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
happiness;香港愛國者的崛起;美烏;扭曲語言削弱民主;赴日移民;烏克蘭將官文化;緬工日記;台灣同志「社會性不孕」;拜登同民主黨嘅失敗;網戀故事;罷免法治;
- happiness
I was sitting at the beach one afternoon, wondering why nature was not making me feel better, when the answer hit me: I was trying too hard to live exactly like the Finns. I’d been so bogged down trying to find the time and money for the happiness hacks that I’d missed the point of what all the hackers were saying: Quiet the mind, and find pleasure in small acts and observations — like a cardinal taking flight, or talking to trees. “Simple things,” Ms. Pajunen had said. “This is at the core of what Finns have to offer the rest of the world.”
所以其實冇咁複雜,重點係冇雜念同挖掘快樂
- 香港愛國者的崛起

一直都講自己係(精神)香港人,但呢幾年都慢慢唔知點講,現時嘅情況就係噉,都好難可以改變到,我諗習慣嘅力量都真係好大,慢慢就「滲」晒,至少,都有愛國者開始覺得過火,屬於係少有嘅好消息
- 美烏
The Ukrainians aimed to win the war outright. Even as they shared that hope, the Americans wanted to make sure the Ukrainians didn’t lose it.
都唔難理解,所以唔會有一勞永逸嘅勝利,亦唔會一嘢輸咗嘅情況,結果就係我哋到而家都仲唔知道究竟幾時先真正可以停火……
Until that moment, U.S. intelligence agencies had estimated the chance of Russia’s using nuclear weapons in Ukraine at 5 to 10 percent. Now, they said, if the Russian lines in the south collapsed, the probability was 50 percent.
風險管理當然應該有,不過我有時都會諗,究竟呢個估計準唔準呢?如果唔準,建基於其上嘅行動就會冇咁make sense,亦可能使形勢變得更差/時機更遲
The Russian offensive exposed a fundamental asymmetry: The Russians could support their troops with artillery from just across the border; the Ukrainians couldn’t shoot back using American equipment or intelligence.
At moments like these, Biden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would joke bitterly that they knew more about what the Russians were planning by spying on them than about what their Ukrainian partners were planning.
To the Ukrainians, though, “don’t ask, don’t tell,” was “better than ask and stop,” explained Lt. Gen. Valeriy Kondratiuk, a former Ukrainian military intelligence commander. He added: “We are allies, but we have different goals. We protect our country, and you protect your phantom fears from the Cold War.”
可惜因此導致嘅不信任同減少真誠交流就會令到現有嘅進展前功盡廢
That was the perennial standoff:
In the Ukrainians’ view, the Americans weren’t willing to do what was necessary to help them prevail.
In the Americans’ view, the Ukrainians weren’t willing to do what was necessary to help themselves prevail.
Mr. Zelensky often said, in response to the draft question, that his country was fighting for its future, that 18- to 25-year-olds were the fathers of that future.
To one American official, though, it’s “not an existential war if they won’t make their people fight.”
- 扭曲語言削弱民主
首先是國家領導階層開始慣性地使用各種話術,逐漸破壞人民對政府的信任以及對話的基礎。自從1995年席哈克(Jacques Chirac) 上任以來,政府為了要擺脫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and)時期所建立的左派社會保障制度,同時避免人民反對的壓力,往往含糊地沿用左派的詞彙,實際上推行的政策卻逐步往右傾。
領導階層失去人民的信任,政治論述不再被認真看待,其原因也可以從法國政治光譜逐漸模糊的現象獲得端倪。馬農尼觀察到,源自柯林頓(Bill Clinton)競選時期的「三角點策略」(triangulation) 也在法國政壇被大量運用。所謂三角點策略就是擷取對手的部分主張納入自己的政見,一方面避免在特定議題上遭對手攻擊,另一方面也開拓新的支持者;簡單而言就是「包牌」策略。
對話與論述虛假化的結果,就是理性思考喪失根基,人們對於政治的未來失去方向感。而這樣的狀態就非常適合極右派文化的發展,其中又以教育程度較低、生活在鄉村地區的大眾階層最無招架力。
除了政治角力、時局環境之外,主流媒體與網路社群也各自以不同的方式阻礙民主討論:前者的內容受到股權擁有者的控制,而後者則受到來自俄羅斯與中國有計劃的干擾威脅。馬農尼觀察到,為了流量與輿論操作,政治的語言變得破碎化、情緒化,動不動就訴諸憤怒;討論已經不像討論,而更像戰鬥,重點已經不在於思考與溝通,而是片面的搶快、較勁。
語言的理性使用是政治溝通的基礎,扭曲前者等於摧毀後者。這種狀況演變到極致只會有兩種結果:完全的是非顛倒,或者完全的思考麻痺。而這兩種結果,都是為極權主義的思想整肅鋪路。
好多歷史、地方都係噉,納粹、Trump……唔係因為某啲人嘅出現,而係成個環境變質,但的確係某些人共同營造出嚟嘅情況,無論係刻意去做定係縱容甚至跟埋一齊嗰啲
雖然納粹人物的寫作風格各有差異,但是幾個共通點揭露了這種語言的特性:辭彙豐富性很低,彷彿帶有執念似的重複強調特定詞彙,反覆固化某種思想;內容空洞,但是充滿鼓動情緒的調性;時常扭曲概念的內涵,尤其是將日常語言當中具有負面形象的概念當成正面的詞彙在使用;書寫與口語幾乎沒有區別,凸顯了納粹德語單一且剛烈的本質,造成對於思考的箝制。以上這些都只是就論述的形式面而言;內容面則當然不脫離種族仇恨的思想。除此之外,納粹政權也是擅長洗腦與政治宣傳的老手。
附帶一提:納粹的全名「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本身就是一種誤導。他們用這樣的稱謂吸引工人階級的支持,但事實上他們的路線根本沒有任何社會主義的成分,反而自始至終堅強地與資方站在一起,並持續地打擊工會。而在今天,法國的右派支持者偶爾會出現一種低級的攻防,就是宣稱納粹因為叫做「社會主義」所以是左派的,這如果不是無知,就是一種刻意的操作。
總之,納粹德國一切操弄話語的策略,目標都是「打理」國民的「心智」,讓他們成為祖國的旗子,甘為祖國征戰。馬農尼用一句話總結他的主張:語言的扭曲使用,就是極權主義的本質。
扭曲嘅語言,真係多謝夾盛惠,睇得多到傻
- 赴日移民

或請飲茶、告罰、邊控……點都好,仲可以帶埋剩低嘅錢出走都算係好彩,可以預見,呢啲機會只會越嚟越少
徐旭升也是在來到日本一年後,才逐漸摸清楚其中的套路。在他看來,日本社會的分工體系就像是一台精密運轉的儀器,中國人過來後,因為各種語言、文化的差異,很難在這台業已運轉良好的儀器中橫插一腳,迫於生活壓力,『騙』就成為了最容易的謀生手段。「但中國人不敢惹日本本地人,語言能力導致他們也騙不了歐美人,那最後就只能騙中國人了。」
interesting,因為噉而行上詐騙行業……喺國內俾呃,出嚟就呃其他中國人……
劉偉明認為,現在是來日本的絕佳時機。他分析指出,疫情之後,中國很多投資人和企業家已經非常明智地停止了在境內的進一步資金布局,這導致很多人手裏有大筆的錢,卻找不到合適的項目。而隨着中國疫情管控的全面放開,這筆熱錢通過各種渠道來到了海外。
「現在能出來的錢差不多都已經出來了,投資人們正在焦灼等待創業明星們的出現,而中日兩國之間的關係現在也正處於『蜜月期』,現在來日本創業是千載難逢的良機。」
正是得益於這一「黃金時代」的到來,徐旭升成功拿到大筆投資,而他的創業之路在短短一年內有了極大的進展。除業務種類更加多元外,他的目標客戶群體也從原本規劃中的在東京的80萬華人擴展到了日本的本土客戶。
而這一切之所以如此順利,在他看來,得益於他下定決心將過去的一切清零。
「清零是一件極為痛苦的事,我必須斬斷過去所有的人生積累,以一個新生兒的姿態去學習全新的國家的文化和規則。作為一個喝毒奶長大的人,這無異於刮骨療傷。但清理過往的同時,我也開啓了新生,我相信在人生的下半程,我會是一個清清白白的企業家和一個堂堂正正的公民。」徐旭升說。
- 烏克蘭將官文化

軍人的任務就是打敗敵人,不是考慮政治,更不該靠新聞報導或作戰簡報來證明自己做了什麼。可現在,很多將領都有自己的社群帳號,貼文經營弄得像政客一樣,一切圍繞著形象操作──這完全是本末倒置。
烏克蘭面對的是一場正在耗盡兵力的戰爭。身為總司令,最根本的責任,就是要設法在兵力極度短缺的情況下持續作戰。
具備前線作戰經驗,是一名指揮官最基本的條件,也是他贏得士兵尊重的第一步。許多在壕溝裡浴血奮戰的士兵,可能從未親眼見過那些下命令的長官,卻必須為這些命令賠上性命。如果指揮官從未真正經歷戰場,就無法獲得士兵的信任;而一個只會下令、卻不懂得尊重部屬的將領,根本無法帶兵。
比起軍階,能被部屬尊重更為重要。如果士兵不信任你,你就無法領導士兵,這也是瑟爾斯基目前遭遇的問題。過去,我也和一些守舊派將領爭論過,結果我跟其他年輕軍官反而被批評「經驗不足」、「輩分不夠」。行啊!那就讓戰場的表現來說話。
所謂軍人的天職是「服從」,指的是對軍事專業與軍事紀律的理解與尊重,而不是無條件的盲從。外界可能以為「軍人必須無條件服從上級命令」,但那種理解,其實和奴隸沒什麼兩樣,也和真正的軍紀無關。
軍事紀律有明確的界線與規範,上級可以做什麼、不能做什麼,都有清楚的界定。問題是,有些上將就是不把規則當一回事,才會用階級壓制專業,把士兵當作奴隸使喚。但我們又不是俄軍。
- 緬工日記
可惜,廣東A城同雲南B城唔知係邊度?不過大概都係嗰啲選項,上海因為本身直轄所以唔使匿名化都幾得意
只有表哥懂一点中国话,所以云南男人把六张身份证和火车票都交给他,自己去了卧铺车厢,直到上海站才又出现。我们没有一个人长得像这几张身份证的原主人,害怕被识破。中途有穿制服的人来检查,表哥能强装自信,一边把证和票递上去,一边扭头假装和我们讲话。现在想起这个场景觉得好笑,不敢相信我们居然办到了。
原來16年火車查票仲未咁嚴格?定係只係因為默契呢?
看起来年纪最大的那个民警,慢条斯理地说:“不用跑,不用担心。你们国家现在要求你们办新证件,我们只是送你们回去办证件。请配合我们的工作。办好了,非常欢迎你们再来。”他说这话的时候,我能想象到在他面前的我们,一群惊恐的,僵住的脸。登记结束,那个民警又说,要带我们回去拍照,录指纹,弄完就放我们回来。所以我们什么都没带就跟着去了,或许是排队的人太多,大家一整晚都睡在地板上,日光灯惨白,地板惨白。早上放我们出来的那个民警说:“回去收拾一下,后天送你们去口岸。不要跑,跑不掉的。你们回去办完证就可以回来了。”
大概半个月以前,缅甸军方通知说,每个人必须进行生物信息采集、办理电子身份证,叫做UID,又叫Smart Card。以后办理任何边境通行证、7天临时入境卡、护照都要以这个UID为前提。尽管如此,没人真的想回去。即使是木姐、南坎户籍,也还在排长队办新证,听说队伍一直排到城外,一路都是就地睡觉的人。而户籍不在木姐、南坎的人,绝对不想回去。缅甸军队今年开始加强征兵力度,边境通行证被严格限制于木姐、南坎本地户籍,就算外地人真能花高价办个7天临时卡,女的要满27岁,男的也要满35岁。而护照,不仅是穷人不敢企及的天价,在很多地方也根本办不到。说到底,我们厂里这些人,一旦被送回去,没一个有条件再进来。
時代變咗,而人都只能被逼改變……根本走唔到
在过去那些躲藏的时刻,我从未想过卸下重负,我可以很容易把自己变成旁观者,哪怕只能是片刻。就像当初看着那截手指,被碾得粉碎,我分明觉得那是一团与我无关的东西。因此在无数次的躲藏中,恐惧不能完全渗透我,它只是构成了我的一部分,我的肢体,我的脑神经。
但现在我不想跑了。我并没有要完全放弃这条路,只是觉得像这样下去,一切不会有尽头。我已经不再害怕遣返了。如果他们要遣返,可以好好通知我们,不用像抓犯人一样。我愿意配合,我不会跑。我想回去陪母亲,我还想做生意。我所经历的一切,我所做过的事,都是神对我的训练。祂给我知识和力量,没有祂,我什么都做不成。缅甸现在局势不好,以前在淘金场遇到的中国人喜欢说,越战乱越有机遇。但我知道,对缅甸本地人来说,机遇尤其是给那些做过军官的人的。
以前我还会怕,回去了会被抓去当兵。不是因为怕上战场,是我还没还完债。好多年前我还在边境上班的时候,去缅甸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结果被抓了一次。那时候过境很轻松,没有现在这些围栏,骑摩托车十分钟就到了。结果我没被中国人抓到,而是被我们民族的兵抓到了。他们问我家里是否有人当兵,我没有,于是被扣下了。他们态度还蛮友好,还告诉我,像我这样的人,将来一定可以做军官的。做军官,也许吧,但我的债还没还完,弟弟妹妹还没毕业,我还要回到中国继续打工。可当时怎样求情也没有用,老板拿着钱来赎都不行,直到二妹从老家赶来把我换出来。那时候战争没现在这么多,这种替换还是可以的。
政变之后就不可能了,新的战场比以往都剧烈,到处都是残垣,都是流离失所的人。老家从去年开始就是主战场,我只能在手机上看见它被一方拿下,然后又被另一方攻下,如此循环许多回,难辨真假。在这家厂里的两年,我还完了从上海、A城回来时借的钱,弟弟妹妹也已经毕业了,他们带着母亲住在安全的城市。所以,如果现在要把我送回去,我接受。如果回去了要上战场,我也接受。毕竟现在我没什么好担忧的了。这个感受强烈、迫切,就好像我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时刻。
但他们必须让我先见母亲一面。发生在表哥身上的事,让我失眠了好长时间。2020年他回了缅甸,给一些中国老板当翻译,今年又来中国打工,结果收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他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甚至不敢回去参加葬礼,怕回去了办不到证再过来。自从去年打仗,老家信号早就断了,我们都没法联系家人,只能等家人有信号时联系我们。
而我自己,从一开始来中国,到现在都没回去过。这才是我此刻最害怕的事。
都奢求唔到太多,但願呢位緬工已經如願同屋企人團聚,and希望緬甸嘅局勢可以穩定返落嚟,打嚟打去只不過係軍官嘅機遇而對老百姓嚟講只有動盪同危險
- 台灣同志「社會性不孕」

在求子之路上,生理性不孕的人努力尋找解方,而社會性不孕則一再提醒這些飽受折磨的人,他們的權益與他人不同。
結婚了,或許對同志家庭來說是一種幸福。但在生育的迢迢長路上,有人幸運,有人則還在等待好運降臨。然而,如果需要仰賴幸運,也隱含著社會制度所設下的障礙,讓他們必須、也只能仰賴幸運之神的眷顧。
受孕需要一些運氣,但對女同志家庭來說,他們更渴望平等的早日到來。章晴雯最後告訴我,他的心願雖然平凡,卻如同置身漫長黑暗隧道中,只剩下無盡的期盼,「我們一直在等待,不斷在等待,只希望能夠等到在台灣生養孩子的那一天。」
希望新修法可以順利通過,同婚通過六年之後,可以見到社會都已經有共識:超過六成支持同志家庭通過人工生殖生育自己嘅下一代,始終係可以期待嘅事情,就希望可以再快啲,等待咁多年對於同志家庭嚟講無疑好煎熬
- 拜登同民主黨嘅失敗

首先,是一些在任何政治團隊內都可能犯的錯。比如拜登及其高階幕僚始終相信自己站在正義的一方,且唯獨自己有能力擊敗特朗普這樣「邪惡的對手」。在他們心中,一切提高勝算、有利於擊敗特朗普的行為彷彿都是正當的。也因此,他們對批評者心生怨懟,認為這些人憑什麼不去檢討對手,反而一直放大檢視自身的表現。幕僚們盡責地想將老闆最好的一面呈現給選民,在面對攻擊和質疑時也非常用力,尤其是指責對方「動機不純、立場邪惡」。
第二條是一些獨屬拜登團隊的問題。書中許多故事都指向同一點:拜登團隊太過緊密,家臣們都來自相同的小團體。這群人高度忠誠,跟隨拜登許久,生涯發展也完全繫之於拜登的下一步。於是,他們更容易高度保護拜登,尤其形成欺上瞞下的小圈圈。
而本文還將指出第三方面的問題,即這場政治災難也有專屬於美國的面向:在美國政治體系中,除非現任總統自己願意放棄連任,否則黨內政要缺乏能夠隨時挑戰現任總統的機制。這使得民主黨內的其他政要會更加沒有勇氣出手:萬一自己出手了,但拜登依然不願辭任、甚至還更加堅持,自己豈不成了削弱自家領袖的罪人?豈不是在幫助特朗普?又豈不會被自家人討伐、唾棄?
第三條其實共和黨都一樣,因為係呢個制度嘅系統性原因
拜登的問題更在於極端的小圈圈用人,只信任極少數長期跟隨他的家臣,進而容許這些親信可以完全主宰老闆能聽到的訊息。美國的政治體制原已使得其他政要難以挑戰總統,拜登又自己創建了封閉的決策圈,終於導致在外人眼中難以理解的決策。
消息蔽塞成噉,所以打破承諾繼續參選都唔出奇,有咁多人支持,雖然都係利益相關嘅下屬支持者……
過去,美國兩黨的總統提名權也曾握於黨內大老之手,但在戰後逐漸下放到基層選民,初選制在近半個世紀以來逐漸鞏固,由各州支持者經過漫長的程序決定提名權。在這個制度下,現任總統「被初選」(primaried)確實可能發生,但通常等同對於執政路線的否定與抗議,會成為外界觀察黨內分裂的證據。
此外,由於美國政黨的初選體系是要在各個初選州動員基層支持者,需要龐大的金錢、聲勢和組織實力,亦即需要許多其他黨內有權者的倒戈支持,而初選挑戰者通常也都缺乏這樣的實力。
在美國戰後政治史上,初選挑戰現任總統從來不曾有過好結果,民主黨人的集體「怯戰」便不難理解。
本身要換將就係無奈之舉,如果支持度繼續高嘅話,冇人會想求變。結果就係一種loop,任期內唔點培養下一任,而且黨內競爭好睇資源
對比英國議會內閣制下,執政黨議員們隨時可以決定對首相發起挑戰,甚至可以選擇先撤換首相,再決定接任人選。美國兩黨則採取初選制,黨內大老無法隨時自行決定總統提名人去留,需要有挑戰者出面取而代之、也需要黨內有權者集體倒戈,在初選過後,只能期待不適任的現任總統自己知所進退。
而對於民主黨更加緊要嘅係,佢哋真係要認真諗下要點樣吸引選票。Trump嘅爭議性同反對度肯定唔低,但唔代表民主黨就可以繑埋雙手等選民投佢哋,因為坦白啲講,選民就係會隨時改變自己嘅優先事項,以往奏效嘅路線而家可能就變成反效果,呢一點非常考驗政黨嘅民意調查同議題能力
- 網戀故事

這些年我都是獨自奔往我嚮往的世界。他從一個人,變為一個寄託,一個象徵,這些美好的期待漸漸和他混為一體,哪怕我並不真的需要他這個人,也無法讓自己將他拔出去。
那麼對於他呢?我想我也一樣是一個由「寄託」、「需要」等關鍵詞拼湊出的集合體。他才會在有利可圖時到來,利散而退。「喜歡」當然也是有的,但對於長時間處在不健康的生活狀態中的人來說,它又恰恰是最不穩定的東西。
想明白以後,雖然我心裏還是被陰影籠罩,怕會被騙,但也不再抗拒新的關係。我慢慢懂得,不要再依靠「戀愛」來解決自身問題,它該更純粹一點。我陸續認識了一些人,也終於體會到了健康的親密關係。只是這一次,不再只是通過網絡。
我想我從前陷入了一個誤區。對於15歲的我來說,周遭即世界,當時的網絡的確是一個拓寬社交的渠道,但現在我已經走得夠遠,完全不用把結識新人的期待全部交付給錯綜複雜、難辨真偽的網絡了。何況現在的網絡環境已經變了,D吧被戰狼攻陷,「你畫我猜」也因有網友會在畫板上寫「反動言論」而遭下線。人和人的相處,都不再真誠而互相信任。
戀愛究竟是什麼,都真係幾難回答,不過有一點好重要,諗法有可能跟住時間而改變,所以而家明唔明,點理解都好,都應該好好珍惜,從而令自己喺將來唔會後悔
這一年半,我做了一個名為「消除與覆蓋」的計畫。和他期待的事情,我都陸續獨自或和朋友結伴做了,再提起類似的話題時,我首先想起的,不再會是他。
回憶是種恫嚇。寫下紀錄時,媒體人的慣性讓我時不時擔心,這件事會不會被消解成一個個簡單粗暴的標籤,比如:一個網癮少年在現實「重開」、被網貸壓垮的年輕人,或者被傳成是「直男裝gay來騙錢」。但我想,只有從頭審視,認真書寫,才能記住它是怎麼發生的,這十年才不算白費,才能讓我真正去走向我的「未來」。而對於他,愛意和恨意在這快兩年的頻繁回望裏都消磨得差不多了,我終於能平靜而真心地說一句,願他安息。如果有來生,祝他過上真正想要的人生。
所有開心嘢,傷心嘢,都可以令我哋成長。如果最後可以平靜而真心地講到呢一句,種種經歷就冇白費到
- 罷免法治

持平而論,從《憲法》第133條條文:「被選舉人得由原選區依法罷免之」而言,其實制憲者期待是回到被選舉人與選民之間的代表性關係,也就是他表現得怎樣,他有沒有辜負選民的委託;後續訂定的法律在技術層面上,恐怕卻讓制憲者的初衷受到破壞,尤其是現在馬上就能夠利用這一套制度來處理三黨不過半問題,導致選民檢視的不只是被選舉人的個人表現,這個是制度層面上需要檢討的地方。
但反過來說,藍白立委目前在立法院的表現,其實也加強了這個制度的負面效果。藍白立委透過多數席次,通過《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等修正案,都一概地想要用立法權來凌駕(行政權)的時候,反而更加添柴火、彰顯這個制度的效果。現在的「大罷免」已經脫離原選區,變成說罷免某某某就等於罷免傅崐萁,形成選民對一個政黨投下不信任票,這個會是接下來觀察的重點。
所以憲法嘅制訂都唔係話咁易做到好完美,無疑係同初衷相反,不過始終都係以民意為主,至於係地方定係全國、係法律定係政治手段,至少結果係的確反映到目前嘅民意,當然,呢個問題都係要修訂比較好
我在歐洲很多半總統制國家做過訪談,問過很多半總統制國家學者 ,他們都覺得台灣合併選舉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像奧地利學者就說,奧地利甚至透過《憲法》規定總統和國會不能一起選。為什麼?因為這兩個都是半總統制重要的憲政民意機關,一起選,選民到底要投票給誰?他們覺得拆開投票才合理。而我的長期主張也是認為總統與國會必須拆開來選舉,像是法國就隔兩個月的時間,台灣完全在同一天是非常奇怪的事。
過去的理由說要節省選舉支出,這是經濟考量,但從學理上來看,分開來選對憲政運作是比較好的,而且國會與總統彼此互相對抗的正當性,也是存在的。如果同一天選出來,總統與立委都代表新民意,當處於「分立政府」時就會有衝突;但若是不同的時期選舉,然後產生不同的民意,我覺得會有更清楚的責任政治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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