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報~月刊 ,2026

2025年歲末刊

less reading poisons；台灣人工流產史；消費當下確定性；貪污尋租；財政角度「首戰即終戰」；監控；馬特維丘克；許賢落船；演算法世代；

2cold

Feb 16, 2026 00:00 UTC+8 • 24 min read

本身係諗住真係2025年終刊，結果拖到而家……

less reading poisons

幾有啓發性嘅一篇文章，點解沉迷碎片化、快餐式會毒害一切？回歸原始口語vs書面化，都真係幾make sense。

Put all of digital media’s effects together and you have a recipe for reversing many of literacy’s impacts on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e: Our thinking is becoming less abstract and more narrowly practical; less rational and more emotive; less universalistic and more tribal; less individualistic and more conformist. And this intellectual regression is driving our nation’s democratic decline.

Trump’s conquest of US politics is often ascribed to a reactionary turn in public opinion. But this isn’t necessarily the case. Consider one element of Trump’s illiberalism: his xenophobic nationalism. When he was first elected in 2016, support for slashing immigration had been steadily declining for more than two decades, according to Gallup. Americans did not elect a rabidly restrictionist president in 2016 because they had become more nativist but rather, because the nativist segment of the American public had secured control over a major political party. What changed was the workings of a key democratic institution, not the attitudes of voters.
To be sure, digital media was not irrelevant to the GOP’s transformation. The internet eroded the capacity of the Republican Party’s relatively cosmopolitan elite to gatekeep conservative discourse and thus set the terms of intra-right debate.

I do not like what modern media is doing to my brain, nor what illiberal dogmatists are doing to my country. And like Mir and Garfinkle, I’m tempted to draw a line between the two. It feels true to me that technology is coarsening America’s culture and poisoning its politics. And that sentiment may well reflect reality. But if I wish to be objective, it might also reflect the fact I’m a Twitter-obsessed, millennial writer who’s starting to get old.

well，間唔中都會想停睇社交媒體

台灣人工流產史

吳燕秋的研究告訴我們，雖然大家都很反對墮胎這個說法，但其實大家反對的是「墮」，並不是「胎」，因為在傳統中醫的觀念裡，「胎」其實是一個很中性的名詞。傳統上，比如說《大清律例》，如果墮胎罪要成立，原因是傷害母體而非胎兒。
那在《大清律例》裡面，胎怎麼樣才被視為是生命？就是它要初具人形，所以其實要等到你落產以後，初具人形，它才被視為生命。那怎麼感受到胎呢？誰來界定？以前又沒有子宮超音波，也沒有辦法做任何科學檢測，所以以前是誰來認定呢？就是母親啊。母親感受到胎動的那一刻，胎就成立了。
可是在西方醫學引進台灣之後，就開始有了不同的概念。胎兒為什麼有生命權？比如說受精卵的概念，其實是在醫學的檢測技術上，我們知道它受精、它著床了，是你透過荷爾蒙變化等檢驗出來。現在美國跟歐洲對於人工流產的法律態度走向兩極，歐洲朝向開放，美國轉向限縮。比如美國德州的《心跳法》（Heartbeat Act）。《心跳法》是什麼呢？就是如果你懷孕6週以上，胎兒一旦有了心跳，它就有生命。而且以前是透過《刑法》來罪罰化，那美國的做法是任何人都可以主張民事訴訟，所以訴訟打起來就是沒完沒了，什麼人都可以告。
在所謂胎的生命權上，你可以看到一個歷史觀點的演進。那在法律上面呢？吳燕秋會告訴你，你以為傳統很落後嗎？其實傳統不見得有我們想像得那麼落後，因為在傳統中國法的系譜裡，其實它是主張母體優先。從《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國法律史》的例子可以看到，雖然以前的法律會有一些「法不入家門」等規定，但它是「母體優先」，優先保障母親的生命安全，不會直接處罰母親。
可是在日本的近代刑法引進台灣之後，墮胎罪開始成立。法律懲罰誰？法律懲罰的是選擇墮胎的女性。戰後的《中華民國刑法》就繼承了這套系統，《中華民國刑法》比日本刑法又多了一個是什麼呢？就是它雙罰：既懲罰墮胎的女性，也懲罰幫助女性墮胎的人，就是「加工墮胎罪」。

都真係冇諗到會係噉，先進國家未必樣樣好，幾時都要橫向同縱向對比過先知點樣最好

吳燕秋就是從歷史的觀點告訴我們，你如果把胎兒的生命權跟女性的生育自主權當成一個哲學問題、道德問題、價值問題討論，你可以選擇各自的立場；但如果我們從歷史的角度切入，你可以看到很多跟我們原本想像不同的事情。
吳燕秋除了在這兩個觀點之間拔河，賦予歷史的觀點之外，她也告訴你，其實事情從來都不是我們想像得那麼簡單、從來都不是只有女人跟她的子宮之間的關係而已。
還有什麼呢？有國家父權，有法律跟政策；有家庭父權，有家父長的同意制，涉及到你的父親、你的丈夫，對這件事情是不是有法律上的權利；有醫療上面的權利⋯⋯我們以為女性可以做選擇，可是在我們選擇之前，其實被加諸了層層限制，你的子宮從來都不是你的子宮，它被很多的人事物共同監管著。

現實層面確實受到太多限制，要修訂法、變觀念、改制度

這件事情不應該那麼痛苦，當然它有痛苦的一面，但無論痛苦或者並不痛苦，我們都需要有一個好好說話的環境，而你旁邊的人也願意聽你說。我們要有制度性的支持，我們要有好的政策，我們要有健康的社會。

沉默最痛苦

最後，我想跟大家分享最近學生給我的回饋。我在大學開性別史的課，有學生跟我說：「老師，我覺得讀性別史，有一種歷史的驚奇和痛苦。」他們覺得「天啊，怎麼這些事情我以前從來都不知道？」可是驚奇之餘，同時又感到痛苦。因為有些事情不知道其實比較快樂。
比如男性可能回去就想：「我是不是應該要支持或反對（人工流產）配偶同意權？」你會開始檢視和反思很多事情。有一個男學生跟我說，對於歷史的驚奇與痛苦，他難以平衡。對於女性主義，他也不是很確定作為一名生理男性，他究竟能夠成為一位女性主義者到什麼程度。
於是我說：「忘掉女性主義吧！把這種為了他人而痛苦的感受留下來，這是因為我們還能感到疼痛。這表示你心中還有善良，像我現在就不太容易感到痛苦了。」希望閱讀到本文的大家能夠記住一位女學者的名字，還有閱讀這一段女性歷史的過程中，帶給你們的驚奇跟痛苦。

無知嘅快樂，係知道咗之後所回不到嘅過去，但再痛苦都好，心甘命抵，世界要前進，就要有人承受同銘記歷史真相

消費當下確定性

埃森哲在《中国消费者洞察》中，从心理层面给出了一个解释：与 2021 年相比，2025 年人们明显更看重“健康”和“财富”，而对事业、爱情、个人成长等长期目标的关注度整体下降。消费的重心，正在从“向上够”，转向“先稳住”，从改善式消费，转向防御型消费。

活在當下可能成爲當代嘅註解，大概都係因爲個人實在都睇唔到長期會係點樣一種光明有希望嘅未來

许多瓶装水的主语从“口味名词”变成了大量“动词”——补水、补盐、补维生素、补电解质。过去是熬夜、加班、运动才喝，现在是顺手拿一瓶。2015 年，人均每年喝 4 瓶功能饮料；到去年，这一数字接近 10 瓶。
2025年，功能饮料在所有饮料中增速排名前列。不见得是功能饮料变得更好喝了，而是累变成了一种常态。
这与无糖茶的崛起看似方向相反（一个做加法，一个做减法），实则共享同一逻辑——饮料的功能性压倒享乐性。无糖茶追求"水替"（替代饮水），功能饮料追求"补剂化"，都在将"喝"这个行为从感官体验转向效率工具。

同埋都係隨時享樂嘅一種？真正嘅奢侈品好難買到，所以不如整支奢侈一啲嘅飲料？攰嘅話就好似沒有樂趣活着嘅感覺？sad but true，我諗都真係好少可會再諗究竟意義乜乜之類嘅嘢，唔會完全冇嘅，至少去書店睇書時都仲有同好，只係我諗，究竟有幾多人仲有時間精力去思考呢？

回看 2025 年，并不是人们变穷了。同一时间，拼好饭扩张、短剧爆发、即时零售加速，金条投资、IP 潮玩、高端金饰仍有人买单。
总量仍在增长，但动力已经发生转移——更多来自政策托底、数量对冲价格下行、渠道迁移与消费场景的重新组织，而不是基于稳定预期的自发扩张。储蓄意愿上升、信心长期处在低位，使得“花钱”本身变成了一件需要反复权衡的事。
2025年的消费图景，是一种系统性收缩——收缩的不是支出，而是预期；不是需求，而是信任。从个体的视角看，2025 年的消费，更像是：在价格偏弱、预期偏弱的背景下，消费者用更谨慎的方式，转向防御型的消费，这种转向的核心诉求：确定性。
当消费不再为"明天"投资，整个经济体的风险偏好将系统性下移。确定性未必意味着更高品质，也未必意味着更好的体验，而是一个更朴素的目标——结果可控、风险可退、成本可算。
消费现在是一种管理当下风险的方式。它不再轻易为更好的明天提前下注，而是更愿意为今天的确定性付费。

貪污尋租

由諾獎得主Abhijit Banerjee及他的兩位合作者Sendhil Mullainathan與瑞瑪·漢娜（Rema Hanna），則在一篇叫〈貪腐〉（"Corruption")的學術文章，發展了一套從「政府委託-官僚代理」的代理人模型，來理解為何某些政府職能，如水利、招標、發放駕照，特別容易形成貪腐。
一言以蔽之，這些地方「油水」特別多，這邊的油水，在經濟學裡可稱於「租（Rent)」，官僚在這些地方撈取油水，在經濟學的術語裡便稱之於「尋租」。

他們的研究發現，當政府想要創造某種資源分配機制來達到某種社會福利，而這分配機制與市場邏輯大幅矛盾時，就會創造官僚可以「尋租」的空間。
換言之，貪腐是政府試圖解決特定經濟問題時，不可避免產生的結構性副產品，當國家介入某種分配機制，想為無法付費的人提供服務，或是試圖排除不合資格的對象時，當這種「分配」跟「排除」的邏輯與「私人付費」的邏輯衝突時，官僚便有了收取賄賂的尋租空間。

原來可以噉解讀，諗下都幾有道理

貪腐來自於油水（沒油水的事大家多半不想做），而油水帶來尋租，尋租的空間則來自於政府的分配邏輯，與市場「價高者得」的邏輯有所衝突。而為了減少了這種衝突，管制跟繁文縟節便可能隨之而來，但這些管制作為雞毛，又可能變成基層官員的令箭。提高民眾違規的罰金，在已經被貪腐扭曲的結構裡，油水可能反而變多。高層官僚下凡來努力肅貪，底層官員卻可能出於「自肅」所以反而使得政府採購更為低效，而貪腐達到一種深層政治結構，可以會像昔日的南印度水利系統，肥缺可以買賣，各種油水更是待價而沽之。
世界各國重度「貪腐」之下，肅貪或官僚改革，多半具有「不改則死，一改就爆炸」的均衡性質，使得各個發展中國家處理腐敗變得更為困難。
從本文提到的例子來看，只有烏干達透過媒體監督，也就是「第四權」模式，才有實質減少補助金「神秘消失」的情況，這也與世界各國減少貪腐的經驗相幅。然而，能有效監督政府的媒體市場，恐怕比正常運作的政府，更加可遇而不可求（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看筆者對美國報業如何興起的文章）。是為記。

財政角度「首戰即終戰」

「首戰即終戰」對於侵略方不易實施，在於「侵略戰爭」包含了佔領的部份，如果不能找有效的佔領方法，打得雖快，但佔領（或善後）得慢，時間一拖反而非常花錢，美國近年的戰爭差不多這德性，轟得快，但善後非常貴，讓國會非常不耐煩。

第一，就是「首戰即終戰」在戰爭上對於侵略國的划算，大底跟被侵略國多願意配合榨取有關，有多多官員願意當敵國同路人？這是侵略國的第一個問題。二，就是出乎大家意料的，對被侵略國來說，有時候和平協議本身比反抗本身的代價還要高昂，尤其當對方吃定你不會反抗的時候。我們也可以斥責蔣介石抗戰，為何不把華北、華中、華南都切給日本就好了？但我想那些認為蔣介石是民族英雄的人，真的要回頭去想想什麼是「抗戰精神」，特別是當蔣介石要在「被蠶食」跟「跟鯨吞」兩種困境做出選擇。

所以其實冇得揀，但直接投降就真係任人魚肉，而家嘅烏克蘭都係噉

監控

監視監控盛世，似乎明住監控環衛工人做嘢都仲好啲？？？比起不知不覺咩都睇晒。噉樣比都真係兩嚿屎比較嘅感覺……

馬特維丘克

這正是你我都深知的那個道理：所有的努力都很重要。我們的生命很短暫，可能看不到自己工作的成果；因為生命對我們而言意義重大，但對歷史來說甚至不及一秒。然而，所有努力依然重要。這就是歷史教給我們的事。

基本上都係食緊前人努力嘅成果，所以爲咗更好嘅將來，去保護同完善民主

有些人可能很天真，以為只要投降就沒事了，或許認為：「戰爭太可怕，接受占領雖然不合法，但至少比較不痛苦吧？」錯了，占領並不會減少人類的痛苦，它只會讓痛苦變得不可見，甚至更加殘酷──占領往往不是痛苦的終點，而是開始。
我想再說一次：以烏克蘭為例，即便是那些自以為自己從不談政治、不主張民主人權、所以認為自己沒理由被戰爭罪波及的人，他們最終的結局，也都死在俄軍占領區的酷刑地下室裡。這非常悲哀，但我理解人性：在面對危險現實之際，感到恐懼，是合理的人類本能。
然而在感到恐懼時，我們仍可以有不同的策略，首先該做的就是果斷行動，但這總是知易行難，因為人們還是會怕、不情願離開舒適圈，所以不願採取行動改變現況。

所以要自己掌握命運，自己行動起身

那是我的同行、烏克蘭記者羅什奇娜。她相信真相能改變世界。我不認為她天真。我至今仍相信，真相可以讓世界變得更好。
報：朋友死去、戰火無情、每天都有空襲，但這4年妳從未停下。為什麼能在戰爭與死亡的風險下持續工作？
馬：因為我明白，「奮鬥」（struggle）是人類最有效的生存策略。
奮鬥，會給你活下去的機會。

戰地記者真係好崇高嘅職業，我都堅信真相會令世界變得更好

許賢落船

許賢從未奢想過自己會成為職業足球員，但他以另一種形式，將足球視為職業：「我想跟我對香港是有一份歸屬感有些關係，而這個歸屬感的呈現，可能有時就是透過將 commitment 放在香港足球上，因為你放commitment 去其他地方，可能未必持續到，例如你放 commitment去政治，可能它會令你失望居多，或者都已經不能再放了。但足球好像還是一種，你可以繼續投放心力，然後它就算⋯⋯其實也不講回報了，反而是，怎麼說呢？放在香港來說，它沒有要你受到傷害已經很好。」
「譬如你放在其他範疇，例如政治，我想你是有機會倒蝕的，是嘛？」許賢尷尬一笑：「但足球呢，譬如你很想將足球商業化，最後你做不到，你起碼還可以落街踢兩下波，起碼可以出一身汗，所以它值得你比心機（用心）。」

sad but true，唔受傷害都已經好好

當然，這股史無前例的本地足球熱潮，多少來自許賢說的那份無處投放的歸屬感，他感慨說：「其他複雜一些的事情，好像搞極都是一頭煙，例如政治、經濟，但是足球看起來簡單得多，就是廿二個人追住一個波，尤其是在民生、政治、經濟，大家都那麼難去消化的時候，體育是一種相對容易消化的東西，就會是大家想放 commitment 想有多一點回報的地方。」

「我一開始踢足球，都是很喜歡扭波的，但之後發現，可能我本身就不是一個很有入球天份的人，我覺得我天生、我的原廠設定，就是害怕跟人起爭執的，所以我逐漸就不喜歡扭波過人了，反而可以傳球到一些別人想不到的位置，會有更大滿足感。」
當然，聽著都隱約猜到，許賢兜了個圈，其實想說另一件不太容易對人坦白的事：「用來比喻人生，就像是，譬如我在表演、我在拍片，我就要令觀眾覺得，我很好看，我要你覺得我值錢，我要你課金給我，但這一點我是有一點迴避，因為我覺得太泥漿摔角了。或者對我來說，這些事情太 aggressive，反而我會想，不如我就好好的放在那裡，你想看就看，不看罷就。」
「或者我就開始變成在乎這一場球賽，而不是想去挑戰面前的對手。」他忽然說。

演算法世代

對於演算法理解越多的年輕人，反而越是不願在社群上糾正錯誤訊息，也更少主動尋找不同觀點。美國東北大學（Northeastern University）傳播研究與新聞學助理教授Myojung Chung提出「演算法憤世嫉俗」（algorithmic cynicism）的概念，即面對龐大且以利潤為導向的注意力機器，個人的行動看似微不足道。
Chung指出，這不只是簡單的冷漠，而是一種文化性的癱瘓。當你覺得遊戲規則被寫死，何必還要努力？
Chung認為，憤世嫉俗的代價極高。一旦年輕人理解自己被操弄，卻覺得無能為力，公共領域便會失去最關鍵的參與者，而民主社會也會因而失去支持其運作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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