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報~月刊 ,2022 ,2023

2022年12月月刊 plus 2023年1月上刊

語氣詞；social media；「華人與狗不准入內」嘅真相；讀書；人口各年齡統計；Covid-19 & 月經；Living Apart；香港自由之戰；勇敢嘅回聲；凡事睇細節；交通地獄；犬貓，外來入侵物種；Zelensky；複盤台灣九合一選舉；足球與政治；設計；伊朗煙霧彈；

2cold

Jan 4, 2023 18:40 UTC+8 • 36 min read

12月更加忙，所以都係出一期

濫省語氣詞的風氣之所以出現，筆者相信，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可能是受英語句法的影響所致，因為英語並沒有放在句子之末的語氣詞。

大家不妨想想，若沒有了這些語氣詞，單把「係」字變調來表達上面各種意思，能變出這樣多的「調」嗎？筆者擔心的是，年輕一輩愈來愈不用語氣詞，那麼我們的粵語就會失去一種其他語言沒有的特色，而原本的粵語就大為走樣了！

Let's see how social network, connecting grew to social media

我自己就冇咁樂觀，正如作者所講，唔食煙都要好漫長，要end social media基本係冇可能做得到，即使所有人都知佢有害

quite good，歷史唔係任人裝扮嘅姑娘，something did happen and others didn't

read as your pace and enjoy reading，有時會講自己呢排睇少咗書，主要唔係講睇得幾慢，呢個我唔係幾care，只係有時就真係自己冇將啲時間利用好，搞到少咗時間睇書，噉樣就唔係幾好喇

“水过地皮湿”的阅读，能帮助人们增加信息量，扩大知识面，但也容易造成知识的表象化。大量工具化的浏览式阅读，可能把人们的大脑变成了信息混杂的跑马场。别人提起什么，只是“我知道，我看过”。
不同书的写作目的是不同的，轻松的适合轻松地读，严肃的则要严肃地看。开倍速刷电影，观众难以体会长镜头的精妙。如果一律以浏览的方式来阅读，恐怕会与很多用生命来创作文学作品失之交臂。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泰勒发现，曾被认为节省时间的技术力量，如今却将人类困于速度陷阱之中。

英国作家C.S. 路易斯曾在《文艺评论的实验》强调：“阅读伟大的文学作品使我成为千百个人，而仍旧保持自己。……在祈祷中、在爱中、在道德行为中、在了解中，我超越了自己；同时我仍然是我自己。”

挪威哲学家Guttorm Fløistad这样形容“慢”的意义：
“其实，我们的基本需求从来不会变化——被看见的需求、被欣赏的需求、对归属感的需求、对附近性和关怀的需求、对一点点爱的需求。这些需求，只能通过人类关系中的慢才能获得。所以，要想掌握变化，我们首先要恢复慢速，恢复反思，恢复团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更新。”
所以，“慢”的背后说到底是对人的关注和关怀，是希望抵抗那些将人异化的力量，在放慢速度的过程中尝试重建一种秩序。
我们要逃离的对象不是科技，而是被笼罩的“快思维”。停下脚步，从思索衣柜到底需要几件衣服，到重新体验饮食的美妙，再到阅读一本书，请别在意多花一些时间，享受慢下来之美妙。

上個月我哋講到出生男女比嘅變化，今年我哋就睇下人口年齡分佈，原因圖入邊有標註，唔再多解釋（同埋呢個圖都可以睇得出女性壽命更長

有一項假說假設，COVID-19可能影響所謂的下視丘－腦垂體－卵巢軸（hypothalamic-pituitary-ovarian axis）。要開始每個月的週期時，下視丘腺體會發出訊息指示腦垂腺分泌兩種荷爾蒙，這兩種荷爾蒙會一起作用，使卵巢排卵。
或者如研究人員近期在《國際流行病學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提出的，對抗病毒的免疫系統也可能改變子宮內膜在月經週期時的正常發炎反應。這可能解釋為什麼COVID病情較嚴重的人（代表病毒量較大、免疫活性較高）出現月經變化的比例較高，就跟亞利桑那大學的研究結果一樣。

廷根說，疫苗會引起身體的免疫系統反應，但比疾病引起的反應小，所以這種機制可能與暫時性月經週期紊亂有關。

艾德曼希望這對她的同行是一次教訓。「月經健康一直嚴重缺乏研究，不只是在疫苗試驗，而是在幾乎每個研究領域。」她說：「但一半的人口在未來、現在、過去都會來月經，而且這種固定發生的生物功能對於個人、對於科學都具有意義。」

sounds good，同居一排之後，無論係有幾獨立嘅空間都一定會多少受到影響，尤其充當家庭煮婦\夫角色嘅嗰位

The pandemic may have played a role in the increase, because gender disparities in marriage became more pronounced, especially for mothers.
“I am a mother. I am a wife. I am a farmer. I don’t know where I fit,” Ms. Ordway said, recalling how she felt before moving into her own place. “Where’s the me part?”
Ms. Ordway said that having her own home helps her “remember who I am by myself, remember what I like doing by myself. And that was a lovely gift.”

They now live together in Los Angeles, and their time living apart continues to influence their marriage. After living apart, it was suddenly easier for Mx. Whitney and Mr. Mead to figure out what marital norms they wanted to hang onto, and which ones they wanted to toss aside.
For instance, Mx. Whitney and Mr. Mead realized that even if they live together, they don’t have to eat the same food for dinner. “It’s so much easier when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someone else’s dietary needs,” Mx. Whitney said.
After they moved back in together, the couple talked about their marriage. Among the questions they discussed, one stood out: “What does it look like for us to continue to stoke individuality and agency and autonomy within our relationship?”
And they are living their answer.

BBC紀錄片：香港的自由之戰（上）

BBC紀錄片：香港的自由之戰（下）

本片講述了四名參與城市大規模抗議，並對政府日漸失望的香港年輕人的故事。他們很快就發現自己陷入了一場可能令城市四分五裂的的暴力惡性循環。
片中使用了開創性的人工智能技術以保護示威者身份。

never forget

与以往的抗议不同，现场大多数参与者来自中国大陆，年龄身份各异，年轻人居多。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绝大多数人戴上了口罩、面具、帽子。多位参与者表示，TA们隐藏身份，主要是担心自己的行为会导致在国内的家人被“找麻烦”。

对于Elena来说，这次活动意义重大。“这是一个象征着中国人不愿再被压迫的时刻。这一刻不管是对于世界，还是对于中国，都有着非同小可的影响。”Elena认为：“对世界来说，大家看到了中国人并不再政治冷感。就算是在中国那样的真空环境下，人们的声音还是一声接一声地传递到了世界。”
“对于中国来说，虽然在短期内也许影响并不会大，但至少中共会收到一条消息，那就是我们不害怕站起来！我并不敢去评价这次活动会做到哪些改变，但我相信这样的活动会给中国人带来更多去改变的勇气。”
Elena希望这次活动能向大家传递一个信息：“虽然困难重重，但我们依然做到了发声。如果这条信息传达到了，那么通过这次活动，以后类似的活动也会继续发生。”

“参与这种活动的意义就在于你的每一个举动都在影响别人，而且是非常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别人”，Nana说，“比如你有勇气先喊了第一句，就有人接你的下一句。你去上街或者做很多别的事情，那你的朋友们也会知道，好像这些事情的危险指数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恐怖。我也希望身边的朋友从我身上看到，一个人行动起来真的会消除自己想象中的恐惧感。”
“只要我去做了，身边的人也去做了，那么我们就会有新的集体记忆，和新的对未来的想象。这就会促使我们不再去安于现状，去做出一些改变。”Nana说。

有睇開嘅話就知道之前分享過一篇講「習得性無助」嘅文章，而今次，我哋睇到咗有人完全掙脱，有人嘅鏈鎖開始鬆動，雖然都有唔少仲喺度觀望，但都係一個好嘅開始，希望希望，唔會係絕響，而係不斷有迴響

抗议活动结束后，宁枝头回到家中，在回答她为什么敢独自前来现场抗议的问题时，她说，是北京四通桥上抗议的男子给她带来了鼓励。“他敢一个人出现在北京，我远在千里，为什么做不到呢？”
活动结束当晚，多位现场参与者表示很遗憾没有自己的抗争歌曲。“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歌呢？但是审查导致这样的作品很难出现，甚至有时国歌歌词也会被审查。”
“而且我们到底是谁？中国的历史、地理和文化跨度太大，真的能有一首歌和一句口号能表达所有人的诉求吗？我们哪有资格为别人做决定呢？”Lulu则说。

ok，就噉，唔講咁多喇，講返台灣好過

我現在不大喜歡去爭辯什麼「大格局」的東西，不是談這不對，而是感到無聊，對自己的成長毫無幫助。確實，談大範圍的趨勢變化，可以給我們一種縱橫沙場的錯覺，好像懂了什麼。
但這真的不對。

企業只報導大的，新世代只找愛玩的，媒體遂促成國家兩極化，沒有中間的意見。媒體亟欲灌輸這個概念。但這些媒體賺錢管道，扣掉廣告之外大概就是炒房地產，從業者出賣良心是賺到什麼？不做記者編輯，我介紹幾家，去當行政薪水都比較高，最起碼心安。
媒體只談大格局，不跟你談技術細節。要談，找個樣板煞有其事，拿一個案例講全體。
我不敢，因為我碰過，我知道要搬移一家工廠，不是打電動。腦中想到的，是一台台機器怎麼搬，產線搬到新的地方，廠區多大、動線怎排...然後作業員怎麼補，原廠的不願意過去，該怎麼補償，現地怎麼找人，教育訓練...

我身邊轉新聞的，都在那邊億來億去，講得自己是美國商務部長還是台灣經濟部長一樣。
講這沒意義啦，真正有意義的，是讓中小企業，經手這些的人，出來把產業講清楚，把這些知識變成常識。
業界的人不願意，那就當然別怪「造謠一張嘴、闢謠跑斷腿」。
這也算台灣教育下，長年阻止人發表政治言論，深怕沾染到什麼不專業的色彩之弊。

很有意思的是，Śniedziewski和CNN的例子，也共同反映了一個現象：台灣人對於惡劣的交通環境似乎並無「病識感」，也很少關注交通安全議題，只有在外國人發聲之後，才能激起一些輿論水花。

台大土木研究所交通組教授許添本認為，這種將交通事故「個案化」，卻缺乏對整體道路、法規進行通盤檢討的作法，就是台灣交通亂象難以根除的原因之一。

營建署道路組副組長蔡亦強接受端傳媒採訪時，則使用「例外行駛」這個概念，來解釋這個問題。
「台灣整個道路環境，都是處於『例外狀態』：慢車道原本是給腳踏車走的，而機車原本應該走快車道，但我們卻要求機車『例外』去行駛慢車道，擠壓到腳踏車的空間，所以腳踏車也只好『例外』在人行道上行駛⋯⋯我們的機車和腳踏車，就是處於這種定位不明的處境。」

蔡亦強指出，台灣各地市區道路的設計，目前皆以《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以下稱《設計規範》）為準則，但這份文件只規定「最低標的安全標準」或「下限」，卻沒有告訴設計者「什麼才是最理想的標準」、「好的設計應該長什麼樣」。舉例來說，《設計規範》只規定車道寬度「不得小於若干公尺」，卻沒有明確規範「上限」、或最適當的寬度區間，而這也是台灣道路車道過寬、路肩邊界不明確的原因之一。
此外，《設計規範》的各項準則，也常會附加「宜視實際狀況⋯⋯」、「可因應當地需求做必要調整」的但書，雖然提供了「因地制宜」的空間，卻也讓一些安全準則形同虛設；尤其交通事務在台灣屬於「地方自治」的範圍，通常由各縣市政府規劃執行，因此也常有各縣市交通規則各異的現象。

前交通部長賀陳旦則對端傳媒表示，台灣交通環境之所以充滿危險，還有另一個重要原因：台灣許多鄉村地區歷經了都市化，道路兩側的人口密度愈來愈高，卻沒有跟著設置人行道、加強對行人的防護。「鄉村地區的省道、縣道屬於城際公路，歸交通部管轄，但交通部的單一目標就是順暢、速度快，比較少去強調不同用路人的體驗。」
關於這點，林志學則是用「汽車本位」的概念來向端傳媒說明。
「就算是在都會區，騎腳踏車、走在人行道上，都還是常會走到一半，才發現路突然斷掉、被擋住了，那個動線是斷裂、破碎的，但汽車不會這樣，」他說，這個現象代表，只有汽車動線在規劃時，才會用「系統」的思維去處理，但腳踏車、行人的動線，卻是汽車的動線做好之後，才從剩餘的空間擠出來。

然而交通環境的亂象，也不全然是政府的問題而已，有些時候，民間阻力就是交通改革最大的障礙。
比方說，2020年嘉義市政府為了提升行人安全，曾在市區道路設置標線型人行道，事後卻遭居民抗議，而居民不滿的理由，則是人行道讓車輛無法臨時停車，導致商家生意變差。

林煥堂強調，中央路所謂的「先進」設計，都並非他們首創，他們只是落實了營建署「人本交通」的指標而已。「去過國外考察就知道，交通『以人為本』本來就是應該的，這不叫『先進』，中央路只是達到正常該有的水準而已。」
令人驚訝的是，中央路改造的單位成本，並沒有比一般道路工程高出多少，「工項和一般道路差不多，一樣都要畫斑馬線、做排水溝，差別只是在於，設計時有沒有好的觀念、設施的位置有沒有放對而已。」
不過林煥堂也坦承，中央路是50米寬的大馬路，人行道原本就很寬闊，因此確實比其他狹窄的道路更有本錢去做改造。

韓國過去30年來，在面對交通問題時，進行的是整體的系統改革，從道路工程、執法、教育等面向齊頭並進，而不只是個案式的改造，而且也有由下而上的草根行動；在許添本看來，這些都尤其值得台灣借鑑。

Much of the familiar explanation for America’s road safety record lies with a transportation system primarily designed to move cars quickly, not to move people safely.
“Motor vehicles are first, highways are first, and everything else is an afterthought,” said Jennifer Homendy, chair of the 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

“Other countries started to take seriously pedestrian and cyclist injuries in the 2000s — and started making that a priority in both vehicle design and street design — in a way that has never been committed to in the United States,” Mr. Freemark said.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lowered speed limits and built more protected bike lanes. They moved faster in making standard in-vehicle technology like automatic braking systems that detect pedestrians, and vehicle hoods that are less deadly to them. They designed roundabouts that reduce the danger at intersections, where fatalities disproportionately occur.

“We know what the problem is, we know what the solution is,” said Caron Whitaker, deputy executive director at the League of American Bicyclists. “We just don’t have the political will to do it.”

事實上，殘暴虐殺外來入侵種並非符合人道及動物福利的移除方式，甚至形同虐待動物的行為。而流浪犬貓目前依《動物保護法》保護，若有虐待或宰殺的行為也將依違反動保法開罰。

be a politician, 同 acts as a politician真係好唔同，所以Zelensky真係好勁，如果唔係，都唔會上到時代年度人物封面

Zelensky’s trajectory—from comedian to media manager to President to wartime President—is often cast as surprising, but what makes him compelling as a political leader is the comic’s talent for exposing the crux of the matter. Speaking on Capitol Hill, Zelensky took care not to put members of Congress on the defensive—he is a performer always keenly aware of his audience, and this time he was speaking to people who have the power to save his country or doom it by withholding aid. But, to anyone really listening, he was still exposing underlying obscenities.

Every time Zelensky noted his people’s resolve, members of the House and Senate stood up and applauded. It happened a lot. If Zelensky were still a comedian, he might have called out his audience’s bullshit: “Hey, what’s with the applause while people die? Why don’t you stop clapping, sit down, and give us weapons instead? If you think that fighting Russia is so awesome, why don’t you close the sky or put boots on the ground?” But Zelensky is a politician now. Instead of calling out congresspeople, he appealed to their political self-interest, telling them that by protecting Ukraine they would protect American democracy. “This battle,” he said, “cannot be ignored, hoping that the ocean or something else will provide a protection.” He appealed to their economic self-interest, too. “Your money is not charity,” Zelensky said. “It’s an investment in the global security and democracy that we handle in the most responsible way.” He appealed to their vanity. “ ‘The American people, in their righteous might, will win through to absolute victory,’ ” Zelensky said, quoting F.D.R.’s “Day of Infamy” speech. “The Ukrainian people will win, too, absolutely. I know that everything depends on us, on Ukrainian armed forces, yet so much depends on the world. So much in the world depends on you.”

敗選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原因是，一向靠議題打選戰的民進黨竟然從頭到尾都沒有議題。民進黨原本打算以陳時中台北市為領頭羊，將這場選舉定義為過去兩年防疫成績的信任投票；不過，國民黨早有備而來，先以凶猛的砲火困住陳時中，使其不見任何外溢效應，影響所及，也錯過了檢驗侯友宜與盧秀燕這國民黨兩大諸侯的機會。

第二、在這次選舉裡，民進黨在台北安排英系支持的陳時中，新北由正國會的老大林佳龍掛帥，台中則由新潮流的蔡其昌出征，表面上巧妙地平衡了了民進黨內的三大派系，但這種以派系平衡為思考的選舉佈局，很顯然忽略了選民的需要。年輕人也要問：當43歲的蔣萬安已經掛帥角逐首都市長，民進黨的年輕人在哪裡？
尤其在派系完全主導個別候選人的選戰佈局後，不同的思維與戰術佈局就無法進入到候選人團隊。選民看不到昔日民進黨破釜沈舟一定要贏的決心，卻看到這種老大僵固的心態幾乎與坐地分贓無異；若說中央大選因為有「抗中保台」的光環罩著民進黨，讓選民難以不支持它，如今不趁這地方選舉好好懲罰民進黨，更待何時？

第三、中央一黨獨大的優勢，使得民進黨的公職與支持者持續「內捲化」而不自知。表現在選舉上，就是支持者過於樂觀。這種綠營名嘴與支持者的內捲現象，其實又與民進黨無力設定議題互為因果，到最後整個黨失去正常的選戰節奏，只能亂槍打鳥；被名嘴與鍵盤俠推著走，這應該是民進黨有史以來打選戰的第一次。

民進黨敗選的原因有很多，最不需要的是去檢討選民，說什麼選民「挺貪污」、「不在意政績」、「這是對選民的智力測驗」，那些話只會繼續惹怒你要爭取的選民。「人民的選擇永遠是對的，如果你認為人民的選擇可能出錯，就請你再看一次人民的選擇。」4年前，《上報》社評曾經這樣提醒民進黨；4年後，民進黨再度遭逢慘敗，這段話對他們依然貼切。

這些反應某種程度上反映綠營對自己太有信心，也可以說是失去了客觀的判斷能力，對選舉操作、戰略還有候選人的決定都失準，所以更需要通盤檢討。
以日本曾經長期執政的安倍政府為例，我觀察一直以來他們在支持度和選舉結果上都很不錯，因為他們持續都在觀察民意反應，針對該檢討或改變的地方很快下手．讓選民了解政府一直都在改革，形象上就沒有讓傷口擴大。回到這次選舉上，對於防疫政策或是民意的批評，民進黨花了多少時間來應變，這點我覺得有點疑問

過去幾年民進黨最大的票源都是20、30歲的年輕族群，一旦他們有意出來投票、民進黨得票就會增加。但這次票源就照顧得沒這麼好，這是很重要的問題，因為綠營完全執政8年，年輕人支持度還下滑，選舉結果就是反映出「年輕人給民進黨政府一個教訓」。
所以我認為這次民進黨是敗給自己，不是敗給國民黨和中國，是輸掉過去年輕族群的支持。所以民進黨如果要重視現實的話，一定要照顧年輕人，找回年輕人的支持，這是關鍵因素，也是最應該檢討的地方，所以接下來民進黨勢必要給青壯世代一個滿意的答案。

除開上邊嘅原因，台灣嘅朋友都講咗另一個：就係話綠營嘅極端粉喺網路上失去咗耐性同心機，轉變成自己曾經討厭嘅人，唔講道理，對罵，人身攻擊等等，令到中立人士反感

從各國經驗觀察，在長期執政下出現一些腐敗，或是執政表現不如預期，這些都是很容易發生的現象。因此未來對執政黨最重要的課題，是如何把批評當做反省的材料，讓選民感受到政黨是有能力改變、自我檢討的，這才是這次選舉帶出最關鍵的提醒。

《FIFA揭秘》所揭露的，其實是正如其中譯片集名稱的副題：「足球、金錢與權力」。當足球扣連上金錢，就會產生權力；當權力無限膨脹，人就會腐化，最後將足球運動污染。可是，對今屆卡塔爾世界盃的爭議，卻不只限於由資本所帶來的腐化。

恩芬天奴的「3000年論」正好跟前述《明報》社評中的「文明衝突論」互相呼應，先將外界對卡塔爾人權狀況的批評片面解讀為文化差異，這種相對主義觀點拒絕接受國際間應當有一種關於人類文明的普世價值，因而可以容忍個別國家的反人道行為。而恩芬天奴更進一步回擊西方社會，空泛地指摘西方文明同樣有著不人道的黑歷史，藉以轉移視線，迴避當下外界對卡塔爾的批評。
當代社會大抵對這類言論不會陌生，從政治光譜上說，這是「退步左派」的典型辯論技巧：將一切政治問題都訴諸西方帝國主義，卻無視任何更當代的問題根源。而這「更當代的問題根源」，則往往將某些「不承認以西方價值為基礎的『普世價值』」的政治文化掛勾，最終推向一個文明價值判斷上的困境：沒有「普世價值」，也根本不需要追求「普世價值」，然後我們繼續容忍一些「流氓國家」繼續存在。

當一名足球員不忿於國際間的種種不公義，以其謙卑、低調的方式告訴全球球迷：這種事情是不可接受的，這位足球員不過是盡其為「人」的道德責任。著名足球教練哥迪奧拿（Pep Guardiola）曾公開支持加泰隆尼亞獨立，並說：「我首先是一個公民，然後才是領隊」；「他們說你不應把政治與體育混為一談，可是當你生活的所有部分也跟政治有關，我為何不可表達我的感受？」
不過，另一著名教練高普（Jurgen Klopp）雖然認為英格蘭國家隊隊長哈利‧簡尼（Harry Kane）佩戴OneLove臂章出賽沒有問題，卻同時表示：「球員就是負責上場比賽，而讓卡塔爾成為世界盃主辦國是其他單位的決定，所以如果有人要批評卡塔爾的人權問題、環境問題⋯⋯應該針對那些做決定的人，而不是要求球員表態。」

隨著足球職業化、國際化、商業化和政治化，FIFA卻依舊向全球球迷販賣「足球鴉片」：政治歸政治，足球歸足球吧。然而誰都知道，有一個字他們從來不會宣之於足球場上，卻在球壇中無處不在的，那個字就是：「錢」。
而球員們跟球迷們的政治表態，不過讓「足球」這一偉大運動成為「善的力量」。

当一件事特别成功，尤其是大家都觉得好的时候，我们就想学习它，想复制它。这时候可能有两种问题，一个是你有可能就丧失自己了，还有一种可能是，如果我们整个社会对成功的定义都非常类似，大家最后就变成了一种人。
我们的城市其实就是这样的。当你去设计建筑和盖房子的时候，当你去规划一个城市的时候，背后的逻辑、背后的价值观，或者说认为什么是好的，想的和其他人都是一样的，大家追寻的是同一种价值，就有了今天我们谈到的“千城一面”。在今天看来，现代城市就是“更高、更快、更强”，它逐渐变成了权力和资本的一个纪念碑，而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里边。
过去是工业大生产的时代，建筑要讲究效率、复制、低成本，然后把人装进去，而这个时代已经变了，所以今天我们不应该再延续这样的一种价值观。

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传统很重要时，就会把它围起来，保护起来，不能动，不能在边上搞新的东西，或者就在边上搞假古董，仿佛是在与它呼应。但我觉得这两种操作都不太合适，对传统都没有表现出真正的尊重，也没有自信。有很多办法，让我们既可以是自己，又可以跟传统有一种关照和对话的关系。

cool，感覺好正

如果說通常政府面對示威和抗爭運動的手段是又「安撫」又「圍剿」的「胡蘿蔔加大棒」的話，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神權體制應對抗爭的手法大概只能說是「大棒加胡蘿蔔屑」了。在9月中旬德黑蘭庫爾德族女生瑪沙·阿米尼（Mahsa Amini）被道德警察逮捕、毆打並死亡後，反抗頭巾法令的抗議運動至今已經延燒了兩個多月而未止。這時候官方出面表示將整改道德警察，既是姍姍來遲毫無誠意，也是一招非常精心算計，試圖弭平抗爭怒火的手法。
「他們並沒有承諾取消道德警察，只不過是宣稱會退回到2020年之前的一些處理手法上去」，一位伊朗抗爭者朋友告訴我，「2021年（萊希上台）之後他們出台了更嚴格的佩戴頭巾的要求。」萊希是人們眼中極為強硬的保守派，也是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心儀的接班人選之一。在上屆溫和保守派的魯哈尼政府任內，頭巾管制稍為鬆弛。但就算在那時，也爆發了2019年到2020年間大規模的、混合了經濟議題和女性權益議題的街頭抗議。

quite similar，「暫停」同「取消」v.s. 「暫緩」同「撤回」

在保守派一家獨大之下，民衆很難相信體制內的改革能夠達到他們想要的效果。如果說2019年的抗議還沒有將「不要伊斯蘭共和國」上升為抗議目標的話，此次的運動幾乎可以說是直接指向了伊朗的政體本身。
可以想見，無論是否擺出妥協姿態，也許已經感到自己生命所剩不多的哈梅內伊頂多只會尋求策略性的妥協。伊朗強硬派上下傳遞出的訊息都顯示，政權沒有在意識形態和「國體問題」上尋求軟性身段的意願和空間。一旦這次的抗爭偃旗息鼓，哈梅內伊很大可能會主導新一輪的打壓、管控和強化意識形態的運動。而僅僅是對這樣的可能性的擔憂和歷史經驗，也足以令伊朗當前的街頭抗爭持續下去了——儘管直到目前為止，抗議也沒有促成伊朗的政治結構發生真正的、結構性的改變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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