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報~月刊 ,2024

2024年終雙月刊

墨西哥女性國家？；瑞典「軟女孩」；中國性生活；Win probability in sports；人易缺鐵；Human more prey than predator；美國新分離主義；Trump點解贏；讓人稱羡的美國經濟；Populists rise, economies fall；More than misinformation crisis；Political narcissism predicts dehumanization；中國低價圖書；Many dangerous roads controlled by state；

2cold

Dec 29, 2024 23:59 UTC+8 • 65 min read

墨西哥女性國家？

華雷斯的女人和女孩們在這裏遭遇的悲劇恰恰與墨西哥在同一時期的經濟機遇殘酷地交織在一起。1994年NAFTA正式生效前後，墨西哥邊境地區涌現出了大量代工廠（maquiladora），它們的主要功能是為邊境以北的美加企業提供廉價勞動力。家電、電子零部件、服裝企業開始在華雷斯等邊境城市廣泛招工，大量女性進入了工廠的生產線。
然而，墨西哥社會——特別是墨西哥北部深受「男主外、女主內」思想影響——顯然還沒有做好準備迎接女性在經濟上的全新競爭力。女性走上生產線，不再整日呆在家裏，開始像男人們一樣養家餬口，甚至，由於工種的特殊需求，一些女性的收入超過了男性。在那些新興工業欣欣向榮的城市，家庭衝突開始浮現，不久之後，女性的屍體開始出現在公路兩旁和曠野之中。
最初的觀察者顯然沒有捕捉到、或者拒絕捕捉性別暴力背後深刻的恐慌情緒。過去的一些評論和分析將女性的死亡歸咎於情感糾紛、家庭不和等原因，這些評論顯然忽視了暴力的經濟背景，忽視了「女性如今可以賺錢」這一本該標誌着社會進步的事實，不幸成為了她們被害的原因。
經濟巨變僅僅是啓動了這一惡性循環，在此之後的數十年間，讓殺害女性真正成為了一種文化、一種頑疾的則是政治的力量：司法系統的失靈。前文中塞爾吉奧的情況並非個例。殺害女性的兇手們一次又一次被無罪釋放，向潛在的加害者們釋放着一個信號：殺害女性並不需要承擔太多後果，有時甚至不用承擔任何後果。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殺害女性案件面臨立案難、取證難、缺少支持女性的法律資源、以及司法管轄權混亂等一系列問題問題。「殺害婦女罪」在墨西哥刑法中被正式定義是2012年，在此之前，大量的殺害女性案件被歸類至「兇殺案」的大類，而兇殺案又分為槍擊案和其他工具作案。槍擊案由於涉及到非法持有武器罪，大部分時候需要考慮有組織犯罪的滲透，需要上報聯邦法院裁決，而其他工具作案的兇殺案件則由州法院管轄。
在「殺害婦女罪」被清晰定義之前，對於此類案件的判決很難找到明確的先例，而就算在法律定義出現之後，不同地區之間在案件歸類上的不統一也讓很多性別犯罪案件石沉大海。
由於性別犯罪的特殊性、確立證據鏈的複雜性、甚至可能涉及到聯邦和州法院辦案權的衝突，如果沒有強力的法律援助或者司法資源支持，尋求訴訟和公正裁決的受害者家人們往往要經歷一場沒有結果的苦戰。
在為華雷斯被害女性爭取正義的各方力量中，新聞媒體起了重要的作用。地方和全國媒體的廣泛報道讓華雷斯的案件獲得了墨西哥全國、甚至國際範圍內的關注。記者塞爾吉奧·岡薩雷斯（Sergio González）在2002年出版的《荒野遺骨（Huesos En El Desierto）》一書以非虛構的形式詳細記錄了華雷斯殺害女性犯罪的始末。其中，可能最令人扼腕的並非暴力本身，而是政府和僱主對待性別暴力輕描淡寫的態度，繁瑣、官僚的司法流程讓追求正義的代價高昂，最終導致無人可以對暴力問責，罪犯逍遙法外，女性的性命則無人問津。
此後的20餘年間，媒體和女性運動參與者在墨西哥不斷推動「殺害婦女」這一概念的傳播。這一階段，解決性別暴力問題也成為了墨西哥女性運動的主要訴求。

really crazy，經濟發展多咗女性勞動會係一種誘因。但更深層嘅原因則係驚人地相似，司法不力，政治同司法唔重視。但人民在乎，幾十年來嘅堅持同努力，終於不易但一步步地取得現時嘅進步，只要繼續落去，會更好的

作為墨西哥歷史上第一位女總統，辛鮑姆的政策倡議固然十分誘人，但在更現實主義的視角下，我們也會發現辛鮑姆在其最近的執政經歷中，也就是其擔任墨西哥城市長期間，並沒能有效遏制殺害婦女犯罪。墨西哥媒體Animal Politico就指出，辛鮑姆號稱在自己和盟友巴特斯任上，墨西哥城的殺害婦女犯罪率下降了37%-40%，但該項數據有被故意操縱的嫌疑（2018年12月比對2024年2月）。考慮以年份為單位的完整統計（2018-2023年），這一數據實際上升了29%。
在辛鮑姆身後，站着墨西哥新崛起的一衆女性政客，她們在國會、地方議會和政府都佔有一席之地。辛鮑姆的當選是一個里程碑，它是女性參與墨西哥公民社會、草根女性運動和體制政治的階段性成果。但是，一位女性總統並不意味着女性主義政治的最終勝利；事實上，提倡女性主義政策的女性政治領袖反而面臨更大的風險，尤其是在一個性別問題依然相當割裂、相當敏感的國家。墨西哥的女性運動和女性政治參與者們對辛鮑姆的承諾只能抱有謹慎的希望。

當然都要謹慎地保持樂觀，因為從來都唔係輕輕鬆鬆就有驚喜跌落嚟

瑞典「軟女孩」

其實都唔單係瑞典，好多地方都有呢種思潮出現，尤其而家網紅時代都有唔少呢種流量嘅代表

「軟女孩」不只是個人選擇，而已成為瑞典社會的潮流現象。根據瑞典最大的青少年調查機構Ungdomsbarometern的研究，在15至24歲的年輕人中，「軟女孩」被列為2024年的熱門趨勢。更令人注目的是，即使在年輕學生群體中，已有14%的7至14歲女孩認同這種生活方式。
「軟女孩」（Soft Girl）代表了年輕女性對傳統職場文化的一種反思與回應。這一概念不僅是一種生活態度，更是對「女強人」（girl boss）追求職場成就和事業高峰文化的一種柔性反抗。「軟女孩」強調生活的從容與柔性。「全職女友」則是這一理念的具體生活模式：放棄職場競爭，專注於個人生活品質、伴侶關係和自我滋養。她們拒絕被工作定義，轉而追求一種看似輕鬆但實則充滿複雜權力動態的生活方式。在這一文化脈絡下，「全職女友」（Stay-at-home Girlfriend）可以被視為「軟女孩」理念的一種極致實踐方式。

經濟學家彼得．威克斯特倫（Peter Wickström）認為，這股風潮可被視為對高壓工作和性別角色期待的合理回應。儘管瑞典以其高度的工作與生活平衡而聞名，如25天的年假和不到1%的超長工時比例，但年輕人的壓力指數卻持續上升。
瑞典的性別平等政策雖然取得顯著成果，但也暴露了某些結構性問題。雖然瑞典擁有最高比例的職業母親，但在異性伴侶中，女性仍然承擔大部分家務與育兒工作。約70%的育嬰假由女性請領，顯示了性別角色的隱性不平等。

well，仍然需要持續努力

接受Cosmopolitan採訪時，格林利坦言：
「如果你給一個人餵飽你的權力，那麼他也有能力讓你挨餓。」
格林利分享自己會成為SAHG是「逐漸發生的事情」。她和前任在Covid-19疫情初期開始約會，當時她失業了。隨著他們的關係變得更加認真，她在經濟上變得依賴伴侶，也逐漸開始了這段看似悠閒的生活：整理房子、準備早餐，分享看似完美的日常。然而，她內心卻感到極度壓抑。「我不斷清潔只是為了找事情做，感覺自己快瘋了，」她坦白道：
「我感覺自己總是得小心翼翼，因為我知道他如果想要，可以徹底改變我的生活。我覺得自己在這段關係中完全沒有發言權。」

yep，無論點都好，都要有條後路畀自己，諗好自己想要嘅未來究竟係咩，同埋可唔可以達到

理財專家、Podcast節目《So Money》主持人及《A Healthy State of Panic: Follow Your Fears to Build Wealth, Crush Your Career, and Win at Life》的作者——法努什．托拉比（Farnoosh Torabi）對「全職女友」生活模式提出嚴厲警告。她斷言，放棄經濟獨立是「一場巨大的財務騙局」她指出，全職妻子在離婚時通常會有財務保障，例如配偶贍養費和婚姻期間獲得財產的公平分配，但全職女友則沒有這些保障。
托拉比強調：「金錢就是權力，也是保障。如果你完全依賴對方，一旦關係結束，你將一無所有。」她建議女性即便在依賴型關係中，也要保留至少部分的經濟自主權，可以是兼職工作或發展副業。對於已經陷入經濟依賴的女性，她建議首要任務是想辦法開始賺錢，無論是暫時搬回家中，還是尋求朋友幫助。
「現實雖然殘酷，但重新掌握經濟主導權是擺脫困境的第一步。」
「軟女孩」風潮反映了年輕一代對工作與生活平衡的追求，包括對壓力的抵制、對生活品質的重視，以及性別平等政策推行中的矛盾。在提倡個人選擇的同時，也必須警惕可能潛在的危險，尤其是如何平衡職場與家庭的壓力，為所有性別創造真正的平等環境。

我自己就幾認同呢個觀點，不過肯定都有持相反意見態度嘅人，點講呢，無論男女啦，祝佢哋幸運——即另一半有穩定工作，同埋感情都持久穩定——否則就要面臨重大人生轉折，到時先知痛就太遲

中國性生活

最近有睇到關於日本嘅調查，因為比較平常（畢竟東亞都係倒數嘅出生率）就唔多講喇。就揾咗國內嘅調查睇下情況，都幾意外

有很多中产的性生活被剥夺了。
之前我也在网上冲浪，像豆瓣的中年人小组、生活组，有的人会发帖问“姐妹们，已婚的多长时间跟伴侣发生一次性行为？”我就发现大量的跟帖说没有，半年没有、一年没有、生了孩子以后都没有……
当时我看到还是觉得有一点吃惊的，但后来我们的调查数据一出来，跟这些帖子的描述是吻合的。
所谓的中产，其实是非常忙的，压力并不仅仅体现在996上，他可能下班之后大脑都没有停下来，还在想一些工作的事情，这个都会抑制性渴望和性行为。
80后90后的中产，也是鸡娃的主体，陪着孩子写作业，也会消耗大量精力，让你没有余力去过性生活。

well，連中產都冇嘅話，噉就真係可以想像到生育主力軍係邊啲……

我们做付费性行为研究，发现1970年以前出生的男性大约20%有过付费性行为，1970年以后出生的，比例稍微低一些，大概只有10%。
有人就说你们数据不准确，因为俗语常说“十男九嫖”什么的，其实我们调查出来的比例没有这么高，所以也希望可以去打消大家的顾虑。

70、80、90整体性观念越来越开放，但是00后的并没有比95后更加开放，不过这个主要体现在男性身上，00后的女性是更加开放的。
00后男性越来越保守，可能是因为我们大众文化里都不太能有性出现了嘛，就连接吻也很谨慎。不过也有可能是，00后男性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想的是对女性的限制，将自己排除在外，他们希望自己的伴侣是保守的。

同樣係兩個比較意外嘅結論，我諗經濟同教育都有其影響嘅力量

我觉得即便是快餐都是好的，现在关键是快餐大家都不吃了。
从学术界角度来看，经济形势越差，年轻人的性活跃越低。美国的研究也会发现类似的情况，经济下行可以解释约1/5年轻人性生活活跃度的下降。
在最年轻的人之中，失业对性生活的破坏力是远大于996的。因为996至少带来一种稳定感。失业后，你会遭遇非常多生活的困顿，没有余力去开展亲密关系。
我自己接触到很多年轻人，会觉得谈恋爱很麻烦，首先影响学习，另外还要考虑大学毕业了，我找工作要不要跟对方在同一个城市。
社会竞争太激烈了，恋爱或性带来的愉悦感，都比不上我考上研、找到一份好工作的快乐。

感觉短婚未育的情况变多了些。集中在85后，男孩女孩都有，现在的80后90后结婚磨合一两年、两三年，不太适合的可能就会离婚了，然后又重新进入到婚恋市场里。
这跟我们看到的数据也是吻合的，离婚率一直在上升，每年离婚对数也一直在增加，其中有很多都是刚结婚不久的人。
刚才我也问了一些叔叔阿姨，他们都提到说这个地方的男孩特别挑剔，到了一定年龄之后，至少在父母眼中婚恋变成了一个男方市场，他可以找学历高的，也可以找学历低的，去开各种条件。目前女性在婚恋市场里，她的“价值”的确还是随着年龄的增高而变低的。

一来是东亚的家庭主义传统，父母对孩子负有无限的责任，想要孩子养得好，那么一个理性的策略就是少生，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一两个孩子身上。
二来就是女性的选择。现在东亚社会，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已经超过了男性，职场上的成就也很好，但是回到家庭内部，还是要求她们做家务、带孩子。
生孩子能带来快乐，但它只是一方面，如果工作上的成就感超过了制造一个生命带来的成就感，她自然不会去生孩子。
三来就是我们中国独有的计划生育政策，年轻一代已经丧失了关于大家庭的想象，多子多孙这样的愿望会比较少见了。

我一直讲东亚社会有个“婚育套餐”，一旦你结婚了，基本上就要生孩子，婚内生育非常快速，结婚2年内，三分之二的人都会生育。平均结婚年龄可能28，生孩子就是29、30岁。它绑定在一起，谈恋爱了，紧接着就要考虑买房、买车、养娃的问题，让人压力就特别大。
其实很多北欧国家，已经将结婚和生育彻底松绑了。他们平均生育年龄可能是33岁，平均结婚年龄就是36、37岁了。也就是生育在结婚之前，我也许跟A生娃，但是跟B结婚，都是有可能的。将婚姻和生育解绑，这样 “生育”的这个概念变得轻盈一些，没有那么多附加的、沉重的东西。
另外，推动家庭内部的性别平等，可能是更重要的。
女性在教育和经济上的崛起是势不可挡的，这个时候要你回家生孩子，放弃之前所有的努力，是很难的，那就要保障女性在生育之后的种种的权利。
所以需要推动家庭内部平等分工，做家务、照顾老人和孩子，丈夫也都要出力。像我有个学生之前去北欧一个国家交换过，她说观察到工作日有很多爸爸推着婴儿车，在公园里照顾孩子。
作为长辈，对待年轻人我觉得不要施加太大的压力，不要有集体主义下这种严格的社会时钟，你越催他越不想要去做。可能35岁结婚也行，现在我们的生殖技术也很发达，40岁生孩子也有可能，大家都放松一点。

但婚育解綁要睇共識……而家嚟講我係覺得東亞文化仲未有鬆動嘅跡象，所以即使法律上推動咗都無太大效果，反而可能會多咗冇人照顧嘅棄嬰……

Win probability in sports

Sports fandom has always had a quantitative component, but it has become much more pronounced in recent decades. As fans age, they tend to spend less of their time playing the games that they watch. They may have once mimicked a favorite player’s distinctive swing, or donned a glove and imagined themselves making a series-clinching catch. But having now left the playground behind, they don’t identify so naturally with players. They find it easier to cast themselves as coaches and general managers—numerate strategic thinkers surrounded by stacks of Excel printouts. Fantasy leagues were a gateway drug for people who liked their sports with a heavy dose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Sports-gambling apps have become their heroin.

幾有趣嘅一個現象，從教練同球隊管理嘅角度睇波，而唔係代入球員。都幾make sense，可以解釋點解明明唔識都會睇波賭波嘅人……

When I called up Michael Titelbaum, a philosopher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who works on probability, he told me that these statistics are easy to misinterpret. “Decades of cognitive-science experiments tell us that people are really, really bad at making sense of probability percentages,” he said. Even doctors and other professionals who often deal in such numbers regularly make faulty judgments about them. Evidence shows that most gamblers have a hard time converting probability percentages into betting odds, and that they’re especially bad at reasoning about several such percentages in combination, when making parlay bets.

thats true，因為好多人嘅直覺係錯嘅

Still, whatever its downsides, the spread of probabilities through culture and entertainment may be having some positive effect on people’s statistical literacy. Kenny Easwaran, a philosopher at UC Irvine, compared it to the way the concept of temperature came to be appreciated by the public. In the mid-18th century, some scientists were skeptical that there would ever be a way to represent all the varied phenomena of hot and cold—a pan’s searing surface, a steamy jungle, the chill of a glacier—with a single number. But then the thermometer became pervasive, and, with practice, people learned to correlate its readings with certain experiences. A similar transition is now under way, he told me, as probability percentages have seeped into mass culture, in weather forecasts, medical prognoses, and election coverage.

樂觀嚟講，好似都有可能會演變成噉，不過我懷疑呢個過程會好漫長，同埋係呢個快速+少思考嘅時代，普及後嘅概念是否正確都好難講（可能係我太悲觀？

人易缺鐵

國家地理雜誌 | 鐵質缺乏症：比你想像的更普遍、更嚴重

在青春期之前，男性和女性通常有相同的鐵質每日建議攝取量（7到10毫克）。不過在19至50歲之間，女性的鐵質每日建議攝取量飆升到18毫克，懷孕時上升到27毫克，然後哺乳時降到9毫克。對男性而言，他們一生的每日建議攝取量只需要8到11毫克鐵質，依年齡而異。
伊比諾薩說，缺鐵性貧血通常會逐漸出現，但女性可能比男性更常發生，因為月經週期會使這種病症惡化。經期血量大或持續較久而導致的血液流失，會進一步消耗原本就有限的鐵質儲量。

雖然這方面的結果只是健康評估標準的一環，但目前已有證據顯示，不論患者是否貧血，治療心臟衰竭患者的鐵質缺乏症都會同時改善生活品質及再住院率。
儘管如此，對於未住院且目前只有缺鐵性貧血輕微症狀的人而言，治療方式恰好更加簡單直接，正如專家所說，服用鐵補充劑或採用富含鐵質的飲食都能改善整體健康。不過，如果你可能需要使用任何藥物，最佳的處理方式就是諮詢你的基層醫療醫師來決定最適合你的計畫。

最後一點好緊要，咪隨便自己補，揾專業醫生判斷先

Human more prey than predator

well，呢個都係觀點嘅可怕之處，同一個證據有可能支持截然相反嘅觀點，當然，既然對立就好可能有其一係錯……尤其係當中有未完全瞭解所有情況時嘅結論

Finding that hominids were hunted also implies that humans evolved with a prey mind-set, living in fear and constantly seeking protection. Anthropologists now believe that early humans spent many days worrying about predators — and most nights, too. Big cats, like leopards, hunt primates at night. Their eyes can see in darkness, while our eyes, evolved for detecting ripe fruit in daylight, cannot.
This picture of fearfulness is consistent with our understanding of human psychology. We’re hard-wired to detect threats quickly and to stay fixated on places where threats once appeared, even after they have vanished. We fear that “child predators” will abduct our kids even when they are safer than ever.

呢種基因遺傳下嘅獵物恐懼潛移默化地影響我哋嘅諗法同做法

Bearing in mind that our species is by nature more prey than predator is a good rule of thumb when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 and it could help soothe today’s intense political animosity by increasing our sympathy for the other side. Just as you vote to protect yourself and your family, so do those who vote differently. The next time you feel angry at your political opponents, pause to think about how they might feel threatened. When people want to close the southern border, for example, it’s usually not because they want to harm migrants, but because they want to protect against the perceived threat of crime and job loss.
Unless they see you as naïve, your political opponents probably view you as a predator. To help them understand your true motivation, consider explaining how your beliefs relate to your fears and your desire to protect yourself, your family, your community. You might start a political conversation by asking, “What worries you most about the future?” or “What makes you feel threatened?”
The answer is probably not “an eagle snatching my child” — but it might as well be.

然而而家要點破局都幾頭痕。相對於同理心起作用認為對立陣容嘅人係同我哋嘅出發點差唔多，直接當佢哋係敵人更加易接受得多……但諗深一層，對方真係要置我方於死地？真係咁十惡不赦？其實係一啲都唔合理。可惜而家嘅策略係激化矛盾嘅情緒發泄式大眾文化流行……以至於一啲社論都鼓勵一方勢力要勇武地宣戰，但唔知有冇諗過加劇撕裂之後，到時又點收場呢？

美國新分離主義

美國是一塊自由之地，各路各樣的人馬都提過、進行過各種烏托邦夢想與實驗，分離主義運動在美國也不是什麼新現象，這次又會有什麼不同呢？
但是隨著時間的過去，在美國政治這棟看起來巨集偉無比的大廈上，開始出現了越來越明顯的裂縫。這幾年的民調反覆顯示，差不多一半美國人認為未來可能會爆發內戰。有不少學者著書來講述美國的社會與政治極化，內戰研究方面的專家政治學家芭芭拉•沃爾特（Barbara F. Walter）在2022年乾脆出版了一本著作《內戰是如何開始的》（How Civil Wars Start），來論述這一前景的可能性。
也許這種對衝突與內戰的預見只是人們一時的情緒衝動，但如此多的人有這種預見，至少說明某種嚴肅的事情正在發生。

巴克利自問：當世界各個大國都有某種分離主義的時候，美國何德何能倖免於難？有什麼障礙會阻礙美國分離嗎？
他的看法是，「分裂的障礙遠比大多數人想像的要低」。
障礙的降低首先來自於民心的變化——「文化戰爭」在美國愈演愈烈，在2018年進行的民意調查中，有39%的美國人希望分裂/脫離美國（2024年的民調則顯示，仍有23%的美國人做如是想，阿拉斯加、德克薩斯、加利福利亞和紐約州位居首列）。共和黨和民主黨的選民與選區邊界日益分明。在美國的選舉地圖中，有一個名詞被叫做滑坡縣（landslide county），即一黨相對於另一黨以至少20個百分點的優勢獲勝的縣。幾十年來，滑坡縣數目穩步上升。 1992年，37.7%的人居住在滑坡縣; 1996年，42%; 在2004年，這比率為48.3%; 2012年，50.6%；2016年則上升至史無前例的62%，2020年稍微回落至58.2%。相應的，被一黨所完全掌握的州（即一黨控制州行政、兩院多數）數也在增多。截止2024年，共和黨完全掌控的州有23個，民主黨完全掌控的州有17個。到目前為止，只有17.4%的美國人生活在政府分裂的州里。在2008年，美國學者畢肖普（Bill Bishop）因為這個現象，發明了一個名詞「大分類」（The Big Sort），指的就是美國社會在文化、政治上的這種自我隔離。
巴克利認為，美國的分裂也是有合法性和客觀緣由的。「我們的國家過於龐大，我們已經犧牲了共同的民族身份所帶來的信任和同胞之情。」他的論據是，美國人對政府的信任到了新低，認為政府可信的人數從1964年的77%下降到了2015年的19%。 1972年的時候，一半的美國人認為大多數人值得信任，現在也已經下降到了三分之一。如果分離美國，則可以各自建族，增加信任與團結。巴克利認為，美國的分離主義者同加拿大的魁北克人、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人、英國的蘇格蘭人、比利時的弗萊芒人一樣，都有合法要求「民族自決」的權利。
此外，巴克利覺得，美國分離的代價也比以前小。他問道，如果捷克斯洛伐克可以在1993年舉行「天鵝絨分離」，通過談判分割了國家資產，期間沒有發生任何暴力，分裂之後的兩個國家都照常作為自由民主國家存在，那美國為什麼做不到呢？歐洲帝國已經萎縮，蘇聯已經消亡，國際自由貿易已經大致實現，大國所具備的安全和商業優勢在這個新時代內已經消失了很多。美國分裂所面臨的法律障礙也不是不可以克服，儘管美國最高法院在內戰後否認了各州單方面的分離權，但是巴克利預計現在的大法官很可能會更願意承認分離權。可以比照加拿大最高法院在魁北克獨立問題上的裁定，該法院並沒有簡單的給出一個是或否的答案，而是要求各方相互尊重利益，就分離條款進行認真的談判。

巴克利認為，從數據上看，小國較大國更幸福，原因之一是大國更腐敗。儘管麥迪森在《聯邦黨人文集》中預計，實施聯邦制的大國能夠更有效的限制多數派的不端行為，但是時至今日，少數利益團體更能劫持國家; 大國當然能提供更多的安全，但巴克利認為，美國的軍事能力與外交政策目標也有過大之嫌，這來源於三點：利益集團（軍工複合體）的腐敗、總統制政體（「美國總統在很大程度上有不受約束的權力將國家推向戰爭，也有動力這樣做以提高自己的聲望」）以及大國追求偉大的衝動（「回歸分析顯示，人口越多，軍費開支佔GDP的比例越高」）。而無論是軍費還是巨集大的外交目標，都增多了國民的稅收負擔; 成為小國的第三個好處是「使政府更接近人民，從而使人民更加自由」。
當然，大也有大的好處。大國意味著更大的自由貿易區，大國的經濟不依賴於少數幾家公司，多元化程度會更高，大國有規模經濟優勢。如果擅行分離，也許還有以下的弊端：如果各州有不受約束的分離權，那麼它們可能就不太願意為整個國家的基礎設施等長期專案進行投資; 分離權會增加各方的機會主義傾向，這體現在威脅退出聯邦的一方可以憑此要脅對手，獲取好處; 關於分離的談判本身就會產生交易成本（比如加拿大在魁北克問題上的冗長辯論）; 如果分離很容易，那麼國家成員就不會多花心思在改良上。
既然分與不分都有利有弊，那該如何？
巴克利圖窮匕見，給出了他的建議：「輕度分離」（Secession Lite）。這指的是各州可以選擇性地執行某些聯邦法規，否認其他法規，與聯邦政府保持鬆散的聯繫。巴克利自己是加拿大出身，大學畢業之後才到美國來，在其論述中，他反覆將加拿大的情形與美國對比。他指出，加拿大在大英帝國治下採取的是所謂「部分自治」，加拿大政府負責內政，帝國事務則交給威斯敏斯特的英國議會處理。相對於美國的州，加拿大有更多的自主權，英國政府如果要對加拿大內部事務立法，實際上是需要加拿大議會的同意的。巴克利直接問道：美國可不可以採取這種加拿大模式呢？給地方更多的自治權，會促進各州的相互競爭，也能有效保持社會隔離，使之成為國家分裂的有效替代品。

作為一個古老的大陸帝國，奧匈帝國的人口組成特別多樣化，而且，各人群的地理分佈與行政區劃並不一致。在帝國下屬各王國、地方中，往往分佈著若干不同的族群，沒有哪一個族群能夠獨佔一塊地方，也沒有哪一個族群沒有分散在若干政區之內。這是中歐諸族群在若干世紀里相互接觸、涵化的結果。
原本奧匈帝國以德語人群為主導人群，德語文化是帝國的高級文化。但是到了十九世紀末的時候，隨著各族群民族主義動員的展開，帝國內部民族衝突日益增多。這些衝突蔓延到許多領域，群眾街頭暴力層出不窮。奧地利作家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嘆道，「曾由那容讓的時代千方百計彌合起來的各民族和各階級之間隱藏的隔閡和縫隙，一下子全破裂了，變成了不可逾越的鴻溝和深壑。事實上，在新世紀之前的那最後十年裡，一場全面的內戰已在奧地利拉開序幕。」
為了避免民族鬥爭，奧匈帝國政府的對策也就是「隔離」（用奧地利史學家斯托日的話來說，就是「通過分離達成和解」），讓各個族群各自為治。在教育機構、行政部門、法院和學校里，甚至在救火隊中，都特意給各個族群安排專屬「政府」，比方說1882年，布拉格大學被一分為二，德意志人和捷克人各自教學。 1910年在西里西亞，省農業事務委員會被分為德意志、捷克和波蘭人三個部分。理所當然的，這種分離最終蔓延到了政治代表領域（省議會、國會），他們把地方上的居民分劃到某個民族、教派的登記冊上，然後為該民族、教派確定一個固定份額的議會代表/公職人數。
事實上，為了應對各族雜居這件事，有些奧地利人認為隔離的形式不應該是「地方自治」，而是「文化自治」——這是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人奧托·鮑爾（Otto Bauer）和卡爾·倫納（Karl Renner）的主意。
他們倆的想法是，帝國的實情是民族分佈星散，這導致地域民族自治成為一件難事。既然如此，那就要保證在同一區域內各民族各行其道，不相互干涉。換句話說，這是一種「非領土民族自治」的理念——無論一個族群在多民族國家中居住在哪裡，它們都可以被組織成一個法律/主權集體，實施自治。鮑爾和倫納認為，就像天主教徒、新教徒和猶太教徒可以在同一個城市共存一樣，不同民族機構也可以和單一國家共存。
他們的具體主張則是，所有公民在達到投票年齡時申報其族籍。每個民族的成員，無論住在哪裡，都能組成某種協會機構，享有憲法賦予的集體權利和法人資格，以處理所有民族文化事務。例如，這些協會將處置其成員的教育、司法，以及所有其他具有民族性質的問題。假如一個政區之內有多元族群存在，那麼其政府就分成兩套，一套是區域性行政體系，另外一個是各族群文化管理體系。還會有一個聯合委員會，它在可能會引發族群爭議的問題（譬如警務）上行使職能。這兩種體系都會各自對上授權，在國家行政各層級複製自己。國家將會設立一個聯合法庭來監督其嚴格執行，並在有爭議的案件中進行裁決。
奧地利人的上述做法與方案揭示了「隔離」方案可能到達的複雜程度。

如前所述，巴克利主張的這種「新分離主義」並不實際，但它確實預示著美國的一種可能歷史道路——如果當前美國的政治衝突不可遏制，而徹底的分離又不可行，那麼美國的政制也許會變得更鬆散，以及出現更複雜的多元管制。從某種角度來看，美國的政制面貌會變得更模糊。它現在是一個奉行多元自由主義的民族國家，未來卻有可能看起來有點像舊日的帝國——國家中各個地方同國家的關係並不一致，有的還會保持緊密，有的更遊離; 社會可能會瓦解成不同的文化社群，各自奉行一套獨特的政制與法律規範; 政治和社會運行中也許會出現大量的依附關係; 美國國家相較如今將會被削弱，國家能力和合法性都會大幅度降低。
這看起來像是國家政治衰敗過程中某個變種。政治衰敗不僅僅只影響政治過程與制度本身，有的時候還伴隨著國家整體的劣化、變形。在某些情形下，一個國家有可能墜入某種無支配體制（Anocracy）。在這種體制下，國家體制並不壟斷權力的合法性，而是山頭林立，不同的精英群體競逐權力。在由不同種族、族群組成的大型國家裡面，社會有可能不是僅僅沿著意識形態界限發生分裂，還可能隨著時間的過去，通過日益加劇的政治動員、相互仇視與刺激進行「民族的發明」。各派系以身份認同為基礎，以某種怨恨情節集結在一起，其內部的政治文化鼓勵對領導人的忠誠，而非對政策問題的討論，其運作廣泛使用與身份認同相關的符號與言語，往往非常僵硬，不妥協。
在無支配體系和派系鬥爭的加持下，這個國家在最極端的情況下有可能走向內戰，在不那麼極端的情況下出現某種「去國家化」思潮和運動——新時代的「藩鎮割據」，後面這種情況使得這個國家的運行會在某種程度上帶有某種帝國特徵。
「美帝國」會以這種悲情的方式出現在世界上嗎？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

Why turkey cheaper arount Thanksgiving?

Traditional economics suggest that you should charge more during periods of peak popularity. But every year retailers actually reduce turkey prices when demand is at its highest — and they still come out on top.
“The idea is these customers will stop in a Target, buy a turkey, and then also get a new couch or new TV or something,” says Chris Hydock, a Tulane University professor who studies retail pricing. “Or, in general, next time they go shopping they think, ‘Hey last time I shopped at Target it was cheap. And I should go back to Target in the future.’”

One of Gauri’s studies found that loss leaders are successful for retailers because they see higher traffic and higher margins overall. Just 2% of shoppers, he says, go into a store and purchase only the loss leader items — the rest fill up their grocery carts with other profit-making items.
Plus, big brands like Pepsi and Coke often pay for major stores to reduce the price of their products, eating the loss for the retailer.

Trump點解贏

開票結果顯示，川普橫掃7個搖擺州，沒丟掉女性、拉丁裔與年輕選票。川普已兩度歷經選戰與多場官司，性別與族裔議題難以影響他在支持者眼中的硬漢形象。對關注經濟的中間選民而言，這些話題恐怕只是選舉口水，非出自於川普口中。
無庸置疑，2024美國總統大選的關鍵是經濟與通膨。

美國特殊的選舉人團制度導致搖擺州中間選民成為勝選關鍵，搖擺州多位於經濟艱困地區，異於紐約州、加州、德州等較富裕、政黨傾向明確的區域。
搖擺州郊區民眾以顧生活、保工作為優先，對性別、種族等都會話題距離遙遠，也對好萊塢星光與成功菁英沒多大興趣。

為何說下一任總統接手的美國經濟讓人稱羡？

可惜嘅係，事實係點並唔重要，重要嘅係選民係點認為……呢個都係民主最大嘅挑戰

這種成長速度和品質雙優的局面如果能持續下去，將成為下一任總統的重大優勢。在過去四任總統中，有三位都是在經濟衰退中或衰退前後入主白宮的（那個例外就是川普，他在2017年走馬上任），萎靡不振的經濟耗費了他們在第一任期的大部分精力。下一任美國總統應該可以擺脫這種負擔。

如果用「優秀」來形容當前的經濟，大多數美國人都會感到困惑，甚至覺得是一種侮辱。在《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最新民調中，62%的受訪者對美國經濟的評價為「不太好」或「差」，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沒有享受到任何政治紅利。造成民眾看法與實際經濟情況脫節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2021-23年間的高通膨，其影響仍然揮之不去。
當你在家裡不開心時，可以通過了解鄰居的情況來獲得一些啟發。自2020年以來，整個世界都在承受考驗；單獨評估任何一個國家的表現，不如把它與其他國家進行比較更能說明問題。

究竟應該橫向對比定係縱向對比比較啱呢？其實都好難講。不過無疑而家已經非常健康，唔使Trump做乜嘢使到經濟healthy……

原因之一是國內能源供應，這使美國免受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引發天然氣價格飆升的影響。德拉吉發現，與美國同行相比，歐盟企業支付的電費和天然氣價格分別高出兩到三倍和四到五倍。
更重要的是技術的作用。德拉吉說，在過去50年中，沒有一家價值超過1000億歐元（約合1,080億美元）的歐盟公司是從零起步，而價值超過1.08兆美元的所有六家美國公司都是在這一時期成立的。美國公司採用AI等技術的速度也更快，這也是專業服務、金融、保險和資訊技術服務業生產率高得多的原因。
這些差異主要是美國資本主義內在活力的產物，而非任何總統政策的成果。儘管如此，川普和拜登在各自的財政政策中都尋求促進企業投資，而這正是生產率的關鍵要素：川普的措施是廣泛降低對企業的稅收和放鬆監管，拜登則向半導體製造、低碳能源和基礎設施提供聯邦資金和稅收抵免。
既然經濟這麼穩健，為何美國人感到如此不滿？我認為有很多非經濟原因。但毫無疑問的是，通貨膨脹的陰影籠罩著美國。從2021年到2023年，工資沒有跟上通膨的步伐，而在生產率和經濟成長強勁的情況下，工資水準理應跟上通膨。價格上漲（帶來的收入）過多地流向了利潤，而不是工資。
但這種情況已經開始改變。自2023年年中以來，隨著通膨率下行，工資平均增速已經超過了通膨率。通膨可能會停滯，甚至上升；兩位總統候選人，尤其是川普的計劃都可能給價格帶來壓力。意外情況也可能會造成干擾，比如油價大漲或大跌、再次暴發疫情或爆發戰爭。
不過，與過去四年相比，未來四年的通膨率有可能更接近2%。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將不再像現在這樣對物價上漲感到憤怒，取而代之的將是接納。下一任總統承受的通膨負擔很可能比拜登少得多。

anyway，我諗四年後大部分人都會將功勞歸功於Trump，民主黨真係要畀心機轉變先得，現時正係兩黨歷史上為數唔多嘅大轉變階段，身份政治已經越嚟越難work，選民已經越嚟越唔care，不過事實上都好難再舉咩大旗？要觀望下下一任會係點嘅政策同情況

物價雖然上漲，但人們薪資成長的速度其實更快，高薪者如此，中低薪者更是如此，這也使得薪資不平等整體而言降低而非擴大。
薪資成長之所以如此快速，則又得歸功於因為就業機會高速成長，尤其營建等產業成長極快，推升了人們的薪資。目前，美國的失業率在4%上下徘徊，而這是半世紀以來的歷史新低。至於經濟成長的功臣則總有爭論的空間，但拜登政府絕對有理由主張，是他們一連串的產業政策引進大量投資，才在營建等部門創造這麼多的就業機會。不論如何，單就結果而論，拜登政府面對疫情所繳出的成績單，遠比奧巴馬、布殊父子各自面對經濟危機時更為亮眼。

第一，這「應該」是我們討論的方式。不單要是經濟學家，任何想要實際了解情況的人，一定得和其他情況做比較，才能了解美國的情形到底是好是差。要評估美國的表現，就必須要看看法國、澳大利亞等其他地方的表現。
第二，就算不和其他國家比較，美國普遍討論疫情後經濟的方式依然有其他問題。回想疫情初期，當時還是特朗普執政，失業率大幅飆升，但那個時候大眾並未普遍怪罪特朗普，都了解這是疫情帶來的衝擊，就像颶風會衝擊人們的住房一樣。但疫情並不是從2021年1月拜登上台那一刻就停止影響美國經濟，人們討論的方式卻明顯轉變，開始就物價問題怪罪拜登政府。

過分近視，都係呢個世代嘅悲哀，似乎變得非常單細胞，好難綜合情況嚟判斷，一有刺激就反射

一個常見的說法是新工作都給了移民，他們用的證據是晚近移民的就業率比較高。但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畢竟很多移民就是因為有工作才有辦法來的，就業率當然會比較高。
問題是，移民是否排擠掉本國出生勞工的工作機會？本國出生勞工的就業率一樣創下新高，移民就業之所以大幅成長並不是因為他們搶走本國出生勞工的機會，而是因為美國嬰兒潮世代已經進入退休年齡，所以需要許多移民填補他們留下的空缺──能讓六十幾歲的人退休總應該是好事了吧？
另一個常見的說法是新工作很多都是部分工時工作（part time），所以不算數。但是，從勞動問卷資料可以得知，超過85%的部分工時者都不是因為「找不到全職工作」才選擇部分工時，而是自己本來就想要找部分工時工作，育兒是其中一個主要原因。
還有人質疑現在很多人都有兩份、三份以上的工作，就是勞工入不敷出才需要這麼多新工作，所以就業機會成長並不算數（按：原則上親自由派的《華盛頓郵報》就有這樣的報導）。但這根本是亂講的，每個時候都會有些人身兼多職，現在身兼多職的勞工佔全體比率約莫是近2、30年的平均上下，並不特別高，而且佔全體勞工的比率極低（按：低於全體的0.3%）。
更重要的是，這個數值根本不代表什麼，2001年的經濟衰退和2008年的金融海嘯之後，有兩份以上工作的勞工人數都沒有增加，這個指標根本和人們的收入、和勞動市場是否健康沒有直接關係。

cool，所以如果綜合嚟睇，就可以打破好多冇道理嘅質疑，可惜，呢種聲音本身就唔受媒體同大眾嘅歡迎，即使呢位專家一直好中立，有嗰句講嗰句，都係呢個世代嘅悲哀，信者恆信，兩邊對立僵化晒

在我記憶中，媒體一直都是這樣報導犯罪，打開晚間十點新聞一定都會有駭人聽聞的謀殺案，我們也只能想辦法讓這種事情越少發生越好。
但經濟問題不是這樣，媒體並非一直都聚焦在負面案例之上，甚至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還會偏向強調數據傳達的正面消息，這是一個晚近的現象。舉一個明顯的例子，很長一段時間新聞報導都會一直強調股市成長強勁，但股市強勁就只跟股票投資人有關，股市跟整體經濟成長雖然有關聯，但相關性很微弱，不是一個能反映整體經濟的指標。過去教科書上會說股市可以幫助創業，企業可以藉之籌措資金，但現在創業者通常仰賴的是創業投資，公司上市是為了變現獲利，臉書就是成功後才上市，讓祖克柏可以賺錢，但祖克柏建立臉書的資金並非來自臉書。
另一個例子是創業。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商業線的報導充斥著創業成功的故事，尤其90年代科技業興起時更是如此。對比疫情之後，創業又再創高峰，而且創業者還有高比率是女性、是少數族裔，卻完全沒有辦法得到先前那樣的關注。

媒體同受眾形成一個回音室……so sad，非典型案例成為常駐嘉賓，同時固化為大眾嘅觀點

至於在政治上，我認識為拜登政府工作的經濟學家，他們都很挫折，但拜登政府就是沒辦法建立這樣的論述。賀錦麗競選期間絕口不談這些經濟表現，我不認識賀錦麗團隊內的人，但以我在華府工作超過四分之一世紀、也長期接受競選團隊諮詢的經驗，我打賭她的顧問、幕僚一定有勸阻她不可以談經濟成就，擔心只要提了薪資成長其實超過物價漲幅、底層勞工薪資成長尤其快速、就業和創業情形都在歷史高點，反而會顯得她不知民間疾苦，人們反而不會嚴肅看待她的說法。
政治人物、特別是已經位居高位的政治人物通常都比較戒慎恐懼，一個敘事一旦成型之後，他們就不太敢挑戰這樣的敘事。這就和90年代討論社會安全基金體系的狀況很像，基金遭遇「危機」的敘事形成之後，所有幕僚、包含克林頓的幕僚都會跟政治人物說必須表達自己會「正視危機」，最多只能說「而我們有辦法應對這項危機」。我那時候也寫了很多文章，說雖然資金有缺口，但真的還不到危機的地步，但當時即使是支持社會安全體系的民主黨政治人物也都擔心不會被嚴肅看待，所以都認為自己必須出面說社會安全真的面臨危機。
不過，我都開玩笑說，如果是特朗普當總統的話，面對一樣的經濟表現，他一定每天出來說這是史上最好的經濟，所有共和黨人也都會出來重複這個敘事。但現在共和黨、福斯新聞打造了經濟衰敗的敘事，而民主黨、較自由派的媒體雖然照理說應該有動機挑戰，卻依然選擇不去挑戰。

事後嚟睇，Biden始終都係一個保守嘅選擇，中規中矩到極點，民主黨都冇正面回應呢個問題，所以再輸畀Trump都意料之中，只不過，今次輸咗就真係冇晒優勢，真係要諗過其他出路

Populists rise, economies fall

Varga’s dilemma in Hungary illustrates a more general point for businesses the world over. While companies generally revile populists of the left, when it comes to those who claim to be pro-business, their feelings are often conflicted. Whether it is Hungary’s Orbán, India’s Narendra Modi, or Italy’s Silvio Berlusconi, such figures at first come across as “can-do” problem-solvers who are, at least, capable of getting things done. Managers and executives find their brash no-nonsense style crude, but straightforward. Populists play on this perception, presenting themselves as prospective “CEOs-in-chief,” often using their past business success as an example of what they could achieve in public office.

interesting，我諗都有因為羣眾比較看重經濟，所以政客都要喺呢方面誇耀自己做得好，以示優越，至於實情？標題已經講明

Far from growing private-sector wealth, we find that equity returns under right-wing populists often prove dismal. On average, they underperform benchmarks by around a quarter during a first term in office, and by half after a decade. While early years often see a brief outperformance, valuations eventually lag, as can be seen from the examples of Hungary, Poland, and the Philippines.

The first challenge is that once sustained for more than a few years, these growth-pumping policies invariably produce inflation, credit risk, and currency volatility. The greater danger comes in how leaders react once this market performance unravels. Instead of returning to budget discipline or ending the flow of easy money, they often resort to measures associated with populists of the left, such as challenging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imposing exchange controls, or restricting free trade. When those backfire, the third difficulty begins: They attempt to mask their failures by sabotaging the agencies producing independent data so that they can claim their own version of “the facts.”

As a recent study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confirms, emigration makes the election of right-wing populists more likely. Ultimately, countries subject to populist rule tend to struggle to retain their best and brightest — as the experience of not only Hungary, but also Italy during the final years the Berlusconi government and Turkey under President Erodgan.

well，可以講係無藥可救……錯一次嘅代價可能就沒法挽回。同時都冇辦法責怪用腳投票嘅人，有得走嘅話肯定都會離開，命運大概已經一早註定咗

More than misinformation crisis

But this is more than just a misinformation crisis. To watch as real information is overwhelmed by crank theories and public servants battle death threats is to confront two alarming facts: first, that a durable ecosystem exists to ensconce citizens in an alternate reality, and second, that the people consuming and amplifying those lies are not helpless dupes but willing participants.

It is difficult to capture the nihilism of the current moment. The pandemic saw Americans, distrustful of authority, trying to discredit effective vaccines, spreading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attacking public-health officials. But what feels novel in the aftermath of this month’s hurricanes is how the people doing the lying aren’t even trying to hide the provenance of their bullshit. Similarly, those sharing the lies are happy to admit that they do not care whether what they’re pushing is real or not.

觀點先行，其他嘢，理佢真定假？呢種現實係好癲，當不可理喻時，恐怕會有更多暴力同撕裂發生

“The primary use of ‘misinformation’ is not to change the beliefs of other people at all. Instead, the vast majority of misinformation is offered as a service for people to maintain their beliefs in face of overwhelming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This distinction is important, in part because it assigns agency to those who consume and share obviously fake information.

對呢個觀點都越嚟越深有體會……唔為改變其他人嘅諗法——而且都改變唔到——更多係為同温層創造信念依據，實在超級有毒

Political narcissism predicts dehumanization

The researchers found that political narcissism, rather than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alone, is strongly linked to seeing outgroups as less human. Both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are susceptible to this behavior when their connection to their political group is driven by a sense of grandiosity and insecurity.

“Central to this phenomenon is political collective narcissism, characterized by an inflated sense of superiority about one’s own political group. This mindset fosters blatant dehumanization, leading individuals to view opponents as less than human and to strip away empathy. Understanding these dynamics reveals how shared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contribute to escalating hostility across the political spectrum.”

Across all four studies, the researchers consistently found that political narcissism was positively linked to the dehumanization of political opponents. This relationship held true even when controlling for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meaning that it was not simply a matter of people identifying strongly with their political group; it was the narcissistic quality of their identification that predicted dehumanization.

Additionally, metadehumanization—feeling dehumanized by others—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dehumanizing political opponents, suggesting that people who feel dehumanized may, in turn, dehumanize others.

惡意會蔓延……

“By acknowledging our biases and understanding the motivations behind our political identities, we can foster healthier dialogues. I encourage readers to reflect on their own identification with political groups and how it might influence their perceptions of others. This awareness could lead to more empathetic interactions, even amidst differing viewpoints.”

中國低價圖書

疑惑在一些讀者的心中聚攏：直播間創造賣書神話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就算單本售價低，也能憑藉高銷量拉回利潤，為何出版單位們還緊抓著傳統電商不放，而不去擁抱直播間？
對此，多位圖書編輯表示：直播間的繁榮，只是某本書的繁榮，而非出版業的繁榮。

王浩宇認為，「培養閱讀習慣是很難的」。因此，直播間售出的圖書，不是在原有市場上額外增加的份額，而是從其他電商平台或線下渠道搶佔過來的。
某圖書編輯解釋，讀者大概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核心讀者，即使不做過多宣傳，他們也能精準找到適合自己的書。還有一類是比例極高的邊緣讀者，他們相信讀書有用，購書時卻相對盲目。一旦被直播間的低價低質圖書吸引，就不會再去其他平台買優質圖書了。
對方表示，最可怕的是，直播間會讓讀者形成一種「書就是很便宜」的思維，這會給整個圖書市場帶來打擊。「其實就是在飲鴆止渴」。
但出版單位們還是難以避免地滑向直播間。謝亮琛說，這是種迂迴戰術，是否能在抖音賺錢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抖音等流量大的平台將書推出去，一旦被更多讀者知道了，大家就可以從京東等傳統電商平台上購物，這部分「溢出」的銷量，才是真正有利潤的。
對於許多出版單位而言，擁抱直播間，並非是主動的選擇，卻是無奈之舉。

雖然實體書面臨的困境在全世界範圍裏都普遍存在，但法國、德國、日本等國家都對圖書價格有一定的保護措施，如，線下線上價格一致，或者新書在一年或兩年內不可打折。
在大陸，官方層面的價格保護機制卻未能落實。
2010年，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中國書刊發行業協會、中國新華書店協會聯合制定了《圖書公平交易規則》，要求新書一年內不許打折；特殊情況下可以有折扣，但不能低於8.5折。經過漫長的拉扯後，這條要求加上了「原則上」。這三個字，也讓這份《規則》徹底淪為空談。
和圖書售價愈發走低相對的，是成本的被迫增高。
在大陸，圖書出版行業不能完全市場化。根據規定，國資出版社才有出版資質，能申請書號。某種程度上，這拉高了民營出版公司們出書的門檻——國營出版社的數量長期保持固定，書號亦不能隨意買賣。
業內因此摸索出了一個心照不宣的秘密：民營出版公司想出書，就以合作的方式，繳納「出版管理費」。本質上，還是向國營出版社「買」書號。
書號的價格会根據圖書類型和出版社權限有所變化，同時，每年審批的書號數量不固定。若該年書號總數量收緊，其價格也會上漲。綜合各位編輯的經歷，這個數字大約在3萬至10萬之間。是一筆不小的支出。
此外，圖書出版行業遭遇的審核，同樣打亂了主動求生的可能性。趙夢瑤指出，「全世界都不好幹，但國外出版業可以根據大家的喜好去推出圖書，比如巫術大全，但在這中國，這個不可能出來。」
為降低風險，圖書編輯會在送審前刪去一些可能敏感的細節。比如極容易出錯的「地圖」，過往的經驗告訴他們，一定要嚴格標注好釣魚島、台灣等爭議地區的界線，它們太過複雜，編輯把握不好，乾脆全部刪掉。諸如此類的敏感點數不勝數，和作者們的溝通成本也在無限增加。
只有兩類圖書，能在當下幸免於難，絕對「回本」。一類是全體學生都必須購買的教科書，另一類，則是「政治」讀物。銷量統計平台「開卷」顯示，連續幾年，暢銷書榜單前幾位都是黨政類書籍。

所以都真係幾痴線，冇保護制度同有敏感審查制度，導致暢銷書都好有中國特色……

根據報導，部分讀者在直播間買到書後都表露出了不同程度的失望，認為內容太深奧，不適合自己，「和直播間講的完全不同」。一位業內人士表示：有些書是不適合下沈的，非要拿去直播間強行貼合當下熱點，無異於詐騙。
謝亮琛同樣不認同這類推銷方式，「用一些爭議的話題吸引大家購買，雖然銷量上來了，但長期以往，大家會只用一個概念或標籤去看待事物，沒辦法理解世界和人的複雜性。」
對於買書如「山倒」與讀書如「抽絲」之間的落差，張盼認為：不能全歸咎於下單時的盲目。「現在根本沒有讀書的氛圍。」張盼說。每天加班到深夜，回家之後只想刷手機，讀書根本是奢侈的事。「直播間、短視頻看得越多，注意力就越分散，越看不進去書。」
直播間的銷量傳奇還在繼續，無人注意的地方，一些書卻在隱密地消失。
大陸對圖書的審核向來嚴厲，但紅線在哪裏，只能由平台自行摸索。在紅線之上，抖音直播間建起了一道絕對安全的圍牆。主播們同樣摸不清抖音的紅線，於是照例層層加碼。

都幾悲哀，買咗只係擺，社畜唔配讀書咩😢

謝亮琛認為，圖書本質上是教育行業的附屬，是「主流教育體系外的極為龐大豐富的信息補充」。如今，在當局逐漸加劇的審查和電商平台的有意篩選之下，圖書的多元化正在遭到破壞。遭到破壞的，也不只是圖書，而是知識的沈澱，是隔絕於「集體情緒」之外、本不該受到干擾的「獨立意志」。
面對日益下滑的銷量，謝亮琛自嘲：出版行業本來就是夕陽產業，穩定下滑，退無可退，不像金融和地產行業，會有那樣大的波動。和他一樣的大部分同行，也只能無能為力地滑向直播間——這唯一一個看起來也許「有希望」的方向。

Many dangerous roads controlled by state

That situation is common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many of the most deadly, polluting, and generally awful urban streets are overseen by state departments of transportation (DOTs). Often they were constructed decades ago, when the surrounding areas were sparsely populated.
Although only 14 percent of urban road miles nationwide are under state control, two-thirds of all crash deaths in the 101 largest metro areas occur there, according to a recent Transportation for America report. In some places, this disparity is widening: From 2016 to 2022, road fatalities in Austin, Texas, fell 20 percent on locally managed roads while soaring 98 percent on those the state oversees.
“The country is littered with roads that are a legacy of the past, that don’t work very well, and that drive people crazy,” said US Rep. Earl Blumenauer (D-OR), who calls them “legacy highways.”

客觀係歷史遺留問題，舊有道路跟唔上現代化嘅高速交通。但主觀上州嘅交通部門都冇解決呢個問題嘅決心：

Instead of fixing such roadways, state officials tend to keep them as they are, citing limited resources or a need to maintain traffic speeds. In doing so, they constrain the capacity of even the most comprehensive local reforms to respond to urgent problems like car crash deaths, which are far more widespread in the US than among peer countries, or unreliable bus service.
Unless state DOTs recognize that a successful urban road must do more than facilitate fast car trips, that problem will pers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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