朗的粉丝，他们最知道怎么制造话题，是他们让这个标签在Tiktok上火了起来。还有那些游戏玩家，这个群体原本是伊朗最不政治化的群体，但现在那些线上游戏上全部在讨论Mahsa。所以，这场抗争的确不是我这一代人的抗争，我们这代人只是跟随着更年轻的一代。

以前，我也经常感觉到无望。这些新东西，技术、社交网络，我们使用它也同时被它压迫，但是你永远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比如这次抗争中的黑客。Anonymous创办人之一就是伊朗人，很多伊朗国内的黑客也在和Anonymous合作。目前他们有一个行动我非常期待，他们打算黑掉伊朗政府的官方法医数据中心系统，获得人们死亡的原因，因为目前我们很难获得因抗争而死亡的人数，政府不会公布准确数字的。希望他们可以成功！

和过往相比，政府更弱了，他们腐败、没钱，也逐渐丧失了民心和信任。抗争者更加激进，他们使用垃圾桶、使用火、使用石头来反击，从抗议一开始就这样。在这次起义之前我没那么乐观，但是现在我抱有希望，我开始相信我们很快一定可以终结这一切，不是这次就是下次了……

就本案而言，达成庭前协议或许是Jingyao的最佳选择，也是她的权利。通过在美国推进司法程序，Jingyao争取到了一个公开的结果。她完全可以在18年案发时就接受私下“和解”，但是她选择了公开，为米兔运动贡献出自己的努力。在这四年里，我们已经见证Jingyao在司法程序和舆论场经受的磨难。我们很高兴她不需要为了不可知的结果在庭审阶段承受更高密度的折磨，在法庭外承受无尽的攻击和谴责。
在案件的进程中，她坦白自己，讲述她的经历。这为其她女性打开了公共空间，让我们得以探讨厌女体制、酒桌文化、强奸文化、跨国资本对女性的围猎等重要议题，在广泛的范围内传播了女权主义的论述。

庭前协议的结果并不能保护Jingyao免遭国内舆论场的污蔑，也无法减少支持者、组织者可能受到的审查。很多女权行动者、志愿者们在支持此案的过程中将自己推向公众，暴露在易受攻击的环境里。因此我们呼吁大家继续给Jingyao留言表达支持，讲述你为什么支持Jingyao。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女权行动者，越多人关注，她们受到的安全威胁会越小。这起案件因庭前协议而终止，但米兔运动会继续向前。女权主义者会继续坚持与男权社会搏斗。

yep，就今次和解之後，都會將"misunderstanding"譯作「誤解」、「誤會」而唔係「分歧」嚟繼續喺宣傳上得益

社会进步不是爽文。
它通常只能以遗憾的方式、混沌的进程迂回发生。
社会进步也注定要有人承担。
我们的前人，上溯几千年都没有完成的女权，把责任推给了我们，我们如果承担不起，就只能继续推给后人。
在此意义，我们感谢每一位承担过历史责任的女性。

未来的大流行病不是假设的，而是不可避免、迫在眉睫的。近几十年来，新的传染病经常出现，而且气候变化正在加快这类事件发生的频率。随着气温上升迫使动物迁移，从未共存过的物种会相遇，使它们体内的病毒能够找到包括人类在内的新宿主。重新面对这一切只是时间早晚问题，而不是会不会的问题。

美国的抗疫表现之所以超级低劣，不能只怪罪特朗普或拜登行政分支，尽管它们都犯下了极其严重的错误。
毋宁说，新冠病毒利用了这个国家许多失败的系统:监狱人满为患，养老院人手不足; 公共卫生系统长期资金不足; 对错综复杂的供应链和即时经济的依赖; 营利性医疗系统的工人已筋疲力尽; 长达数十年解除社会保障网络的项目;早就令黑人和土著社区以及其他有色人种社区承受了不成比例健康问题负担的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遗留问题。哪怕在疫情爆发前的一些年份，美国失去的人口仍然比人们预期一个同等规模和资源的国家会失去的人口多62.6万人。新冠肺炎只是倾覆了一栋地基已然腐烂的大厦。

美国的个人主义倾向还影响到整个医疗卫生系统。这一系统将健康与财富和就业联系在了一起，其组织围绕动用巨量浪费性支出治疗病人展开，而不是从一开始就预防社区被疾病攻陷。

爲什麼一般轉運都在晚上？其實有一套工作流程，一般採核酸是上午12點以前，基本下午5點才能出結果，要6個小時。核酸檢測結果出來之後，有關部門在一起會商判斷，對結果進行研判，再確定風險等級、劃分區域，然後流調，再確定哪些人是哪一級防控措施，這樣一套流程走完後再決定轉運。
所以轉運一般都在晚上，因爲走完整套流程已經是夜晚。大面積轉運往往更晚，因爲被隔離的人太多只好轉運至外地，轉運肯定更慢。疫情最高峰的時候，我們縣向鄰縣轉運了一萬多名隔離人員，因爲縣裏已經住不下了。

現在流調很難做到精準，Omicron隱匿性強、傳播力強，沒辦法搞清楚傳染源。再加上追責制度和國家對疫情防控要求越來越嚴格，處理人處理得也比較多。
在這種情況下，作爲基層疫情防控決策者，要考慮各方面風險，風險非常大。所以基層政府寧願將防控做得更嚴，也不願意出現疏漏，最後導致疫情失控。

這並不是一個科學問題，不是說病毒還有多大危害性。而是國家總方針提出動態清零，要求基層在管理方面更嚴厲，由此而來的是責任追究也更嚴厲了。現在如果某一地疫情防控出現紕漏，對人的處理更快更嚴格。

單純靠官僚機構去維持肯定不行。但現在上面的意思，包括整個系統的慣性，都認爲依靠自己人——公務員、黨員，依靠醫療系統，來面對整個疫情，思維從過去到現在都沒有變化。
這就是中國官僚體制的慣性，體制內人的思維慣性。

疫情防控從最上邊就有問題，提出了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目標，採取了一整套看起來管用、實際上（對病毒）無效的管控措施。比如核酸，現在每天做一次核酸，實際密度加強了，但問題是即便如此也發現不了或者不能完全做到及時發現。
爲什麼說動態清零這個目標本身就有問題？我們花了那麼多錢，打了上百億劑次的疫苗，好像什麼用都沒有，防控措施還在以沒打過疫苗的前提來設定。打完疫苗之後如何評價這些疫苗？各地採取強制措施加強疫苗接種，搞了那麼多機制，到底有多大用？沒人說，沒有一個科學的數據去評價。如果打了疫苗有用，疫情防控政策措施爲什麼不調整？當時那些專家說全程接種之後就可以放開了，現在還是沒放，反而更嚴了，老百姓實在是受不了了。
現在說的「靜默」，就是不能說，也不能動，不能亂說亂動，你沒辦法發現受不了。但每一個人的心理都到了承受的臨界點了。

疫情對於普通中國人的影響，包括對於社會治理的影響，很多人的感受是相通的，就是沒有必要。就像有人分析，現在的疫情防控不是想把疫情控制住，而是想把人控制住。領導不擔心經濟下行，領導擔心的是人不聽話。
我們還是在用過去那一套老辦法應對Omicron。實際上，現在對疫情的評估出現了原則性的問題，現在提的疫情防控，不是講科學，是講政治。

現在的疫情防控，其實喚醒了部分中國人的公民意識。改革開放40年，像我們這一代年輕人，包括更年輕那一代人，從小享受的是一種比較自由的、市場經濟的環境。而這一次疫情喚醒了甘願服從、甘願做奴隸的更老一輩人。
很多人之所以排隊做核酸，是因爲不做會被懲罰甚至被警察逮捕，大家是怕，不是心服口服。很多人不服，包括上海大部分人可能都不願意服從。但政府有辦法讓你服，慢慢地就形成習慣了，後面再延續政策也就更順利。我們當時說封三天，三天後社區通知還要繼續靜默，普通人肯定很不舒服，但我們只能配合，我們沒有權力說不，有痛苦也不能喊。
但必須要承認有很多人還是心服口服的，要承認有一個社會基礎在這裏。他們認爲國家採取的任何措施都是合法正當、有理由的，這類人仍然很多。清零政策之所以能持續，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基礎。這次封控前，我看到很多老幹部老同志認爲國家就應該管得嚴，不允許人胡跑，在通報了某某給當地帶來疫情時，大家恨之入骨。
現在就是一個字——熬。說是那麼說，但疫情防控的措施該配合還是要配合，我們又沒有權利能做什麼。只要不影響我正常生活就行了，沒有更多權利要求。

持平而論，資訊設計是一門專業，良好的資訊設計有助於政策在執行時維持良好的治理透明度與公眾信任，在民主制度因各種因素被質疑、挑戰的時代，它確實是一個得以發揮正向影響的工具。
但它的問題也顯而易見。當原本需要繁複思考與討論的事物被縮減為簡單的圖卡，往往也將公共事務簡化為二分對立；當公民的思考過程與責任被貼圖卡的動作取代，任何想認真問問題的人都容易變成「你怎麼可以不同意、不贊成」的敵人。
好的政策形成往往相當漫長，搭配各路專業者提供的意見與研究，再納入民間回饋後反覆討論而成形，然而這一點都不符合社群媒體時代需要的速度。政治工作者與幕僚往往只能透過各部會提供的報告囫圇吞棗，或找那些本就支持自身政黨方向、能取得高層青睞的學者專家快速諮詢；年輕世代的幕僚或國會助理經常倚賴這些「懶人包」，來建立對相關政策的理解。
這也導致年輕世代的政治工作者們，不論是親自執行還是與資訊設計者合作出來的圖卡，除了資料釐清與整理的功能外，很難發揮對政策思考的引導功能；用在防疫措施宣導、反擊疫情相關假訊息的時候，圖卡能發揮極佳效能，然而用在政治攻防上，也能快速有效在對手身上造成重傷害，在成功經驗的正向加強下，反倒成了誘惑力極強的成癮性工具。

更糟的是在犯錯後，內部與支持者間往往繼續強化自我感覺良好、同溫層討拍的氛圍，讓人不禁想問：是在什麼樣的訓練跟文化下會養成這種工作倫理？如果犯錯以後只要硬坳耍賴，等風頭過去，怎麼會學到教訓？而這種氛圍又逼走了多少對自己有原則和專業要求的政治工作者？
這種大方向的迷失，怎麼會只是年輕世代幕僚跟小編之罪？他們進入政治工作後所學習到的「政治現實」和做事的文化，「務實取捨」的參照，甚至開始相信沒有什麼價值是不可妥協的，跟整個民進黨內的歷史發展與內部文化是習習相關的。

民進黨試圖在黨內持續複製「蔡英文模式」，打造六都參選人的形象，然而套用在陳時中身上，恐怕是難以成功的。正因為蔡英文的光環與社群形象，並非只是人設，更多是來自她的專業能力、長時間從政、參與公共事務的發言記錄、政策執行經驗的累積，後來蔡英文在社群媒體上呈現的立體化、引人喜歡的人格特質，很大一部份是建立在前述條件與社會印象之上，而非憑空打造出來。
蔡英文在第一次參選總後，成立「小英基金會」，一方面透過經營新型態的網路媒體《想想論壇》，累積許多公共議題的討論過程，試圖在知識份子與有政治熱情者中，逐步凝聚一些後來被統稱為「進步價值」的共識，並將部份共識轉化為行動和社會參與，讓一般人能去理解蔡英文有哪些價值信念、以及她如何思考；這也是為什麼有這麼多人「討厭民進黨，但喜歡／肯定蔡英文」。
長期作為執行者、而非政策開創型政務官的陳時中，並未有過這樣的累積，相比之下，曾任地方首長或中央民代的其它幾位候選人，至少在其施政成績和投票記錄支撐下，「人設」就比較立的住。雖然在過去兩年多的防疫工作中，陳時中成為很多台灣人心目中「安心」的代名詞，但安心是一種感受，而非明確的價值或遠景，因此陳時中的人氣和人設，只會隨疫情的演進和競選對手的攻擊而不斷衰減。

台北該是怎樣的一座城市？該在亞洲扮演什麼角色？又能在地緣政治中發揮什麼作用？一場選戰最重要的藍圖，從民進黨的競選策略中消失了，只剩下各種拼湊起來的政見圖卡，就算一位對其感興趣的選民，也很難在四散於社群上的貼文找到每一項政見。
即便競選官網中對交通、住屋、勞工等政策有較詳盡的說明，卻停在細節層次，沒有告訴選民為什麼是這些解方，而不是那些？這些政策看似「進步」，但背後出於什麼樣的價值思考？政見與政見之間的關聯性是什麼？拉高社宅比例與租金補貼，是為了討好青年選票，還是已有在房屋被當作重要獲利商品的首都裡建構居住安全網的覺悟？在市府成立「國際事務處」立意良好，但究竟具體要做哪些外交連結？在各種空泛的言詞之外，背後透露的問題仍是同一個：民進黨渴望台北市長寶座，但在抗中和勝選的目標之外，對這個城市的想像究竟是什麼？
台北市是一座可以接受遠景、也期待遠景的城市，才有了當年柯文哲在民進黨團隊的幫助下，以各種「進步價值語言」，包裝成一個與他本質完全不符的形象並勝選。這些操盤手有不少仍在民進黨任職，甚至就在陳時中的競選團隊，為何卻無法發揮當年的效益而顯得荒腔走板？究竟是選民背棄了價值取向，還是「價值」對部份民進黨人來說，已成了為勝選而使用的工具而已？

以台灣內部的高異質性，和需要最大化國際理解與支持的處境，你可以不當一個左派，卻不能把公民國族主義給一起扔掉。緣自歐陸的公民國族主義的核心信念，是不以血緣、出生地、種族、單一語言、文化與歷史，來判斷共同體成員的資格，決定我們身份認同的，是彼此是否共享一份價值與生活方式的期許；這樣一個共同體的正當性，則來自於對區域內全體公民，在基本人權、福利與發展權利上的充份保障。
主權與人權是法治國家的兩條軌道，缺一不可，人權的實踐，是主權正當性的來源，兩者不需要、也不可以二選一，只有認清這點，我們才會明白什麼是「公民國族主義」，而抗中保台是為了什麼。
不要忘記，在疫情以前，台灣最被世界媒體報導並記憶的，是太陽花運動、是選出第一位女性總統、是成為亞洲第一個通過同婚的國家；而疫情期間台灣讓國際留下深刻印象的，則是民主治理的透明度與公民社會力的協作。這一切，都關乎價值，甚至是那些被不少台派厭棄的「進步價值」。

我們必須意識到，這個共同體裡，有和你我不同的人，我要願意看見他的歷史、他的記憶、他此刻生活的困境，他才會願意與我共享一個對未來的期許。
台灣現在不是沒有真的過得不好、或在感受上認為自己過得比以前不好的選民。可能就在我們在覺得台灣人因曬各種海鮮料理、因對食物的自豪，或是因學歷戰而被喚起的創傷空前團結時，他們也在沉默中越來越滑向「只要過好日子」，期待著下一個韓國瑜，或兩年後的柯文哲、侯友宜。

以下為對比閲讀

最根本的問題是，喬瑟芬的進路，隱含著網路輿論社群溝通，仍然有部落格時代至蔡英文第一任的2016、2017年條件，對於公共政策討論仍有熱情的假設。
但是事實上，年金改革的政策溝通失敗、2018年公投與大選的挫敗，已經證實了這條路線的能量非常有限。將 2013 - 2016 年前後的不滿民意浪潮當作社會進步的渴望，這一種進步派知識份子的誤認，大多在 2018 年之後煙消雲散。民進黨支持者或溫和進步派面對的，是民粹進步派與民粹保守派的前後合圍。
民進黨本身作為知識份子、派系政治、地方勢力共謀的政黨體質，造就無數在政治上令人尷尬、容易給予對手攻擊的空間。在 2018 年大敗之後，「鞏固黨中央」成為民進黨支持者與不少進步派意見領袖的選擇，本來就存在的側翼圖文，更在這個路線下變得更加興盛。這樣一個路線，在同婚修法通過之後持續到 2020 年的英德之爭。

4 年過去，雖然多了一個台民黨，但基本的政治情勢並沒有改變，民粹保守跟民粹進步派的前後合圍仍在，甚至進一步出現了合流。社群媒體更加碎片化與劣化、快速，IG 、抖音、小紅書，更是直接拒斥複雜文字的呈現。以點閱率與廣告收入為基礎的網路新聞，內容農場化的情況更加嚴重。
在這樣的媒體與政治條件基礎下，深入的評論與分析早已經失去了市場。而像我們這種還在寫長文的人也清楚。一篇長文要廣傳的條件，並不是你清楚地說明了某個問題的癥結，而是你說出了某群人心裡的想法。圖文傳播更是如此。社群媒體到頭來，成為各個政治群體自我複製、自我繁衍的部落社會。
部落與部落之間，只剩下原始的戰鬥與同盟，自然也談不上公民國族主義。而更麻煩的是，新課綱社會內容超載，學生只能囫圇吞棗，對各式各樣的政治概念本質根本沒有掌握；而部落民為了正當化自己的各種行為，也奉行拿來主義，借用各式各樣的進步詞彙加以包裝。再加上執政黨本身由知識份子、派系政治、地方勢力合謀，公民國族主義所仰賴的進步價值早已被掏空。而執政黨奉行總統後退，退守憲法職責的媒體政策，雖然以不沾鍋的方式，保持了總統的高度支持度，但也讓總統作為社會統合領導者的機能弱化。公民國族主義既無靈魂，亦無肉身，又如何召喚回魂？

既然知道問題出在大人身上，又怎麼會從幕僚—懶人包—謎因的角度開展，最後跳到「公民國族主義」的大帽子上呢？甚至認為這能夠影響政治本質呢？說穿了，權力的掌握者，權力的行使者，都是那些大人們。
同樣操盤 2018 年與 2022 年兩場選舉的大人，在戰略上無視根本的政治結構，不願面對都市選戰已經不再是澎派包、大溫暖加上明星就能面對的博奕，讓陳時中陷入與姚文智同樣的戰局之中，才是這一連串事件所暴露的根本問題。至於台北人是否要重蹈 2018 年的覆轍，把城市交由被在媒體效應下看來得體、務實，實際上卻是過度包裝的候選人，這終究是臺北人必須自業自得的抉擇。

過去15年來的的研究都指出，大家在進行不需要耗費多少腦力的習慣性任務──基本上是靠自動導航在做的事情──時，比較可能出現有創意的突破或頓悟。這會讓你的心思神遊，或開始自發性的認知或「意識流」思考，而專家相信，這有助於擷取不尋常的回憶，產生新點子。

根據最新的研究，關鍵就在於一個人在休息或在執行不需要太多注意力的習慣性任務時所發生的一種腦部活動模式──所謂的「預設模式網路」（default mode network, 簡稱DMN）。

警語：雖說預設模式網路在創意程序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但它並不是唯一的重要網路，」比提說：「在修改、拒絕或實施點子時，其他網路也會參與。」所以盲目仰賴在淋浴或神遊時迸出來的任何點子，並不明智。

第一步，把足夠的優質睡眠列為優先會是明智選擇，因為睡眠能改善心情、有助記憶
克里斯多夫建議要注意在沉眠與完全清醒之間這半睡半醒狀態時出現的思緒和點子──那是你的想法「通常相當自由地流動」的時候，她補充說，也就是說，你可以開發你的創意潛力。

這就是為什麼在你想要想出新點子或解決問題的時候，如果經過一番努力卻碰上了死胡同，那麼休息一下、出去散散步，會是個好點子。「這讓你的心智能潛意識地處理你本來有意識地在研究的事。」克里斯多夫說。
關鍵因素：這項活動要持續足夠長的時間，「以提供機會進入一種我們通常會覺得有點內疚的不同思維模式，」克里斯多夫解釋：「我們在心智上必須要足夠放鬆，才能夠努力不事生產或達成某種目標。隨著我們有規律地進行習慣性的活動，我們就不會因為讓自己神遊而有罪惡感──這就是心智能到達新地方的時候。」
所以不要害怕定期拔掉插頭，空出時間神遊、沉思。「在我們生活的這個多媒體世界的代價之一，就是我們沒有留下足夠的時間給自己作作白日夢。」史固勒說。給你的心智一個漫遊的機會，就是投資在你的創造力上，那也是花費得很值得的時間。

nice，中午曬太陽、傍晚跑步嘅時候就可以話我喺度神遊唔係偷懶~

屏蔽对话者比继续一场无休止的争论更容易，后者只会导致双方变得更加烦躁和恶毒。
在那次“清理好友名单”之后，我们最终得到了一个由志同道合的人组成的泡泡。我的泡泡主要由自由主义者和文艺界人士组成。

在战争最开始几天，一家剧院的经理联系了我，他们剧院正在演出我的剧本。他拐弯抹角地让我近期不要签署任何反战信。我读懂了字里行间的信息，回答说：“如果您害怕，请把我的戏从剧目中删除。”
没有人再问了。“政治可疑”的戏就这样从剧目中消失了。

“积怨”（ressentiment）是理解俄罗斯社会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的是炫耀的欲望和为过去有辱人格的待遇复仇的需要。苏联解体导致的积怨是所谓布丁式爱国主义的基础。
最大和最难以刺破的社会泡泡由消极的大多数组成。国家最害怕的正是这个群体的反应。它认为，如果这些人开始行动，剧变是不可避免的。
这个群体首先包括那些在苏联长大的人，他们不使用互联网，但把电视作为他们唯一的信息来源。与他们进行的社交辩论总是以一句话结束：“您不想回到疯狂的90年代吧？”
国家正在尽其所能确保这一庞大的多数群体不会感到其基于默许协议的安全受到制裁的动摇。当权者的任务是尽可能不让他们看到经济的衰退。
同时，他们还利用宣传将这些人变成爱国者。如果他们在这方面取得成功，俄罗斯将走上一个东北亚国家的道路。

我希望在未来，国籍的概念将不被承认。当然，国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是它在苏芬战争中给了芬兰人力量，也是它给了今天的乌克兰人结成统一战线并反击侵略者的力量。
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如果不是俄罗斯发动了这场战争，我们不会一直去想我们来自哪里，而是会记住我们都只是人类。
就在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收到了儿子从学校发来的图片消息，他在照片里笑得很开心。他说他已经交上了朋友，“一切都很棒”。
未来是有希望的。

无论是精英大学还是普通大学，大学四年，学生能力都出现了明显下降，两者的区别仅是下降速度快慢而已。如果该项研究证明无误，这对于中国本科教育绝对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分析中国学生不受美国名校欢迎原因时说道：这些年看到这么多从国内培养出来的杰出高材生，他们在专业上这么突出，但思维方式那么僵化、偏执，社会交往能力又那么差，除了自己狭窄的专业就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表达自己，让我非常痛心。
大学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哈佛大学的HarryR. Lewis 教授认为，大学教育的本质是帮助学生寻找自我，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使命，而不是培养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临近研究生毕业，周濂对学生们说：
“政治哲学的作用，也许就是给此时此地的人们提供一个想象的空间。希望你们无论在何时何地，在何种时代，甚至即使身处一个向下的时代，也要做一个向上看的人。”

大学后，她一直在打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
“学习，学习，我当时还参加了一个记者团，还参加了学生会，排球队，还得参加英语分级考试，每天都要刷听力，毕业前你得听满200个小时。那时候我们是5点下课，我就跑到计算机房开始刷听力，买一个煎饼或者面包，边听边吃，听完6:30去上晚课，然后8点下课，开个社团的会，写作业，乱七八糟的，然后到11点，熄灯了。对，其实后来我也买了瑜伽垫。（她笑了笑。）我坐在走廊，每天都弄到夜里一两点。我就想，我拼了六年，从本科到研究生再到实习，我真的很累。我为什么要这么拼？”
她决定离开北京，过上一种更为自由的生活。

风哥说，我们要回到现场，因为现场才能给你更多的细节，更多的体验，个人的生命体验。他觉得最重要的，是在当下，我们依然能够尽力去做一些事情。比如去接触不同的人，去交流。哪怕在现场吵得红脸都没有关系。
他说，就像哈维尔的那句话，我们得尽力使自己活在真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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