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報~月刊 ,2022

2022年9月下刊

冇肉嘅未來；照顧者成「殺人犯」；《數位中介服務法》；惡意不實資訊；曹興誠；Social Media；候選人犯罪前科；中國記者；監控國家；約會提案；Iran protests；冇犯法認罪；方仲賢；Greta Thunberg；posture when taking pills；論文案；Writing；Japanese Care；Queen death；徐永昌；

2cold

Sep 25, 2022 21:00 UTC+8 • 74 min read

as I said, 唔想再講咁多關於大陸嘅事，所以會多啲睇下港、台嘅情況

根據人類學家和科學家的說法，人類在舊石器時代就開始吃肉了。因為肉，人類作為物種能夠遷出非洲並散布全世界；也因為肉，我們成為了社交動物，建立了語言﹑社群，然後是文明。憑著因為吃肉而急速進化的大腦，我們站到了食物鏈的最頂端，贏過了非洲草原上比我們更強壯﹑更會獵食的各種天敵。

我們自小得到的各種文化暗示，都指向「肉是男人的食物」。美國人辦家庭烤肉派對的時候，家中的男性總是當上烤肉﹑分肉的那個角色，還有個語帶雙關的說法：「man the grill」。根據一個2018年的研究，只有不足兩成的美國女性是家中的「烤肉主廚」。芝大著名人類學家Richard Shweder在一篇叫《男人為甚麼要烤肉》的論文中指出，在人類由獵食社會進化到農耕社會時，就展開了一種男主外女主內，男人負責肉食，女人負責種菜的性別分工。而肉也是在公共生活中排除女性的象徵符號：在香港新界的原居民村落，春秋二祭後族中長老（即「太公」）會分配燒豬肉，但只分給年滿六十歲的年長男丁，以及之前一年出生的男嬰。豬肉代表宗族祖先的庇祐，也代表村內權力的分配；雖然已離村的男丁也能分到豬肉，但村裡的女性卻只能吃到「白肉」，即沒有燒的豬肉。狩獵社會的儀式，經過二百萬年，仍在現代社會找得到。

肉類跟男性氣質的關係根深蒂固，以至選擇吃素的男人會被視為不能上戰場的「娘娘腔」，因此肉食也同時合理化了戰爭的殘酷，強化了男性﹑肉食和暴力的循環。不過有趣的是，雖然人類相信吃肉能壯雄風，科學卻指出現代加工肉類能令男性精子減少，以至過去四十年，男性精子平均數量一直在下降。

而在人類社會大部份時期，肉食也一直是階級的符號。《禮記．王制》裡寫道：「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在古代，吃甚麼肉都有等級之分，而普通人，也即是絕大部份人－－日常飲食就是菜蔬，肉食是很可能一生都吃不上的奢侈品。

傅爾（Jonathan Safrar Foer）在《噬食動物》（Eating Animals）裡就說，食的文化是社交行為，我們吃甚麼，跟誰吃，所有的氣味﹑味道﹑父母或祖父母在廚房裡切肉炒菜的聲音－－全部都深嵌在我們的文化基因裡。自人類有社群，有篝火和「圍爐取暖」的傳統起，就是靠著說故事（storytelling）來維繫人際紐帶，傳達包括愛和恨的所有訊息的。那些故事成為我們的記憶，而記憶也正是我們身份認同的來源。這可能是人造肉最難跨過的一道難關。

早在2006年，聯合國糧農署就在正式報告這樣寫了：「從簡單的數字上來看，牲畜供應的食物比牠們消耗的要少得多。」同一份報告中指出，牲畜提供的蛋白質有5千8百萬噸，但－－牠們吃了的蛋白質達到7千7百萬噸。

肉食工廠為了防止在極度擠逼，幾乎沒有活動空間的活雞養殖場發生大型感染，又為了令動物在「應該長肉」的地方（例如腿）長肉，經常在動物身上用上極大量抗生素（antibiotics）。在美國，百分之八十的抗生素是使用在工業動物，而不是人類身上。而人類吃下這些長期使用抗生素的雞，結果就是對抗生素產生抗藥性－－美國疾控中心（CDC）就警告：每15分鐘，就有一個美國人因抗生素無法有效對抗的疾病而死。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亦在2012年宣布嚴格管理肉食工廠濫用抗生素；聯合國的報告也指出，如果我們現在不改變肉食濫用抗生素的問題，到了2050年，每年就有千萬人死於抗生素原本能夠醫治的疾病。除此以外，過量食肉引起的心血管疾病和癌症風險，還有社會提供醫保的成本，也沒有被納入肉價考慮中。

這項由卡奈基梅隆大學的學者撰寫的研究，還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一點：少油少糖維持公共健康，跟環保很可能是互相矛盾的。要少吃牛油和肉類但同時維持營養攝取，就一定要更多吃奶製品和蔬菜，但以每卡路里計，這些食物的碳排放並不少－－未必就完全能代替肉類。況且肉不是唯一對生態有重大影響的食物，發達國家人們每天吃喝的咖啡﹑巧克力和糖果，都在大幅減少雨林面積，同樣對於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變化有重大影響。如果不吃肉類，卻從其他高排放的食物攝取營養，未必就真的對減排有多大作用。

在肉食工場，肉雞在達到足磅應市的重量後，就會從擠逼的籠子被送到屠場，被浸到水中集體電暈後再被割喉。在美國的一般屠場，工人在一小時內就能用這種方法殺上千隻雞。然後雞的內臟和腸子會被掏空，雞腿被拔掉，屠體被洗淨後再化驗（保證沒有沙門氏菌之類的病菌）﹑冷藏。最後，在肉食包裝工場，雞的屠體會被分成雞翅膀﹑雞搥﹑雞腿肉﹑雞胸肉－－包裝工人根據大型超級市場的規格，把雞的身體部份分裝成大包小包，然後送到我們熟悉的，乾淨﹑現代化﹑方便的超級市場，讓我們悠閒地推著購物車選購。我們沒有少殺動物，真要說起來，在美的苗族人還奉行著多菜少肉的傳統－－只是現代社會容許我們不參與養殖和屠殺動物的過程，並且能夠在吃著動物的皮肉時，完全不需要想到自己在吃動物。

在傳統的小型農場，動物的福祉跟牠們的產能是掛勾的－－健康的母雞會產的雞蛋更多，健康的豬長得更肥美。伊姆霍夫指出，現代肉食工業的問題，是把「產能」與動物福祉完全脫勾了。為了讓母雞下更多蛋，養雞場一天到晚都亮著燈模擬白天；為了縮減成本和增加產能，餵給草食動物的飼料不時還混了報紙﹑肉製品﹑以及其他動物的糞便。在虐待動物的同時，鄉村社群在肉食工業的產能壓力下也分崩離析，大型肉食廠商為利潤加快垂直整合，代表小型家庭農場再也沒有生存的空間。

那些無疑不單單是肉食工業的問題。我們用的電子產品很可能是血汗工廠生產的，每天吃的雪糕﹑薯片﹑糖果，都可能含有棕櫚油，而棕櫚油的過量採集，正在令東南亞的雨林大片大片地消失。社會學家和地理學家可以舉大量類似例子，並侃侃而談全球資本主義之惡，而他們一點都沒有錯：但唯有現代肉食工業，是長期以一種系統性的手段，將大量生命長期置於極不人道的惡劣環境，且每天屠宰量數以億計。肉食工業不止定義了甚麼是動物，更重要的是，它定義了甚麼是人類：畢竟這部進行大規模屠殺的，幾乎自動運作永不停歇的機器，正是號稱「唯一會因為良心而拒食」的動物－－你和我－－創造出來的。

在人類歷史上，牲畜的地位一直都很模糊。到了工業革命以後，隨著科學和科技的急速發展，動物愈發被視為資源﹑工具和機械。在現代工具理性把科學思維從人的想像和意欲中解放出來時，同時也令人類對動物的生命愈來愈冷酷；不能在人身上做的醫學實驗，可以在沒有麻醉藥的情況下對動物進行，因為－－正如米德莉所言，當時的科學家認為動物是沒有靈魂的機器，即使牠們尖叫﹑呻吟，也不代表牠們真的能夠感受到痛苦。「科學客觀性」大大提升了人類的生產力，但追求產能和利潤這些新的目的，卻也是在犧牲其他物種的前提下達成的。

我們對待動物如此暴力﹑殘忍，反映的遠遠不止是物種歧視（speciesism），還有我們對於非我族類的態度。也許正如亞當斯所言，我們的確吃得起肉了，但付出的代價，也許不止環境﹑健康，還有對動物，甚至其他人類－－負上道德責任的能力。現代社會賦予我們的自由，體現在我們能輕易逃避良心的質疑上：只要拿走豬頭就好了。

慢慢的，他找到方法形容發病的感受：「（抑鬱）是一條被人扭到盡的毛巾，一滴水都扭不出來......整個人是，」他斟酌一下用詞，「是呼吸困難。」

到李家輝長大，媽媽就經常因為肺炎進出醫院。當時他常常往外跑，懷疑是自己把病毒帶回家，於是之後出街都戴上口罩。這一舉動在出事後，卻意外成為令人生疑的負面印象。「記得有一篇報導訪問我一個鄰居，說我經常戴口罩，覺得我怪怪的。」

除了讓她好過，李家輝別無所求。他一天跑兩趟醫院，拿着病歷到各私家醫生叩門問病因，又把媽媽送進私家醫院休養，11個晚上花了超過11萬港元。實在吃不消了，轉移月費3、4萬的頤養院，住過一個月，再慢慢轉到便宜一點的私營安老院。他天天去探望，可才住了4天，覺得環境還是不行、護士沒有禮貌，錢不要也罷了。他把媽媽帶回家。

「太太不在了，你有沒有好過一點？」「好，我自己好過！（被捕後）去警局阿Sir同我錄口供，同我有講有笑。」事發後，他一直神色輕鬆。
一個警官訝異，問他為什麼好像沒事一樣？「我說，我老婆上了神枱、搞掂了（事情解決了），家又散了，我沒有牽掛，」黃國萬47歲時，曾有一名兒子；後來兒子患病，在24歲時自殺去世。
他曾經寫過3封遺書，打算殺妻後自殺，但最後還是決定負責。他說，「心甘命抵，我還有什麼呢？」

在公立門診，病人從預約到看症，時間從來都是一個明顯的限制。目前，精神科門診新症的輪候時間最快要4個月。而終於等到看診，黃宗顯直不諱言，每個病人大多只得3到5分鐘時間——即便病人情況已經有很大變化，在倉促的會面時間，醫生也很難察覺病人的真正需要。
李家輝也不是沒有信過醫生。他說，基本見醫生3次面，就已經講完自己的事，「能幫到的，早就幫到了。」他厭倦不斷重覆無用的講述，對系統早早失去信心。慢慢地，就跟黃國萬一樣，把公共資源的缺失，都成了自己扛的責任。

事實上，他甚至也不想出來。對他來說，出獄不過是回到一個更大的監獄，只是有那麼多一點的自由，「你喜歡吃什麼可以自己去買，衣服自己洗。」可人到八旬，他已經不覺得這種自由很重要，「我（腳痛）不走得多遠，又沒錢。」

一次，黃國萬跟「成班冤鬼（同囚的人）」開了個會，討論主題是：「由陰間回到陽間，他們的生活、際遇會是怎樣」——他把監獄形容成「陰間」，進去的人都成了「鬼」。
「首先，我們在陰間上來叫做『監躉』：沒有人會跟你聊天、沒有人招呼你，」濃縮成一句話：「你只有自生自滅。」
結果回到在陽間，「跟我開會時聊的一模一樣。」在裏面的日子過很悶，黃國萬喜歡找人聊天，有時候連警官都不放過。但牆內牆外兩個世界，一隻鬼回到陽間來，黃國萬說，就是「人鬼殊途」。出來以後，來找他只有社工記者，還有張超雄。

張超雄在2004年首入立法會，因為弱勢社群不被看見，從新移民、殘疾智障人士到安老議題，他講足16年。但情況未變，香港政治已大變。連自己這麼温和也要入獄，衡量過風險與時勢，加上人已65歲，家中還有需要全天候照顧的嚴重智障女兒，他無法不選擇離開。
使命未竟全功，張超雄一直感到遺憾。但他覺得，社會上每個人都可以幫忙推動——隨着人們開始老去，越來越多人負起照顧者的角色，「當他們有這個需要和想法，他們就可以出來。」
然而在社會層面上，這會遇上兩個困難。第一，那是一段不愉快的經歷，並不是每個人都願意再拿出來談。第二，身處在急速的社會，它會趕你跟上節奏，壓縮人們的悲傷。張超雄說，香港是一個「求生」的社會。人一旦脫離受苦的狀況，時間會慢慢讓人忘記當初的感受，「只有在當中，你才會明白安樂死對那個人是多麼重要。」
所以回過頭來，他覺得在政策層面，仍然有人「揼石仔」（漫長而默默去做）還是很重要的。但在新時代的政治下，「我們對政府還會有期望嗎？對立法會還有什麼期望？」他問。

「英雄的意思，是做了些好的事，而在這事情上（殺妻）是得不到任何外界的理解。」
李家輝解釋，當時黃國萬太太年紀已經很大，康復的機會很微，所承受辛苦是「完全無謂」（沒意義）。可是太太變成這樣，並不是黃國萬的責任，他大可以放手不理。「但是他Take了（承受了）。」
同一個交叉點，不斷放在照顧者們的眼前，迫着他們選。在撰寫報告時，精神科醫生徑直問李家輝：「有沒有想過，任由媽媽自然受苦下去？」他當時答：「那我還是人嗎？」
「大家會覺得我沒有權做這件事，但如果我因為沒有權而不去做，那最後Suffer的就是我媽咪。」

正值台灣推《數位中介服務法》，就嚟睇下點樣分析

但事實上，歐美類似法規通過後，並沒有真的管理到這些平台，只是讓Google這類大公司準備一筆罰金，當作變相被政府抽稅而已。

但是台灣仍然是一個民主的國家，在草案推出、甚至根本還沒經過立法院審理，就已經引起這麼多的討論，甚至造成進度的推遲，就表示人民的抵抗仍然有作用。拿政府預算生存的國家音樂廳昨天還上傳了諷刺數位中介服務法的內容，顯見公務體系內討生活的人仍然有著民主國家該有的風骨。
我認為，針對數位中介法的正反面討論都是沒問題的，但不需要說的像是台灣已經跟對岸沒什麼兩樣。我們差的可多了。

大型網路平台已經深入我們每個人的生活，成為一隻權力巨獸；若能有限度地引進國家的權力，透過行政與司法的管制以及個人的三方協力，其實更有機會建構一個更好的網路環境，這才是此時討論《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的初衷。

當訊息透過網路，可以更快更未經修飾的面貌傳遞到受眾面前時，其實已經打破了昔日的媒體守門概念，網路平台的監管也成為全世界民主社會所共同面對的新課題。時至今日，網路不是「該不該管」的問題，而是「怎麼管」的問題。《數位中介服務法》試著處理這些價值衝突，只是討論的開端，別用互貼標籤的方式抹煞這些努力。

簡單啲嚟講，就係 social media 發展得太快，雖然話用户喺平台上呢個由相關公司管理嘅私人領域係要遵循自己已經同意咗嘅用户須知同協議，同自由言論冇任何關係；不過，規範化、透明化都係一個需要去做嘅方向，所以法律都應該跟住時代嘅發展嚟完善

關鍵發現：
1. 儘管人們通常認為資訊的來源會影響其可信度，但當我們將立場不同的資訊與不同資訊來源隨機配對後發現：人們傾向相信立場與其接近的資訊，而對資訊來源的偏好則沒有顯著相關。
2. 當資訊越能激起人們的負面感受（如：生氣、難過……等等），它就越容易被相信。不過，這個關係只存在於口耳相傳的消息，當資訊被社會廣泛討論，就與個人的政治立場較有關係。
3. 若將資訊分為理性與煽情兩種寫作風格，人們傾向相信看起來理性的資訊。
4. 綜上所述，看似理性、實際上引起負面情緒、又與讀者政治立場一致的資訊，最容易被相信。也因此，符合上述特質的惡意不實資訊可能造成更廣泛的影響，值得事實查核組織、記者與各界更多的關注。

許多關於不實資訊的研究認為，人們會被「騙」是因為他們不夠認真的閱讀訊息，也因此這些研究提倡推廣分析性思考（analytical thinking）來對抗不實資訊。確實，假訊息、不實資訊可能存在內在的邏輯矛盾或與事實不符，理性思維與資訊素養能夠有效幫助民眾辨別這些錯誤。但惡意不實資訊、陰謀論卻可能是經過精細的設計，或充斥無法證偽的內容，分析性思考並不一定能有效幫助民眾免於這類資訊的影響。

看到他們中共的官員，基本上在一個極權體制之下，非常地謹言慎行，他不跟你講什麼真話，碰到什麼問題他就閃避。
比方說我問曾慶紅，我說：「你們怎麼樣看中華民國？」他不講話，我就追問，我說你們是不是把中華民國當成已經滅亡了。他說我們一般是這個看法，我說那就麻煩了，滅亡就是鬼啊，人鬼殊途、陰陽永隔，請問你怎麼統一呢？只算騙鬼啊，所以現在你們就是每天想騙鬼，什麼「一國兩制」，什麼「兩岸同胞血濃於水」，那就是騙鬼。所以他們的政策很簡單就是騙鬼、招魂、收屍、入殮，釘到「一國兩制」的棺材裡面，這是他的政策。

台商都很精啊，每個人在那邊都會算。民主社會就是這樣，民主社會每個人的獨立思考，資訊很透明。你自己判斷。他一定是說，我為什麼留在那邊，是因為，我感覺我得到的比失掉的還多，或者有人說我賺錢，不講話就好了，我做乖乖順民就好了。然後哪一天突然把你門封起來了，不讓你出門了，他就知道做順民原來很慘。可是隨便他，每個人都有選擇，所以你說台商該不該擔心，我不知道，比方說像演藝人員，那邊市場大，你不得不去巴結他。

我不會反目成仇，因為在我看起來其實很多人文明程度不夠，因為思考太少，念書太少，文明程度不夠，那也沒辦法的。所以這中間我就講，區別文化跟文明是很重要的。什麼叫文化？很簡單，講就是生活習慣，像我們講同樣語言，那個就是文化。可是文明不一樣，你對真有多少堅持、你對善有多少堅持、你對美有多少堅持，這就不一樣了。

「護國神山」是你要有勇氣抵抗侵略，你心目中的勇氣才是「護國神山」，靠一個公司、工廠做「護國神山」，被炸掉怎麼辦？不能這樣子，不能老是靠什麼東西當「護國神山」。

這個問題也很有趣，就是中國文化裡面的官本位。任何人說我是曹興誠，總要給你加個官銜、職銜，不然你這個人就沒有地位。我每次跟人家講，我跟聯電沒有關係，不要給我講這個聯電榮譽董事長。現在說聯電把我開除了，其實也沒有這回事。他們又說我是聯電創辦人，我說我也不是創辦人。沒辦法，大家就是官本位，你也看到中國文化裡面有很多很不理性、很不現代的東西，從我的職銜上就可以看得出來。

Haidt continued, “It’s only after you break it up into lots of answerable questions that you see where the complexity lies.”

“A lot of the stories out there are just wrong,” he told me. “The political echo chamber has been massively overstated. Maybe it’s three to five per cent of people who are properly in an echo chamber.”

“Stepping outside your echo chamber is supposed to make you moderate, but maybe it makes you more extreme,” Bail said. The research is inchoate and ongoing, and it’s difficult to say anything on the topic with absolute certainty. But this was, in part, Bail’s point: we ought to be less sure about the particular impacts of social media.

But Gentzkow reminded me that his conclusions, including that Facebook may slightly increase polarization, had to be heavily qualified: “From other kinds of evidence, I think there’s reason to think social media is not the main driver of increasing polarization over the long haul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ost-Babel era, what matters is not the average but the dynamics, the contagion, the exponential amplification,” he said. “Small things can grow very quickly, so arguments that Russian disinformation didn’t matter are like covid arguments that people coming in from China didn’t have contact with a lot of people.” Given the transformative effects of social media, Haidt insisted, it was important to act now, even in the absence of dispositive evidence. “Academic debates play out over decades and are often never resolved, whereas the social-media environment changes year by year,” he said. “We don’t have the luxury of waiting around five or ten years for literature reviews.”

he thinks that we should end closed primaries and that children should be given wide latitude for unsupervised play. His recommendations for social-media reform are, for the most part, uncontroversial: he believes that preteens shouldn’t be on Instagram and that platforms should share their data with outside researchers—proposals that are both likely to be beneficial and not very costly.

呢啲就係真正嘅民主吖！其實本來就應該係噉，全透明嘅情況下，就應該所有嘢都清清楚楚，選民可以更瞭解自己區嘅候選人

是李光耀給了他們支持下去的希望，並且為他們示範了一條最重要的權力法則：

對付反對者，使用法律比暴力更加有效。

有了這一條法寶之後，他們的政府在表面上可以維持完美的和諧，甚至民主的形象，同時用「維護公共秩序」作為藉口，以選擇性執法(例如查水表)來壓制搗蛋者和不同意見的人。

李光耀對於民主國家的貢獻，則在於精確地指出西方國家始終不願意面對的「民主制度為什麼會失敗」。在1992年一場對香港大學的演講中，李光耀回覆當時港督彭定康的提問，他提出了發人深省的觀察：

我從不相信民主會帶來進步，我認為民主只會帶來退步。我年復一年看到這種情況發生。每兩年我會和英聯邦的首腦們會晤，這種退步本來可以不用發生。

英國在統治這些殖民地的時候從來不推行一人一票，它的一人指的是英國總督一人，一票指的是英國殖民政府一票。公使或總督的話就是法律。有時低階殖民地地方官員的話就是地方法律。

美國對於宣揚民主和人權有一種不一般的熱忱，這直接導致了蘇聯的倒台，但這會導致一種錯誤的認知，認為對於歐洲社會有用的民主制度，和在韓國與台灣勉強適用的民主制度，可以普世的套用在其他不同國情的國家身上。

什麼才是一個好的政府？好的政府是人民的托管者，不管你是總統或者君主，但無論如何不會是短期的上台者。短期的執政者只會趁機為自己謀取個人利益，這種情況在好多國家都出現。

所以呢，如果你問我對於去殖民地化的民主進程的看法，我認為現實是殘酷的。因為西方的政治學者們從來沒有在這些社會居住過，他們並不了解這些地方需要的是經濟的發展進步，和大批的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階級，這樣才可以支撐維繫起一個民主社會。當你有六七成的民眾受過良好教育，他們知道什麼可行什麼不可行，那一人一票才是有意義的。

well……我個人始終都唔係幾認可，如何可以將希望放喺以後進步咗之後當權者願意放權呢？

拜登是一個好的托管者嗎？我們看到塔利班又回到了阿富汗，北約東擴促成俄烏戰爭並且最後變成通貨膨脹，還使民主黨的能源政策完全破功。斐洛西是一個好的托管者嗎？她給台灣帶來了(不是免費的)45億美金軍事援助，中共飛彈軍演和海峽中線的消失，農產食品被禁止銷陸，再加上中共收回對台「高度自治」和「保證不派解放軍駐台」的承諾。澤倫斯基是一個好的托管者嗎？他把烏克蘭帶進了殘酷的戰爭。蔡英文是一個好的托管者嗎？她清楚明白地說出我總統幹到2024。同時，台灣的執政者似乎越來越頻繁地祭出「對付反對者，使用法律比暴力更加有效」這條獨裁金律－－我們應該很快看到《數位中介法》被強行通過－－因為他們恐怕別無選擇。

interesting，算搞笑，唔想講嘢

研究科技问题的学者发现，人类喜欢给电脑化的设备赋予能动性（agency）。科技人类学家露西·萨奇曼（Lucy Suchman）认为，这一倾向与电脑的“内部不透明和行为难预料”有关。
正如社会学家谢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观察到的，如果电动玩具不按前后一致的可预期方式行动，孩子就常会把玩具拟人化，并跟她说“一个东西如果会作弊，那肯定是活的”。特克尔认为，特定机器对用户的吸引力大小，直接与它展现出的不可预测性和活物感相关。
而老虎机本身就向用户展现运气，它与电脑技术结合，就成了格外有魅惑性的联盟。这些数字赌博机既是程序的设定，同时又表现得反复无常，吸引力有增无减。

赌博机器编程大师约翰·罗比逊写道：“我们不是直接取用随机数资源，而是加入了一个中间步骤，在这个中间步骤中，你可以做很多神奇的事。”其中一件“神奇的事”叫虚拟转轮映射，这个技术可以直接降低游戏的胜率。
在这一中间步骤中，设计者能做的“神奇的事”就是把绝大多数的虚拟停止位映射到实际转轮上低赔付或零赔付的空位上，仅把极少数映射到赢位。

有人提出，更准确地说，“近失”其实是“近得”“差一点点就赢了”，这种把损失感重塑成了潜在的成功，从而使人玩得更久。一项研究的参与者评价说：这种感觉让你想按下按钮继续玩。你活在希望中，因为你已经很接近了，你想继续尝试。
为什么“近失”会有这么强的驱动力，行为心理学上有很多解释。其中一种是“挫败坚持理论”，它认为近失状态“对紧接下来的行为都产生了一种鼓舞和促进作用”。与之相关的另一种理论是“认知遗憾”理论，它认为玩家通过马上再玩一把来规避差一点点就赢的遗憾感。

设计师的取向是计算和理性，着眼于统计的远景，那里有赌场的利润保证；而赌博者的取向则是体验和情感，聚焦于每次转动后不可预测的结果。随着赌博的深入，玩家越来越不关心输赢，只想继续游戏。一位研究者写道，虽然“玩家可能‘知道’胜率很小，久赌必输”，但另一种“认知可能在主导赌博过程，特别是当机器就是为了这种效果设计出来的时候”。
在计算与直觉、理性与情感的裂缝中，赌博业追求利润，而赌博者则追寻迷境。

「久而久之，每個人的頭腦中都會自我設置一條紅線，甚至能分辨出哪些話題會被宣傳部門定性爲『妨礙社會穩定』、『引發官民對立』、『激化社會矛盾』等等」，高嘉瑜說，「頭腦中的審查開關一打開，我們都是國家需要的宣傳機器」。
情況還在進一步惡化：審查之下，中國媒體人掌握了一種「煉金術」，爲將信息順利發布，他們將「戰爭」表述爲「衝突」，將「封城」表述爲「靜態管理」；在面對八孩母親、上海封城等社會熱點話題時，因預知審查的到來，不少資深記者、編輯選擇無動於衷；而在「講好中國故事」、「做黨的耳目喉舌」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年輕記者，留給他們的空間，究竟還剩下什麼？

面對年輕記者的不解，某家媒體的領導甚至直言：「這就是現狀，你們想要的自由我給不了，你們要麼接受，要麼離開」。

「國家進行社會治理的基底已經親自被他們自己打碎了。後果則是，房間內的大象在不斷擠壓我們的生存空間，迫使我們不斷扭曲、異化自己的表達，以換取一線生機，這種情況也算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體現。」程峰說。
一個重要的背景知識是，中國的國家體制決定了媒體從來都是歸國家所有的。在中國大陸，直接由國家財政供養和黨政機關管理的媒體被稱爲黨媒，通過商業化運作自負盈虧的媒體被稱爲市場化媒體。但市場化媒體僅有經營自由，爲得到與採編權相捆綁的發行刊號，需依附黨政機關的下屬機構，以方便中共中央宣傳部統一管理。
基於媒體的這一屬性，稿件內容服從國家意志成了中國特有的新聞表達方式。
在黃章晉看來，語言是思維的工具，也是觀念的產物。語言被污染後，傳遞的信息價值大打折扣。
在一篇名爲《沒有母語的人民》的文章末尾，他寫到，「對整整一代中國人來說，使用的是自己的語言，卻於自己熟悉的環境、熟悉的生活，缺少足夠的感知、表達能力；於曾經的歷史，進行中的時間，缺少記憶和思考的能力，是否可以這樣認爲，我們是沒有母語的人民」。

從業二十餘年，黃章晉歷經報紙、雜誌、門戶網站等多個內容生產平台，不給平台帶來麻煩是他對內容尺度進行把控的底線。「但是現在的問題是，官方和網民都開始樂此不疲的翻舊賬，於是曾經的所謂『自由』表達在審查的紅線逐漸收緊後，在現在就變成了不可原諒的越界行爲。」
而對於曾經種種「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文章，他說：「其實我是個拖延症很嚴重的人，但我發現傻逼和壞人都非常勤奮，很多時候我的表達衝動是被這些人激發的。尤其當面對下一代時，這種責任感和使命感會更強」，他補充到，「我希望我們的孩子對國家的喜愛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基於一種真正的自豪感、可以質疑國家的一種愛。從這個角度看的話，我們不能放棄任何努力。」

在賈葭看來，做爲中國人，審查在每個人出生的那一刻起便與其社會身份深深捆綁在一起。「審查的荒謬之處在於，它已經跟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的思維交織在一起了。它並不是一個獨立於言論自由之外的單獨體系，而是變成和水、空氣一樣與個體的生命同構的一個東西」。

從業二十年，賈葭一直有一個擔憂：「媒體的自由表達，是爲了尋找真理。但是這種表達被遏制後，我們國家的很多問題，便失去了開誠布公交流的渠道。而沒有針鋒相對的觀點衝撞，是沒有辦法進步的，這是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
這也讓高菲菲非常痛苦，她現在覺得因爲長期缺乏思維的碰撞、觀點的交換，很多人包括她自己正在變得越來越「傻」。
黃章晉認爲，所有的美好的品格都是社會環境的產物，「現在的年輕人比我們那一代人更容易灰心，會覺得灰色的東西更多。因爲我們當時身處順境，我們享受到的是順境帶來的狂想和勇敢，而現在的年輕人則是在逆境中繼續勇敢，後者更可貴。」

隻身前往豐縣的「烏衣古城」被二次拘捕，至今沒有官方通報她現在在哪裏、要拘留多久，以及爲什麼拘捕她。
程峰被檢查出患有重度抑鬱症。隨後他辭職，每天看書、運動，積極接受治療。「在中國，媒體人的歸宿都是抑鬱症。」他說。
高嘉瑜手下的那名年輕記者準備申請去美國讀博士，高嘉瑜非常支持：「他是一個被壓制的優秀年輕人，我相信在更廣闊的的天地，他的才能可以更好的施展」。
周小帥則想徹底離開媒體行業，但離開後要做什麼還沒想清楚。「可能會去企業做公關，但是現在很多企業在裁員，合適的機會很少，我再觀望一下。」
對於曾經的堅守和碰撞，程峰坦承，「我努力過了，但失敗了，我真的不想把世界讓給壞人的」。

所以都係睇下十年前嘅報道算

有关这场灾难的信息在网络上迅速地传播，人们惊恐地发现，“悲剧没有旁观者，在高速飞奔的中国列车上，我们每一位都是乘客”。

據分析人士，如今全世界近10億個攝像頭中，超過一半以上是中國的。如此推算，全世界每四個攝像頭中就有一個是中國政府採購。人臉識別等高科技也大規模應用。2017年曾有BBC記者獲准在貴州挑戰天眼系統並拍攝紀錄片，他的人臉被數據庫標記爲嫌犯後，不到七分鐘即在市區被警方截獲。

據北京市公安局2021年下發的《智慧平安小區建設指南》，今後要以用於居住的小區、村莊、平方院落爲重點，圍繞入口部署視頻監控設備、車輛識別設備和智慧門禁。人臉識別門禁是所有小區必備，並要在每一次人員和車輛出入時記錄居民姓名、開門方式及時間、身份證號、現場採集人臉、居住屬性（自購住房、租賃、訪客等）等，並上傳至區公安局。這一項目也在其他城市開展。這意味着，未來幾年這項工程全面鋪開後，你每一次離開或回家，抑或去其他小區拜訪朋友，信息都將被政府記錄。
這樣一張無所不在的監控「天網」，最終要實現的是不再以地點爲維度，而是以人爲維度的全新監控模式：也即是將一個人在不同地點、不同時間、不同信息系統中的出現全部記錄，生成關於每個人行爲模式的數字檔案。

公安機關不再是監控唯一的使用者，半正式的政府僱員網格員承擔了更多初步工作，監控不再只用於監控特定人群或事發後破獲特定犯罪事件，「普遍監控」將一切「安全隱患」都納入預防之列，兼具社會服務功能。

當被監控的對象拓展至普通人時，攝像頭另一端進行監控的人也在變化，由國家執法人員變成了生活裏的「張大媽」「李大嬸」，政府不再處處與社會直接生硬對撞，而是利用社會監控社會。一張細密的社會監控之網，鋪在960萬平方公里、14億人口之上，每一個地方、每一個人終究都會處在一個特定的網格之中，每一個網格之中都有足夠的攝像頭去採集資料，也有對應的網格員去搜集信息、化解風險。

種種明確的動作都可以看出中國有意避免走向「警察國家」。「刀把子」一旦掌控不好，這些維穩工具反而會最直接地危害政治安全。中紀委對近期落馬的公安部原副部長孫立軍、傅政華等人的通報，極罕見地直白地指出他們的核心問題不在貪污腐敗，而在政治上的不可靠。
中共對公安系統強調回到「群衆路線」的社會管制策略。近期中央政法委、公安部的政策文件，紛紛重提新時代「楓橋經驗」——1960年代浙江楓橋總結出的依靠群衆化解矛盾、矛盾不上交的工作方式，因受到毛澤東重視而被推廣。依靠和利用所謂「群衆」，是中共治理的一個根本思路。

弔詭的是，暗含着強控制性的監控系統，未必受到被監控者的反對。
許多的官方宣傳片中，接受採訪的民衆都樂於見到雪亮工程的實施，甚至相鄰社區要爲誰能先安裝雪亮設備而互相競爭。中國把這一整套社會監視系統包裝成了「福利」，因爲「安全」本身就是給人民最大的恩惠。
革命的意識形態早已不在，改革開放以後高速經濟增長至少爲中共提供了績效合法性。但當經濟增長有一天也終將放緩，它將提供什麼？提供「安全」，成爲了新的敘事。讓人民有「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這是中共十九大《歷史決議》提出的執政目標。經濟、民生、安全各佔三分之一，可見中共對「安全」概念的重視與自豪。
「安全」有內外之分，對外是塑造敵人和民族主義敘事。內部「安全感」亦是近年構建的重點。「安全」成爲了壓倒一切的優先事項，政府宣稱這正是「人民至上」的體現。官方宣傳中，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是天災人禍接連不斷的危險世界，中國則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
凡事皆有代價。大規模監控國家的構建，降低的不只是治安犯罪率，更有不斷被壓縮的民間抗議空間——這或許正是其本意。

統治的迫切需要、法律的缺位之外，大規模監控項目得以毫無阻力推行的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是中國社會的文化心理。一些問卷調查研究表明，許多民衆事實上對監控項目持相當支持的態度，認爲犧牲自由換來「安全」是一筆相當划算的買賣。文化裏的「安全」執念和政府以此爲名的操縱，究竟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已無從得知，但這二者已然製造了一個互相加強的循環。
今日中國迥異於世界所有其他主流國家的防疫政策，或許正是「安全」邏輯極致演繹的結果。無論病毒是否已經變化，所有演員早已經進入角色：官員的行爲邏輯被「安全事故一票否決」支配，民衆在被營造出的恐懼中半推半就地自我說服，沒有人能停下這齣戲。一個正常社會應有的彈性與調整，變得無法被接受。
自由的犧牲是真切的，但是否真的能帶來安全？或許是時候重溫富蘭克林的名言：「任何犧牲基本自由以換取短暫安全的人，最後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安全。」

👉「一日約會計畫」是一個陷阱題，這個問題預設了兩個約會大忌，當你乖乖按照題目規劃行程的時候，就已難逃被貼上「難怪單身」標籤的命運。

對多數人而言第一次約會就排一整天是很有壓力的事情，大部分人會希望安排盡可能輕巧，簡單吃個飯或看電影之類的，雙方簡單相處看看感覺合不合就算任務達成，真的很合拍想繼續聊也可以當下再安排續攤。

每個人都有適合的相處模式跟約會行程，但一日約會計畫的問法，只有提及「跟女生約會的行程」，這個女生個性如何、喜歡什麼這些細節都不會提及，因此只會有兩種情況發生：
1. 給了一個「我覺得女生應該會喜歡吧」的行程，被嘲諷。
2. 安排自己喜歡的行程，被批評自私。

❤結語❤：
1. 「一日約會計畫」並不能幫助戀愛經驗缺乏的人更好的改善自身困境，第一次約會不適合太長，結果他要求一日；沒有實際描述約會對象，只是含糊地說「跟女生約會」也會讓沒有戀愛經驗的人難以跳脫框架，忘記約會行程應該要從了解對方出發。
2.我花了很多時間看留言，最大的感受是「如果我是投稿者，應該會很難過吧」，那些確實都是建議，但也都帶著嘲弄的意味，很多人覺得這些人的行程很像旅行社或大學迎新，這不就正代表他完全沒經歷過約會，所以只能盡力拿旅行社文宣或是活動企畫書來揣摩嗎?
無論男女，我覺得在那個問題要求之下，就算有戀愛經驗的人也無法給出漂亮的答案，有些人跟異性互動的經驗少，願意把自己的問題攤開來給大家檢視，努力學習，就別太刻薄。
3. 本文並不想處理「為什麼都是男生在規劃」一類的性別問題，我的知識含量跟論述能力不夠，我只是想說人的心都是肉做的，
希望大家都能成為更善良的人

鄭梓靈專欄｜戀愛裏沒有先小人後君子 - 專欄作家 - 橙新聞 (orangenews.hk)

想改變男人，都是女人的母性加好勝心使然，以為他現在不好，但至少誠懇、開誠佈公，以為他是將自己的弱點攤在你眼前，以為這是有情的表現。
其實爛也好、廢也好、窮也好，你想得出的缺點，對他而言都不是弱點，而是他在感情中如魚得水，予取予求的強項。

日劇《凪的新生活》裡有句講壞男人很有趣。
「壞男人就跟違禁藥物一樣，要遵守用法及用量，一旦上癮就完了。」
對壞男人有改變的期望，就是上癮的一種。
如果壞男人是藥物，應該要有「使用說明」這東西。
偏偏先小人往往除了「我就爛」這一項「使用說明」外，其餘總是什麼都不說的。
他的想法，總是要你自己去猜，等你自覺和他經歷了千山萬水，回頭一看，才發現他根本連一句「愛你」都沒講過。
最傷人的戀愛，是有情無情，都是你自己猜出來的。
先小人就是將想通的責任推給你，我就是這麼糟糕，你卻執意喜歡我，這種沒有好處的事情，不就是愛情嗎？既然是愛情，除了浪漫你也別要求什麼了。

蔡加尼克效應（Zeigarnik Effect）指的是比起已完成的，人會更在意的是未完成的事。所以，它不只可以解釋為什麼卡在一半的影集，會讓人一直想點「下集播放」，還能說明為什麼我們總會想起沒有走到最後的初戀，或是一段有遺憾的關係。

當你不自覺地想起時，不需要刻意要求自己不去想，反而可以順勢覺察自己當下的想法和情緒。
你可能會覺得這樣的自己很糟糕，都已經進入一段新的關係，卻還是會時不時想起。或是會開始擔心自己是不是不夠好、無法擁有一段新關係等負向認知，不斷責備自己的想法，從而感到非常挫折、難過或憂鬱。
可以練習使用「接納與承諾療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ACT）中的「認知脫鉤」（Cognitive defusion）方法。也就是，用好奇的心態，問問自己「為什麼會這樣想」，或許會發現自己其實並沒有想像中這麼糟。

這就是「初始效應」。出現在越前面的事物，就越容易被人記住。同樣地，初戀所發生的大大小小事情，比起其他段感情來說，更容易被記住的原因也在這。

so sad... "Freedom isn't free"

這場所謂「政變」究竟牽涉甚麼？其實根本沒有甚麼。「47人」被指參與一個由政黨組織舉辦的初選，並宣稱如果能夠當選立法會議員，就會否決政府的預算案──一個根據基本法52條明文賦予立法會的權力。
北京長久以來蔑視基本法和香港人的權利。不過就算以北京這樣的標準來看，他們對「47人」的指控還是荒誕的。行使憲制文件明文准許的權力，如何構成顛覆政府的不法企圖？當日的拘捕只是北京特別明目張膽──而且法律上草率──的舉動，旨在清除剩餘的反對派。

我並沒有與「47人」之中任何一人談及這事(我在監獄時，他們是被隔離囚禁的)，但是，有證據顯示可能有數個原因，而我會在這裏談及其中兩個。其中一個早已被廣泛接受，並是關心法庭新聞的人經常討論之事情：這些被告都知道法律程序已被操控，而他們均無可能被無罪釋放。另外一個原因沒有那麼明顯(除了對曾在香港監獄服刑的人以外)：從監獄出發到法庭應訊的過程，是故意被設計成一件極度消耗精神的事，以致它能有效地令到還押人士不想去為控罪抗辯。

正如列表顯示，一名被告是否正在還押，與他是否認罪，有莫大關聯。47名被告之中，有13名正在保釋，而其餘34人則被還押候審。總體來說，有62%的被告(47人之中的29人)決定認罪，但在正在保釋的人當中，只有15%(13人之中的2人)會認罪。換句話說，正在坐牢的人有較大機會會認罪，但正在保釋的人幾乎一致決定要致力洗脫罪名。

有些人很容易會認為，如果他們陷入同「47人」一樣的處境，他們就會抗爭到底。但從我的經驗得知，事情不是如此簡單。北京為香港設計了一個系統。在這系統內，還押候審是故意造成不公平的，而案件也是故意被安排，變得不可能獲勝。我對那些選擇抗辯的人存有莫大的敬意，但我對那些選擇認罪，以求停止這折磨，以繼續活出人生的被告同樣存有團結一致和同情的心。
「47人」是英雄，我們在外地的人會繼續用他們的案件以提升大眾對香港嚴峻情況的關注。但「47人」同樣是凡人。不論他們認罪與否，最佳的方法是鼓勵他們作出他們認為是對的選擇，並向他們保證，無論他們何時出獄，我們都會以團結一致的心等待他們。

政治正確已經摧毀美國民主，正義魔人正面衝突哲學教授，自稱多元卻是獨裁的價值觀，台灣會走上一樣的後路? @Peter Boghossian

CONFRONTATION at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Did I Harm Students By Asking This Question?

well，我都好難理解……and so sad

同他人對話嘅能力要繼續深造，畀咁多個人圍攻下仲可以咁平穩同相對温和，（前）教授好嘢，呢間學校唔值得有你

How to take a pill: Our posture affects how we digest pills, study says - Washington Post

amazing，食個藥嘅姿勢有咁大影響？

The bottom line: leaning to your right side after swallowing a pill could speed absorption by about 13 minutes, compared to staying upright. Leaning to the left would be a mistake — it could slow absorption by more than an hour.

The study doesn’t mean you should lean to the right or lie down every time you take a pill. Some drugs, particularly those that cause gastrointestinal side effects, come with instructions to stay upright after taking them. And drug manufacturers typically assume you’re upright when you swallow a pill.

所以都係要先睇下有冇説明

Werner Weitschies,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Greifswald’s Center of Drug Absorption and Transport, called the study “the most advanced paper” that simulates the process of the gastrointestinal system. The research will help academics, like himself, to continue to examine the dissolution of pills in the human body but it’s too early for people to draw conclusions for everyday life because the actual process is “very complex,” Weitschies said.
“In terms of computational science, it’s a huge step forward,” he said. But, “one should be careful about what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at the moment from running such a computation with one model.”

同埋而家未有定論，仲要睇下實際嘅臨牀實驗數據

For now, Mittal said, there’s one clear takeaway from the research: “The key is posture matters.”

哺乳动物一生中心跳次数的数量级大概是10的9次方，也就是10亿次。这里面有两个图，这两个图的横坐标都是所有哺乳动物从出生到自然死亡，一生中心跳的次数。
讲到这里有的朋友会想，前面你说一生中心跳的总次数大概是10亿次，那心跳比较快的朋友可能就会有点紧张了。不用担心，当我们副交感神经加强的时候，心跳会慢慢地降下来，血压也会降低。也就是说，健康的生命活动过程中，交感与副交感神经的支配应该处于一个动态的平衡。

随着当今社会发展，我们面对这种急性应激事件的概率已经大大减少了，毕竟走在路上遇到狮子、老虎追赶的机率已经非常少了。而现在的人类处于慢性压力或焦虑状态时，交感神经就会占优势，打破自主神经的平衡。
如果身体长期处于这种不平衡的状态，就容易引发疾病，威胁到我们的健康。
我们团队过去几十年的研究发现，健康的复杂生物系统应该处于动态平衡中，如果偏离这种平衡，就会导致系统的状态和功能受损乃至崩溃。

像A和C图中的心率，过于规律有序是不健康的。像D这种过于紊乱的心率也是不健康的，健康是介于有序与无序之间的一种状态。

我们认为中国的医疗未来应该有一个大的趋势，首先将会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这个健康包含了生理上、心理上，甚至是周围环境的各种各样的健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健康。
此外我们对待疾病的方式，将以治疗为主转化为以预防与管理为主，然后把疾病干预的地点由医院转到社区与家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理论就会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中国现在医院人满为患，其实医院的设立本质上应该用来治疗疑难杂症，而对于预防与管理，其实我们是可以放在家庭与社区的，那么这时各种可穿戴的设备就会起到一些比较重要的作用。

專訪方仲賢

出獄後到英國重啟學業，入讀倫敦大學讀國際關係，順理成章，但對方仲賢來說，還有其他意義，「經歷咗呢啲嘢，好多人都無做到、做唔到，點樣搵返生活正軌，好似永遠俾19年、20年嘅事，成為一生陰影。」

他今次出走亦是向前走，是歷險也是探索，「去搵條路應該點行，無論係將來嘅路、定係香港嘅路。」

「嗰時係社運低潮期，係無意志，我19年1月，仲有去深圳飲喜茶。」然後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方仲賢笑說，14年時曾流行講「時代選中嘅小孩」，「我諗講嗰個唔係羅冠聰就係黃之鋒，一樣咁中二病。」

「你咁講得唔得㗎…」
「OK，friend嘅，應該唔會嬲。但係我覺得唔係咁樣，我覺得係我哋選擇時代。」

和很多被捕、入獄的人一樣，方仲賢不想訴諸命運，而是選擇，「逃犯條例嚟咪嚟囉，你咪掉人上大陸，關我咩事？唔影響我去飲喜茶、追星㗎。」但他自己也好、香港人也好，選擇了抗爭，方仲賢認為，這是以百萬計香港人集體作出的選擇，「就係我哋揀咗呢個時代。」

「我後悔嘅係」，一直談笑風生的方仲賢小有地凝重，拿起桌上那罐Asahi一飲而盡，「我無做得更好。」更好不是運動應該更進取積極，而是太情緒主導，「去到中後期，我哋好似無咗自我制約，好似失焦、盲目咁去抗衡。」

「進入咗個歇斯底里戰爭狀態，係唔應該出現，我唔係叫你俾人打唔還手，但有無審慎考慮過，高程度武力抗爭係咪可以達到目的？我覺得無。」

然而往日不可追，未來幾年，方仲賢將做回一個學生，他給自己的目標很簡單，就是過得好，做個更好的人，「唔好令人覺得社運坐完監出嚟嘅人係前途盡喪。」

「你要我受難，你要我痛苦，我偏偏係要活得好開心。」

這亦是他在監中的體會，當時身處鐵窗他不會怪責他人獲得自由、甚至離港，有的只有祝福，「希望出面嘅人過得好啲，有咩好爭拗、怪責，坐監或者離開其實無人想。」

若果世事平順，某個平行時空，方仲賢不會登上前往英倫的班機，聽好友高歌送別，出獄當日方仲賢向記者說，香港會繼續沉淪，但其實他的話未說完，「就算香港繼續沉淪，唔會變好，我都會返嚟，始終個根喺呢度。」

期待在不遠將來，再度把酒共談。

Comment from discussion Bananawamajama's comment from discussion "Why is Greta Thunberg hated?".

good，剖析得好好

鄂蘭發現，除了納粹高超的宣傳手法之外，更重要的是那些對於政治漠不關心的大眾，會用私利與家庭成員的生活說服自己，以此自我麻痺、逃避良心譴責，服從大勢所趨、忽視公眾利益與普世人權，而成為納粹屠殺機器的螺絲釘。

鄂蘭認為，為了克服市儈為德國人帶來的道德淪喪與墮落，於個人層面應該訴諸於人類的羞恥心，於政治層面則應當記起這段令人顫抖與恐懼的過去，並且揭櫫人權概念的不可侵犯性，拒斥種族優越與帝國主義的思想。如此一來德國人才能避免再次受到極端主義的蠱惑，進而走上意識形態釀成的人倫慘劇。

所謂的「奴才賤格」，意指在多重殖民的情境底下，被奴役久的人失去了一切自主性與道德主體，可以不問利害關係、不問邏輯自洽、甚至不問有無雙重標準就服從於權威。

“Writing should be joyful and strange, and the weirdest ideas you have are probably your best ideas. Every time any kind of system or how-to book or whatever tries to step on and squash the strangeness, the weirdness, that’s a shame,” Eggers told The Standard in an interview at 826 Valencia’s pirate-themed writing center on its symbolic birthday last Friday, “8/26 Day.” “I think that the kids can sometimes experience that in one context or another, that it’s a rule-driven process, and it has to be this number of paragraphs and you have to worry about the grammar first and all of these things that take all of the fun out of it. We’re trying to put it all back in.”

I think we need to bring writing to the center. If we do that, what we’ll see is that the students are then having the power. One of our colleagues said that ‘reading is knowledge and writing is power.’ When you put the pencil in students’ hands, and they’re expressing who they are, they’re telling their truth, you’re really creating a new narrative for the nation.

I think we’re in the sort of old school category of San Francisco when it was weird and wild and woolly and human. My hope is always to keep it strange and to keep it human. And there’s no more sort of vibrant and indicative of all that’s great about this city neighborhood than the Mission, and Valencia, and this part of Valencia that we love so much. And we wanted to be able to still have that indelible character, that idea that the second you’re on this block, it couldn’t be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I think that we have to fight to make sure that San Francisco stays strange and stays idiosyncratic and stays handmade and irregular … and random and compassionate.

The telegram, a form of communication associated more with the Roaring ’20s than the 2020s, has kept a foothold in Japan, where millions of the messages still crisscross the nation every year, carrying articulations of celebration, mourning and thanks.

For many Japanese of a certain age, the medium — extravagant, formal and nostalgic — is the message.
Kaoru Matsuda, a political consultant, said he believed that telegrams had stayed in use because they made a “more polite impression.”

睇睇硬幣嘅另一面

Obadele Kambon,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Ghana, told The Africa Report that the decision to honour Queen Elizabeth’s memory in Ghana betrays the struggles of Africans for freedom from colonial rule.
“For us to decide to honour this woman, I would say that in many ways it is a betrayal all of those Africans who have perished at the hands of the British,” Kambon said. “Per the records of the Brits, I am not someone who will celebrate her. She was an enemy to Black people.”

“If anyone expects me to express anything but disdain for the monarch who supervised a government that sponsored the genocide that massacred and displaced half my family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which those alive today are still trying to overcome, you can keep wishing upon a star,” Anya wrote.

Recent polling from Afrobarometer shows that only 46% of people surveyed said that former colonial powers are having a positiv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on the continent. That is less than China (63%) and the United States (60%) but more than Russia (35%).

Much of Africa’s young population appears to have little interest in the monarchy. As news of the Queen’s death broke across the world, many of those in cafes in Abuja were busy watching Arsenal defeat FC Zurich 2-1 in the Europa League.

再深入觀察，我發現神奇國民，往往都好像不會從觀察別人行為，去了解得到別人的禮儀規舉；例如飲食餐桌禮儀。

不排隊，可以說他們眼中只有自己，但也反映了他們在離開了自己的地方之後，還是將自己的一套帶到世界各地

世界各地都會遇到文化差異；但洋人有句講法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孔子入太廟，一樣「每事問」，不懂得別人的規矩，可以問，可以學；不懂，不問，不學，不觀察，然後將自己的一套當做世界通行的標準，別人來說你要守規矩，你反而說人家傷害了你的感覺，還要說自己「讓」別人先上。

說到底，人同人相處，除了要知道界線（boundary），在行為上、語言上，也要有一定的共識；這種共識，就是禮儀。

排隊，是一種共識，也是禮儀。

禮儀最高層次意義，就是反映在場的人有共同價值觀；大家都排隊，其實是反映平等的價值觀。碧咸、文翠珊都排十幾個小時的隊，就是因為在這一刻，大家都是英國人。

禮，也可以令人產生一種共同的感覺，身份的認同。

有一點可以肯定，過去百多年來，新中國抹殺了過去上流社會文化。現在中國的所謂傳統，只不過是民間風俗，不能承先啟後，也只可以承載到很膚淺的道德、價值觀。舉例說，端午節食糉，硬要說成是紀念愛國詩人的風俗，這已經是一種膚淺庸俗的表現。

文化淺薄，難言道德；這就是禮崩樂壞。

道德，就是人與人相處之時的仁義禮智信。仁；是以同理心看待別人。義；是公平感。禮，就是人與人之間對行為、語言的共識。智，孔子的定義，不是小聰明，而是安身立命的智慧。信，就是對承諾的堅持。

再講遠一點，大道廢，才有仁義。但是當仁義禮智信皆不存在，這又是一個怎樣的神奇國度？

自固吾圉，改良政治——代表中国接受日本投降的徐永昌上将的反省

1950年进而感言：“中国必须经过一位有德有才的总统，任满做了平民，而仍能自然的享受到人生幸福自由，给那些愚迷的野心者看看，观感所及，以后国家才有进步，中国人的人格才能普遍提高。”

回想五年以前在东京湾和盟军共同受降，当时有记者问我有何感想?并且说当这全世界庆祝胜利的时候，在你的立场，一定要表示点意见。我说：我觉得今天除了庆幸之外，还应当有所忏悔。因为这次大战，实导源於十四年前所谓九一八的日本侵华。
说到日本侵华，自前清同治末年起，已经七十余年，在这长久的时期中，我们的国家未能作到自固吾圉的必要措拖，这是我们应该忏悔的！但是，九一八侵略开始，在当时国际联盟，本可发生作用，使日本有所忌惮；乃主持国联的一二强国，未能认清事理，把握时机，对侵略者加以有效的制裁，反处处予以不应当的迁就。日本既一试得逞，意大利随之而起，阿比西尼亚之一度灭亡，直未得到世人之一顾！希特勒进而试於欧陆，并奥并捷，毫无顾忌，而大战因以触发。企图苟安者，终於不得幸免，这是不是国联列强应当忏悔的？苏俄为极左国家，德国为极右国家，性质上根本冲突，犹如冰炭之不相容。乃苏俄贪图瓜分波兰之利，居然订立德苏协定，终於以分赃不均，引起希特勒的袭击，倘非美国加入战争，苏俄真有被德日瓜分的可能，这是不是苏俄应该忏悔的？
在受降当日，我的内心感想如此。尚未料到因为大战末期的几次强国会议，对另一强暴者的容忍与迁就，又造成了现今岌岌可危的局面。在今天而言此远因近果，无乃有事过境迁之讥。然而，前事不忘，後事之师，要知彼侵略者，是勇於冒不韪，而不是勇於冒危险；是量敌而後进，而不是百折不回！只要负有重大责任者认清此点，明白凶横者的姿态，不受其欺骗的手段，临事须当机立断，不要姑息，随时随事予侵略者以正义的制裁，侵略者自然会知难而止，不敢轻予启衅。否则彼必以为人尽可欺，由诈骗而走入疯狂，利令智昏，忘却本来，只要世界的土地一天不尽，他的欲壑永远难填。彼一逞再逞，此一让再让，正义一挠，志气随之而怯，驯至认彼方的无理亦有理，反视自己的有力也无力。积非成是之後，本可小事小了者，竟变为大事不了之局，非至触发火山，玉石同归於尽而不止！即使侵略者最後终须受到应得的惩罚，而世界无辜人民受害之重大，恐早巳无法计算。这是说以前都应该忏悔的。可是忏悔过去，原是为要警惕未来，不要教一悔再悔，覆辙相寻，那就对不起以往的先烈与後来的人群。这是我五年前的感想与後来的认识。
再看今日强暴国家依然肆其侵略，盲目横行，不惜踏着过去德日意的脚迹往前走，纵使将无作有，自欺欺人，而害人自害以取毁灭，则毫无二致。有的国家更不惜摈弃朋友，取悦强暴，以为自己取守势，敌人或者也同样不至取攻势，不求敌之不能来，而望敌之或不来；畏敌既然过甚，料敌则又过低，不知计较朋友的小嫌，就是削弱自己的力量，贪圆一时的便宜，难免做了敌人的帮凶，并且强暴所长，惟在争先一着，岂能静而不动，相与图安！过去虽然有这种现象，所幸联合国宪章，远较从前国联的力量充实，例如此次美国对韩国被侵战事的果断，以及各会员国的仗义起而制裁，一改过去让步的恶风，使世人对历史不重演的信念，也因而加强。说到我们，只有痛定思痛，同心一德，戮力求存，以期自力更生，无负友邦之赞助，无忝联合国之一员。罗斯福总统有言，我们不但要肃清战祸，并且要消除战因。今天藉此伟大的纪念，提出这个崇高的名言，作为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大家要向这个目标一齐努力”。

１９５０年三月一日，由于李代总统之屡催不归，阎院长及各级民意代表吁请蒋公复总统位。其后于9月9日参加何应钦在宾馆之茶会时，看到美国所制中国抗日战争影片取材精审，对受华盛顿等薰陶的美国人士尽职尽责的品德深为叹服，并进而感言：“中国必须经过一位有德有才的总统，任满做了平民，而仍能自然的享受到人生幸福自由，给那些愚迷的野心者看看，观感所及，以后国家才有进步，中国人的人格才能普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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