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刊

羅勝春 丁家喜

要理解羅勝春，丁家喜的事蹟是不可忽略的一章。然而，這只是羅勝春故事的一個片段。在下面這個屬於羅勝春的故事中，她首先是羅勝春，其次才是丁家喜的妻子。
「我越是瞭解家喜和他的理想，我對他的愛就越深。」羅勝春説。「我們的愛起初是肉體的、充滿激情的，但現在已經變成了一種精神上的連接。在他身邊，無論是作為妻子還是我們孩子的母親，我感受到了人生的意義。以前我不知道自己是誰，但現在我清楚地看到自己應該成為誰：一個對社會有責任感的人，充滿激情，願意犧牲，肩負使命。」

我自己嘅觀察，似乎中國嘅運動/維權代表嘅伴侶相對冇咁「進步」？somehow有啲難理解，不過本身都係個人嘅選擇，而對方亦都唔應該畀呢個「xx嘅另一半」嘅稱號標籤化咗

羅勝春也關心社會。每當她路過街頭的流浪漢時，她都會因為自己沒法幫到他們而感到窘迫，她同時也在想，為什麼政府似乎對這些弱勢羣體提供的幫助如此之少。在上大學之前，她曾夢想成為一名教師，將教育帶給中國最貧困的地區。在每年的家庭聚餐中，他們總會談論最近聽到或看到的不公事件。然而，她覺得沒有人能像丁家喜那樣表達自己的想法。
當時，她從未把丁家喜的理想與現實世界的政治聯繫在一起，也從未想象過他們的家庭會因為他對公民社會的追求而付出代價。24歲的羅勝春只知道她喜歡丁家喜的理想主義和樂觀的天性。她覺得自己願意為了支持他而不惜一切，於是暫時擱置了出國深造的計劃。
偶爾她會問丁家喜：「你整天腦子都想着這些事，不會覺得很累嗎？難道你就不能放鬆一下，和我一起好好享受生活嗎？」
「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上，必須留下點什麼。」丁家喜會回答道，「否則，存在的意義何在呢？我們必須做些事情，產生影響，為世界的進步貢獻力量。」
存在的意義是什麼？這個問題從小就縈繞在羅勝春的腦海中。在結婚的頭二十年裏，她相信自己存在的目的是支持丁家喜和他們的家庭，做一個好妻子、好母親。

每個人都會有自己嘅答案，但絕對係冇標準答案，只要問心無悔享受過程就得

「他專注於工作，而我全部的關注點卻是他，」 羅勝春嘆了口氣。「這太傻，太可憐了。我深愛着他，正因如此，我需要暫時遠離他。」
羅勝春決定與丁家喜暫時分居，這是個艱難的決定，但是可能對他們倆都是最好的選擇。她在婚後一度擱置的出國留學、體驗中國以外的世界的夢想，此刻重新浮現。她重新翻開了GRE考書。丁家喜欣然支持她的決定，並鼓勵她去體驗世界。羅勝春相信，他這樣的迴應部分源於他自己的虛榮心，希望有一個曾經留學過、上得了廳堂下得了廚房的妻子。
2000年秋季，憑藉全額獎學金，羅勝春來到了美國阿爾弗雷德大學。她很快愛上了在美國的新生活，特別是那裏的自由和友好的氛圍。她探索當地的教堂，宗教的氛圍給自小接受嚴格無神論的她帶了一絲慰藉。當她聆聽牧師的佈道，研讀聖經時，她發現自己與基督教強調的家庭觀產生了共鳴，並體驗到一種新發現的內心平靜。

丁家喜告訴羅勝春，人們常常認為離婚是因為第三者的介入，但愛本身也可以是導致婚姻破裂的原因。
「我真的很愛你，但我認為你不應該回中國，」 丁家喜説。「為什麼要回去呢？你在美國這麼快樂。你再也適應不了中國的生活了。那裏已經沒有什麼自由的空間了。」
「而你應該留在美國，」丁家喜接着説道。「但是我想要改變中國，我需要在實地工作。」
羅勝春心碎了。他怎麼能説出這樣的話呢？在那次談話之後，丁家喜很少聯繫她。她能感覺到他有意疏遠她。

丁家喜經常提到離婚的話題，但羅勝春無法理解如何通過這樣的概念來表達愛。
「求求你，不要再説這些傷人的話，」羅勝春懇求道。「我從來沒有想過離開你，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刻。我只希望你一直在我身邊。我不需要別的什麼。你就是我的幸福源泉。只要有你在我身邊，就足夠了。」
羅勝春相信她的話在某種程度上觸動了丁家喜。他不再提離婚的話題，漸漸對她也不再如此冷漠。雖然他們曾經熱烈的愛情已不復存在，羅勝春覺得至少他們重新找回了家庭的温情。對羅勝春來説，接下來的十年過得平靜而幸福。

我又理解到，可能我都經歷過？？？dont mind. 更重要嘅係，如果有分歧矛盾，係需要好好地交流溝通先至會解決到，因為始終關係係雙方締結嘅，有一方感到難為時，就要另一方反過嚟主動做出抉擇

羅勝春支持新公民運動的理念，但她很難接受是她的家喜在冒這麼大的風險推動它。當羅勝春和丁家喜的家人試圖説服他選擇一條更安全的道路時，丁家喜總是反駁道：「為什麼你們不去勸説壞人停止做壞事，而是告訴好人不要做好事？」

sad but true

丁家喜被捕後，羅勝春的大女兒豆豆在母親節為她買了一束鮮花。多年後，羅勝春才得知豆豆當時無法理解父親的行為。她每天都會偷偷地哭，不想在同學面前展示自己的脆弱。她認為父親不愛她的母親，也不愛她和她的妹妹。她覺得自己和母親很可憐。
羅勝春説，由於丁家喜在她們成長過程中的缺席，她的兩個女兒都有很嚴重的心理創傷。豆豆拒絕閲讀丁家喜寫給她們的任何信件。「我不知道該如何與她們談論父親這個話題，」 羅勝春坦言道。多年來，她最大的遺憾就是與女兒們的關係。在採訪過程中，羅勝春偶爾會在她談到她的兩個女兒時哽咽。

組成家庭生兒育女就比單純嘅伴侶更加難以處理，因為多一個人，就會多N對關係，而細路嘅情感世界受到嘅傷害同影響都會大得多

在與丁家喜的朋友們共同努力關注丁家喜案件的過程中，羅勝春開始每天都關注新聞，並思考丈夫曾經強調的價值觀：「自由、公義和愛。」
「我開始像家喜建議的那樣，將追求民主和自由作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並把它融入到我的日常生活中。」羅勝春説。
羅勝春説她的轉變始於一個簡單的想法：她知道她的丈夫是一個正直和有原則的、關心中國未來的律師。如果像丁家喜這樣慷慨和善良的人會被當局逮捕，那麼這個國家肯定存在根本性的問題。
「自從家喜被抓，我彷彿第一次睜開眼睛看中國，看這個我們小時候教科書裏描述的偉大的國家，看這個當今中國的報刊上宣揚的穩定的民主法制的和諧國家：她被強權凌辱，她被暴政統治，她的官員腐敗沒有底線，她的大地上的孩子們隨時面臨被失學、被吃藥、被強姦的可能，她的人民房屋被掠，土地被奪，她的人民在街上被打，在黑監獄被折磨，她的人民隨時面臨無故被監視被跟蹤被搜索的現實，她的公民的嘴被直接或間接的貼上了封條，只允許做一個沒有聲音沒有態度沒有想法的滿足於每日三餐的豬民。她的中國夢原來是中國當局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惡夢啊！我看到的哪裏是我可愛的祖國，我看到的是分明是一座巨大的監獄！我的耳邊一次次回想起當家人勸家喜不要參與時，家喜簡單而温和的一句話：你們怎麼來勸好人不要做好事而不去勸壞人不要做壞事呢？是啊，這個國家已經遠離我們的理想，這個國家已經不屬於她的人民，我們怎麼能袖手旁觀，我們怎麼能閉上眼睛當作沒有看見呢？」

「我在這裏感到不安，」丁家喜回答道。「如果我在這裏享受自由和民主的生活，而中國14億人民卻在威權主義和獨裁統治下受苦，我會有負罪感。我不能離開中國。」
羅勝春記得當時丁家喜一隻手摟着她，另一隻手摟着沙沙，説：「幫我想想，我怎樣才能兩全呢？我想和你們在一起，但我的心在中國。」
最終，羅勝春還是決定遵從他的想法，讓他離開了。她明白如果強迫他留下，他們的家將成為丁家喜的監獄。
她的女兒不這麼想。羅勝春説，豆豆不願原諒丁家喜。她認為丁家喜拋棄了家庭，沒有成為一個合格的父親或丈夫。沙沙在寫大學申請論文時不願提及丁家喜。她不明白為什麼父親會説愛她們，卻選擇離開她們回到中國。最後，只有羅勝春開車去機場送丁家喜。她看着他向她揮手告別，瀟灑地把包往肩上一甩，向她飛吻，「回去吧，老婆。沒事的。」他帶着他一貫的燦爛笑容説道，消失在她的視線中。
羅勝春不知道自己是怎麼開回去的。她心如刀割。

sad，都幾慘，所以真心建議講清講楚先，但有時感情嘅嘢都好難理性……

丁家喜再次提出了離婚。他説即使羅勝春選擇離婚與別人在一起，他也不會責怪她。羅勝春很受傷，她求他不要再説這樣傷人的話。
「家喜，你總要給我一點活下去的希望吧？告訴我你什麼時候會回家。」 羅勝春懇求道。
經過兩週的思考，丁家喜終於回答道，「老婆，給我十年時間，從2016年我出獄算起，我如果到2026年還完不成自己的理想，這件事情幹不成功，我就認輸了，我哪怕是偷渡也會來找你。」

事後睇可能會覺得好傻，但嗰時嘅我都未完全覺得絕望（雖然唔敢講我知幾多嘢），噉佢一個有晒經驗同相關法律知識嘅人保持樂觀都合理嘅，正所謂唔試過點會認命呢，只係代價就係再次徹底失去自由

羅勝春雖然預料到可能會有酷刑，但還是驚訝於酷刑的殘忍程度。「這個政權已經完全喪失人性了，」羅勝春心中充滿了失望和恐懼。她意識到，在中共當政的情況下，丁家喜的釋放是不太可能的。
「老公，你放心，我不會放過他們的，你的苦我不會讓你白白承受。」羅勝春在信中寫道。
羅勝春意識到，眼淚、嘆息和悲傷都是徒勞的。唯有通過鬥爭和反抗，才能拯救她的家喜。

我問她：“你對丁家喜是否忠誠的焦慮源於什麼？是什麼讓你這樣懷疑和不安？”

羅勝春思考了很長時間後，最初她試探地解釋説，她對丁家喜的愛是如此深厚，以至於僅僅想到失去他就讓她感到不安。但她對這個答案並不完全信服。在採訪後我們一起吃飯時，她告訴我，她覺得真正的原因是因為丁家喜的世界，一個她無法完全理解或融入的世界，比她的要大得多。
她曾因為丁選擇在2012年的聖誕節與朋友們一起，而不是和她在一起而感到嫉妒。到了2014年，她仍然記得這件事，並在日記中寫道：「你就是這樣，人家是重色輕友，而你常常是重友輕色。這是我們有時爭吵的根源，你始終沒有讓我覺得有為人妻的自豪，在你的朋友同學面前，你始終不會顯示任何對我的呵護與關愛，經常只是讓我覺得自己無足輕重，似乎是多餘的人。想起那些讓我難受的往事，很令人傷感。其實我是一個很渴望關愛的人，但在你那裏經常得不到，你的關愛似乎總不是在家裏，總是在外面。你不是為我們而存在的，你是為了別人。」
當時，羅勝春對丁家喜的愛讓他成為她的整個世界。現在將近十年過去了，這種愛讓她看清了一個被專制和獨裁籠罩的世界，這是她希望結束的困境。
在我們的談話接近尾聲時，我問羅勝春，「你為什麼如此愛丁家喜？為什麼即使分隔多年，你仍然深愛着他？」
「因為他啓蒙了我，」 羅勝春回答道。「他將我從一個天真的女孩變成了一個成熟的女人。在我們戀愛時，他給我的生活帶來了温暖和陽光。在我們結婚後，我可能會對他有些怨言，但我會想起他在我懷孕期間多麼温柔地傾聽我們孩子的心跳。隨着時間的推移，我越是瞭解他的追求和行動，我對他的愛就越深。」
羅勝春記得，當她和丁家喜開始約會時，丁家喜告訴她他看到她被各種限制束縛得手足無措。「我會把它們一一解開，」丁家喜説道。
「我過去習慣了做一個乖乖女，一個聽話的好學生，」羅勝春説。「我甚至不知道這些枷鎖是從哪裏來的…… 他真正把我從一個只關心小情小愛的小女人變成了一個關心國家命運的大女人。」
「但是經過多年的分離，你覺得你愛丁家喜是愛他這個具體的人，還是愛他作為這個抽象的概念？」記者繼續問道。
「作為一個具體的人，」 羅勝春堅定地回答道。「我愛他並不是因為他完美無瑕；我愛他是因為他在我面前是可愛的，是真實的。我愛他最後一次來阿爾弗雷德時像個天真的孩子，建議我們一起去超市，對最簡單的事物都充滿興趣。我愛他會説『勝春，你得從不同的角度考慮這個事件』，像一個大家長。我愛他打迷你高爾夫的樣子。我愛他的微笑，他那可愛、燦爛的笑容讓我覺得與他在一起是那麼自然而親密。我愛他的理想，我愛我們婚姻中的每一個小細節。」
「今天，我在這裏要講述的是其中一個維權人士的故事——我的丈夫丁家喜，」 羅勝春在2022年日內瓦峯會上説道。「實際上，我想講述的是我們的故事，家喜和我的故事。」

儘管痛苦，但都未係壞事。我諗，當事人會有諗過，但最終都唔會後悔行到呢一步，人生之無常，之必然，悲歡離合七情六慾，如今仍然企喺度，有太多太多嘅例子，有呢份相信，就可以繼續行落去

「我經常夢見他。夢裏，我們會緊緊擁抱，他會温柔地親吻我。但醒來時，卻是一陣劇痛。」羅勝春説道，一隻腳擱在沙發上，裹着毯子。
「這種思念如癌般啃噬着我，」羅勝春眼中有淚光。「因此，現在每天我都極盡全力，希望耗盡力氣，只為能沉睡不要做夢。」
羅勝春説她現在感覺更接近上帝了。
羅勝春相信上帝會先帶走她的生命，而不是丁家喜的。
「上帝不會再忍心看我在地球上孤獨地活着，沒有我的家喜在身邊。」
「下次我們重逢，我們將永遠在一起。」羅勝春想，「直到死亡將我們分開。」

i'm afraid… well, hope won't happen even though lots of similar cases happened.

免費素食主義

虽然显示已过保质期，但食物并没有坏，只是过了它的最佳风味的期限而已。

多數地方會標記兩個日期，最佳賞味期同有效期，而將過咗賞味期當臨期清倉處理，所以就會造成大量浪費，呢個都係消費時代嘅悲哀，生產得好多，但始終解決唔到飢餓問題

纪录片《浪费了的粮食》中一位学者做了一个对比发人深省：
 那些被浪费的粮食，生产过程中会导致树木被砍伐、水资源被消耗、动物栖息地缩小、生物多样性降低，但即便制造了这些负面影响，粮食最终还是被丢弃、掩埋。
全球每年会浪费13亿吨食物，可至少还有8亿人没有填饱肚子。我们该做的不是扩大粮食生产，而是改变浪费行为。
也许，那些穿梭在城市垃圾箱中，把食物和物品捡回家的人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主动和消费主义生活割席，用一种在旁人看来极端的生活方式反对浪费。
这种生活的意义并非呼吁大家效仿跟风翻垃圾，而是让更多人发现浪费行为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此时此刻的我，就可以变得更节约一点。

Toxic information system

Our information ecosystem is actually pretty good while the dust is up. But the second it begins to settle, that same system creates chaos. As my own shock wore off, leaving me to contemplate the enormity of the moment, I could sense a familiar shift on Reddit, X, and other platforms.
The basic facts held attention for only so long before being supplanted by wild speculation—people were eager to post about the identity of the shooter, his possible motives, the political ramifications of the event, the specter of more violence. It may be human nature to react this way in traumatic moments—to desperately attempt to fill an information void—but the online platforms so many of us frequent have monetized and gamified this instinct, rewarding those who create the most compelling stories. Within the first four hours, right-wing politicians, perhaps looking to curry favor with Trump, hammered out reckless posts blaming Joe Biden’s campaign for the shooting; Elon Musk suggested that the Secret Service may have let the shooting happen on purpose; as soon as the shooter’s name was released, self-styled online investigators dug up his name and his voter registration, eager for information they could retrofit to their worldview. Yesterday, conspiracy theorists pointed to a two-year-old promotional video from BlackRock that was filmed at the shooter’s school and features the shooter for a moment—proof, they said, of some inexplicable globalist conspiracy. As my colleague Ali Breland noted in an article on Sunday, conspiracy theorizing has become the “default logic for many Americans in understanding all major moments.”

人類普遍對無知感到不安，而令起底、陰謀論容易趁虛而入。尤其而家係資訊時代，喺信息可以輕易獲取嘅當下，要人冷靜地承認自己唔知好多嘢都幾難，但呢個係必學嘅一課，因為主流媒體都係噉做，寧願遲啲播送都唔好傳謠——一開始只係講有巨響，終止活動，後邊確認晒先講暗殺未遂，Trump受傷

What we are witnessing is an information system working as designed. It is a machine that rewards speed, bravado, and provocation. It is a machine that goads people into participating as the worst version of themselves. It is a machine that is hyperefficient, ravenous, even insatiable—a machine that can devour any news cycle, no matter how large, and pick it apart until it is an old, tired carcass.

In high-stakes breaking-news moments, reputable news outlets tend to approach headlines with extreme caution to avoid reporting false information. This has the unfortunate side effect of sometimes seeming absurd—especially in a televised moment such as the Trump shooting, where anyone can hear the pops of gunfire and see the former president move to the ground.
Saturday’s events demonstrated both how important these standards are and just how outmoded they can seem in a supersaturated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At a moment dominated by attention seekers, on platforms that reward fast-twitch proclamations and bullshit, pausing to gather evidence is painted as suspicious behavior. Reckless opportunists have rebranded baseless speculation as virtuous truth-telling. This has long been a tactic of the far-right media ecosystem—in 2017, one conservative influencer told me that the reason hours-long livestreamed videos had become so popular among MAGA fans is the videos were deemed to be rawer and more authentic, unlike mainstream-media content, which they argued was filtered. Seven years later, reactiveness has become its own kind of trustworthiness. In that sense, perhaps the core of the fight over misinformation isn’t so much about the increase of fake news or alternate realities as it is about a societal devaluing of restraint, rigor, and other hallmarks of the journalistic process.
The overall effect of this transformation is a kind of flattening. Online, the harrowing events of Saturday weren’t all that distinguishable from other mass shootings or political scandals. On X, I saw a post in my feed suggesting, ironically or not, “I know this sounds insane now but everyone will totally forget about this in ten days.” The line has stuck in my head for the past few days, not because I think it’s true, but because it feels like it could be. The flattening—of time, of consequence, of perspective—more than the rage or polarization or mistrust, is the main output of our modern information ecosystem. The world around us erupts; our life changes. People know their role, take their place, play their part, and feel, for an instant, like they’re living in history. But then the window closes. The timeline flickers with something new—the appointment of a vice-presidential candidate, say, announced (where else?) on Trump’s own social-media platform—and the world moves on.

聽起身都確實幾諷刺，喺兩百年前，帝國「新聞」主要都係講緊幾個禮拜之前其他地方嘅「舊聞」，之後資訊傳播速度上咗嚟，有實時同步性，但而家膨脹到好似全部都冇乜所謂，睇咗即當歷史算……如果你問我，今年嘅月刊記得幾多，都真係唔會有幾多，但我唔覺得完全係過咗就算，因為今日之事有往事之延續，世界確實係繼續轉緊，卻唔係有個reset掣從一個復原點開始轉返，所以，所有嘅影響同後果都會繼承落去，冇辦法就噉當做翻篇

睡眠離婚

interesting topic

睡眠離婚是讓夫妻分床睡或分房睡，以改善睡眠品質。這種做法有助於減少常見的睡眠干擾，例如打呼、失眠、睡眠作息差異、輾轉反側，這些干擾可能導致疲勞和伴侶關係緊張。

在維多利亞時代，伴侶睡在一起的做法變得很流行，但到了19世紀晚期，醫學專家再度呼籲伴侶分開睡比較好。希拉蕊．辛德斯（Hilary Hinds）在著作《兩張單人床的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Twin Beds）中表示，當時的醫學專業人士認為分床睡是最健康的做法。紐約醫師威廉．威蒂．霍爾（William Witty Hall）和替代醫學醫師艾德溫．鮑爾斯（Edwin Bowers）等著名人士都強調單人床的健康效益，而且霍爾提倡「在寬敞、乾淨、明亮的房間擺一張單人床」，鮑爾斯則認為「每個人睡覺時有各自的床，就跟每個人用餐時有各自的碗盤一樣必要」。
到了1920年代，兩張單人床成為財富和時尚的象徵。然而，1950年代又開始流行雙人床，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時期鞏固了主臥室的概念，將分床睡視為婚姻失敗的表徵。如今，隨著大眾逐漸意識到睡眠對整體健康的重要性，分開睡的趨勢正在捲土重來。

歷史觀念嘅發展都幾得意，變嚟變去，所以呢，都係唔好理咁多，自己覺得點好就係真正嘅好，即重點係自己有得選擇！

史丹利表示，讓睡眠離婚發揮效用的關鍵是不應把第二個房間稱為備用房間。「它應該是你的房間。」史丹利說：「你應該用你想要的床墊、蓬鬆棉被和枕頭，將這個房間裝飾成你想要的樣子。」

雖然睡眠離婚可以提升睡眠品質並降低干擾，但對於某些伴侶而言，這種做法可能造成感情疏離感，並減少自然培養的親密度。
然而，對於有些人而言，分房睡可以使感情升溫。

台灣暫時處分國會職權修法

well，似乎都唔壞嘅？選成噉樣，但都有所收穫？至少現有機制仲可以正常分權同制衡，順便可以幫全社會温書，當然啦，如果噉就玩爛咗都幾麻煩，希望在野黨爭氣啲，再亂搞真係會玩死自己。當然，最大嘅變數都係民眾黨，一日未泡沫化，都會有佢操作嘅空間，2028係一個關鍵點，好可能會影響接下來廿年嘅局面

唔用手機環遊中國

睇咗標題就已經覺得難以想象，會有好多不便同困難，睇咗之後，比想像中更難得多

到达临汾时已是傍晚，我沿街溜达找到一家亚朵酒店，但在这里过夜一定得在手机上下单。我给前台出示了需要的证件以及现金，但工作人员焦头烂额操作半天之后，却依然无法在前台的电脑上完成预定。她的职业生涯好似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形，一方面她对这个时代还有人不用手机表示深刻怀疑，另一方面她第一次发现眼前的电脑竟然连这个简单的操作都难以完成。

“可我就是不用手机啊，所有证件我都有，难道不可以在您们门口登记吗？”
“规定就是规定。”
博物馆门口的另一侧出现了一位老者，戴着一副度数不低的眼镜，穿着灰色夹克，背着双手。老者好似一直在暗中观察我们，从他有些气愤的口气与我捕捉到的只言片语中，我感受到他在为我打抱不平。
他认为博物馆不让一个看起来忘带手机的人进馆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情，“哪有这么死板的人，纯粹胡搞！走，跟我走！”

坐火车于我而言，就像是观看电影一般。而这样奇妙的电影，需要保持缓慢的节奏才可以正确播放。
当没有了手机与互联网，我的注意力只能集中在眼前发生的各种事情上。普通火车不仅可以使我能更舒服地观看窗外电影，车厢内的人也更容易建立沟通。当时间慢了下来，路程再次拖长，地球好似也大了几圈。

我在潮州曾坐在公交车站等了超过一个小时，但没有见到一辆公交车和出租车。网约车似乎已成为所有人出行的选择。
在梅州，酒店曾帮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去火车站。在和司机的聊天中我才得知，这个拥有 540 万人口的城市，目前仅有 50 辆出租车。甚至在两年前，原有的出租车需要整体报废，更新换代为电车，但因为没有出租车公司愿意以及有能力购买新式电车，全城的公司整体摆烂。有半年时间里，梅州市没有一辆出租车。后来政府找到旅游公司资助了部分费用，如此才有一家公司购买了 50 辆车。但半年空窗期已过，大部分原有的出租车司机早已另谋出路。以及受整个网约车平台的冲击，出租车行情直线衰落，导致仅有 10 位司机愿意为之工作。公司招兵买马又耗时半年之多，才逐渐把这 50 辆车勉强分配完成。

因为没有手机，我无法随时随地了解任何信息，所以每当我去到一个新城市时，首先会打听两个地方。第一是当地的博物馆，它可以使我简略地获悉本土知识；第二是独立书店，我可以搜寻一些与当地人文历史相关的书籍，然后在漫长的候车、乘车以及无边无际又无人打扰的夜晚里，去汲取我所需要的知识。这些内容不仅填补着我脑中的空白，也时时刻刻左右着我前进的方向。

时空的错位可以让沟通变得急剧单一。网络内外的朋友，监狱内外的亲人，这不仅是方式的单一，也是语汇的单一。
但是单一并不意味着贫乏，相反它可以达到另一层面的丰富。我需要把各种分散的情感都汇聚到单一的管道之中，把所有零散的信息都组织到单一的框架之内。所以当我在书写信件的时候，不会像平日微信聊天时，想起哪句就说哪句，随时随地连续发送几十条。现在只有一次发送机会，而且这可能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唯一发送信息的时刻。
整个旅程中，我总共寄出的信件大概有 40 封，而我在旅途中收到的信也有 5 封，这些信来自于四位不同的人，从 10 岁到 62 岁。每一封信的内容和信件纸张的质感都在我脑中历历在目。它们已成为我弥足珍贵的收藏品。

当大家把我当作 “热闹” 在看时，我好似正在体验一场沉浸式演出。旅途中我偶尔会给自己创建随机人设与陌生人沟通，但是我贫乏的想象力却从来没有扮演过 “间谍” 。
一路上，有人认为我为情所困而采用一种荒谬极端的方式出走；有人询问我是否在信仰某种教派，教义是不让人使用网络；有人认为我是社会学家、有人冠名我是个独行侠、有人称我是当代徐霞客；有人猜测我是在搞网络直播，要用这种方式作为噱头引人关注；有人认为我在挑战打卡；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伪装成学生无辜的模样，但是总在麻烦别人询问各种问题。

我坐在书房里，重逢了躺在书架上已经关机四个半月的手机和电脑，但是我却没有任何欲望想要触碰和打开它们。
在旅行之初，我曾经在无数个日夜想念它们，当我在街头迷路之时、当我不知下一站要去往哪里之时、当我想了解列车时刻表和余票之时、当我深夜遨游找不到住宿之时、当我孤单寂寞幻想是否有人联系我之时、当我思念家人和朋友之时。但如今当我再次面对它们，我的内心却产生了长久的抵触。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平行世界在过去的四个半月里发生了什么，我怕有很多不可预知的东西集中向我冲来，打破现在平静的生活状态。
事后我才了解，原来在互联网的规则中，外界给你发送任何信息，接收端必须得在 3 天 72 小时内处于可接收状态，信息才会收到。如果超出这个时限，那这些消息就会像掉进大海中的石子，再也没有找到的可能了。
那些永远也看不到的消息，多少令我有些遗憾，感觉好像错失了什么。但再想想，却感觉似乎什么也没有错失。

又真係第一次知，原來係噉……

此刻，我回忆起在旅程中如果没有盯着手机挑选酒店时，自己都在做些什么。那些长无止境的时间里，我都读着什么样的书、看着什么样的风景、观察着什么样的周遭；那些躺在酒店的百无聊赖里，我都在思考着什么问题、书写着什么样的感受；那些在旅途中我一次次询问和麻烦过的人，他们为我提供了那么多温情的帮助，此刻他们正在何处；在我笔记本上有二十多位留下微信号码的朋友，他们等待着我结束脱网旅程后加上他们的微信，可我还迟迟没有添加。
我意识到，那 134 天的时间里，我经历了人生中精神最饱满、注意力最集中、工作最高效的一段时光。如此紧凑的 4 个半月中，我走完了全国 24 个省中的 68 个县市；途中结识了许多朋友；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 40 本；我把所闻所见拍摄成影像，素材多达 2T；最重要的是沿途我可以不受任何打扰去专注写作，旅程中我共写下 22 万字散文。对我来说，这是一次绝对专注的人生体验。

这是一位绝对理想主义者做出的极端实践，超级流浪汉的故事不仅被写成了传记，而且还拍成了电影。
“勇敢地做你以前从未想过、做过或犹豫半天却不敢尝试的事。这么多人活得很不快乐，但却不主动改变这种情况，因为他们受到安全、服从、保守主义的生活观念制约。这样的生活虽然表面上能够给人心灵上的宁静，但其实安全的未来最伤害人心中冒险的灵魂。人的灵魂中，最基本的核心是他对冒险的热爱。人生的欢乐来自我们的新体验，因此再没有比每天面对不同的地平线和新太阳，更能令人心生喜悦。如果你想从生命中活得更多，就必须先放弃自己追求安全、一成不变的习惯，接纳起初也许令你觉得疯狂的、看似狼狈的生活方式。”
这是一段“超级流浪汉”在流浪途中的感悟。送给我自己，也送给每一位热爱自由的人们。

Democrats Miscalculation

The drawbacks of Biden’s age were clear to voters, with polls showing that nearly three-quarters of them last year deemed him too old to seek another term. Yet inside the party’s uppermost ranks, revelations about the toll aging has taken on the president seemed to catch many people by surprise in recent months.

hard to believe, 保密做得咁好……

Helping shield the problem, people who have met with the president said, is that Biden has good days and bad days. Some people who were alarmed by his appearance in one meeting would be swiftly reassured when he was sharp and decisive in another.

well，都幾合理嘅，一時時，但一旦喺重要場合失常，影響就好巨大

At that point, some lawmakers and donors close to the president expected him to announce he wouldn’t seek a second term. He had signaled during the 2020 campaign that he would be a transitional candidate, providing a bridge to a new era. But the success in the midterms had escalated Biden’s desire to run again, advisers said. Many longtime donors were surprised when it began to become clear he would do it.
After the midterms, Rep. Adam Smith (D., Wash.) said he approached some senators and people in the White House with a question: “Shouldn’t somebody run against Joe?” Smith also talked to one person who could conceivably be a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candidate, who was adamant: “We’ve got to stick with Joe.” The potential candidate argued that a “messy primary fight” would be pointless and told Smith: “We did it in 2020 with this coalition. It’s too risky to try to build a new coalition, or to build that coalition around a different candidate,” the congressman recalled.

sigh，真係冇幾多人唔戀權。見到機會就想捉住，但冇認清自己，結果只能狼狽收場……anyway，遲咗退出都好過繼續堅持，否則就會係民主黨大敗，眾議院、參議院都好重要！

Building a campaign, however, was another matter. Many Democratic operatives, Phillips said, had been warned they would be blackballed if they worked with anyone other than Biden and said they couldn’t do it.
The 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 along with state Democratic parties, also erected barriers to other candidates. At Biden’s urging, the DNC moved the South Carolina primary up to first-in-the-nation status, which Biden cast as giving Black voters a louder voice. Some Democrats viewed the move as putting a thumb on the scales for Biden since that was the first nominating contest he won in 2020.
In Florida, the state party voted to submit only Biden’s name to election officials. Wisconsin’s state party also put forward only Biden’s name before the state Supreme Court intervened.
Many Democrats were heavily critical of anyone who suggested alternatives to Biden.

初選提名都好有問題，都驗證咗嗰句，一次得係好彩，但唔係次次都得㗎，明明民主黨選民都唔想Biden連任，但阻攔提名格硬令到好似得一個現任但老邁嘅總統參與噉

Meanwhile, the White House was continuing to vigorously deny that there was a problem, dismissing concerns about Biden’s age as a Republican talking point. The Journal interviewed half a dozen senio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this spring after learning that Biden had shown concerning signs of aging during private meetings. The officials uniformly denied that Biden’s acuity had declined and insisted he was as sharp as ever.

On Sunday, at 1:46 p.m., the announcement came on social media.
“While it has been my intention to seek reelection,” the president wrote in a seven-paragraph letter, “I believe it is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my party and the country for me to stand down.”

again，仍然尊重同感激佢，尤其係呢四年任期。now，就睇賀錦麗喇！

AI口譯

「我不覺得懂得辨識就可以產出，只是在（口譯員）聽的時候可以幫得上忙，」被問及語音辨識技術是否帶來危機感，資歷14年的口譯員黃致潔毫不猶豫地回應，「還有轉換的功夫跟產出的功夫啊！」

換言之，溝通是人與人之間立即的理解、回饋與調整，動態的特性造就了真人口譯員的優勢。台灣大學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兼任講師郭恬君更表示，在雙方密切討論的情境裡，口譯員其實也是參與溝通的角色：

的確係技術未夠進步，先要喺通用性上邊繼續提升，再去喺專門化、定製化上邊着手，當然，如果只係輔助性嘅話都用得嘅，因為成本平而效果勉強可以接受

郭恬君自2011年開始擔任中英口譯員，精於揣摩講者的語調及前後文的脈絡。相較之下，她觀察到AI翻譯的強項是逐字對應，能夠輕易翻出日常生活中罕見的詞彙，卻不一定能推敲講者的弦外之音：「為什麼要用這個方式去講述這件事情，背後的出發點是什麼？他的觀點是什麼？切入的角度是什麼？」

簡單啲嚟講就係未理解嘅情況下進行翻譯，目前嘅技術都好難顯式地做到呢一點，雖然可以用step by step（分步推理）之類嘅手段輔助，但神經網絡本身嘅黑箱化同難以解釋性係一個障礙。不過，我係保持樂觀派，相信有一日可以達到通用智能，只要有複製自身同相互交流嘅能力嘅話，亦即係所謂嘅模因(memes)

而我預計喺虛擬現實(VR)技術大規模使用之後(要喺AI繼續改進嘅前提下先做得到)就會有下一個大進展，可以拭目以待，估計未來10~20年之內有機會做到

妙光法師對此表示，無論是機器翻譯或語音辨識字幕，對口譯員來說都是「老虎的翅膀」，她不會全盤依賴AI工具，只是適時用來強化原本的口譯，最終還是要靠人腦把關，才能「有創意、有彈性、有慈悲、有智慧地完成溝通」。

在許多講座和研討會的尾聲，主辦單位會開放觀眾提問，這個環節是不少口譯員公認的「大魔王」，因為大多數人並非專業講者，說話難免有冗言贅字、結構鬆散和邏輯跳躍的問題，內容更經常天外飛來一筆，同步口譯卻沒有餘裕釐清訊息。不幸的是，作為觀眾和講者之間的橋梁，一旦場面變僵，往往是口譯員會收到質疑的眼光。
人的表達不可能完美，因此有賴同樣並不完美的人來覺察、統整和補救。更重要的是，真人口譯員有著機器難以取代的同理心。

呢啲都係目前存在嘅問題，不過都係嗰句，我相信未來技術上可以做到

口譯場合的多樣性，加上AI領域的發展充滿不確定，真人口譯員的未來顯然還大有可為。不過，口譯的本質是一種服務，是因應客戶的需求而存在，如果愈來愈多人都相信機器能完全取代人類的價值，不再為真人的服務買單，科技巨頭的「取代預言」恐怕就會化為現實。
2023年8月，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研究員達令（Kate Darling）在《BBC知識》（BBC Knowledge）撰文指出，技術和勞動的貶值並非人類被AI取代所致，問題出在長期看輕勞動價值的社會文化。同樣地，在探討「人類譯者會不會被AI取代」時，真正的關鍵或許是，大多數人是否明白翻譯的內涵、有能力鑑別翻譯品質，且願意付出代價來換取優質翻譯？

well，唔知作者有冇諗過AI以後可能會更優質？而家嘅話就性價比問題，以後如果真係喺質量上都超越咗嘅話，就會開始大量淘汰

沒有受過碩士等級訓練的口譯員，不見得就缺乏專業能力；在台灣，口譯員也的確不需要執照就能從業，與依法必須考取證書和登記執業的律師、醫師與心理師等職業不同。但在絕對自由的條件下，再加上社會大眾對口譯工作仍認識不足，口譯產業要避免流於低價競爭、劣幣驅逐良幣，讓供需雙方都獲得保障，並促使社會肯認口譯是一門專業，確實成了艱鉅的挑戰。

都幾癲，4倍差價，惡性競爭幾難頂，主要都係市場未有足夠透明度同流通性，需求上未必可以比較大量同穩定，所以議價空間就會好大

黃舒莉有些感慨地說，「我不想要因為怕被淘汰，就趕快去迎接這樣子的東西（AI）。其實我心裡還滿難過的，有些同業以前跟譯者相處這麼久，彼此是魚跟水的關係，長久以來共榮共存，現在因為害怕就趕快把人拋開。」她表示，作為會議公司，當然要持續關注新技術，但她也會如實對客戶說明真人口譯員的優勢，並盡力確保口譯員有最佳的工作條件。而她目前發現，舊客戶對真人口譯員的服務還是有一定的黏著度。
回顧歷史，人類每次遇到科技的衝擊時，都不免懷疑一切堅固的現實將煙消雲散。然而，人類也持續省思自身的潛能，學會以期待而不天真、警覺而不恐懼的心態，攜手走過變動的時代。

美國世代政治面向

幾有趣嘅統計數據，其實好多內容都幾有用（有啲引用文章喺以往嘅月刊都有收錄✨），因為比較多，所以我就淨係摘錄一啲我感覺比較新鮮嘅觀點

最近有政治學家和統計學家攜手合作，一起分析世代之間政治觀點的差異，結果發現：一個人14到24 歲時在任的總統受不受支持，會強烈影響他們一生的政治傾向。過了人格養成階段之後，政治傾向便相對穩定。換言之，從一個世代青少年期到青年期在任總統的支持率，就可以預測這一代人未來的政治傾向。總統支持率高，這一代人就更傾向其所屬政黨，支持率低則反之。

最近有研究發現，不論是為人父母、或是關注照顧兒童的議題，都會讓一個人趨於保守，變得更在意安全、穩定和家庭價值。這份研究的作者群指出：年紀較大的人之所以較為保守，多半是因為成為父母。既然從出生率和生育意願雙雙降低看來，有孩子的人會愈來愈少，我們可以推測將來保守派會愈來愈少，自由派會愈來愈多，在宗教、墮胎、性傾向等社會議題上尤其如此。為人父母者較少的社會，很可能是遠離傳統、急於改變的社會。
不過，這些趨勢能否將更多民主黨人送進政府，仍取決於其他因素，例如投票率和不公平的選區劃分。Z世代到目前為止投票率相當高，的確有可能掀起民主黨浪潮。但隨著X世代邁入傳統上位居要津、高投票率的年齡，共和黨很可能繼續掌權10年左右。這種趨勢加上共和黨在選舉人團和參議院的先天優勢，很可能將更多共和黨和保守派推上領導者的位子。然而在此同時，多數人口卻是民主黨和自由派，這不僅為更多街頭抗議和示威活動埋下伏筆，也讓政治領袖和廣大民眾之間更加脫節。

共和黨和民主黨年輕人分歧最大的社會議題是種族。事實上，對於黑人是否面臨龐大歧視的問題，同意的民主黨年輕白人還略多於兩大黨的年輕黑人。相較之下，共和黨年輕白人有6成反對這種說法，贊同的是少數。反過來看，對於白人是否面臨龐大歧視的問題，同意的共和黨年輕白人是民主黨年輕白人的3倍，共和黨年輕白人有3成，民主黨年輕白人只有1成。

就驚以後會讓位於性別……儘管共和黨觀念不斷與時俱進（民主黨都係，只係從幅度上嚟講），但感覺種族同性別會係未來嘅鴻溝，現時都已經有苗頭

隨著愈來愈多千禧世代和Z世代獲得投票權和投入選舉，共和黨的立場會漸漸變得和過去不一樣。雖然他們應該會繼續反對墮胎和槍枝管制，可是在其他社會議題上會變得更為進步，也可能在政府角色上和民主黨取得共識，同意政府應該在某些領域承擔更多責任，例如環保、大學學貸、醫療保險等等。

慾望與愛

這場講座的主題是「像個人那樣慾望與愛」。
開始之前，請讀一讀這句話，「像個人那樣慾望與愛」，我們會把關鍵字重音放在哪裡？又會怎麼思考這句話？
像個「人」那樣慾望與愛？
像「個人」那樣慾望與愛？
這也是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劉文在講座現場拋出的第一個提問。「接到這個題目時，我覺得很有趣。因為其實可以用兩種方式解讀這個題目，一個是像個『人』那樣，like a human being。另外一種方式，我們可以用比較理論的方式去想它，像『個人』那樣慾望與愛。那麼，在當代作為『個人』，一個可以慾望跟愛的『個體』，有什麼樣的意義？」

得意，似個「人」噉，定係似「個人」噉，成個講座幾有啓發

從傅柯開始，我們對權力的想像不再那麼二極，「環形監獄」的概念即是權力形式不再是上對下的「主權權力」，而是每個人都住在這個環形監獄中去彼此監視，也就是所有人都置身其中的一種規訓的權力。劉文形容：「好比普丁（Vladimir Putin）政權以天然氣牽制其他國家對俄烏戰爭表態，當代權力就是，如果你想要維持正常生活，就要成為我們要你變成的主體。」
更白話一點來說，不同於「主權權力」用恐懼壓制，power to make someone die，誰不聽話，國王就可以殺掉他。「生命政治」則是power to make someone live，透過各種規訓干涉人們要怎麼活，「就像環形監獄裡的牢犯彼此監視，要讓我們不做犯法的行為，或是道德踰矩的行為。它是一種下意識的、一種規範性、甚至是正向的這種權力，讓我們做我們本來就想做的事情。」生命政治介入當代社會，製造各種系統與規則，譬如人口學、法律、醫療、教育⋯⋯，去形塑很多新的主體。

後工業時代的供應鏈破碎化、機構組織的傳統權力被科技與視覺取代，還有另個變化是，我們對身體的想像也不再像傳統中的整體化。
國家的力量當然也還存在，只是同時也出現更新的力量，由私人企業或個人研發的產業力量的權力，好比色情片，這帶來新的「情動」，來自於人的高潮的力量所驅動的新型產業。劉文進一步解釋，當代權力的分布正在改變，「這樣說吧，我們剛剛講傳統人口學，但現在其實沒人那麼在乎要生多少小孩，國家可能會在意，但資本家不會，他更在意的可能是你看著這個A片打了多少次手槍。」在這個新型的產業裡，更被在意的是每個人自發性的高潮力如何轉換為資本。

《性的正義》作者阿米亞．斯里尼瓦桑（Amia Srinivasan）認為，來到當代，我們已無法古典地討論著色情片存廢，畢竟也不再有「下架」這樣物理性的動作了。在網路色情資源隨手可得，並且實際影響著一個世代對性的想像時，還有什麼是女性主義者可以做的？作者提出三個方式，包括增強女性慾望自主的性教育而非性恐懼、保障色情片與性工作者的勞動權，以及，提供現實世界安全的色情幻想與更多元的場域，而非單一依靠網路色情的演算法霸權。

劉文引述《性的正義》作者對此的看法：「性是一種權利（right）嗎？如果我們真的用一種哲學性的思考，如果性是一種權利，難道國家要幫你分配嗎？」這是個看似荒謬卻嚴肅的問題。「我們不能把性想像成一種權利。的確，我們需要為性邊緣、性少數或身障者倡議，但要做的是扭轉大眾對這個群體的歧視，但不是要求國家去進行性的分配。性不是三明治，不是說你餓了，我就給你三明治。你可以去慾望，但不應該要求別人接受你的慾望。我們可以對任何人有感覺，但不能要求被渴望。」
「慾望在當代的真正問題：我們極少想要我們應該得到的事物。」這是女性主義重要的思考。聽起來有點悲傷吧，就好像我們愛的人通常不愛我們。但背後的思考是，要改變性的階序，或許可以從我們的個人、我們的慾望，這樣的源頭去改變，好比去思考我們對性的感覺，那些感覺從何而來？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那如果我想要擁有這樣的性，我該如何從比較民主的方式去得到它？

在講座末尾，劉文給了一個小小的結論。「性的問題，不只是要或不要，而是我們如何改變我們慾望的內涵。這也就是我們為什麼要跳脫合意與非合意的想像，而去檢視性的內涵與權力本身。」他同時援引《關於愛的一切》的一段話作為收尾，非裔女性主義作者貝爾．胡克斯（bell hooks）是這樣書寫的：「沒有正義，就沒有愛。虐待和忽視否定了愛。關懷和肯定，與虐待和羞辱相反，是愛的基礎。虐待的發生本身就是愛的實踐失敗的見證。」

Romance books booming

The bookstores are largely owned and operated by women. And women make up the majority of the readers who have sent romance sales soaring — from 18 million print copies sold in 2020 to more than 39 million in 2023, according to Circana BookScan.
“There’s been a cultural shift around the way that we think and talk about media that has been primarily written by, and directed toward, women,” said Becca Title, a former immigration defense lawyer and the owner of Meet Cute, a romance bookstore in San Diego. “More people are realizing not only that romance sells and that it has commercial value, but that it has artistic value and entertainment value.”

Leah Koch, a co-owner of The Ripped Bodice — which was the first romance bookstore to ope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2016 — remembers searching in vain for romance novels in bookstores as a teenager. The feeling of being overlooked was part of what motivated Koch and her sister, Bea Hodges-Koch, to open their stores.
“Many people who work in publishing and at independent bookstores felt like romance wasn’t worth their time,” Koch said. “I’m like, you could have been making money, but that’s fine, I’ll make the money.”

quite good, every need is important, might be another market

Romance sales began to soar during the pandemic, as people rediscovered reading and many turned to romance fiction as an escape (one rule of the genre is that the stories almost always end with an H.E.A. — Happily Ever After). The arrival of BookTok also helped drive the surge, as TikTok influencers drew in younger readers with videos championing their favorite authors.
Now, romance novels are featured prominently at the front of Target and Barnes & Noble. Romance readers who once mainly bought e-books — they are cheaper and easier to access, and perhaps easier to conceal — now display their romance novels on bookshelves like trophies.
The rapid rise of romance bookstores has given the genre’s fans a new locus — a welcoming place to shop and swoon over their favorite books with unabashed enthusiasm.
“You can go into a romance store, and the bookseller is like, ‘Do you like spice? Do you like historical?’” said Jane Nutter, a communications and marketing manager at Kensington, a romance publisher. “They’re going to know what you want, and they’re not going to judge you for it.”

a place with people who look like us in specific condition is so nice

中國戰爭敍事

在過去設想中國與美國爭霸的圖景中，國民還是更多依賴像高鐵等經濟成就和外交成就，但從2023年開始，當經濟系統進入下行週期，中國政府已經有很久沒有創造出具有克里斯瑪（Charisma）意義上的經濟和社會成就了。但中國是一個極端依賴克里斯瑪型魅力來維持合法性的社會。而在最近，異常危險的，此種克里斯瑪開始來自與周圍國家的衝突，包括印度、台灣，而尤其是菲律賓。也包括想象中中國敵人的失敗，即美國的盟友——烏克蘭與以色列的失敗。
用「敵人一天天爛下去」來抵消我們自己成就不足，成為後疫情時代中國人對宏觀的想象，這樣的想象從經濟轉入軍事領域，故事的結尾便是一場大戰。

Charismatic用魅力型譯法會易理解好多，從今年嘅三中全會唔點講經濟而着重國安就知咩事喇……

從19世紀開始，軍國主義國家發起的戰爭，其實都以「自衞」戰爭作為理由。德意志帝國發起的一戰，是為了避免受到法俄的兩面夾擊，尤其在法國改變兵役制度背景下一種「先發制人」的防禦。俄烏戰爭也一樣，俄羅斯自稱是在「北約東擴」的背景下，先發制人地對烏克蘭進行打擊而進行的「主動防禦」。
因此，對於一個帝國心態的國家，當其發展出一套修昔底德陷阱的敍事時，可能還不是最危險的時候。但當其開始構想自己存在一種「主動防禦」的必要時，才開始離戰爭真正的接近。而現在情況恰恰如此，如同很多中國人固執地相信俄烏戰爭是北約逼俄羅斯出手一樣。現在中國面臨的外部軍事壓力也是美國在背後推進的，官方堅持認為一切周邊摩擦都是美國蓄意製造。

中國當前草根互聯網文化，甚至對經濟、政治、世界的理解，就包裹在這樣一種網遊、輕小説的想象中。戰爭的勝利，絕對的優勢和威風，就像是一場網絡遊戲的大勝。他們審視和玩味一場國家參與的戰爭，其重量和代價，也許就像他們看自己支持的網遊戰隊參與一場網遊比賽，這種輕率將成為戰爭的助燃劑。
在這場世界大戰的敍事中，你還會遇到一個不容易理解的現象，就是當他們描述中國時，他們反而不把中國描述成軍力發達，勇猛精英的形象。當他們説到中國，最常出現的就是擬人化的八個字：「愛好和平、喜歡種地」——這是一種温吞的，甚至有點窩囊的角色。這恰好是當前中國網絡上極具中國特色的一種敍事，即「受辱復仇」體，這個故事母本幾乎存在與每一個網絡小説與網劇中。一般主人公被描述為一個非常老實默默無聞的人，被周圍的人看不起，周圍的人都有很跋扈外顯的地位和能力，當他們以為自己可以像欺辱一隻狗一樣面對這個老實人，並開始進行冷嘲熱諷時，卻突然發現這個老實木訥的人實力遠非他們所比擬和想象，情勢瞬間逆轉，這個老實人不費吹灰之力就實現了對他們的報復，侮辱者和受辱者輕而易舉地完成了逆轉。
這算是中國百年國恥敍事到21世紀的平民主義終極版本，一個深藏不露的老實人受辱但輕鬆反殺的故事。這個敍事蔓延在一切草根文化中，是一個廣大網民已經反覆熟練的「心理位置」，一旦戰爭到來時，這樣一個快意恩仇的敍事，附帶着對中國軍力絕對優勢的宣傳，便會成為社會情緒的基礎。

都幾恐怖下，無孔不入嘅政治宣傳，官方+民間合力締造，而更加恐怖嘅係，反對嘅聲音越嚟越少越嚟越細，唔係反對嘅人少咗，而係敢於表達嘅人越嚟越少嘅所謂寒蟬效應

如果你現在要問我，絕大多數中國人都已經渴望戰爭了嗎？我覺得不是，我想只有很小一部分，可能就一兩千萬年輕人，在荷爾蒙的驅動下，真正渴望着戰爭。絕大多數中國人還是希望現實地維持着他們現在的生活，不管這個生活有多麼糟糕，但戰爭絕不是他們要的。但因此我們可以高枕無憂了嗎？
這個問題我想要反過來問，有多少中國人真的厭惡戰爭，厭惡到如果面對戰爭，他們願意站出來反對的地步？這個問題依賴於什麼呢？可能是我們上面分析到的，那麼有多少中國人接受了美國打壓中國崛起，與中國爭奪世界霸主的寶座，並且美國現在陷入內憂外患正在崩潰之中的呢？我想這恐怕是很大一部分，甚至絕大部分主流的中國人。那麼還有多少中國人，已經陷入悲觀犬儒的境地，不相信生活有任何轉圜，在這個時候，唯有傷害可以為他們的生活帶來慰藉了呢？這個數字我更不敢想。
所以問題變成了，不是中國現在有多少人渴望戰爭，而是當中國真被拖入戰爭，有多少人會真正堅定地反對戰爭。你可以想想現在的俄羅斯，有多少人熱烈地支持這場戰爭？還是有更多人半推半就的，以各種動機接受戰爭也就足夠了。因此一小部分戰爭的鼓吹者，和一大部分沉默但不堅決反對戰爭的人，對於一個社會接受戰爭，恐怕就足夠了。

如果有得揀，冇人想要有戰爭。希望正常人多啲，過返啲仍然失常但仲可以安樂些少嘅日子……

Can't escape trauma

Tolstoy tells us that all happy families are alike and that each unhappy family is unhappy in its own way. A few years ago, I wrote a different novel, my first novel, about divorce, which was inspired in part by the divorce stories of several people I know, and I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actually, all divorces are exactly alike. I tell you this because I’ve now come to understand the same thing about trauma: Happy, well-adjusted people are all different. The traumatized are exactly alike. I’m about to tell you a story that is nothing like a violent kidnapping — almost laughably so — but what I’ve learned over the years is that trauma is trauma. Something terrible happens, beyond what is in our own personal capacity to cope with, and the details don’t matter as much as the state we’re thrown into. Our bodies and brains have not evolved to reliably differentiate a rape at knife point from a job loss that threatens us with financial ruin or from the dismantling of our world by our parents’ divorce. It’s wrong, but explain that to your poor, battered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I never got over it. I never stopped being bitter about that time, about how lonely and scared I was. I never stopped worrying about the impact it had on my (wonderful) child. I never got over the fear on my husband’s face as I screamed for help. I truly never got over how apparently fragile I am, how unresilient I proved to be. That was one of the worst parts for me, that I knew something about myself now, which was that I was delicate. I had been rocked into a full nervous breakdown, and I had no idea what aspect of the birth did it. All I knew was that, should something go wrong — a car accident, maybe, or a mugging — I would be prone to falling apart.
It was that fragility that I just couldn’t get over. I had thought I was such a tough guy, but that doctor took one look at me, and he knew that I would literally lie back and accept his treatment of me. You’ll say I’m being unnecessarily hard on myself, but months later, I saw the doctor, and instead of confronting him, or spitting in his face, I hid behind a tree. A few years later, I was contacted by someone who had used that same obstetrician and had heard that I had, too. She called me up and told me that she had filed a complaint about him with the local police, and it would really help if I told them my story too. I told her I absolutely would and then I never did and never took a call from that number again. The pandemic came, and the smell of all that hand sanitizer nearly drove me off a cliff. Worse, my husband brought home a pallet of Method Sweet Water-scented soap, remembering how much I liked the smell of it. Only now it reminded me of the darkest time in my life.

trauma is trauma

Maybe I was never writing a book about money. Maybe I had to think I was writing about money in order to find myself examining trauma again, because nothing had truly changed in all this time except the swell of my shame that I was still in this state — not trauma, but post-trauma, its own discrete nightmare where self-awareness doesn’t ever seem to ameliorate its symptoms. Maybe I always was headed right here, to this moment, where I could finally revisit my own trauma, to make snow angels in it — the only place where I’m truly comfortable. I wonder if you looked at my face on the set of the TV show I helped make, as I watched the worst day of my life play out, over and over, if, behind the tears, I looked the way Jack did when he was listening to his ransom calls. Upset, sure. But maybe a little relaxed, too. As if, for a moment, I could stop using all my energy to pretend that my own life wasn’t kidnapped from me that day.
And maybe if you could have seen my own expression while I was working on this article — not anguished, but relaxed, like Jack’s when he was listening to those tapes, you would understand why it was worth the crime I myself was committing, which was forcing a man I care about, a man who has already been through quite enough, to revisit the worst week of his life in the twilight of his years so that I could better understand what happened to me.
That’s how the traumatized life goes, I guess. You work your whole life to overcome the terrible thing that happened to you, only to get to the end of it and find that the overcoming it was your life. You find the other people who share the unfixable tear in their perception of themselves and their circumstances, of how safe they are in the world, of the precariousness of knowing that it could happen again at any time, and you feel a little better. And then, at the end, the vine you rest beneath is that you get to stop working so hard to pretend you might put it behind you. I’m glad I learned that now. Because I’m telling you, the sheer amount of energy it takes to pretend that I’m over anything is killing me.

yep，扮冇嘢其實要好多能量、更加辛苦，完全唔掩飾地抒發，反而會暫時輕鬆咗

after all your attempts at healing — when you finally realize that you are forever changed — you can allow yourself to embrace your trauma. You survive what happened to you, then you survive your survival, and then the gift you’re given is that you fall in love with your whole life, inextricable from the bad thing that happened to you.

Before I end this, I want to say one more thing: The second time I gave birth, I was at a different hospital, at Cedars-Sinai, and I had a mercifully good experience. As I was writing this article, I used the bathroom at a restaurant, and the soap in the restroom there was the same brand that Cedars-Sinai used. I don’t know its name, but I can identify it by scent. I’ve encountered it a few times since I had my second son. When I smell the soap, my system floods with the neural surprise that I felt on that day: whatever it is that’s the opposite of trauma, that not everything is a fait accompli, that there are new experiences out there for me to have, that one day I could smell this smell enough times so that it would replace that other smell and the terrible things that happened to me that terrible day would recede, eclipsed by the wonderful and regular things that have happened to me since then — that that day would restore itself to its size, just another 24 hours, like all the other days, some of them good and some of them bad. I wanted to tell you that I still have some hope that it could happen.

anyway, new days and experiences are coming, both good and bad ones

奧運開幕式

Facebook| 歐洲動態 - 國際 |巴黎奧運表演的文化象徵——法國想說出的故事

幾好嘅一篇介紹文

說來巧合，在這爭議之前，今年（2024）法國高中畢業會考的哲學考題中，就出了這麼一題：藝術家是他作品的主人嗎？（L'artiste est-il maître de son travail?）
這個可能是受法國學者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著名的「作者已死」宣稱啟發的考題，巧合地可以成為開幕典禮後的論辯角度。當所有創作者，不論是喬里的奧運開幕典禮，達文西的《最後的晚餐》或是大家在社群媒體的貼文，其實在任何形式的出版之後，意義的賦予都已經與作者無關，不論讀者如何詮釋，就是作品存在的證明；但意義生產的光譜另一端，文學評論的詮釋學傳統也告訴我們，同理（empathy）、進入作者當下情境的重要。

好一個哲學問題

本屆開幕典禮編劇之一，法蘭西學院歷史教授博希宏（Patrick Boucheron）在接受訪問時就說道，像2008年北京奧運的開幕式，是他們最不想做的，也就是宣揚國威、教條式的樣板。他們整個創作團隊要的是開放、多元、充滿活力與振奮人心的

巴黎的歷史從不缺反叛，法國大革命、巴黎公社、六八學運，成功推翻王權也好，左派夢碎的挫敗也罷，巴黎這座城市、百年後再遇的這場奧運開幕典禮，都已經讓巴黎再次成為時代的印記，這場流動的媒體盛宴已和這個世代永遠同在。

奧運性平之路

Parity, Danger noted, is not equality. The battle is not just at the Olympics, of course.
“Some people want to control the body of women,” said Anne-Cécile Genre, a filmmaker behind the documentary, “Alice Milliat: Les Incorrectes.” (She translates the title to “The Unsuitables” in English.)
“Alice Milliat fought for control of their own bodies, so women could be free, and have control for the way they moved and the way they dressed. That’s a universal thing. That’s something women on the planet are still fighting for.”

It was not without controversy. In the 800-meter race, the longest distance women were allowed to run, the first three finishers broke the world record. Several women dropped to the ground after the finish line. Sports writers wrote that the scene was disturbing and the exertion was all too much for a woman to handle. The Olympics did not hold an 800-meter race for women again until 1960.
“It was not a scandal for the men to do the same thing,” Danger said of the common sight of a runner collapsing at race’s end. “But it was a scandal for women.”

都幾難想象，當時竟然因為女運動員到達終點時體力不支就取消奧運項目……

“I hear it everywhere, and people are congratulating themselves,” Genre said. “I’m sorry to be negative about it — it’s good news, and probably Alice Milliat would be proud — but if you look at the people surrounding the athletes, the coaches, the judges, the federations, they are still mostly all male.”
Women across sports, around the world, are still fighting for access, pay, even the way they can dress.
“We, especially women, have to know her and celebrate her,” Danger said of Milliat. “She is a role model. And there is still a fight.”

致敬，繼承前人嘅意志繼續追求性平

1972年6月美國通過的《聯邦教育法第九條修正案（Title IX）》被視為是至關重要的性別平等里程碑，運動場域中的性別平等也推進至政策和立法層次的變革。美國嚴禁中學與大學體育裡的性別歧視，為北美乃至全世界各層級女性運動參與提供了重要的結構性保障。始於1897年的波士頓馬拉松（Boston Marathon），亦是直到1972年起女性才能正式參賽，這項享譽盛名的賽事，女人被禁止參賽的歷史超過70年。

1979年，聯合國大會通過重要婦女法典「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公約於1981年生效。1980年代，國際奧會這才首度出現女性委員，參與領導與決策任務。1994年「國際女性與運動工作小組」（International Working Group on Women and Sport, IWG）成立，為全世界最大，致力於促進性別平等、運動／體育／身體活動平等的社會運動網絡。第一次的女性與運動國際會議1994年於英國布萊頓舉行，由英國體育協會（British Sports Council）主辦，國際奧會協辦。1997年國際奧會誕生首位女性副主席德弗朗茨（Anita DeFrantz）。2014年，IWG第六屆會議在芬蘭赫爾辛基通過了新版的《2014年布萊頓暨赫爾辛基女性與運動宣言》，到此階段，全球已經意識到，儘管女性的運動參與人數逐年成長，但運動場域中女性領導決策角色卻仍然缺乏。
因此，國際奧會顯然無法以男女選手比例平均作為奧運性平推動的盡頭，2022年出版《2021性別平等與多元報告》（Gender Equality & Inclusion Report 2021），其策略架構區分為「運動參與」（Participation）、「領導決策」（Leadership）、「安全運動」（Safe sport）、「媒體再現」（Portrayal）與「資源配置」（Resource allocation）五大範疇。其中，「運動參與」將在2024巴黎奧運達成目標，並將持續增加混合成隊的數量。
仍存在的性別鴻溝，主要反映在女性領導角色的缺乏上。當女性運動員的占比已近5成，奧運代表團總領隊、技術官員和教練的女性占比仍低，東京奧運時僅有13%的教練為女性。因此，國際奧會近年持續推動決策系統中的女性占比。2022年9月底，國際奧會宣布歷史上第一次，各委員會共546個職位中，達到女性與男性分占273位的性別組成。當時31個委員會主席中，女性人數也達到紀錄性的13名。2023年國際奧會決策層級中，以執行委員會為例，女性占比達到33%（2013年為27%）。

條路仲好長，一齊努力！

摩塔瓦克於2023年撰寫〈女人將在2024巴黎奧運寫下歷史〉（Women will make history at Paris 2024）一文，宣示2024巴黎奧運將寫下女男運動員比例相等的歷史目標。但她強調，在運動員參與上的性別平等進程仍未反映在教練的性別組成上。摩塔瓦克呼籲所有關注奧林匹克運動的人，應該開始注意「教練」這個角色，因為在過去10年中僅有10%的奧運教練為女性，且十分難以撼動，她指出：
「教練是能見度高、充滿影響力的決策者。我們需要女人和年輕女性能看見女性教練，進而相信她們也能追求承擔責任、具有影響力的職位。我們在體壇需要女性教練，就像企業界需要女性高階領導人一樣。這樣的努力從草根運動的層級便充滿挑戰，但也具有急迫性。因為教練的職涯並非一蹴可及，在前進奧運之前，需要長達10至12年的國家層級的競爭。相較於成為一位頂尖運動員，需要更多時間成就一名教練。」
國際奧會承諾提供支持與資源讓更多女性能夠從事高階運動賽事的教練工作。奧林匹克團結基金（Olympic Solidarity）推出全球女性教練計畫（The Women in Sport High-Performance Pathway Programme, WISH）便是針對這個目標的行動，培訓來自50個國家17項運動的女性教練在菁英運動層級執教。

最後，也是中文世界的媒體仍未熟悉的性平進展──國際奧會建議媒體「主動詢問運動員的性別認同代名詞（pronoun）」，就像媒體總是會再三確認運動員的姓名拼音和唸法一樣。因為，許多非二元性別者或跨性別者，會期望被以中性代名詞稱呼，例如they/them等等。這在中文世界中顯得較為困難，然而「TA」也由2015年起，被香港、台灣等地的性別運動團體使用來稱呼跨性別者。若將這份指南，置放到台灣的運動媒體再現中，想必可以找出許多有待調整的運動新聞內容。

Abusive sugar factory

The mill is certified by a group called Bonsucro, which sets the industry standard for sugar production. Brands including Coca-Cola, PepsiCo, Unilever and General Mills use the Bonsucro name to reassure customers that their supply chains demonstrate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even in places where abuses are widespread, like the region around the Dalmia mill.
But a New York Times investigation found that Bonsucro’s inspections were all but guaranteed not to find problems. Internal documents and interviews with sugar mill executives, experts and Bonsucro contractors show that mills retain tremendous control over what auditors see and whom they can talk to. The audits are carried out hurriedly — from the mill to the farms in a matter of days — and the details are kept secret, which prevents public second-guessing.

頂……又係審計問題，就同凱凱案一個性質，應該講制度問題更大，因為審計員可以做嘅好少。而凱凱本身係可以喺制度內被發現同挽救到

In interviews, they told us that they were pushed into underage marriages so that they could cut sugar with their husbands. They were locked into years of debt by sugar mill contractors. Some, like thousands of other working-age women in this region, said they felt pressured to get unneeded hysterectomies to resolve common ailments like painful periods and keep working in the fields.
One woman we talked to said that a contractor for the NSL mill even lent her the money for the surgery.

In Maharashtra, human rights problems persist in part because practically everybody says they are someone else’s responsibility. Factory owners blame the middlemen contractors who hire the laborers. Dalmia and NSL executives, for example, say that they do not directly employ the laborers, do not dictate the working conditions in the fields and see hysterectomies as a wider issue unrelated to the industry.
Contractors, in turn, say the factories are responsible. Big sugar-buying companies — both Indian and international — say it is tough to monitor farms. And consumers often have no idea about the origins of the sugar in the products they buy.
Bonsucro was meant to help fix that. Instead, its inspections have sent a false message that sugar mills that profit off abusive labor are actually problem-free.
In Maharashtra, hysterectomies are an extreme yet common consequence of this abusive system. Sleeping on the ground, giving birth in the fields and forgoing doctor visits can cause a host of gynecological problems. Faced with the misery of menstruating in 100-degree heat without running water or shelter, many women have hysterectomies to end their periods or to treat routine health conditions. Removing a uterus and ovaries can have lasting health consequences, especially for a working-age woman.

Other industries had developed an answer to this threat of regulation. They embraced social auditing and formed certification bodies to inspect supply chains and hold companies to a standard.
For companies, it was a win-win. It allowed them, not governments, to set standards. And it signaled to the public that they worked with clean factories and humane suppliers.
While most advocacy groups preferred government regulation, a few embraced this model. Passing laws is hard. Better, they figured, to get companies to change on their own.

確實係個好機制，只可惜……

She concedes that social auditing is flawed and can miss serious problems. “The challenges are quite well documented,” she said. But she said that Bonsucro was helping to change the industry by pushing for companies to improve their practices.
“The sugar cane sector is going on a journey of improvement,” she said. “But it does come from a fairly low base line.”

都可以講係好彩？至少揭開個問題，望快啲大步啲提升

日本國賠計劃生育

所谓《优生保护法》于1948年起在日本施行，明面上的原因是优生优育，避免智力残疾或身体残疾的人将疾病遗传给后代，避免给家庭带来沉重养育负担，所谓“利国利民”的好政策。
背后真实的原因则是二战后的日本执政者并没有完全摒弃军国主义与大和民族至高的观念，希望沿用“纳粹优生学”的做法“改善”日本人的基因，同时也有意控制和减少人口，以度过粮食短缺危机，维持政府统治。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强制绝育的手术不仅针对那些患有遗传性疾病的残障人士，还有明显的随意化、扩大化，更加暴露了日本政府开展“计划生育”的真实目标。

第一，施行“计划生育”的思想根源其实是“政府利益至上”。
他们首先将政府利益包装为“崇高的”国家利益，再将这种利益置于国家之中每个人的生命权利与人格尊严之上，并以此光明正大地伤害生命、践踏尊严。
这一套障眼法因为捆绑了国家、民族等宏大的概念，所以很难被识破。
第二，日本政府废除“计划生育”之后之所以二十多年拒不认错道歉，根源上还是为了逃避赔偿的责任，逃避被问责的可能。
直到当年的受害者绝大部分已经去世，当年的执行者大多已经退休的时候，继任者才有勇气去揭开疮疤，直面历史惨剧。
然而，迟到的正义既不能很好地抚慰受害者，也很难让整个社会真正接受教训、走向文明。
一点建设性意见：
瞧不起小日本的其他国家，请做得比小日本好一点，人性多一点。

樂觀唔係壞事嘅……不過冇期待同希望會好過啲

Elevator explains high house price

Through my research on elevators, I got a glimpse into why so little new housing is built in America and why what is built is often of such low quality and at high cost. The problem with elevators is a microcosm of the challenges of the broader construction industry — from labor to building codes to a sheer lack of political will. These challenges are at the root of a mounting housing crisis that has spread to nearly every part of the country and is damaging our economic productivity and our environment.
Elevators in North America have become over-engineered, bespoke, handcrafted and expensive pieces of equipment that are unaffordable in all the places where they are most needed. Special interests here have run wild with an outdated, inefficient, overregulated system. Accessibility rules miss the forest for the trees. Our broken immigration system cannot supply the labor that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desperately needs. Regulators distrust global best practices and our construction rules are so heavily oriented toward single-family housing that we’ve forgotten the basics of how a city should work.
Similar themes explain everything from our stalled high-speed rail development to why it’s so hard to find someone to fix a toilet or shower. It’s become hard to shake the feeling that America has simply lost the capacity to build things in the real world, outside of an app.

seems like difficult problems... monopoly, stubborn and unground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have also marooned themselves on a regulatory island for elevator parts and designs. Much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has settled on following European elevator standards, which have been harmonized and refined over generations. Some of these differences between American and global standards result in only minor physical differences, while others add the hassle of a separate certification process without changing the final product.
If physics is the same everywhere and there are no measurable differences in safety outcomes, why reinvent the wheel (or elevator)? America’s reputation for unbridled capitalism and a stereotype of Europe as a backwater of overregulation are often turned on their head in the construction sector.
Not only do we have our own elevator code, but individual U.S. jurisdictions modify it further. More accurate and efficient electronic testing practices, for example, are still mostly viewed with suspicion by the nearly 100 boards and jurisdictions that regulate elevator safety in North America. (The exact number in the regulatory patchwork is hard to nail down.)

code(standard) could improve quality and save money. some special aspect even just a little different would cost a lot... not to mention outdated ways

And then there’s labor. Americans, and citizens of almost every other high-income country, rely on immigrants in construction. But there are few legal ways in for construction workers; H-1B visas, which allow foreigners in tech and other industries to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usually only for professions that require college degrees. Immigrant workers without papers therefore typically stick to nonlicensed construction trades like painting and framing.

no immigrants labor -> costs more -> union stronger -> keep or even strenthen labor market squeeze

American building codes and federal law may dictate how large an elevator must be, but they often have little to say about whether one is required at all for apartments. Given the expense, our apartments often just go without.
Beyond the elevator itself, you’ll find a byzantine mess of absurdities and contradictions behind the U.S. construction industry’s slowness, inefficiency and expense. For example, Americans cannot use the latest heat pumps — a critical tool for fighting climate change by electrifying heating systems — because of the same sorts of barriers imposed by U.S. regulators. Instead, Americans rely on obsolete heat pumps that don’t have a market abroad. And plumbing codes in America require an entire network of ventilation piping that has been deemed largely unnecessary in much of the world.
America’s single-family suburbs largely avoid this dysfunction.Over decades, single-family homebuilders and politicians responsive to their concerns have kept a close eye on building codes and the costs they may generate.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ome Builders has negotiated guaranteed seats on the national model code committees that regulate single-family houses, and it doesn’t shy away from making its case directly to legislators when it feels that those national model codes threaten affordability and should be overridden.
But multifamily developers, traditionally a weaker and less organized constituency, are mostly checked out, so materials manufacturers and organized labor — for whom higher prices mean more money — have run amok.
And it shows. Construction costs for detached single-family houses average about $153 per square foot. In America’s most in-demand coastal cities, multifamily construction costs have exploded. Even subsidized multifamily housing in California can cost $500 per square foot (or more).

insane, more than thrice costs... the codes actually kill the items not help them improve

If elevators are ever to be as inexpensive and abundant in North America as they are in Europe and Asia, deeper reforms will be necessary.
Adopting the European elevator standard would open up the market to more competition and parts. We should grant some leniency when it comes to elevator size for small apartment buildings that are at risk of having no elevator at all (or not being built in the first place). Some thought should be given to accommodating less credentialed immigrants like those who work in construction, as in the European Union. In the meantime,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training in public high schools should be improved to supply the elevator industry with more native-born workers.
And then there are bigger-picture questions about what to do about our complex system of rules and the groups that oversee them. The federal government could raze the existing system by setting uniform rules for construction with more of an eye toward global best practices and cost, perhaps starting with elevator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could condition the billions of dollars it hands out for housing assistance on the adoption of new codes, as it has done with highway funding and the now-uniform 21-year-old minimum drinking age.
America has grown extraordinarily rich from white-collar industries like software engineering and finance. But with email-job couples earning well into the six digits now struggling to afford to live in many American cities, we are bumping up against the limits of what quality of life an economy built on apps can provide. Software and financial engineers can’t make my apartment building accessible, so at some point we must relearn how to build things in the real world. Maybe the elevator can teach us how.

lets see what happens next. might be a promising future with taking these viable steps

縣城回籠漂

可以講係一條後路嘅，但是否甘心同安於樂命係一個問題

困在“回笼”里的不只是这 23% 的人。
我们每个人，都对当下的处境充满犹疑，却又一时找不到解法。仿佛逃生出口是虚妄的，反反复复撞上南墙才是生活的常态。
那么，兜兜转转，回到原本的轨道里就是答案吗？从他们的生活里，我看到的结论似乎并非如此。

“大城市留不下来，小县城回不去了。”
这是很多采访者的共识。
在他们身上，我还意外发现了一些共性：
1. 老家在三四线城市；
2. 大学读的文科专业；
3. 毕业后就去了大城市打拼；
4. 家里人提供不了太多的经济支持。
于是漂泊，成了最好的选择。
他们离开北上广的原因各不相同。
有人因为房价，觉得自己一辈子也买不起大城市的房。
有人因为父母，年岁已高，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
有人因为失业，被裁之后没有再找到合适的工作。
但提到最多的是“没有意义”。

sad……有意義可能係最難達到

考公考编是小县城最好的出路，而这两年考公考编的内卷程度，不亚于大厂。
为了逃离内卷回到县城，没想到县城的生存之道依旧是内卷。

“每天早上起床都很迷茫，自由职业也不能一直做，在小县城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真的会觉得未来一片昏暗。”
她说，很讨厌自己现在的样子，但我想，她真正讨厌的或许不是自己，而是当下生活的样子。
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却还是在原地打转；
明明已经向生活妥协了很多，却还是看不到希望。
原以为大城市是围城，逃出来就好了，没想到逃进了另一座围城，一座更难生存的围城。
我们既在一线城市扎根不了，也不甘心一直待在老家县城。
于是迷茫成了常态，找出路的方法成了不断撞南墙。

😭一片灰暗

他们的言语中，有漂泊的落寞和无奈，又有一种莫名的希望，一种生活很糟但好像又有选择的希望。
大多数人不会从一开始就知道哪条路最适合自己。
会迷茫，会不满，与此同时，又会美化另一条自己没走过的路。于是，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尝试。
有人幸运地摸出了门道，有人被撞破了膝盖原路折返，反反复复撞上南墙。
山本耀司曾说：“‘自己 ’这个东西是看不见的，撞上一些别的什么，反弹回来，才会了解 ‘自己’。”
撞上南墙也没什么。我们的形状，就是在这一次次碰撞中逐渐清晰起来。
你终究会开始明确自己的边界在哪里，开始确定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也逐渐明白什么样的生活更适合自己。
找到它之前，先别急着懊悔。

好在仲可以去試，樂觀啲，加油加油！

菲律賓掃毒戰

「毒品戰爭」始於2016年6月、杜特蒂成為菲律賓總統的那一天。這位時不時就以粗口罵人的領袖，從總統選戰期間就開始宣傳「整肅治安」的重要性，他認為：菲律賓的藥物濫用已病入膏肓，販毒和吸毒更成為拖垮菲國經濟和社會進步的最大障礙。他的從政生涯一直堅持「非常問題要用非常手段」，甚至以仇恨言論揚言要「像希特勒屠殺猶太人」那樣「屠滅毒蟲和毒梟」。
杜特蒂上任首日便授意警察首長德拉羅薩（Ronald dela Rosa，現為參議員）務必「不留情面『處置』涉嫌販毒者」，公開支持警方擴大逮捕、拘留甚至未經司法審理殺死疑犯──「你懂的，就像電影《緊急追捕令》的骯髒哈利（Dirty Harry）。」杜特蒂自誇，以暴制暴才是霹靂手段。
毒品戰爭讓杜特蒂在菲律賓社會享有超高支持率。支持者認為，因為菲國的司法系統貪腐且沒有效率，因此國家才需要杜特蒂的以暴制暴「為社會放血排毒」。然而殺無赦的執法態度，雖降低了整體犯罪率，但謀殺等重罪率反因私刑數量增加而飆升。

動機好(?)冇用，要兼而手段好。因為一開始係高支持，大家都認可，大刀闊斧有所改變對於破局係重要咖，況且冇人係先知，預計到會發生乜嘢事

but，如果議題本身就係被操作出嚟嘅話，就非常致命，因為真正嘅問題根本唔喺毒品度，而大家希望出現強人政治實質上係想改革警察司法同地方勢力……

販毒鏈末端的吸毒者、貧民社區、甚至無辜的路人，都淪為警方爭取績效獎金而濫殺的目標對象。若再加上因警方「外包反毒任務」而遭民兵、幫派私刑謀殺的受害者，恐有超過3萬人因毒品戰爭失去生命。
更糟的是，警方的反毒績效不需司法授權、「犯人」都被當場殺死，難以驗證到底誰是毒販？誰是吸毒者？誰又像是少年桑托斯一樣，什麼也沒做卻被當成「績效人頭」而枉死送命？

always the saying，唔係話績效一定唔好，畢竟現代效率至上都係建立喺呢個指標之上，但如果當佢係最重要或者唯一標準，就會出事……防止濫權、冤假錯案等嘅程序正義、公開透明有紀律性都應該係其中一個重要指標

根據菲律賓大學的報告──目前唯一持續統計掃毒相關行動致死人數的學術單位──小馬可仕上任第一年內（2022～2023年），平均每天有0.9人死於毒品戰爭，這比杜特蒂任內平均每日0.8人死亡的數據更糟。
小馬可仕不會像杜特蒂揚言「我會殺了所有人（指毒販、吸毒者）」，或在執法指導準則（Command Memorandum Circular）上，寫明警方可以「敲門」進入民宅搜索，並「消滅」（neutralized）疑似販售或使用毒品者。但實際上，小馬可仕政府只是把指導準則修改得更冗長，執法措辭仍讓法律專家和我感到擔憂。例如指導準則上仍寫著警方可以「採取適當行動」，但「適當行動」到底意味著什麼？警方仍能在無搜索票或逮捕令的情況下直接上門嗎？政府故意不寫清楚，保留模糊空間，這就是小馬可仕和杜特蒂最大的差異：小馬可仕非常擅長用外交辭令粉飾太平。如果我們不注意細節，小馬可仕政府便會聲稱一切依法行政。
不過，小馬可仕上任後將菲律賓國內輿論焦點轉移至西菲律賓海上與中國的衝突，他對待中國的強硬態度也在國內大受好評。所以現在已經很少有媒體、學術研究單位投入資源追蹤毒品戰爭的後續效應。
但這也不能全怪媒體，畢竟記者們已經過了6年來每天清點死亡人數的日子，大家都身心俱疲，要繼續數下去也有點不近情理──「記錄死亡」的累積心理壓力，其實是記者們長期追蹤毒品戰爭最大的挑戰。

記者都係一種情緒勞動，感激佢哋仲繼續堅持追蹤，令記錄延續落去，終有一日，相信會回落去正常水平

其一，我們的司法系統在毒品戰爭之前就面對各種挑戰，比如嚴重缺少法官，審理速度非常慢。加上又有大量毒品案件湧入，司法系統根本不堪負荷，監獄也人滿為患，超過1萬名羈押被告等候審理的時間大於3年。其二，司法和司法系統的第一線是警察，但他們總是互相包庇，家屬連得知哪一位員警殺了自己的親人都非常困難，更別提起訴他們了。

紅色標記在杜特蒂總統任內開始變本加厲，他發布命令成立「結束地方共產主義武裝衝突國家專案小組」（NTF-ELCAC），左翼社運人士、記者、原住民領袖、教師和律師接二連三的被抹紅。小馬可仕上任後，被貼上紅色標記的對象更不再限於非主流、左翼小眾媒體的記者，封殺名單裡的主流媒體記者人數大增，光是「報導新聞」就會給人帶來麻煩。

問題多數都係延續落嚟嘅產物……好可悲，選舉真係唔易搞，究竟有無辦法真係有可以解決問題嘅候選人出嚟呢？

雖然有人質疑小馬可仕，不過菲律賓也還是有不少民眾相信他和馬可仕家族。我可以理解這種現象，因為菲律賓人非常重視家庭，下一代選民經常繼承父母、祖父母的政治觀。像是我出生在菲律賓北方，和馬可仕家族說著一樣的方言，成長於馬可仕家族支持度非常高的地方（當地稱為 the solid north）。從小到大，我一直被奶奶告知菲律賓的戒嚴時期是「黃金時代」。此外，我們的學校教育中並不包含戒嚴時期的歷史，除非你遇到願意講述這段歷史的老師，比如我直到大學才曉得這段歷史。
《Rappler》內部也不斷討論該如何與更多讀者對話。其中一個針對年輕族群的措施是進軍TikTok。我明白資安疑慮、以及該公司與中國政府的複雜關係，但對菲律賓年輕人TikTok仍是最受歡迎、也是新聞資訊最被傳播的社群平台之一。因此《Rappler》每天還是花時間將深度報導內容轉化為1～2分鐘的解釋性新聞，希望更多年輕人能從虛擬的平台看見真實的世界，無論是持續的毒品戰爭、還是小馬可仕家族具爭議的另一面。

掛掉電話後我一直在想，如果我再早一點刊登報導，死者是不是就能即時就醫？是不是就能活下來？雖然編輯不斷告訴我「這不是記者的錯」，但我一直沒辦法忘記那種自我質疑的矛盾感。當事人的妹妹告訴我，他們一直無法順利從太平間領回哥哥的遺體。那一刻，我決定先不管記者的身分了，我就是想幫助他們。
我相信多數菲律賓記者心裡都面對這樣的矛盾掙扎。理論上，記者應該保持中立、不該是倡議者。但我時常想起38年前、菲律賓戒嚴時期的新聞前輩經驗，當時的他們是記者、也是爭取新聞自由與民主的公眾倡議者，在菲律賓民主化的過程扮演關鍵角色
──我相信用報導真相來抵抗獨裁，是菲律賓媒體的傳統，也是我輩仍在守護與傳承的新聞精神。

我依然覺得樂觀，因為呢個階段歷史上都有唔少最後成功到，只要大家繼續努力，一定會迎嚟世代觀念改變嘅時候。照顧好心情，保持力量，要加油吖！

香港書展

今年台灣來的出版社攤位依舊縮水，只佔了全場不到十分一的空間。組合了大小出版社而成的「讀書共和國」也來參展，只是整體台灣攤位如往年一樣，都被編排到比較邊緣的位置。儘管如此，擁擠程度卻遠遠超過香港和大陸攤位，台版書尤其在內地客人視野內，屬物以稀為貴。以筆者觀察台港兩書展所得，兩地書展最大分別或是對書籍零售的態度。香港書展以參觀人次數量為推廣核心，台北國際書展以業界交流為首要，每年促進華文出版業界與國際出版的接軌。
關於「國際」方面，在台北書展，國際書區的佔地約為四份之一，還專門為國際書區開設各式沙龍空間）；而在「國際書區」這回事，在今年的香港書展卻已消失了，也是因此，筆者確實無法比較二者的分別。國際書區以往都在書展主場館周邊空間，雖和台灣書區一樣，是常為人忽略的位置，但畢竟存在，展出內容由各國代表自擬，每個國家小則三米乘三米的空間，多則可佔兩三個書攤。今年這部分空間，已由宗教書籍取代，維持多年的國際書區，終於消失了。

唔慌唔盛事嚕~越來越唔期待，前幾年都會可惜冇去成，而家……

儘管書籍出版與販賣環境大不如前，同場還有其他生活產品與文化產物的競爭，書展內還是可見「留下的人」各自經營。幾日來「禁書」新聞來自界限書店、藍藍的天等攤位，都有存疑狀態：到底那些在書店有售的書，誰來因應什麼準則，決定香港書展不能賣？如果有設訴機制和審查制度，主辦方又有沒有設立上訴機制？
再看另一邊的簡體字書區，每本書早就通過了審查機制，平平安安，偏偏難以留住人潮，最後兩天，竟出現了提早撤離的攤位。那些經審查才出版的書籍，又有多少識貨之人滿載而歸？香港書展的簡體字書區，為什麼給讀者一種度假擺攤的感覺，一過星期日就打道回府？

都係要講返句，多謝界限，令人諗返起以前嘅國殤之柱，亦都係仲可以生存到嘅智慧同藝術

France Ungovernable

France, with its presidential system, has no culture of coalition-building compromise. “We know nothing of that, we are a nation of would-be Napoleons,” said Nicole Bacharan, a political scientist.
The Napoleons will now have to put up with the nitty-gritty of a painstaking negotiation on an agreed agenda between parties with widely differing views of national priorities.

係時候要學下，因為勢力上已經唔再係兩黨制，而係多方角逐，通過協商組聯盟政府先可以成事

“Today,” said Raphaël Glucksmann, a prominent Socialist, “we put an end to the Jupiter phase of the Fifth Republic.”
Mr. Macron used the word “Jupiterian” in 2016, before he became president, to describe his approach to government. A mighty wielder of almost Godlike authority was more appealing to the French, he mused, than the “normal” presidency of François Hollande. The French, he suggested, are partial to the mysteries of great authority.
Up to a point, it seems, on the evidence of seven years of Mr. Macron’s rule.
“We are in a divided assembly, and so we have to behave like adults,” Mr. Glucksmann, who led a successful Socialist Party campaign for last month’s European Parliament election, said. “That means we are going to have to talk, to engage in dialogue, and to accept that the National Assembly becomes the heart of power.”

中國救災疲憊

“今年的气象灾害比较频繁，发生时间也比较早，已经有好几个国家三级和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了。”爱德基金会社区发展与灾害管理团队主任谭花说。
在她的观察里，极端天气已经不再是国际舞台上的倡导或者媒体传播上的文字——他们去乡村做项目，听到农民讲耕种习惯的改变：过去割完玉米后才是雨季，如今收玉米的时候雨就下起来了；以前果树种在山脚下，现在要种到山上去，底下太热了。
在救援和公益圈里，人们还感到另一种变化也在悄然发生——持续甚至不断加码的灾害之下，人和人之间的连接正变得疲惫而松散。更确切地说，灾情获得的关注、人力和资金支持，越来越不够了。

现实之一是，公众关注度和灾情严重性并不总是成正比。
目前国内缺少对水灾严重情况的定级，类似地震震级——“这能让公众更容易理解灾情到底有多严重。”郝南说。
现实之二是，社会捐助却和公众关注度成正比。这意味着，灾情严重的地方，可能因为没有被“看见”，从而得不到足够的支持。
灾情聚焦，这看起来是一个大众传播的话题——比起事后才能被量化的灾害，它更取决于在受灾第一现场，是否有可以几何倍扩散的新闻点出现。“郑州地铁的情况出来之后，牵动了很多人的心。当时还有一个在线求助文档，每个求助信息都很紧急，大家就意识到原来水灾特别严重。”谭花说。
但这远不止一个传播问题。受访者们试图梳理“灾情失焦”背后的原因：经济环境、企业效益、灾害麻木、信任危机……又都默契地点到为止。
郝南强调道，捐赠遇冷不是今年的偶发现象——2015、16年之后，公众对灾害捐赠的意愿就下降了。他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成为一名志愿者，后来辞去牙医工作，全身心投入在人道主义援助中。
郝南的语速不快，善于掌握谈话的主导权。在这个极端灾害日渐频发、而大众捐助愈加疲软的夏天，他以不由分说的气势反问道：“公益组织要先做到，有没有说清楚捐赠的必要性？公众有那么多的质疑，有没有人回应、解释一下？”

點到為止……唔係可以點呢？唔通想俾「被失蹤」咩

极端天气带来更加频发的多种灾难，我们成长中的民间救援队真的足以应对吗？
郝南对此有很多思考：
在他看来，培养一个专业合格的救援人员需要3-5年。“我估计现在干救援的大多数人都不具备做救援的基本素质，”他毫不含蓄地说，“我们在现场看到不少队伍和个人确实很积极，但是他完全不具备救援的能力，他就不应该出现在现场。”
“这么多队伍干着生死攸关的事情，却没有操作的标准，没有技能的标准，也没有现场指挥协调的标准。”他继续说，这会危及救援人员和被救人员的生命安全。
一些队伍练了很久的技能，但并不知道这些技能在灾害现场什么时候能用得上。“大家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干活。”郝南说。气象灾害救援的时机非常重要，“怎么在水涨之前赶到现场”——“你不能等到水退了才去救人，这不成作秀了吗？”
圈子里还存在着另一种冒进的英雄主义。“不管能力有多大，行不行，他想去一线就会去，这叫有组织无纪律，那不就乱成一片了吗？”李延照说。近些年，无论是训练还是救援现场，都发生过民间救援队员遇难事故。
“谁距离近谁优先，谁能力大谁优先。”李延照说，如果没有相应能力，就要给专业的救援队让路，“不然社会应急力量会被诟病”。
这不完全是技术和态度问题，也跟资金有关。“兜里没钱，他怎么提升装备能力和救援能力？越没钱，越想干点活引起别人的注意。干活越多，危险越多，伤亡越大。”李延照总结。
在任何领域，如果没有有效的机制做保障，资源注定会分配不均。就像救灾时，越靠近路边的灾民得到的物资越多，越是被困的“孤岛”越得不到帮助——民间救援队同样旱涝不均。“没资源的，仰着脑袋只能看天。”
尽管问题重重、困难重重，李延照还是由衷佩服做救援的兄弟姐妹——“他们从事这个事的时候，你别看他累成什么样，但他是享受的。”

在许多救援人的心里，绕不开的时间点——或许也是情结——是2008年汶川地震。李延照说，那是中国社会应急力量的志愿者元年。那一年，包括他在内的几名无线电爱好者成立了民间救援组织“青岛一七五军团”，其中部分人前往震区支援。
那年也是谭花加入爱德基金会的第四年，她在当年7月去四川参与灾后重建工作。当地一位村支书告诉他们，地震后，路断了，他们村由于位置偏远也成了孤岛。一开始，村民们相互接济，勉强度日。随着食物逐渐消耗，整个村子快坚持不下去了。
村支书终于拨通了乡镇书记的电话。对方回他，先撑着。但撑到什么时候？没人知道。在绝望日渐加重的煎熬中，村支书在废墟里找到一只收音机。他打开调试了一会儿，呲啦的声波里传来总理的声音：“大家坚持下去，党和政府不会放弃你们。”
几个月后，在建起的临时板房里，村支书对谭花他们讲起那个时刻，嚎啕大哭。
“他知道他们村子没有被放弃，”谭花回忆着，强调道，“社会公众的信心很重要，真的很重要。”

希望同信心，剩低幾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