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報~月刊 ,2023

2023年x月刊

本土語言；女權嘅不同視角；姐弟戀；profitable fighting climate change；相親藝術；親密關係；韓國教權；《1人婚禮》；《芭比》；房地產；山道猴子的一生；幸災樂禍；drinking；小紅書；統租；縣城中學；理盲與專制；剩菜盲盒；TikTok Brain；觀鯨人；哈金；chatgpt blurry JPEG；失落的油雞佬；鄒幸彤；帶著傷口行走世間；《人選之人》與現實政治；經濟學；佳士五週年；東西德；Finnish；臺灣言論自由之路；政治校園；「正常化」時讀哈維爾；高考；vacation decline；少子化；共和黨大選；要變靚

2cold

Oct 10, 2023 22:50 UTC+8 • 257 min read

創刊二週年快樂，同埋休刊時都有繼續寫緊，只係唔知幾月先復常，所以寫個x。今晚先發現，可能一切係最好嘅安排，X就係十，此時此刻，啱啱好

同埋，會發現，有好多都可以再精簡，之前一月月睇會因為太趕或者分享欲過盛，呢期應該稍微好少少嘅，知道想要嘅方向係乜嘢，所以定會越嚟越好！

好耐之前睇過，因為少少強迫症受唔到成日有人打咗第啲字，所以都係摷返呢篇出嚟睇多一下，請打「中意」，唔該晒！

我们是云南的少数民族，暂且不说民族语，但从小到大都是说地方方言的。然后某一天，学校、社会到处都是“学好普通话”的标语和口号，老师开始用带口音的普通话上课，我们坐在教室里面面相觑，不是听不懂口音，而是听不懂普通话。
有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是，普通话倾轧了地域方言本应存在的空间。当一种方言不能在本地域的公共场合使用，也就意味着地域文化被不恰当地挤压。

有些一本正经的书上会说，语言反映了特定语言群体看待世界、自然、社会的视角和认知，这种视角和认知是独特的、不可以被其他视角和认知轻易取代，而这也许就是世界、自然和社会真实的一面。
小时候家里用报纸来糊墙，我刚识字，会用方言来念那些报纸，印象中几乎全是“现代化”之类的词语，说出来不仅别扭，而且所传达的信息表明那是另一个世界，与我的世界基本不相干。
直到长大，进入城市，舌头完全被普通话占有，可以娴熟地用来表达和“文明”、“现代化”相关的一切，并深以为那就是自己所拥有的，被迫或主动地沉浸在一个“中国梦”的幻想中，我们观看世界的方式就彻底地改变了。
只有那些来自家乡的消息，母亲说不会讲普通话、中小学同学正在使用汉字来模拟方言的表达，这些聊胜于无的补救，让我们保留了不受挤压的一块。后来我告诉母亲，不会讲普通话没什么可耻的，强行让人讲普通话才可耻。
在云南老家，一代又一代的孩子还在被普及标准语，而我们的小朋友普通话不好的时候，说出来的口号就会变成这样：“我们都有一个梦，让祖国不祥的梦。”

在我們的習慣中，只有小男孩才允許充分感知自己的感受，並毫不羞愧地表露自己對愛和被愛的渴望。但小男孩在父權規範中既不可愛，也不可接受，在往後的經歷中，小男孩將要迎來「成為男人」的永不止息的改造。換句話說，小男孩要學習囚禁自己的內在感受和渴望，首先避免坦露自己的脆弱，男兒有淚不輕彈，繼而再殺死自己的心靈，停止表現關心關愛，從而戴起面具學做一名「自強」恐弱的男人，一位一家之主。
這個過程，有時在學校發生，有時是同輩壓力，但更多時是在家庭進行。一些常見的情況是，當父親對小男孩親身示範情感疏離（emotional abandon）和忽視，不願和兒子發展情感連結，母親也旁觀這樣的傷害，協助丈夫禁錮兒子的心靈，仿佛這樣男孩就能成為強者。
hooks提醒我們，這是一種傷害和創傷：男孩從此靈魂殘缺，感到沮喪、失望而生氣，難以發展健全的自我。就算他有內心話想說，有痛苦的感受希望探索和表達，心中自然就有一把羞辱自己的聲音，令自己堅忍噤聲。長遠下來，男人不懂哀傷，不知如何釋放壓力和情緒，要不沈默、壓抑，要不慢慢累積成以發怒和暴力的方式抒發。
在我們的文化中，女人心靈受傷，很自然就可以敞開心扉去找別人傾訴；但當男人同樣開口說心裡話和內心的感受，就連身邊的女性也可能拒絕聆聽。甚至像hooks這樣的女性主義者，當身邊的男人告訴她真實的感受，她也曾以哭泣和打斷的方式中止對話，暗示這樣的內心話太過沈重，還是留給他自己。這件事之所以令女人害怕和難堪，同樣是因為父權邏輯的運行：當男人開始訴說痛苦和受傷，仿佛意味著這位男人「不再能保護我」。另一方面，這也像是對女人失責的指責：父權體制下「愛」主要是女人（無論是作為母親、伴侶還是朋友）的工作，既然男人說自己受傷，那豈不是我們的錯？
有意思的是，hooks也專門討論了男性氣質何以和「性」的關係緊密相連。活在父權文化中的男人，愛不是本能，性才是。為何性對男人如此重要，hooks認為不在性帶來的歡愉，而是他能兌現父權文化的支配秩序。在現實世界，不是每個男人都能兌現父權秩序許諾的特權，在經濟、政治和關係上控制和支配別人。在這個意義上，性，無論是性愛，性幻想，還是消費色情影像，都是一次自我安慰，一場報復行動，從而重新肯定、恢復男性至上的性別秩序，滿足男性支配的需要和慾望。因此，性重要的不是連結和親密，而是將男人的「自我」、「支配」置於中心。

唔係天生就係，而且慢慢成為；即係後天有關。that's why 我哋要反對父權

hooks強調，任何建基於支配和控制的關係，都不會有愛存在；愛不可能在宰制與服從的關係中紮根。對hooks來說，愛是「滋育自身與他人靈性成長的意願」。
這個定義的啟發之處是，愛是關乎「靈魂成長」的，因此愛不止停留在「感覺」的層次或一種「墮入愛河」式的想像，而是意願和選擇，一種集「關愛、承諾、知識、責任、尊重和信任」的行動。在這個意義上，愛的起點是我們有勇氣展示、探求、滋養自己的內心，但這行為本身為父權文化所不容，愛自然就無從談起。
異於支配的模式，hooks主張的愛是基於「相互性」（mutuality），需要我們「看見」彼此的存在，繼而彼此付出，而不是彼此索取；互相成長，而不是互相交換。當我們承諾彼此相愛，相互付出「關懷、承諾、知識、尊重、責任和信任」時，即使我們因階級、能力、社會地位而存在權力不平等，也不會有人利用這些不平等來支配他人。恰恰相反，察覺這些不對等反而促使我們提高意識，更加明白愛的需要。換句話說，愛是可以超越不平等的。

愛唔係乜嘢，愛係乜嘢。幾好嘅一個角度

「暖男」的核心是保護慾，並沒有放棄控制和支配，只是表現出來的形式更加溫柔體貼。在「暖男」背後，男性只是視女性為不會照顧自己的小女孩，等待被寵愛的公主，而未有探求和滋養女性的內心渴求和需要。因此，「暖男」界定女性的需要是表面的，其表達愛的方式常常也是是膚淺的。更進一步，「暖男」的關心也是有條件的，在這一刻，暖男可以「為你好」叫女性注意保暖，但下一刻同樣可以要求女人不要做這不要做那，不要違反女性的性別角色，否則收起對你的暖意。

呢度唔係幾確定，對「暖男」嘅定義需要更加明確。最關鍵嘅問題都係要睇係咪真係平等、自由、雙向賦權同成長

如果說父權文化的男性氣質的核心是權力和控制，那麼女性主義式的男人則是「關係導向的善意（an essential goodness that is inherently relationally oriented」，所表現出來的特質就是正直、自愛、有情感覺察力、同理心、自信、堅強、連結、責任。這些特質不止是停留在表述層面，而更多的是強調行動力、改變的意願和能力。當中，傳統的男子氣概同樣高舉「堅強」和「責任」，但所指的是凌駕他人的力量和提供金錢物質的責任，而女性主義式的男子氣質所說的「強大」和「責任」，則是強調回應自己和他人內心的能力，以及「為愛負責」，即對「滋育自身與他人靈性成長」的負責。

as the old saying, 做咗先至係真正到手嘅嘢，講就只需要喐下把口，離達成仲好遠

不難看出，hooks提出的女性主義式的男性氣質有難以成立的地方。所謂另類的男子氣概指的是學習一些良善的人類美德，發展更加完整的自我，這事實上和「男性」無關，不同性向的人都應該學而時習之。在愛的路途上，與其要說要掌握好的「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不如說要做一個完整和良善的人，一個願意滋育自身與他人靈性成長的人。這個願景，跟有沒陽具並沒有關係。

學識做一個完整的人，比做男人/女人/……更重要

愛是有意願付出自我，以期滋育自身與他人的靈性成長。讓我們謹記在心，並付諸實行。

當女性剛感受到當媽媽的喜悅，身體發生的變化往往給準媽媽當頭一棒。在懷孕初期，噁心、嘔吐、心口灼熱、尿頻、便秘皆很常見；到懷孕中期，隨著體內激素的進一步變化和孕婦胎兒的長大，小腿抽筋、靜脈曲張、腳痛、肩頸痛與腰痛、皮膚痕癢出疹、痔瘡、妊娠紋常常令母親感到不適。到懷孕後期，急增的雌激素令身體的水分大大增加，並積聚於腳踝，所以有八成的孕婦會出現腳腫的情況。而子宮愈來愈大，使膀胱的容量減少，孕婦很快便會有尿意。
這些孕婦不同階段的身體變化，無不影響媽媽的起居飲食、生活作息和活動範圍，既是屬於自己的，需要適應和共存，另一方面也有一種被監察和規訓的「異化」。
「在陌生的醫生們面前袒露肚腹，接受科學的測量、按觸以及品頭論足；努力記憶指導手冊上列出的正確飲食、對胎兒無害的體操動作和睡覺姿勢；因為偷喝了一杯咖啡而心生愧疚，或者因為早晨沒有感受到胎動而惶惶不安。似乎誰都有資格批評我，而我從來沒有像懷孕時期那樣渴望『正確』。」一位論者就如此記述懷孕的身體經驗。

日本、韓國在50歲左右有二次就業的高點，因小孩長大，家庭照顧壓力下降，因而選擇非全職工作再度就業。但在台灣，多數人認為，非全職（或稱部分工時）就業為屈就、需要賺錢糊口養家的工作型態，因而寧願不選擇非全職工作。根據統計，30到39歲的台灣女性不就業的理由過半數為照顧未滿12歲子女，40歲到64歲則有過半數理由為做家事。

在同一個研究中，研究團隊亦進行樣本數目為102名僱主（或僱主代表）的半實驗調查：首先編寫資料內容相若的簡歷，然後修改申請人性別及家庭崗位，以此探討僱主對不同家庭崗位的求職者的評價及其聘用決定。
研究顯示，透露照顧家庭責任未必顯著影響僱主對求職者能力、承諾度及晉升潛力的看法，但在作出聘用決定時，僱主對需要照顧子女的父親和母親有區別對待。對男性而言，照顧責任可能給香港的僱主留下正面印象，是一種性別紅利，但負有照顧年幼子女責任的母親則在聘用決定卻處於劣勢，尤其在中層管理職位時更加明顯。這顯示負有照顧年幼子女責任的母親求職者容易有「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

照顧不單是愛的體現，還是體力和情感勞動。母親之辛苦，還在於她們預設是家庭事務的「第一責任人」，擔任這份7X24、永遠掛心卻往往被認為是「較不重要」和「較閒」的工作。對很多雙職母親來說。她們不單日間需出門上班，工作回家後還要上第二輪班，奔波在職場和家庭之中。在很多時候，男性在家務上或是低度付出，或是只想不做。

根據台灣行政院性別圖像指出，2016年，台灣已婚女性無酬照顧的時間平均每日為3.88小時，而丈夫卻只有1.31小時，為丈夫的三倍之高。其中以照顧子女平均花費最多時間，為1.21小時。直到2019年，有偶女性的無酬照顧的時間平均每日上升到4.41小時，而丈夫為1.48小時，其中，女性以做家事每日2.22小時為最高，其次是照顧子女。
為何，相比三年前，男性做家事的時間已多了0.35小時，女性的無酬照顧時間卻比三年前更多？真理大學人文與資訊學系副教授劉亞蘭曾撰文提到，康乃爾大學哲學系的副教授凱特・曼恩（Kate Manne）在其著作《厭女的資格》中指出，當伴侶為全職工作者，且成為新手爸媽後，父親在家工作量增加10小時，但母親的工作量卻增加為20小時，母親要承擔加倍的家務工作，且根據調查，父親可能高估自己貢獻的家事量。因此劉亞蘭認為，男性配偶做家事時間雖略為增加，但有可能是高估。

女性不必然成為母親，而成為人母也不應是女性的自我犧牲和對女性的剝削。我們的世界——從職業設計、價值等級、社會文化到公共政策——何時才能更加公正和友善地對待她們呢？

《人生規劃局 The Life Bureau 》

幾好嘅衞教片（共3集），確實要防範HPV，好消息係，大陸似乎即將推出男性可用嘅疫苗，really good，可以拭目以待

所以母親真係好偉大，成篇文睇落嚟，真係又痛又苦

九十年代前，日本受第一、第二波女性主義思潮影響，女權主義發展曾一路高歌，但到九十年代末，右翼發起性別反挫運動（backlash），女權運動被攔腰打折。敬子認為，這是讓第三、第四波女性主義所提倡的交叉性視角、沒能在日本發展起來的歷史原因，二十多年前開始，和「女權主義」掛鉤在日本變成一件危險的事，至今很多人仍想遠離這個標簽，女權論述也一度中斷。

當時的天皇（昭和天皇，名裕仁）特別主動參加戰爭的會議。戰爭剛結束的時候，天皇的戰爭責任成為了敏感話題，國際遠東法庭來審判日本戰犯，大家覺得天皇有罪，但日本投降後，GHQ（General Headquarters）來統治日本，他們反而要拉攏天皇（以便統治），因此沒有認定他有罪。
現在的天皇制度變了很多，但本質沒有變化。我覺得天皇制度是日本歧視的根源，比如天皇制度之下，日本有基於「戶口」的人民統計制度。在中國，戶口是土地和人的關係的記錄，日本記錄的卻是血統。一個外國人和日本人結婚，也不能入籍；日本「民族」是天皇的部下，戰爭的時候，外國人大概不能算進這個天皇的軍隊。
現在的年輕人在日常生活中意識不到天皇制度，但一旦我說「天皇有罪」，他們的反應就會特別激烈。日本媒體報導天皇的時候都會用「天皇陛下」，我講課的時候不用「陛下」，年輕人也會批評我。社會普遍保守化的時候，人們不會意識到自己是保守的。
日軍性暴力受害者一直說，「日本政府都在等我們死」，似乎受害者消失之後，日軍性暴力問題就可以消失了。我現在覺得，日本政府可以等待我死的那一天⋯⋯
我現在看中國和香港就特別理解，改變國家結構特別困難，這時我們的方式只能是教育下一代。

日本政府不改革體制上的東西，比如現在日本納稅和社會福利都以家庭單位（family unit）來做基本的單位，導致很多妻子和孩子不能獨立的生活，這樣的制度本身其實是應該改革的。政府只用很少一部分錢，外包了這些表面支持工作給NGO。這些反家暴機構的工資非常低，或者依靠志願者來經營。NGO一方面幫助了女性，但一方面又給了政府不改變的藉口。

「自願」和「被迫」是二元化的前提。有人覺得自願，有人覺得被迫，這不是一個誰說得對或錯的問題，雙方的想法可能都是真的。但問題是，為什麼當一個學者或記者說自己的某個選擇是自己的判斷時，大家都無疑相信，但有人說性工作是自己的選擇的時候，別人一定要說那是「不自願」、「被剝削」的呢？
日本有位研究這個問題的教授形容性工作的狀態是，「沒有完美的自我選擇，也沒有完美的被迫。」其實我們所有人都是吧。為什麼「性工作」這個詞主張「工作」這個部分呢？因為工作有時候當然包含被剝削的部分，但勞動者有權利說那個剝削是不合法、勞動者也有安全地辭職的權利。因為勞動不是奴役。不管自願不自願，不想做的人可以不做，要繼續做的人安全地工作，不要被剝削。勞動的框架是在要求建設這樣一個環境。

我們機構2014年成立，那時性別反挫還是很嚴重，很多年輕人說，我不想做feminist，因為會被攻擊；甚至有些性別研究者也跟我們說，「不要用性別和女權主義這些詞彙，不會獲得支持的。」我們的機構有兩個部門，一個是文化藝術，一個是教育講座。我們覺得雖然很多人嫌棄feminism這個詞，但大家想做的事情裏有很多女權的元素，我們可以用這種元素來讓大家看到女權主義的另一種形態、creative改變社會的力量。
有個同事問我們，為什麼想做「慰安婦」問題。我們說，這是人權問題，不做是不可以的。她不同意，說這不是我們的歷史，為什麼要幫別人做？這件事給我們的影響特別深——原來做女權運動的人也會有這樣的想法。那時開始，我們就展開針對年輕人的講座，介紹 intersectionality（交叉視角）的重要性，讓大家認識到「邊緣化」的女權問題其實是怎樣的。
LGBT裏也有不想和女權主義一起做事的群體。因為「女權主義是危險」的。現在有些保守派政治家靠近LGBT運動，像稻田朋美，是為了吸引選票。自民黨裏有些女性政治家說「我們可以保護女性和LGBT群體」，這個時候她們會關注跨性別和「慰安婦」的問題，但說「保護」的時候，被保護的人是沒有主體性的；作為保護者，她們反而可以提高自己的地位。
日本年輕人開始關注女權，但如果不了解這個歷史背景，很容易被保守派利用的，所以我們才想做這些工作。

作为一位泰国女孩，Lisa在排外的韩国偶像工业中闯出了一片天地，以极致的自律、充满力量的舞蹈吸引了大批量的女性受众，被国内粉丝爱称为“人间芭比”。
虽然，随着国际市场的打开，她在舞台上越来越短的裙边、钢管舞形式的舞蹈编排，也引发了部分粉丝对经纪公司的不满，但从没有掀起大规模声讨。

当我们探讨女性议题，批判某种概念或者主义时，能否剔除对某个人的审判。
因为频繁发生的网络争论似乎在验证着：当我们批判一个女性的行为是否符合女性主义时，往往也意味着我们给批判、甚至网暴她，赋予了豁免权。
且看这段时间网上陷入性感争议的女性，无一不是一边被扣上“媚男”的帽子，一边被人荡妇羞辱的。

一方面，原来的主要受众在不断减少——男人们完全可以在屏幕上看到任何他们想要看到的色情内容；另一方面，这种带有物化女性身体倾向的表演形式也被认为落后于时代。
不过有意思的是，让为数不多的脱衣舞表演团体在Me Too时代仍能维持生存的关键原因，其实正是因为女性观众的增加。

当然我们也认同“不要再父权创造的游戏里两头跑”的观点，相比穿衣自由、裸露自由、性感自由，我们要争取的是更大的自由，是女性获取知识、力量和权力的自由，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首位香港 AV 女優」素海霖的心路歷程盼改變香港對成人電影的眼光－ BBC News 中文

知道自己做乜，願意犧牲同付出，面對指責謾罵等等，我唔覺得，有何不可，禁忌如果不可打破，不如我哋都唔好做現代人？以生命影響生命，so beautiful

1999年，時任特首董建華提請人大釋法，推翻終審法院裁決，剝奪港人內地出生子女的居港權利。甘甘與社運人士來到立法會外抗議，反而見到有更多市民聚集，並高叫“支持政府！”此情景一時讓她看傻了眼，不知如何是好。因為在社運中人的信念，支持政府的，不是沒見識，便是盲目擁護共產黨的老一輩，但是那刻她認知到，人的信念與立場非常複雜，黑白並不分明，中間還有那麼多灰色地帶。
“爭取居港權一事鬧得很大，社運圈的人大多都覺得要幫他們爭取居港權利，但幾乎整個社會都反對。有一次在立法會外，一個保守派朋友迎面走來質疑我：‘你們這樣爭取不了！在紮營死纏爛打，根本那些權利都不屬於他們。’看他的神色語氣，我很生氣，同時也發現，原來在他身上，也有他自認為的公義，公義並不由我獨享，但我一直認為我是公義的那方。就這樣一直生悶氣，大病一場，才意識到這段社運路上我burn out了。”

辭去工作的甘甘身心俱疲，向同路人請教期間，意外接觸到佛學。
她憶述，佛學專注引導世人如何面對苦難，在追求公義與女性獨立的路上，主流大眾的冷感經常帶來挫敗感，圈中人又不時有路線之爭，如果對方不全盤接受自己的論述便是敵人。她當年讀過Rita Gross研究佛學與女性主義的論文，知道社運如何令人沮喪疲憊，加上基督教文化背景，追求公義往往被視為“上帝旨意”，因此令人執念更深，忽視實相。佛學則關心現實裏的情緒管理，破除妄執，離苦得樂。

“以前做倡議，想的是怎樣讓人聽到你的話，當了區議員，要求的則是要聆聽街坊的説話。我的選區什麼階層的人都有，也因此我發現以前學到那套左翼階級思想，與現實是有些出入的，因為同住一區，即使階級不同，但他們會有類似的訴求。換言之，他們不是單純被定義成基層、中產、資本家，而是純粹的一個人。我不會將階級看得太重，甚至本應被視作需要教育、啓蒙的基層，他們學習能力與靈活，比社運人更好。灣仔利東街（囍帖街）重建抗爭中，街坊、社區改變了我很多。 ”

面對區內街坊打擊“流鶯”的訴求，她沒有為選票盲從，反而積極聯絡居民、性工作者、執法當局，希望透過互相理解，協商出雙贏的局面。
“我寫過一首歌，其中一句歌詞是：同途萬千裏獨行，描寫的場景是很多人走上街頭，但人到最後都是一個人，總有隻有自己才能面對的問題。現在我老了，確實也變得mellow，很多事情能力所及就去做，也不執着是否一定要成功。我離開了區議會後，一直在大學教書，希望可以成為改變到身邊人的人。以前覺得改變到制度，就改變到人，然而人不改變，制度怎樣改變，都會走回舊路。”

why not both?

曾在傳媒工作的Rachel，從小學到中學，整整唸了十二年女校，大學修讀比較文學系時，開始接觸到女性主義的概念。畢業後，她卻覺得，主流大眾只要把提出女性身體、情慾自主的聲音標籤成蠻不講理、逼害男人的‘女權撚’，就可以輕易取消了深度討論的可能。
她舉例説，很多男人會用“阿嫂”來形容朋友的女朋友，好像只因為她從屬於一個男人，才有被認可的資格。她不會用理論駁回去，只會笑着反問對方：一起吃了那麼多次飯，為什麼你老是記不住她的名字呢？又為什麼你只選擇記住你朋友的名字呢？
不願意聽的人當中，有多少人曾經站在侵害女性的位置而不自知？而發聲的人裏，又有多少人經過懵懂不明的時刻？

Rachel坦白説，以前聽到男性稱讚她“與其他女生相比特別不同”會感到開心，但現在只覺得就算言者無心，那句話仍讓她感受到自己被一個男性相中、然後認可，當中隱含男性可以隨意判斷女性的資格，猶如獵人與獵物般。
中學時候，她曾經歷非禮、性侵等暴力，一次在地鐵車廂，她被一個男子非禮，但不敢出聲，事後他在她身後説了聲“唔該曬”（謝謝）。這令她有段時間害怕任何年長男性投來的目光。畢業後投入職場，身邊有不少男同事會隨便在女生面前講黃色笑話，還反問別人為何不笑；男上司有時突然關心起她當日衣着，問她下班後是不是跟人去約會，但同樣問題，卻不會出現在男同事身上。

嗯，值得去思考嘅一個問題，同埋都想知女性會唔會同樣講噉樣嘅說話：「同其他男仔相比特別唔同」？似乎會少好多

説出我的真實經歷，就是不想他人覺得女性主義者就是説教，而且如果對一個門外漢説Judith Butler的理論，他們一定不明白。所以選擇分享故事，讓他們聽到一種敍述，就像要他們放棄第三身聽故事的角度，以第一身代入我的處境。我不加鹽加醋，平靜地説出那些遭遇，你可以問問題，我會回答，不必辯論，也不必判斷，先去感受。因為有很多女生也曾有類似遭遇，她們可能有反應的，但經常陷入自我質疑，或不懂得怎樣説出來。我想她們知道，身為一個女性，我也曾這樣，但種種被差別對待、幽微得説不出個所以然來的事，只要你感到不舒服，就要説出來。

The hormones estrogen and progesterone, through different mechanisms, play a role in regulating many biological functions. They affect various chemicals in the brain and may contribute to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differences in specific brain regions that are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migraines. Additionally, sex hormones can quickly change the size of blood vessels, which can predispose people to migraine attacks.

see，原來係主要呢兩種激素：雌激素和黃體酮

Medical researchers still have more to learn about why women and men get migraines. Bridging the gender gap in migraine research not only empowers women, but it also advances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dition as a whole and creates a future where migraines are better managed.

第一感覺都係因為窮，but 好多時第一感覺都係唔啱，因為，現實有太多因素

19 世紀末的臺北因茶葉、樟腦等商品貿易的興起，經濟穩定成長、工作機會增加，大量外來男性移民不斷湧入，導致性別比失衡，適婚男性遠多於女性。
母親擔心兒子將來娶不到老婆，加上社會繁榮連帶使聘金跟著水漲船高。於是婆媽們開始搶收媳婦仔，收養的年齡也不斷下探。童養媳婚市場遂以臺北為核心向宜蘭、桃園、新竹等地擴散。

事實上，不論對丈夫或妻子來說，身心方面都是出於本能地抗拒童養媳婚。由於從小共同生活，早已將對方視為手足，突然要從親人變成夫妻，又要承受家族長輩施加的壓力！
「除夕夜當晚，父親手拿棍子守在房門外，逼兒子和媳婦仔同房。」莊英章對武雅士分享的田調故事印象深刻！家長的權威化作具象的棍子，逼迫親生兒子、媳婦仔乖乖就範。
對於經濟條件不善的家庭而言，童養媳婚的姻親關係不健全，也讓新婚夫婦相對辛苦，因為少了可從家庭資源中抽取的額外「資本」。例如女方的嫁妝、親友的禮金等，都是年輕夫妻展開新生活的私房錢，如今卻一毛也拿不到。妻子生產後也往往沒有娘家幫忙做月子、送滿月禮、照顧孫子，所有照養負擔只能靠夫家一肩扛起。

在香港需要刻意隱藏自己的性別認同，扮演着先生、父親、男朋友的身分，來到英國之後，Lilith感受到西方社會的思想較為開放及接受，縱然不時有人會在街頭耳語側目，質疑她是男是女，不過她也自得其樂，“在英國的確遇過一些歧視，但相比在香港時，我需要埋藏自己身份，這不算什麼。因為做一個女性的時候，是自主的體現，如何向他人顯示我有女性衣着、身材、聲線及裝扮，令其他人認同我是一個女性，或者叫我女性的名字，我是開心的…這個快樂絕對可以克服到社會對自己的不友善。”

《國際跨性別健康雜誌》一份研究顯示，593名美國跨性別男性中，有一半人關係得以維持，對於未能維持關係的受訪者中，有54％表示分手原因與轉換性別有關。研究也有分析跨性別者的伴侶對關係的滿意度，結果發現在伴侶變性後，不但會導致他們對性向及性別認同有質疑，更會間接影響自己體態；而且最具挑戰的是伴侶經常需要承擔照顧者角色，同時牽涉到如何被標籤性取向、親密關係上的變化，以及他人的支持和反應，也會影響關係本質及伴侶滿意度。
加拿大一個支援 2SLGBTQ+的資源中心Rainbow Resource Centre曾推出一本與跨性別伴侶相處的指南，提到無論戀愛關係多長久，另一半緬懷性別轉換前的伴侶，並感到失落是常見現象；另外，在性愛方面，跨性別者對自身身體感覺也會有所改變，例如不再對觸摸自己的生殖器感到舒服。所以要維持健康的關係，在情感及生理需要上，都需要坦承説出自己的感受。

really quite a crazy? and interesting question：如果你中意或者愛嘅人轉性，你是否會繼續中意or愛對方呢？

劍橋詞典已更新對woman、man及non-binary的釋義，並加入性小眾的元素。例如woman的定義，現在是“以女性身份自居，但出生時可能被判斷為另一個性別的成人（an adult who lives and identifies as female though they may have been said to have a different sex at birth）”。對於non-binary（非二元）釋義，則為“具有不僅是男性或女性的性別認同（having a gender identity that is not simply male or female）”。

跨性別及非二元性別者，以及ta們的伴侶，在愛情世界中的小劇場會有完美的結局嗎？Melody認為，“一段關係的確需要很多時間、耐性及決心，去肯定伴侶的身份。如果你的伴侶要變性，首先你要尊重其決定，但也要尊重自己，因為他變性不代表你是攣（同性戀）。你要真誠地去愛這個人，當克服到這個過程，反而更加肯定這段關係是一種真愛，而不是因為他是男或是女。”

這起妨礙性自主的犯罪事件，讓金絲草身心崩潰並尋求醫生協助。但看診過程中，接診醫生卻從金絲草的自述裡，發現她曾長期遭到市長朴元淳性騷擾；再加上性侵案後，首爾市府曾不斷內部暗示金絲草「應該考慮與加害人私下和解」，種種不當的性平作為與內部狀況，也讓看診醫生看不下去，鼓勵金絲草應尋求外部法律支援。
於是，金絲草找上了韓國最有名的女性權利律師金在蓮，並在2020年7月8日向首爾警察局報案，正式向時任市長朴元淳提出性騷擾控訴。不料本應保密、保護性犯罪被害者隱私與安危的報案紀錄，卻在第一時間被警方外洩，不僅媒體接獲風聲，就連犯罪被告朴元淳都藉由職權之便，同步收到自己遭舉報的消息。然而朴元淳並未公開辯解，也沒有私下透露細節，只黯然向市府親信傳了一句話：「看來我很難熬過這次風波。」

然而，朴元淳的輕生卻給韓國#MeToo留下了史無前例的難解陷阱：一則是司法調查的死路，韓國刑法規定在「被告已死」的狀況下，對當事人的犯罪調查將自動終止（台灣也是同樣的規定），司法系統將永遠無法起訴或認證朴元淳涉及的性騷擾罪行；二則是政治責任的認定，因為法律無法證實#MeToo指控是否為真，因此無論是在朴元淳的公祭、喪禮、或者是悼詞致意上，首爾市府與朴元淳所屬的共和民主黨第一時間都選擇「無罪推定」，意即先擱置朴元淳與性騷擾控訴的關係，仍以「故首爾市長」的禮遇規格讓朴元淳風光大葬。

「朴元淳輕生之後，我也曾無數次質問自己『難道我不該活下來嗎？』，許多恐怖的念頭一直出現，是不是只有我不在了，社會大眾才會相信我的故事是真的？是不是只有我不在了，韓國的女性權利運動才能回到正軌，用一個完美的被害者讓大家重新進步下去？」但痛苦的金絲草，卻提到了在至暗時刻，一路支援著自己、從來不曾放棄過她的韓國性暴力相談所時任所長李美京，都無比篤定對她說：
「金絲草妳才是最該被守護、最該好好活下去的存在，那怕韓國女性主義運動會因此倒退10年，我們都會不惜結果的一直保護妳。」

「殺人事件都有冤案了，難道#MeToo運動就是百分之百正確、絕不會冤枉人嗎？」在募資記者會上，金大賢導演表示，朴元淳紀錄片之所以命名為《第一辯》，是因為在市長死掉以後，韓國媒體輿論「都放棄獨立思考而一味相信事實充滿漏洞的#MeToo指控」，因此為了扭轉死者無口的風向，為已經沒有辦法為自己辯解的朴市長發聲，團隊才會希望以一支另一角度的紀錄片，想引起社會的檢討與反思，「我們要成為朴元淳市長的辯護者，而這部片即是韓國對於真相的第一場社會法庭辯論。」
然而這種質疑被害人的主張，卻遭到女性運動團體與國家人權委員會的公開駁斥。因為在韓國性騷擾防治法的相關應處程序中，考慮到性犯罪事件的私密性與壓力，特殊性調查程序通常會以「保護被害人」、「相信被害人」為出發點，調查通常會試圖驗證性犯罪的可能性與傷害結果，藉此回推犯罪的真相與罪行程度──而這一點，即是朴元淳在擔任人權律師時，所提出保障被害者的原則論點；換言之，相信朴元淳的人們所提出的「所謂疑點」，其實正是朴元淳當年為了鼓勵日後#MeToo發聲留下的遺產。
此外，人權委也嚴肅警告《第一辯》的上映，恐怕會重新引發對性犯罪的獵巫，並逼使勇於發聲的受害者們重新回到樹洞裡去。但對此，相信朴元淳的人們卻堅持真相將會愈辯愈明、韓國社會應該還給朴元淳案「一個自由提問與思考的空間」，並強調「二次傷害」只是有心人士綁架#MeToo運動的詭辯：「如果第一次傷害的基礎都是假的，就根本不存在所謂的二次傷害。」

金絲草強調，#MeToo運動在韓國的現況，正遭遇既得利益結構的反撲，不同立場之間的對立，逐漸出現了後真相時代，對於事實的認定與解釋歧異過大，也摻雜著過度的想像。
朴元淳的自殺，迴避了真相被完整釐清的機會。不過，對還活著的金絲草來說，她現在已經想通，並理解自己的#MeToo即便極其痛苦、也仍具有重要意義：「我想讓我的聲音被人們記著，這不是因為想要說服世界相信什麼，而是因為這是真實經歷在我身上的故事。」

really surprising

郭台銘競選辦公室發言人與連署總顧問黃士修則說，副手人選的考量要與郭台銘理念相同，「隨時可退選」也納入考量，因為郭台銘是為整合而來，若整合成功，拿藍白門票就好，也不需要送件展開連署；如果整合失敗，責任就不在他們身上，郭台銘就對得起選民、獨立參選。
不過賴佩霞遭指有美國國籍，據《選罷法》規定，具外國國籍者，不得申請登記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但在公民連署階段，並不會審查候選人國籍資格，一旦通過連署門檻申請登記時，則不得具有外國籍。競辦回應，會盡快安排賴佩霞進行放棄美國國籍程序。

隨著賴佩霞宣布出任郭台銘副手，台灣的公共電視卻陷入了尷尬的處境。作為《人選之人》出資者之一的公視，原預定於10月28日起於頻道上播出《人選之人》——據Netflix的規範，公視首播必須在Netflix播出後半年才能播放——但賴佩霞於劇中飾演公正黨黨主席林月珍，並最終於總統大選中勝選，戲劇角色與賴佩霞的連結，對於連署、甚或造勢會有什麼樣的影響，是在打破第四面牆後必得面臨的選舉公平性問題。
然而，由於目前檔期安排在10月28日播出，然中選會的連署結果尚未公告，假設公視審核從嚴決議停播，一旦連署未通過將影響公視後續節目檔期安排與運營；但若連署通過，在林月真的人設光環下，是否會外溢至賴佩霞身上，根據《公共電視法》規定，公視勢必得就此作出回應。但在連署結果公佈與檔期安排上，公視如何在政治活動與公共服務上拿捏自身處境，賴佩霞的出任，意外地考驗了公視主事者的智慧。

坐了下来，又拿起手机，一遍遍翻看拍下的照片，有家里的，还有中学朋友的。我想来想去，给阿姨、外婆发了最后一条的短信，感谢他们这么久的照顾。我害怕她们联系我，又害怕她们不联系我，就把手机压在包的最下面，再也没看过。
下车前，我又看了一眼手机，除了在贴吧上联系我的那个人说来接我之外，再没有其他新消息。

第二天，我觉得受不了了，我想，不能这个样子，我要改变。
过去，我好像一直在自怨自艾，就在那一天，我突然觉得，应该对自己好一点。靠其他人都是没有办法的。靠爸爸，爸爸欠一屁股债，靠男朋友，男朋友分手，我只有靠我自己。我必须要快点抽身，因为一旦慢一点，我就没办法离开那个情绪了。我那年25岁，跟爸爸说，我不会再在你这里白干了，我要立马搬走。

其实这么多年，我已经悟出来了，那些困扰你的事，不能一直放在心里，大声哭出来，哭完就好了。就像我在那条评论里写的，「真到了这种情况，可以害怕，可以哭，但是没关系的，你要努力地跑，信念里一定要相信前面是光明大道。」
当然也会自己一个人盖上被子哭，但哭完之后第二天，就会好一点。

在25岁之前，我过得都非常紧绷，心态、脾气和人际关系都没有办法维护好。很小的时候，亲戚们就一直跟我说，你不要恨你爸爸妈妈，他们也不容易。那我只能埋怨自己，觉得我所有的不幸都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需要我，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错误，我不重要。
从小学开始，我就一直在自残，拿刀划自己的手，但始终也没勇气真的自杀。虽然我妈说她过得不好都是因为我，虽然我觉得来到这个世界是个错误，但我心底总觉得，我活着总归有自己的道理。
现在，我觉得人不能总活在痛苦的自怨自艾里。工作、生活这么久，我知道，我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我一定要让自己开心。对我和父母的关系，其实最后也不是我主动放手，先放弃的是他们，我只是不想再继续努力挽留了，因为每次挽留，我都很痛苦。我以前总还有幻想，幻想他们爱我，是因为如果我都不去幻想，那他们就彻底不爱我了，就真的抛弃我了，我很害怕面对这件事。
但真正松手之后，其实没那么痛苦。所以还是要勇敢迈出那一步。否则你不知道后面是真的痛苦，还是会比较轻松。

我现在已经习惯待在上海了，没有办法再回到晋城，也没有办法再去其他地方，我认识了新的朋友，工作也很好，猫也很好，现在一切都很好。
等我攒够钱了，我想到云南或者是东北买一个比较便宜的小房子，然后就不再工作。我想要一个有落地窗、可以一直有阳光的房间，这是我对这个房子最大的要求。那个房子就是真正属于我的家，你看，我还是对家有一点执念，但这个家里只有我就好。
如果能遇到小时候的我，我会想抱一下她，告诉她，别哭，别看过去，去看未来。

《中国婚姻家庭报告2022版》显示，2021年结婚登记数量下降到763.6万对，这已经是八连降，也是2003年以来最低的数据。年轻人为什么结婚少了？原因显而易见，社会竞争压力大，婚育成本高有关。国家卫计委在2017年进行了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适龄夫妻不打算生育孩子的最大原因就是“经济负担重”，占比达77.4%。
的确，我国在养孩子的投入上，称得上是世界最高。生活在北京、上海的孩子，从出生到年满17岁，所花费的平均养育成本分别是96.9万元和102.6万元。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故事，年薪四五十万的中产家庭，有两个孩子，日子依然过得紧巴巴，月支出账单一拉，才发现一笔笔都是花在“吞金兽”身上。

《2023职场女性发展洞察报告》中说，互联网行业是杭州的特色产业，无论是游戏、直播、电商等岗位的崛起，还是抖音、快手等平台提供的土壤，他们具有的共同点是，都需要善于交际、细心、敏锐和洞察力强等特点，这些都是女性易于发挥的自身优势。
因此，杭州的互联网行业中，女性占比最多，这也是杭州收入最高的行业之一。杭州女性人才的薪资待遇，仅次于北京、上海和深圳，年薪中位数达到16.9万元。
年轻人多、女性经济实力高，再加上电商之城、医美之城的加持，杭州也具有较其他城市更多的前卫、包容的氛围。无论是姐弟恋，还是不同性向，“大家都觉得很正常，可以调侃，也非常坦诚”。

她觉得：“以前的女性，受教育不够，没赚钱的能力，需要依赖别人，但我能养我自己，吃好喝好，还能攒一笔钱，我结婚就没有必要为了生存需求，找个合适的，而是要真的去追求我喜欢的、我想要的生活。”

每日人物统计了从2020年至今的数据，这三年东亚各国已经播出的有二十多部知名姐弟恋偶像剧。除了刚完结的《爱情而已》，国产剧中还有《下一站是幸福》《理智派生活》《爱的二八定律》，日韩的《密会》《贤者之爱》《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也一直是B站up主最爱剪的素材。但也有部分电视剧走岔了路，观众会调侃，“我们想看的是跟弟弟谈恋爱，不是养了个儿子”。
“可奶可狼”、二十出头的弟弟，加上“乘风破浪”打破婚恋与事业焦虑的姐姐，这些偶像剧无形中也在影响年轻人的观念。

后浪研究所发布的《2022年轻人“理想伴侣”报告》显示，有近3成的受访00后男生向往和姐姐谈恋爱。交友软件探探发布的《2019年95后恋爱报告》显示，62.8%的调查对象接受姐弟恋，其中有90.7%的95后男生更接受姐弟恋。而且，学历越高，收入越高，大家对于姐弟恋的接受程度也更高。
这种改变，离不开现实的基础，中国的适龄人口，一直是男多女少。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岁－40岁的人群中，男性要比女性多1752万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的刘爽和梁海艳发表在《青年研究》的一篇论文曾总结，除了择偶观念的变化，“姐弟恋”的原因还包括“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大量男性过剩。为了找到自己的伴侣，他们必须把眼光放远一些。”“女性选择那些比她们年轻几岁的男性为丈夫，夫妇死亡时间差缩可能会缩短。”
另一方面，姐弟恋的普及，也与女性受教育程度变高有关。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终期统计监测报告，里面可以看出，各类高等教育中，女生占比均超过男生。比如在校生中，女研究生占比50.9%，普通本专科、成人本专科在校生中，女生占比分别为51.0%和58.0%。与十年前相比，这些数据都在提高。
有学历优势，也意味着经济独立的可能性更大，女性不必再做传统婚恋里的“贤内助”，或者遵循“男主外、女主内”的既定模式，而是可以互补、“双强”，甚至成为“单强”，接受“女强男弱”。
很多人喜欢将姐弟恋叫成“姐狗”，不管是“小狼狗”还是“小奶狗”，都代表了元气、真诚、热烈和忠诚。
同时，米晓也看到丈夫身上很成熟的一面。面对年龄差距，他一直担心自己经济实力不够，想要加倍努力，每晚都加班到凌晨12点以后，又找了两份兼职，直到两三点才睡觉。这些都让米晓有着充足的安全感。

good first step! 雖然只係一步，但都好重要，同埋遠遠未夠！

受相亲群里那些数字的启发，我决定把相亲当成艺术项目做，看看会遇到什么样的人。最初的设想是，当我通过相亲走入婚姻时，这个作品也就完成了。

这种模式非常像面试，好像只关注数据，完全不想了解你的性格和思想，有什么爱好和追求。过强的目的性，让我很不舒服。
但相亲就是这样。他们首先会考虑人的条件，说得再赤裸点儿就是，男性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妻子——她要能生儿育女，适合家庭生活，最好会做饭。其次，大部分男性会希望女方有个工作，但不希望对方事业心太强，最好不要花太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工作。在经济条件不太差的前提下，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能配合自己的角色。
在这套价值体系里，我拿不到高分。首先我身高不高，颜值也不占什么优势，又没有稳定工作。虽说学历还可以，但男性并不看重这个，不少本科学历的人反而会介意我学历高。
当然我也不是四处碰壁，不少人对我是有兴趣的，但他们完全无视我热爱的东西和我对艺术的坚持。或者说，我的自我认同在相亲体系里完全被无视。我从读书到工作所坚持并被认可的独立思考和创作，在这套体系里一文不值。
我从小就想学艺术。以前家里不同意，我就自己先去学画画，欠着学费，再想办法用压岁钱补上。我择偶最看重的，就是对方是否认同和支持我在做的艺术创作。
我也遇到过跟我有共同话题的男士——他喜欢艺术，思维比较开放，会主动跟我聊很多和艺术有关的东西。但我毕竟是学这个专业的，有时候会去纠正他的一些错误认知或偏见。后来，他直接说，我这样让他感觉自己像弱鸡，什么都不懂。艺术对他来说原本是值得骄傲的东西，因为身边没人比他更懂，但这种优越性在我这里荡然无存了。

总之当我用“子欣”这个角色玩相亲游戏，发现迎合了男性需求后，自己的选择面变广了，结婚好像简单了许多。但同时我会觉得这些东西没意思，会厌恶“子欣”这个在相亲市场中受欢迎的角色，而更加想做回自己。

在我相亲过的人当中，IT行业的男生更接近我理解中的正常人。因为行业里男多女少，加上性格比较内向或不会打扮，导致他们在相亲市场里比较劣势，反而对女生各方面条件不会太挑剔，人也大多朴实简单。其实从综合条件来说，他们三观都算不错，属于会赚钱、不会花钱的，还都挺尊重女性。就是精神生活贫乏，人呆了点儿，不太会聊天。
我见过的人里，“80后”的比例比“90后”更大。我特地问过他们，为什么相亲群里大多是“80后”，有人说，因为他们在20多岁的年纪里，还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和自信去相亲，觉得自己没有资本，还需要再努力。这种社会规训，对男性也是一种枷锁。
其实男性在市场里也并不是真的占优势，因为经济往往是相亲市场中的女性排在第一位的择偶条件。我在相亲群里遇到过一个年收入40万的女性，首要条件是希望对方年收入不能低于50万。你只是组建家庭，又不是搞企业合伙，这也可以看出，慕强还是普遍存在的，而这种慕强，也是女性被规训的结果。
很多男性想要找弱势一点的对象，而优秀的、有能力的女性又喜欢找比自己强的，这就导致双重失衡，男女两方都成了父权制的受害者。其实在我看来，要组建家庭，双方互补就可以。男性只要尊重女性，即使当一个全职爸爸，也是应该被鼓励的。而人与人相处，应该看到的是个体，欣赏具体的人，那些外在的条件不应该成为壁垒。

相亲的时候，我会带着一些问题去跟对方聊，比如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你期待两个人是什么样的关系，想要什么样的家庭生活，以及为什么要相亲，为什么要结婚。
随着聊天的深入，我发现，他们给出的很多答案并没有真正经过消化和思考。比如大家普遍受到了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开口就是想要寻找温柔善良贤惠的异性，但真正相处起来，你会发现他喜欢的并不是这些东西。而且，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思考过婚姻这个问题。往深里去问，只有少部分人会说渴望稳定，但很多人不是真的向往婚姻，只是因为大家都在做这件事。
他们自然而然默认结婚是个标准答案，大家只是按照规定路线在走而已。

我们分分合合过几次。不久前，我们决定还是暂时分开一阵。彼此都需要去想清楚。也是因为这件事，他才意识到自己在父母的掌控下完全没有成长起来。对于我们的未来，即使我对他没太多物质上的要求，他也时常感到压力大。相处中，他觉得在艺术上跟我差距有点大，这会让他自卑。
我原本非常坚定，也愿意给他时间去成长，毕竟他也有对我很包容的地方。但这段时间的摇摆，让我开始重新审视这段关系——可能他现阶段要成长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能对自己的人生和另一半负责任的人，还差了很大距离。这不是我想要的彼此独立又平等的关系。
现在我觉得，婚姻并不是这个人生阶段的主要目标了。只要有自己的追求，认清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怎样都可以。最根本的，是处理好自己跟自己的关系，搞清楚“我想要什么”。那100次相亲，让我更清楚自己不要什么，也找到了自我认同。社会总用婚姻状态去评判女性，一个女性不论多成功，如果没嫁人，没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世俗就会认为她是失败的。
这是非常严重的性别偏见，人的成功，或者生活状态，应该是多元的。

so cool

這三位教授和他們的課程蠻特別的，會特別選擇一些商業遊戲之外的遊戲來講——事實上非常商業的遊戲基本不會被作為例子拿出來講的。老師們把我們引向一些很有意思但不為人知的遊戲。我們因此習得了另一種認知結構：哪怕一個遊戲商業上不成功，甚至它做不到世俗意義上的好玩，但我們可能會發現這些遊戲有意思的點，老師們會精準地總結其中要義教給我們。我之前愛說，很多遊戲很無聊，但我現在會去仔細看，無聊的遊戲是不是也有有意思的點，也許只是觀看的角度不同。因為我們用來做參考的商業遊戲，它是為最大化玩家數量而設計的，它的有趣只是某一種有趣，不是所有。
我們的課程很重視實操，但不會工業化流水線那樣。比如Patrick就不會讓我們學開發的時候寫設計文檔（game design document），他覺得很多學生花費大量時間寫計畫書，反而沒時間做遊戲；另一方面，他相信好遊戲只有在做的時候設計師才會發現想要做什麼、能做什麼，不可能是一早計劃好，按著遊戲設計文檔按部就班開發的。所以，他鼓勵我們從做小遊戲上手，自己研究思索，和搭檔磨合。

超好，其實真係會喺做嘅時候先不斷去完整同改善個idea，基本上所有創作設計都係噉

中文裡「戀」有留戀、不捨得離開一個人的意涵，寫成拼音，又很像「連」。LIAN 這個遊戲可以從這個角度理解，它想模擬、分析、探討戀愛中兩人的關係、距離和情感三者之間的張力。這個遊戲並不容易玩，兩個玩家要時刻注意和對方之間的距離——如果相隔太遠，畫面會開始扭曲，如果不及時靠近彼此，遊戲就會結束。但同時也不僅僅是離得近就好，戀愛中的人常常像在戰鬥中，我們要和自己交戰、和彼此交戰，還有去對方外界的幹擾。這其中可能有犧牲、有欺騙、有背叛、有失望、有驚嚇，玩家既要靠近彼此，又不能迷失自我。

well，又真係冇點瞭解過，先知原來都咁大嘅產業，只係呢種陪伴，又實在太虛擬——但如果現實可以得到，又點會去陪玩？

heart-broken

更加超現實的是，相較於政府教育部門與各級學校的消極怕事，最積極回應新時代校園亂象的，反而是韓國的保險業者──自從2018年起，韓國保險業就推出專門設計給中小學教職員的「老師被告責任險」，投保內容包括面對家長提告的律師費用、法律服務，以及官司調查期間若遭學校單方面停職的薪資補償，甚至還有遭到校園霸凌所需要的醫療或身心復健費用。
老師被告責任險推出後，5年來的投保人數已成長將近10倍，每年大約1萬名老師會因為擔心被家長告、被學生打而選擇自費保險。這一方面顯示師生關係的緊張對立大幅惡化，另一方面也顯示校方與政府教育廳缺少對老師的支援。

中国社会里，很多亲密关系不是人和人的关系。比如婚姻，它有一套仪式，包括婚礼的仪式，也包括买不买房。处在这样的亲密关系里，一切不利于维持这份关系的因素都会被切除，而个体的焦灼和痛苦似乎都是次要位置。

我在做关于保安的研究的时候，刚开始是从访谈中产阶级业主开始的。我发现我跟他们聊恐惧这个话题可以聊很长时间。他们会告诉你，他们害怕儿童拐卖，害怕入室盗窃，担心食品安全、害怕空气污染……他可以说出各种各样害怕的东西。
后来我再去问保安相同的问题。因为他们在防范犯罪的最前线，我就问他们害不害怕犯罪。没有一个人说害怕，他们觉得这个问题很可笑，城市里面太安全了，一年就是偶尔出一些偷电瓶车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一步一步问他们在担忧什么的话，他们可能会承认，他们很害怕失业，害怕老无所依，他们会担心自己生病以后，一家老小没有饭吃。
他们这辈子可能都没有人问过他们担忧什么。我们通常在媒体上听到的这个社会的恐惧，都是来自于中产对生活质量的恐惧。其实还有很多没有被听到的声音，可能是关于更基本的生存的。

呢個系列報道幾唔錯，臺灣嘅法例規定確實幾好，當然對生父母嘅知情權都係一個要繼續討論嘅議題

有兩屆立委資歷、台灣女人連線理事長黃淑英，曾直接參與《人工生殖法》的修法過程，她回憶，當初大家都有共識，應該訂定捐卵營養金的天花板，免得過度往商業傾斜。長期關注人權和女性健康權益的她，更擔心女性身體被商品化。
「如果她不曉得這最後會對她造成什麼結果，你就用經濟、金錢誘因叫她去做，這就是剝削的行為。我們講所謂自由選擇，要建立在informed consent（知情同意），如果是有誘因、有壓迫，一些不是那麼理所當然的原因，就不是真正的自由意願。那樣的情況下，就比較容易形成剝削，」黃淑英說，捐卵不該是貧窮者最後不得不的選擇。

而商業化都唔見得就係錯或者唔好，就好似上邊熱田敬子所講

美國人工生殖產業的捐卵，已經很難放進「捐贈」的框架來看待，「現在的研究者，大概都用勞動來理解，如果是勞動的話，那我們就要看它的勞動條件、勞動契約怎麼去保護。」黃于玲坦言，現在既然有市場存在，那就正視這個事實，有人有需要、有人願意提供，重點是把流程變得更完善，更能保障捐卵者的健康權、降低風險。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所長胡郁盈，也同意可用勞動來理解捐卵。她表示，但這不代表一方付費，另一方就什麼要求都照單全收，要盡可能降低權力關係的不對等，「捐卵爭議不全然在於女人是否可以用自己的身體去賺錢，因為這在社會已經無所不在了，而是要確保女性對身體自主與健康風險的知情與保障。」
胡郁盈解釋，捐卵在倫理上的爭議，會回到不同女性主義派別比較古典的辯論，跟過往討論女明星能否裸露、女人能不能當性工作者相似，「也許有些人認為只要涉及女體的客體化、商品化就不行，但是女性的經濟需求和自主意願如何被考量，就成為一個難題。」

以前我睇戲又真係唔點睇係邊個導演……所以失去咗唔少可以關聯起身嘅point，不過上一年睇電影睇多咗，就慢慢有種樂趣：邊個導演風格係點樣、擅長乜嘢唔擅長乜嘢……

周冠威要反對「犧牲」的說法——既然苦難未至，他想自由地拍攝他相信的事。這次，新電影講述一個人能否誠實面對自己的成長故事︰看清自己的醜陋或膽小之後，我們還能擁抱自己嗎？混亂的時代裏，我們可以誠實順從自己的心意行動嗎？

以創作建構自己的飛地，周冠威發現社會也需要這麼的一處空間，「劇本說的是真誠面對自己。社會說謊，社會充滿創傷，那麼我講真誠、講幽默感，可能也是社會需要的一件事。」
充滿矛盾的狀態，最後化為一種創作的平衡，「現實很多很殘酷、很創傷的事，但同時很有光輝、很有希望、很有幽默感，有引人發噱的事情。人生如此交織，才是健康的面對，我慶幸自己用喜劇的思維去平衡那種悲情。」

日後拍攝政治或社會題材，會多作考慮嗎？他思索片刻，「落實時，我要對團隊和投資者負責，要有很多的深思熟慮。但個人而言，我沒有喎……我當然想再拍，隨時Ready。這是我的欲望，我覺得要做的事，不做是對自己的壓抑，甚至不誠實。」
新電影裏有一句對白，「我這輩子都深思熟慮，你讓我衝動一次吧。」周冠威覺得這就是自己的創作欲望。衝動看似是負面字眼，翻過來可以是內心的、善意的欲望，「你會吶喊——我要做。你覺得有責任、有能力、有使命要做，你不要撲熄它。」他說，「這句對白是我啊。你讓我做一次吧，那個才是我。」
他不只一次強調，創作者本身要有自覺，要先做好作品，否則觀眾沒信心、票房不佳，投資者就減少資金，令製作條件變差，造成惡性循環。他希望自己的電影守好本份，讓香港和外國觀眾覺得是嚴謹的、有新意的。像這半年的香港電影重新給予香港觀眾信心，「那就有改變的可能性。」

不論是創作抑或生命本身，「過了一關，人好像更有勇氣了。我會再貪心點行前一步。」他說，「世界很多不正常，所以如果你要說新出路，還原正常就可以了。」

only between 10 and 30 percent of second-hand donations to charity shops are actually resold in store. The rest disappears into a machine you don’t see: a vast sorting apparatus in which donated goods are graded and then resold on to commercial partners, often for export to the Global South.

well……unbelievable，but the problem is

The problem is that, with the onslaught of fast fashion, these donations are too often now another means of trash disposal—and the system can’t cope. Consider: around 62 million tons of clothing is manufactured worldwide every year, amounting to somewhere between 80 and 150 billion garments to clothe 8 billion people.
We rarely see the networks of people involved in processing, reselling, and eventually reusing the things we donate—vast networks that encircle the globe like a ball of yarn, conveying our unwanted things to people in places like Afghanistan or Togo or Bangladesh. Like anything we put in the bin, they are sent “away.” In this case not thrown, but given.

The second-hand trade in Ghana and across West Africa exploded in the 1980s and ’90s as Western charities flooded Africa with clothing, intended both as fundraising and aid. When second-hand textiles first arrived in Ghana, the local population had no experience of such wastefulness. In fact, they assumed the owners of the clothes must have died, leading to the Akan phrase still marked on one of the entrances to Kantamanto: Obroni wawu, or “dead white man’s clothes.” (In Tanzania, second-hand clothing is similarly sometimes called kafa ulaya, or "dead Europeans" clothes’.) But the donations, however well intended, have done as much harm as good. Unable to compete with the flood of cheap goods into Africa, local textile manufacturing sectors collapsed. Between 1975 and 2000, the number of people working in the textile trade in Ghana fell by 75 per cent. Businesses simply couldn’t compete on price with a product people were throwing away.

其實都真係幾難以置信，貧苦人家又點諗到，喺其他國家嘅人係可以咁大嘅消費量同浪費率

The Revival attempts to turn some of these unusable or unsellable items into stylish, desirable objects. ‘Our idea is: it’s here already, we cannot send it back, we don’t have the power. So we might as well just turn it to something functional here,’ Yayra says. The Revival works with the skilled craftspeople within Kantamanto – the seamstresses, tailors, dyers and cobblers – to help extend the lifespan of items that would otherwise be thrown away. Yayra takes out a bright red down jacket that they have resewn into a backpack. It’s an ingenious piece of design, both sustainable and surprisingly trendy. "Now we can use it, and it won’t end up in a landfill," he says.
The Revival is currently a non-profit, and each collection is small-scale and handmade. It sells its designs in pop-up shops in and around Accra. At the moment, the operation is tiny, and can account for only a fraction of the goods arriving in Kantamanto. “We realized that there’s so much waste, and that there is not enough demand for it,” he says.
Their response has been to find people who face clothing shortages, and to find ways to help them with waste.

According to research by the OR Foundation, as much as 40 per cent of the clothing arriving at Kantamanto immediately becomes waste. At the end of the day private garbage collectors, known as bola boys, will pass through the aisles pulling carts, taking away unsold items. But collection itself costs money, and so some traders don’t bother, instead leaving waste to accumulate in the aisle and the gutters. The waste is stunning.

當羅比飾演的真實芭比選擇走進現實世界，現實世界的女性卻穿着芭比的服飾走進電影院時，必須要思考的是，真實的邊界何以被虛擬入侵？女性在芭比世界獲得的勝利，到底是一次對父權制的擊潰，還是資本提供的勝利代餐？

在「穿越」橋段已經成為陳詞濫調時，導演格雷塔最天才的設定，即是讓肯在現實世界裏發現了父權制的存在，並試圖在芭比世界中將其拙劣的複製。通過這一情節設置，芭比不再是完美、遙不可及、高高在上的女性榜樣，芭比需要人類女性的拯救，亦或者說芭比是可以和真實女性一起抵抗父權制的夥伴、戰友。於是，導演完成了對父權制的諷刺，女性觀衆產生了對芭比的共情。看起來，這是資本與女性主義的雙贏。
電影裏肯與現實世界的男人有這樣一段對話：「現在已經拋棄父權制了嗎？」「當然在堅持貫徹，只是以更隱蔽的台詞」。然而，在電影的呈現中，父權制非但淺顯直白，還有被弱化的風險：
美泰的高層全是男性，這本該是極具諷刺的一幕：一家女性企業居然由男性掌管。可不得不說這也是一種簡化。因為現實世界中的情景是，雖然美國已經制定法律，約束企業從高層到普通員工中必須有一定比例的女性成員，女性卻依然難以佔據核心位置，她們存在，但被安排在相對不重要的崗位——父權制的隱蔽性不在於男人的面孔，而是表面的公平下依然潛藏着女性的失權。

作為一種制度存在的父權制，是致力於將女性從主流社會驅逐、否定女性的勞動價值、將女性捆綁在婚姻與家庭中，只能作為社會的第二性存在，其動機是男人對權力的渴望，而絕非對愛情的渴望。作為讓一部分男人控制另一部分男人的制度，被剝削的女人負責提供生育與不被承認的勞動，來供養整個父權制的運作。在《芭比》裏，操縱肯的正是美泰的男性高層，而肯的作用不是襯托芭比，當父權制對完美女人的標準是必須擁有愛情時，肯與芭比的完美身材一樣，成為對女孩進行規訓的一環。

在《芭比》所仿製的父權制災難裏，法瑞爾所扮演的美泰CEO完美隱身，責任被轉移到芭比身上，父權制所製造的雙重壓迫被簡化為男人與女人在親密關係中的角力。將危機的責任歸結於失權的肯，同時也是一種對上位者的免責，輿論場上，《芭比》作為一部批評父權制的電影得到了精英主義男性的大力表揚，原因正在於此。而當肯可以肆無忌憚的為自己的慾望採取行動並免責時，「反思」成為了女人的責任，這何嘗不是對女性的又一次規訓。

在《芭比》的結尾，人類女性要求製作沮喪、傷心的芭比，美泰CEO聽說這款會賺錢，立刻同意了生產。這個橋段被處理為對美泰的諷刺，然而這無非是資本主義的本分，甚至是一種坦誠。在現實裏，這同樣是華納、抑或是好萊塢誠實的暗示：當女性可以讓《芭比》票房大賣，資本就會製造更多的女性主義大片。
女性觀衆顯然也接受了這樣暗示，《芭比》的票房如此強勁，以至於帶動了《奧本海默》的首週末票房，一部女性主義電影與一部男性中心的電影同時獲得成功，可謂是資本市場的雙贏。

事實上，作為一個玩具帝國，芭比並不是美泰唯一的產品，甚至也不是銷量最高的產品，美泰近年來唯一銷量穩定上漲的產品，是一款受七歲以下男童喜歡的風火輪（HotWheels）車模。娃娃與汽車，我們很能從女孩、男孩的玩具中看出社會對待性別的不同態度：作為這個世界的客體，女性沒有辦法直接確認自己的主體性位置，必須藉助由他人設定的介質來進行模仿與自我表達。而男性則直接擁有這個世界，他們不需要某個模型來確認自身，他們直接思考要如何滿足自身的慾望，並按照自身的慾望改造這個世界。
美泰的芭比娃娃或許已經盡力變得多元，可真正的危機是當下的女性，要求的是恢復自身的主體性位置，再也不需要一個介質去錨定自己。

作為一部女性主義商業大片，《芭比》之所以備受好評，根本原因甚至不在於電影對性別議題的討論，而在於其商業大片的屬性——一個常見的評論是，雖然芭比的表達淺顯，但作為商業大片，願意討論女性主義就已經實屬難得。然而，因為投資巨大便可以降低對電影深度的追求，這正是好萊塢的大製片廠對世界電影行業最根深蒂固的影響之一：將電影作為完全的娛樂產品，不斷追求其純粹的商業屬性，從滿足觀衆的慾望，直至引導觀衆的慾望。

sooo true

當然，在真實世界的規則裏，現在所能看到的《芭比》，或許已經是導演格雷塔與製片人羅比在妥協與爭取下所能製作的最好的作品。可是，當觀衆沉醉在電影對現實中的父權制進行符號化的表現時，更不要忘記現實中出現的那些來自電影裏的符號，那些粉色、Barbie標籤的商品、成為時尚流行的芭比風格着裝，這是如同電影裏羅比發現身體的「橘皮組織」一樣的瞬間，暗示着裂縫已然出現，被入侵的卻是現實世界。
當女權身份的自我表達必須通過作為標籤的商品來彰顯時，社會運動由真實的問題、人與人之間的真實連結變成了個體作為消費者的彼此扮演與觀看。當華納與美泰式圖用無數週邊商品，讓現實中的女性進入芭比景觀時，被擱置的，是只存在於真實世界裏的那些複雜真相。

截止7月31日，《芭比》在大陸電影的票房依然不足兩億人民幣，甚至還未超過口碑滑鐵盧的皮克斯動畫片《瘋狂元素城》，同樣作為亞洲電影市場，《芭比》在韓國雖然也引發了女性觀衆與男性觀衆的爭執，卻並沒有在票房上取得如大陸市場這樣亮眼的成績，也未見韓國的女權社群以如此的激情去支持這部電影。
歸根結底，當一個社會的女權主義者有自己的行動計劃、議程設置與討論空間時，《芭比》也不再成為女權社群的必備燃料，而是一部需要與《下一個素汐》、《82年生的金智英》等本土女性主義電影作為對比的審視對象。而在中國，票房成績與輿論熱點的對比，或許也說明了這部電影的受衆群體尚未超過作為同溫層的泛女權社群。並非如很多女權主義者所說：《芭比》是一個啓發普通女性的契機，而是恰恰因為大陸在18年之後所積累的龐大的泛女權社群，支撐起了這部在大陸市場沒有宣發、沒有排片的電影。
如果說在好萊塢，《芭比》在得到讚譽的同時，也在編劇、演員協會罷工反抗製片廠壓迫的當下，作為大製片廠與美泰雙贏的關鍵作品而受到批評；那麼在大陸地區，芭比收穫的則是女權主義者們熱情的讚譽，以至於在社群內部形成了這樣一種共識：考慮到芭比的現實意義，電影的缺點可以擱置，讚揚比批評更重要。
流行文化對公衆對影響力當然不可小覷，然而必須將電影批評讓位於現實意義的觀點背後，反映的卻是泛女權社群內部的普遍性焦慮。社交媒體對女權博主的封禁、性別議題的屢遭封禁、incel群體從線上到線下對女權主義者的獵巫、線下的性別社團無以為繼、意識形態上對女權主義的污名化——當線上與線下的女權議題活動空間都不斷收窄後，女權社群已經難以進行自己的議題設置。
與此同時，當行動本身被污名化、社會結構的改變希望逐漸渺茫時，社群對自身能動性的把握，只能寄託在消費主義之中：至少當各地的女性給院線經理致電，要求增加芭比的放映場次時，女性的需求終於有了被滿足的可能；芭比在女性社群的口碑逐漸上升，也的確是電影排片增加的決定性因素，芭比票房的不斷上漲，給了更多女性看到電影、討論電影的機會。當個體與社群的公共參與被不斷打壓時，消費市場的自主選擇權成為當代女性自我賦權的一種代償。
對電影的批評絕非是對女性創作者的苛責，但枷鎖必須被指出，因為這樣才會有女性創作者更自由的創作。當《芭比》在電影中擁抱不完美的、沮喪的女性時，在電影外，這個世界的運行規則依然是精英主義的、中心化的、也是父權的。
當作為消費景觀的芭比世界需要挪用真實女性的困境才能合理存在，當作為文化符號的芭比試圖通過我們的共情來潛入現實時，這個世界或許放棄了將女性作為客體去凝視約束，卻從未放棄將女性作為資源，納入父權制自身擴張或存續的計劃中。
在高跟鞋與平底鞋之間，芭比可以自由選擇虛假或真實，但那不是女性的答案。女性的答案是我們依然生活在一個父權制根深蒂固的世界裏，每一點鬆動都要付出巨大的代價。真實是女性無法選擇的處境，卻也是最重要的武器，在失敗或勝利的間隙，芭比凝視着女性，但是，是女性改變着芭比。
芭比，這個存在了六十年的文化符號，這個千變萬化的物質象徵，《芭比》不會是她的最後一次自我更迭，但對這個時代的女性來說，這大概是角落裏一件最不重要的小事。

falling down……唯有照顧好自己……

躺平式暴雷為眾多掙紮中的房企開拓了一個新思路，在融資空間日益縮減的環境下，抓住現金流、抓住流動性，比守住信用、借錢還債更重要，即使這流動性未必可以給房企帶來多少空間，但至少先活下去再說。於是自此之後，更多暴雷出險如潮水般涌來，藍光，當代置業，陽光城，佳兆業……

怎樣穩定地將地產行業的泡沫擠出去，實現軟著陸，不僅對於中國經濟至關重要，對於在中國房地產上升乃至中國經濟上升中入局的海外資本也至關重要。但事實上是，每當中國經濟面臨危機之際，地產又是那個最快捷的阿片類藥物，不知不覺服用劑量日益增加，飲鴆止渴。
但另一方面，雖然長久以來房地產一直受到高度監管，政府的一紙政策也常會引發各地市場房價的大幅變化，但「房住不炒」由於與「新時代最高核心」高度綁定，與具體職能部門發出的政令在強度上存在天然的不同。
且與防疫時期的「動態清零」類似，這類「大方向」口號常常讓在實務中的職能部門，在市場化執行力度和表明堅定立場的拉扯中更傾向後者，實現一層放大，而經過市場解讀後又在原有力度上再度放大。因此當它具體作用於市場時，政令原本對於實際市場規律的忽略，會在這兩個放大器的作用下以一種更加粗暴的方式急速掉頭，而房地產產業巨網上被織入的所有利益相關者，也必須一同承受這轉向帶來的「新常態」。

在對房地產行業的態度上，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利益天然存在博弈：中央需要穩定追求高質量增長，將資金資源投入到對於國家安全更重要的新興產業；而地方政府關心的是如何落實經濟增長的指標，在依賴土地政策房地產增長多年後，如何找到新的產業增長點，並承擔著歷史遺留下來的債務。
時至今日，所有人都在小心翼翼地推測著「中央到底救不救」？但以目前牽扯面之廣，恐怕問題不僅是「救不救」，而是「有沒有能力救」。中國中央政治局會議就曾表示過，地方政府將最終負責化解各地房地產市場的困境，特別是所屬地房企暴雷危機所帶來的保交樓任務。但現實是，地方政府早已沒有當初四萬億時期的自治權，更無法重走土地政策的老路。各地政策完全仰賴「上面」的定性和幫扶政策，尤其是各類地方債務已經處在搖搖欲墜的邊緣，這些市場問題也許並不是上面的某個定性或幾個政策便可以輕易解決，最後恐怕依然是各地政府需要面對終端的實際問題。而且在民營地產紛紛出險後，土地競拍市場遇冷，各地土拍基本均由國資出手拍得穩價，這也進一步加重了地方債務壓力。
眼下的問題，對於地方政府來說，要經濟穩中有升，又幫助本地房地產公司足夠的流動性度過難關，還要穩定房地產市場價格；對於房地產公司來說，要將保交樓作為第一要務，還要妥善解決各類境內理財產品及境外債務風險，同時要保證基本企業運營的流動性——這基本形成了兩個不可能三角。尤其當「保交樓」作為公認的中央維穩底線時，房企僅有流動性資源，只能、或者至少表面上向其傾斜，那麼信用違約、出險暴雷就成為了這個下沈螺旋中唯一的選擇。而喪失信心又使得市場進一步風聲鶴唳，並將危機再次蔓延。
目前，央企背景的遠洋地產已公告宣布了未能在寬限期內付息，宣布出險。也許很快，民營地產危機的下一張骨牌，會輪到曾經被認為是「不壞金身」的國企央企。

隨著信託公司的暴雷，房地產風暴無疑將進一步傳播至高凈值人群、基金和銀行。而值得玩味的是，此番信託崩盤的傳言甚至因為一張爆料暴雷的微信截圖而一度波及五礦信託、光大信託、中航信託等國資信託，引得幾家機構紛紛闢謠。加之目前國資地產公司在行業遇冷下也開始違約，可以看出在更大的金融風險下，無論是民企還是國企，恐怕都無法脫離系統而存在。
中國版的雷曼時刻要到了嗎？
或許更大的風暴正在形成，何況更大的名為「通縮」的危機也正在逼近。在多數國家都對抗後疫情通脹的當下，中國面臨的通縮也許更加嚴峻。因為面對通脹，政府常常使用一系列的貨幣政策如加息等來調整和對抗，而通縮雖然也可以利用相應的政策工具，如今年7月各大行宣布降低銀行存款利率，但更多的需要是提升人們對於經濟的信心。在信心薄弱的市場中，經濟一旦陷入通縮，常常伴隨著金融空轉，即放水的錢持續在金融機構裡打轉並未真正進入市場，這樣宏觀調控很難有效落實，反而陷入更深的下沉螺旋。

在巨大的生存的不安全感下，原地躺平、儘量少地消耗能量便成了眾人的選擇。企業和個人都在囤著現金過冬，以一種被動的姿態，與再次轉向、拼命救市、號召消費和投資的「上面」，進行著安靜的博弈。而當年曾經重倉中國發展的外資，在中美地緣政治的戰火蔓延至投資領域限制時，也在安靜地用腳投票，尋找下一個新興市場。即使國務院8月13日出台24項措施，鼓勵外資企業在中國境內再投資，但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最新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4到6月，中國吸引到的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只有49億美元，比起1到3月的205億美元大減76%，也比去年同期下跌87%，是自從25年前有統計數據以來錄得最低數字。
這個由房地產引發的，疊加了疫情封控和其他行業調整帶來的中國經濟的冬天似乎格外漫長。在消費信心缺失的當下，一切都被凍住了：房價被凍住了、投資被凍住了、融資被凍住了、消費被凍住了。暫時還沒有人知道，對於中國經濟來說，如果不是房地產，那下一個增長點在哪？大家都在等待下一個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落下，沒有人知道這個漫長的冬天何時結束，將以怎樣的代價結束。

山道猴子的一生

好有味道，中意呢兩集，好寫實同埋有感觸

「你人生的快樂取決於你思想的品質」馬可·奧理略

「我們在想像中受的苦多過於現實中」塞內卡

要先認清自己，先知道點樣可以令自己過得好，亦都真正珍惜到身邊人，徹底告別過去。or 變成「他人即地獄」

日本有句老話是這麼說的，「別人的不幸甜如蜜」（他人の不幸は蜜の味），還有19世紀的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名言：「看別人痛苦對人有益」。但如今會更頻繁激起廣大群眾這種感受的有三大因素，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柏克萊大學哈斯分校和哈佛大學的學者說。這些因素包括了精英勞工的生產過剩──這是《大西洋》（The Atlantic）雜誌上個月報導的一個主題──對全球疫情的個人反應、還有社群媒體的濫用。

「幸災樂禍的核心，是刻意漠視他人的人性。」李區說。要治癒這個毛病的解藥之一，是站在別人的立場著想。「看到別人的不幸時，最仁慈的反應是同情，而這可以從同理心衍生出來。」他解釋說。哈德森也同意，並建議避開任何把這種情緒當成武器、推動社會比較，或是要求追隨者要以零和眼光看待世界的人或地方。「營造一個每個人都能贏的空間，這樣幸災樂禍就不太可能出現了。」她說。
對那些認知到自己會幸災樂禍，並希望能不要太常有這種感受的人，李區建議要認知到這種情緒常是因為自身的不足感所引起的，「因此，將我們對自己的感覺，和對其他人運氣的感覺分開來，應該會有用。」他說。他也建議要質疑那些遭逢不幸的人是不是真的「罪有應得」、是不是真的活該的這種個人想法。「當我們說某人的不幸很公平的時候，我們應該要確定那是真的公平，而不只是因為我們很開心看到他們『被殺了威風』。」他說。
而如果這些步驟太困難了，那至少至少，把你因為別人的不幸而覺得開心的心情放在心裡就好，賽格爾建議。「如果你因為自己幸災樂禍而覺得矛盾，那是好現象，」她說：「毫無愧疚地歡慶他人的痛苦，跟殘忍沒什麼兩樣。」

Most of those studies were observational, meaning they could identify links or associations but they could be misleading and did not prove cause and effect. Scientists said that the older studies failed to recognize that light and moderate drinkers had myriad other healthy habits and advantages, and that the abstainers used as a comparison group often included former drinkers who had given up alcohol after developing health problems.

the moderate alcohol hypothesis has come under increasing criticism over the years as the alcohol industry's role in funding research has come to light, and newer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even moderate consumption of alcohol — including red wine — may contribute to cancers of the breast, esophagus and head and neck, high blood pressure and a serious heart arrhythmia called atrial fibrillation.

The new analysis shows, however, that those who drink moderately hav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dvantage in longevity compared with those who are lifelong abstainers, the study's authors said.

幾好嘅專題報導，暫時到四

《東方文化學刊》總編輯胡又天是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綜合在中國的生活經驗及個人觀察，他分析小紅書是抖音加上微博、推特的綜合，更聚焦於興趣，以興趣爲中心幫助用戶結成小圈子，“小紅書主打一個文化品味，讓你覺得自己是有品味的，不像字節跳動，因爲今日頭條（字節跳動旗下另一產品）一開始給人的印象就是low（低俗），抖音也是low的這種刻板印象”。

在測試小紅書的同時，亞洲事實查覈實驗室同時測試TikTok做爲對照，但測試結果卻顯示，一般臺灣使用者以爲去政治化的小紅書，審查比抖音國際版的TikTok還要嚴格。難道使用TikTok相對安全？
“不能這樣講。”徐瑞壕受訪時說，TikTok雖然允許這些訊息出現，但它有沒有分析、調查發文者的背景，外界並不清楚；訊息會留存在它的資料庫，甚至很多軟體開發商雖然公司設在國外，但有中資或屬中國公司，就有機會把資訊傳回國內公司。
徐瑞壕以中國的微信和WeChat爲例，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蒙克全球事務學院公民實驗室（The Citizen Lab）的研究顯示，即使是非中國使用者以WeChat傳遞圖片給微信使用者，內容仍普遍受到監視，若牽涉敏感的中國政治內容，首次傳給中國帳戶就會被封鎖。
臺灣的國防安全研究院網路安全與決策推演研究所副研究員曾怡碩則認爲，TikTok當然不能言論審查，現在美歐國家對它有疑慮，它要表現自己與國內的抖音脫鉤；但最主要的是，即使它的資料中心在海外，還是必須確定不會透過其他管道流入中國的公司，或海外有特定部門處理這些資訊，這些都需要觀察。
亞洲事實查覈實驗室經觀察、測試、採訪使用者後發現，小紅書這個平臺以推送、審查、遮蔽、禁言、封號等手段，呈現了某種“中國式美好”。但它是否能讓年輕人發現“真實”和“多元”的世界，卻是一個問號。

中山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助理教授徐瑞壕說，不只中國應用程式，很多歐美的應用程式也都存在資安風險，像是利用取得麥克風權限側錄任何可以收到的聲音、獲取不該獲取的權限等，但大家可能更在意中國的言論審查制度。

Lemon8在6月30日更新《使用者隱私政策》則明白指出，當使用者在創建、輸入或上傳內容時，Lemon8 能通過“預先載入”（pre-loading）的機制，收集所要發佈的內容，就算用戶最終沒有發表、而是選擇保存，lemon8也可能收集資料。 Lemon8指出，這一做法是爲了讓用戶能“更快發佈圖像和視頻，優化用戶體驗。”
“這就有可能存在一個'先審後上'的'準禁搜機制'，也就是它有一套被動執行的敏感詞系統存在，哪怕決定最後不刪你。”前新浪微博審查員劉力朋查看過上述實驗截圖後，向亞洲事實查覈實驗室提出他的分析結果。
他還指出，像是搜索“習近平”的英文名字，會出現“瘦身”與“健身”的內容，這也顯示Lemon8可能是在短時間內優先展示與關鍵字不匹配的內容。這可以通過算法設置“分詞”的作法，也就是將一組設定爲敏感詞的字拆解、導向其他詞，而這在中國網絡審查上早已運行多年。
不過，劉力朋也強調，這一實驗結果無法完全排除技術上的原因，例如Lemon8搜索系統的性能問題，造成系統延遲等。

喬治亞理工學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公共政策學系旗下的《互聯網治理項目》（Internet Governance Project）專研網絡治理與網絡安全政策，項目助理主任卡李姆·法哈特（Karim Farhat）則告訴亞洲事實查覈實驗室，生活在網絡時代，當人們決定要使用一款應用程序、不論是臉書（Facebook）、Instagram或是TikTok的使用者條款，某種程度都已經要求人們同意放棄一部分隱私。雖然多年前包括從美國聯邦政府、到個人信用審查機構數據遭駭客入侵的案例，都指向與中國政府有關的機構，但因此對有中國背景的App就有“數據隱私泄漏給中國官方”的憂慮則是“過度了”。
法哈特久不前才撰寫《TikTok與美國國家安全》的專項報告，和華盛頓主流對字節跳動與TikTok的看法不同。
他認爲，上述例子證明，中國政府如果真想蒐集與美國國家安全相關且有價值的情報，根本不需要通過一家中國民營企業，只要中國有心，都可以通過開源網絡情報（OSINT）分析並取得有價值的資料，包括分析Instagram與Facebook上的內容。
法哈特強調，“數據隱私”與“數字主權”是兩個不同概念，“從技術角度來看，社交媒體平臺的血統與潛在數據泄露的‘直接路徑’其實無關。”
他還指出，字節跳動實際上已是全球最受放大鏡檢視的平臺之一，TikTok使用者的數據，所受到的保護其實比字節跳動的競爭對手更安全與私密。 “如果有真正的證據表明他們是中國政府的代理人，TikTok與字節跳動將在一夜之間失去市場的龍頭地位，但目前還沒有這樣的證據出現。”他告訴亞洲事實查覈實驗室。

過年嗰陣聽到親戚講起，都覺得係可以賺錢嘅事業，只要資金鏈控制好嘅話。不過冇諗到幾個月之後就見到官方進場分一杯羹嘅消息。to be honest, 我唔覺得係好事，睇咗原文就會知道，政府命令之下，無任何保障可言，合同？補償？租房保障？信鬼咩！

大多數租客距離合同約定的到期時間還早，也壓根兒沒有考慮過提前搬家。即便是留出了一個多月的時間，但在快節奏的生活和繁忙的工作中，擠出時間找一套合適的新房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況且這件事完全在計劃之外，發生在誰身上都會感到不滿。
劉鈴芳和其他租客不想就這樣輕易地接受無理的搬家要求。他們多多少少都有找房東說理，但房東的態度也很無奈，「上面說必須要翻新」，似乎這樣的說法好像已經無可辯駁。沒有到合同規定日期提前中止租約，他們也想過讓房東給出一定賠償，比如免除最後一個月的租金。但一談及賠償，房東又變得非常強硬，表示這也是他無法左右的突發事件，給不了任何賠償，最多是幫大家介紹介紹周邊的房源。
雖然都有簽訂租賃合同，但在如此突發、平日也太過於忙碌的情況下，基本上也沒有多少人想拿着合同去找渠道維權了。劉鈴芳也表示：「這種城中村的租賃合同，其實大家多少也知道，是根本沒有保障的。」在最初的憤怒與不解過去後，終究是要面對現實的，劉鈴芳開始在周邊尋找新的房子。
這時，他們發現周邊村房的房東似乎已經收到了風聲，租金從該片區普遍的每月800元到1600元左右成倍上漲，最便宜的合租房也要一個月1500元左右。這讓所有人更感到措手不及。與此同時，他們也發現，周圍被收樓的不止他們這一棟。
小道消息開始在更大範圍內流傳。有人從周邊其他房東口中得知，這次的收樓原因其實是「政府要收的」，而具體為何要收樓的說法則是五花八門。有說法是「影響市容要改建」，有說法是「開發新樓盤」，還有一種比較接近真相的說法就是，「政府要當二房東」。

今年夏天來臨之際，他們的房東已經決定要把自己的房「簽給政府」了，但由於進一步的審核結果和通知還沒開始，所以他的租客們還不知道這一情況。
無論是廣州還是深圳，房東透露的信息都非常有限，不知是否因為「上面」要求他們三緘其口。
大源村的房東張先生說道，關於統租，「上面」還是有一些具體要求的。比如，必須擁有十間以上的房才可以申請統租，房間數不夠的要和他人合併申請，合併申請不會被優先考慮。另外，房屋外牆上必須貼瓦片，並且瓦片必須大體完整。如果樓房有後期加蓋，加蓋超過一層以上的會被直接排除在政府收樓的名單之外。

城中村的房東們都挺歡迎這個政策的，統租出去當「甩手掌櫃」，直接收錢還不用操心。而且統租後，二房東是國企，他們認為國企不會像其他平台一樣「爆雷」拖欠租金。
其他平台是指曾經風光一時的長租公寓。2020年以來，一二線城市多家長租公寓相繼陷入資金鍊斷裂的存續危機，最為典型的是頭部企業「蛋殼公寓」。作為二房東，蛋殼公寓一面要求業主「免租」、一面卻未對租客「免租」引起爭議。在經歷CEO被查，資金鍊斷裂後爆發退租風波，大量租客和房東集體維權。至今，蛋殼公司雖仍是存續狀態，但揹負了大量官司和執行案件。
吳寒和申玉冰尚不知情大源村正在計劃擴大統租改造範圍，在採訪時提到可能過幾個月後現在的房就不能再租了，吳寒表示一點關係都沒有，附近這麼多房，再找一個不就行了。申玉冰也這麼認為，她說：「我們是『寒冰CP』（注：網絡遊戲《英雄聯盟》中的英雄CP），沒有什麼能打倒我們。」

well，真係唔會爆雷？Or只係間接冇咗本來就屬於納稅人嘅錢？

網上廣為流傳的一張截圖中，一位自稱白芒村村屋擁有者的網友發文表示自己接到了相關單位的電話，相關單位稱想讓他接受統租。這位房主在這則帖文中還表示，政府給的租金很高，還有各項補貼，比他們自己租出去高兩倍以上。
景田村房東黃阿姨也說，大多數房東都挺歡迎統租的。理由跟這則帖文所說的內容差不多，一個是政府簽約時承諾的租金很高，另外一點就跟廣州大源村張先生說的一樣：當「甩手掌櫃」，以後什麼都不用管，就等着收錢就好。
也有一些租戶支持統租政策。在回應普通租戶的疑慮和不滿時，官方口徑都表示統租後租客的居住環境、生活條件將會得到明顯改善。今年以來，廣州政府有關部門一直在整治房東亂收水電費的情況。在廣州，不少房東會利用水電費賺取差價，市區0.8元一度的電，房東經常按照1.5元來收取。支持統租的人認為，官方入場租房，這一亂象未來一定可以避免。
劉鈴芳則認為「羊毛出在羊身上」，房東說能拿到以前兩倍的房租，那麼將來統租房的房租也不會便宜。並且，她從房東和朋友處聽說，統租改造後的公寓房，每個房屋面積都要比以前租單間小很多。未來自己肯定不會考慮租統租房。

如果統租僅僅是為了收樓升級改造再出租，並不需要政府以「二房東」的身份進入市場。浙江大學跨學科中心特約研究員賈擁民撰文分析認為，統租主要是為了籌集保障性租賃住房。
然而，始於白芒村的統租風波，或許預示着這項「惠民」工程將適得其反。
今年是劉鈴芳到深圳的第八年，她早已習慣深圳的節奏。在深圳她有一衆好友，愛電影和音樂的她在這裏也可以參與豐富的影展、livehouse活動。她還是單身，也不打算結婚。這樣的觀念對於江西縣城老家的長輩們來說過於超前，於是她也儘量避免回家，也無意離開這座她生活了八年的城市。
搬家後，劉鈴芳選擇了離職，離開了到深圳以來一直從事的室內設計行業。她說這幾年來大家的預算都變少了，裝修設計的要求還變高了，這行越來越不好做。喜歡小動物的她很快找到了一份寵物美容行業的工作。
今年深圳人代會上，政府工作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話：要盡最大努力幫助新市民、青年人等群體緩解住房困難，讓年輕人更有盼頭、更加安居樂業。
今年30歲的劉鈴芳已經不認為自己是新市民或青年人了，她笑稱統租不是保障她的那也合理。
103公里外的大源村，吳寒和申玉冰認為自己是來廣州打拼的青年人，也是以後的新市民。他們希望能長久地在一起，能在廣州有未來，能給他們將來的孩子上廣州戶口。

可惜嘅係，即使係官方報告，都可能只係「宣傳」，我其實真係好想知，究竟人群中對政府嘅信任度有幾多？

近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發展出五種從負碳到非常高碳排的假設情境，「現在香港用SSP2-4.5（中排放情景）去預測未來氣候變化和災害風險，但根據目前發生的極端事件和氣候變化趨勢，未來氣候變化狀況可能遠超中排放，當局要考慮不同氣候變化劇本下的災害影響。」

除了防洪，任超指政府也要留意其他潛在的危機及推行相應措施，「例如澳洲熱浪，除了市區問題，當局也在研究山火、路面管網等基建——香港不光是防洪，整個系統要全面評估。」
硬件以外，她指也要審視軟件，「如果說這次是500年一遇的暴雨，萬一下次是1000年一遇呢？如果硬件設施不能配合或跟得上時，軟件措施就非常重要，包括如何及時將信息發佈出去，通知到相關受影響的地區和市民，以及不同行業如何應對。」又例如行動計劃，「像颱風預測下也會有各部隊準備、疏散市民，令財產、人命傷亡減少。」這次香港作為國際都會也受災，她說是沒辦法的事，「一天下了全年雨量的四分一，任何城市都難以應對，因此必需全面檢視現有系統。」
而歸根咎底的全球暖化問題，她指香港要再評估碳排放情境，訂立相應政策。「這次的暴雨未來有可能再發生，天文台剛出了8月的報告，又打破了紀錄，（該月平均最高氣溫）是有史以來第二高，基本上每一年每一個月都有不同的氣候指標破了歷史紀錄。」她預警：「極端災害在未來會是頻發狀況，強度都可能會增強。」

勞工處在2019年公布新修訂的《颱風及暴雨警告下工作守則》，列明當8號風球、黑色暴雨警告或「極端情況」生效時，除絕對必須的人員外，不應要求其他僱員上班，如員工未能上班，或在惡劣天氣警告取消或「極端情況」結束後未能及時返回工作崗位，僱主不應不發放工資、勤工獎或津貼。但指引並不具法律效力。
蕭倩文指，香港是否立法規定停工準則、違反罰則等，可以待之後社會討論，有共識再決定，但目前至少要形成一種惡劣天氣不要求僱員上班的習慣，「現在政府的措辭很溫柔，實質作用不大。」她強調字眼上如果能清楚宣佈「停工」，效用會較大。「始終這種特別情況不會經常發生，一次半次，對大部份公司運作都不會有什麼影響。」她說，「沒什麼重要過人命。」

过去十几年，减负政策一直在加码，但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证角度看，限制教育供给不仅没能减负，还带来了一个值得警惕的负面效果——拉大教育不公。

“过去不依赖家庭教育和经济支出的教育模式正在消失，那些更多依赖天赋和勤奋从而经济投入程度低的家庭在减负后不得不加大经济投入。”作者写道，“这些发现有助于理解减负力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内卷’和‘躺平’这两个相互矛盾却同时存在并愈演愈烈的现象。”

首先，作者梳理了2005年-2018年间的教育减负政策，然后通过理论推导得出，“教育减负政策可以全面发挥作用的条件较为苛刻，只有在不存在升学竞争或者升学率非常高的情况下，限制课业负担和校外教育培训负担的措施才可能有效，而这些条件在现实中不容易存在。”

基于他们的研究结果，当下推行的“双减”政策如果要发挥作用，需要从加大优质教育供给和减少升学竞争压力两方面着手。加大义务教育阶段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一方面是“增量”，即调动社会各方面资源，改善学校的软硬件设施；另一方面是“提质”，加大师资人才培养，提高教学效率，使家庭和学生可以用更少的教育投入达到学习目标。而要减少升学竞争压力，就需要提供更多的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

一般来说到浙江先去杭州，很多好学校都在那里，我们就偏偏先不去杭州。在杭州，一定有全国很有名的校长在讲学校教育应该怎么样，但我想先搞清楚什么是现实。我也相信，无论高考怎么改，杭州这些知名中学都能够很好地应对，它们有那么多资源，永远可以选拔最好的学生，永远可以在全国招最好的老师，对他们来讲有何难？事实上，很多改革就是以它们为参照对象，但是还有太多的人，没有被纳入决策视野。
所以我们从县里走起。先从长兴县，到湖州，再到义乌，诸暨……一路走了6个县。我觉得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大多数学生是在县里头的，我们监测新高考改革，怎么能忘了大多数，对吧？

考试评价的体系设计得越复杂，对县中整体越不利；被纳入学校教育的考核要素越多，县中的孩子的不利地位越凸显；自身拥有的资源和条件越少的人，人生越早面临重大的人生选择，每一步都在做重大选择，每一步都不敢选错，一步错就步步错。教育的焦虑大概就是这样形成的。

县还凸显了另外一个面向，就是政府和学校的关系。今天县域里的学校要承担大量的政治、社会保障功能。当政府无法触及每一个村民时，它就通过学校，将行政触角伸到每一个家庭，我把它称之为神经末梢。

我在研究中发现，县中的孩子实际上是贫富差别和城乡差别两个维度叠加构成的连续统一体中的一端，而这一端中的群体又可以再次被划分为“村小的孩子”和“县中的孩子”两个成长阶段。
从村小的孩子到县中的孩子要经历多次大面积的粗筛。在村小就读的孩子，本来就是家庭资本较弱、父母辈已经经过社会筛选后剩下的孩子。在镇中心学校就读初中的孩子，面临城乡分流和普职分流交叠在一起的第二次筛选。最优秀的学生去城市高中；次优学生读本县高中；去不了普高的去本县职中、私立民办高中，或者上“3+2”五年制大专；个别家庭实在无力提供支持且孩子成绩较差的则直接走向社会。
我们今天说的“小镇做题家”，也就是这些从县中走出来的孩子，实际上已经是经历了四轮筛选、跨过了高考这座独木桥的学生。我们通常认为，他们能够走出来，靠的是做题能力，但事实上，做题能力本身就是一种“结果”。

其实国家在农村教育上做了很多工作，但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为什么在社会高速发展、信息越来越通畅、机会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县域学生反而是感觉越来越跟不上趟？问题究竟出在哪？
这几年，我越发觉得，每一种新的甄别筛选，看似是素质教育范畴，其实都是让农村学生文化资源的弱势状态更加凸显。你看现在强调探究式学习、项目式学习，都需要家庭提供很多额外的资源支持。比如说有些城市学校从小学搞手抄报、搞思维导图，中学搞研学旅行，然后高中搞自主研究的项目。农村学生能干啥？
2009年自主招生政策曾引起社会广泛讨论。我一直有一个困惑，自主招生面试到底面试的是什么？筛选材料的时候，谁会入围？钢琴考级的10级，主持人大赛的冠军、新概念作文大赛……钢琴是典型的城市文化的代表，对不对？假如我特别会做饭，能不能替代钢琴十级？我在好多年前就问过这点，也就是说大学在认可什么样的能力？它用什么样理性化的知识来代表学生拥有了这项能力？我这不是恶作剧，而是想把这个问题推到极端，看看事情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可是农村学生本应该捎带手就能养成的谋生能力、生存能力，何曾被大学认可过？大学有没有想过确立一种比如荒野求生的能力，作为需要认定的学生能力？我们在认可学生成就的时候，是不是存在盲点和误区，过分地看重了一些东西，而又不自知地长期忽略了某种东西？
所以我们最终看到的是农村学生进入名校的比例越来越低。这是现代教育系统对城市文化的不断确认和对农村土生土长涵养的能力的漠视。

从字面上来讲，我们稍稍变换一下，超级中学也是越级中学。它的生源好，因此高考成绩比较好，人们就认定它教学质量好，所以它可以越过很多限制性规定来操作。比如说跨地域招生。这些超级中学都坐落在一线或是省会城市，但是它可以面向全省招生。这是明显的，但更不明显的是它可以拿到政府很多额外的资源，叫特色项目、特色建设之类，远远超过生均经费拨款的项目经费，这都可能是别的学校拿不到的。
我不想去责备这些学校，但这里面体现的是什么？是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统筹落空。作为一个省，应该要保证让优质教育资源均衡的分布在全省的城市当中——你不能全集中在省会城市。当它全部集中到一起，就通过超级中学不断挑动了全社会的神经。所以我觉得省级统筹的落空，是过去这些年教育改革的一个失败所在，也是让超级中学可以各条道通吃、不断壮大的原因。
超级中学甚至跟大学接通，在生源输送方面建立了直接通道。大学派招生组去各个省招生，你要是说分布在全省各个中学，它的招生困难重重，谁不愿意超级中学替我把全省的优秀生员全拢到一块，供我挑选？多简单，所以大学在这里是作为共谋者的角色。在自主招生政策的加持之下，二者之间的联系变得非常的紧密，这种紧密程度造成了什么样的教育不公，是我们可以想象的。以前有些省状元会出在哪个县，哪些中学，是不确定的，也不能完全准确的预测，现在还用预测吗？
从这个意义来讲，县中的教育生态，现在也跟城市的教育生态越来越近了。而且如果县里面有好几个高中的话，县政府都是着力于打造其中一所高中，它不会平均地分配。政府在这里面没有起到一个执中者的角色，反而成为共谋者的角色，协力打造了教育领域的学校垄断。

其实有些学生就是晚熟品种，可不可以允许他/她一直到读到初三都没活明白，突然到高中懂事了，很多人是这样的，懂事了就一下子窜上来。过早分流，从制度设计上来讲，它肯定得一刀切，但是任何统一的措施一定要留一些缝隙和口子，让那些突然窜上来的人，能不能在职高读了一年之后，还想去考大学，能不能申请再进普通高中？
以前的职业高中可以考大学，现在职业高中能考的大学非常少。过去20年高校改革都是专科变本科，本科变综合性大学，综合性大学变研究型大学，研究型大学向世界一流大学奔跑，谁屑于招职高毕业生？那不就道路越收越紧，赛道越来越单一。
我们每次都讲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可是拔尖创新人才是很难被计划的，你不知道创新从哪里冒出来，难道创新就不会从职业领域冒出来吗？这就是我们的模式过于的死板和不留任何缝隙。

很多人在学校里都有过不下去的时候，也许老师一个鼓励的眼神就把ta给救了，课堂上答一个问题，全体给ta鼓个掌，就把ta给救了。我访谈过一个县中校长，他很有办法，一个女学生十分低迷，什么也不想干，也不说话，问什么都不说，校长就让班主任组织拔河比赛，全体都得参加，用集体竞争赛性的活动来让这个学生融入，也不凸显她一个人的特殊状态，就这样一个活动把学生给打开了。虽然个中原因还是不清楚，但也许这就是青春。成年人要有真正关心的办法，但不要过多干扰，有些事就自己化解了。
所以我就说，它不一定是个心理问题，如果用尽了教育的手段而无效，再采取心理的手段，但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是教育的手段压根没用，就迅速介入心理学名词，然后基本上就变成了我们都有病。

原来那种人往上走、物质上不断扩张的想象，已经慢慢减弱了。父母对孩子的期待就是你回来我们一起保住现有的状态就够了。对于小康家庭，再像以前那样通过教育，获得阶层跃升的可能性是越来越渺茫的。
一方面，这种观念体现了大家求安求稳的心态，比较保守化，也表明我们社会提供的对冒险的支持比较少了，社会的容错率是越来越降低；另外一方面，是“内卷”又全面下移。
放养式家庭对应的是直升机式的父母——永远盘旋在头顶，密切监视着ta的一切，照顾着ta的一切。
县中的放养——更多的父母是无力，他没有能力和精力来全面的看护孩子，甚至于不在场，在场的时候多半是给他一个手机。很多家长会说我没文化，老师你替我管管，父母在现代教育的这种高要求面前是感到愧疚和退缩的，因为现代教育的话语体系是面向城市生活的。
实际上生活经验早已教会了这些孩子和父母，如何掂量自己手里的筹码，来决定接受多少，给予多少。每个人都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在比较中生活，并且看到自己未来的有限性和最远的边界。

中国的基础教育系统主要考虑的是升学问题。但我从来都觉得每一个阶段的教育不仅仅是为下一个阶段的教育做准备，而是有它自在和自为的目的。
这正是基础教育中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它是为孩子们的整个人生打下基础，也是构成这一段人生的必要组成部分。
那么，什么才是一个好的教育、对人有意义的教育？
我觉得一个是群体的层面，一个是个体的层面。
先从个体的层面来讲，我更喜欢加德纳所说的“多元智能”。高考，考的只是少量的几个智能：语言能力、数理逻辑能力、辨析能力。除了这三种能力，还有很多。动手能力考过吗？发现问题的能力考过吗？很多都没有。
每个人都是有多元智能的综合体，鉴于高考必然只能检验和考核少数几种，其他几种智能也应该在高中阶段有表现的机会，而不是一味轻易地去分等次。这才是真正的“教考分离”。

Many of today’s unhealthy foods were brought to you by Big Tobacco

The Addiction study found that in the decades when the tobacco giants owned the world’s leading food companies, the foods that they sold were far more likely to be hyper-palatable than similar foods not owned by tobacco companies.

They found that tobacco-owned foods were80 percent more likely to contain potent combinations of carbs and sodium that made them hyper-palatable. Tobacco-owned brands were also 29 percent more likely to contain similarly potent combinations of fat and sodium.

These firms had extensive libraries of colors, flavors and additives that they developed for cigarettes, and executives realized they could use these ingredients to make a variety of processed foods.

實在得意嘅一個比喻

笔者反对把一切归因于“文化”，我觉得更多时候，文化是被规则塑造的。这篇文章谨在提醒“传统文化中存在的另一些面貌”。

请注意，但凡叫做“主义”——那就是哲学思辨，就是一种相对“无用的”思辨和学术。而中国有很强的“实用”传统，但不是学术思辨、没有理论构架，仅仅是一种短视的经验感觉。

当然，也有很多古代大儒，反对读书科举做官写八股，这已经很好了——但是，他们也还是没能跳出“实用“的坑。他们认为，读书不是为了考功名，而是为了“立言立德”，为了“文以载道”，读书要“为天地立心、为百姓立命”，要教化百姓，要救民救国……这还是一种“实用”。
只是这种“实用“，比起赤裸裸的读书为了考取功名做官，已经好太多了。

好比今天，即便很多艺术家能独立生存，但是思想上还是渴望被“豢养”——不少人还都要以加入官方协会、官方为荣，好像只有进入协会，才算一种“肯定”。很多人如果没入展、不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不被官方“许可、承认、封赐”，他们都不敢承认自己是书法家。
因为在传统中，被皇权豢养、进入体制内被豢养，才是正统的、最高的荣誉。

社会学的观念告诉我们，如果一个社会现象普遍存在，那就一定不是某个人、几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游戏规则、系统的问题。所以，我们继续追问：造成这些糟糕现象的原因，就会发现另一个传统——愚民、弱民的传统。

呢個系列都唔錯

生活和活着不一样。生活意味着你是有意识地、有相对自主性地活着，你有一定的选择，有一定的喘息的空间。是有意识的去观察。
但是很多年轻人觉得今天不像在生活，或者是假装在生活，只是简单地活着，非常累地活着。如何构造一个生活的状态？这是需要一定努力的。
第二，今天我们舆论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撕裂。我个人觉得造成这种撕裂焦灼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缺乏生活。我们的思考、情感上的波动，都是外界直接灌输给我们的，而不是由日常的经验或是对经验的认真反思形成的。
如果丧失了生活感，丧失了对自己和周边的经验的观察和体会，你就丧失了有机的、很扎实的思考。历史经验证明，最危险的时刻就是这样的时刻，民众没有相对自主的生活感，看不到生活里面具体的矛盾，就会被巨大的恐惧和焦虑所笼罩。

脸可以伪装，身体是很难伪装的。身体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外在的、可以判断的东西。所以我画画基本都是从体型着手，不是从大家普遍认为的从眼神着手。
心理活动多了以后，全部会长到你的体型里去。一个自律的人，他的体型一样会是自律的；一个不管明天死活的人，他的身体也会有很大的变化；一个驼背的人，他应该是比较含蓄的人；一个整天走路腰板倍儿直的人，他可能是一个直率健康的人。

我在做关于保安的研究的时候，刚开始是从访谈中产阶级业主开始的。我发现我跟他们聊恐惧这个话题可以聊很长时间。他们会告诉你，他们害怕儿童拐卖，害怕入室盗窃，担心食品安全、害怕空气污染……他可以说出各种各样害怕的东西。
后来我再去问保安相同的问题。因为他们在防范犯罪的最前线，我就问他们害不害怕犯罪。没有一个人说害怕，他们觉得这个问题很可笑，城市里面太安全了，一年就是偶尔出一些偷电瓶车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一步一步问他们在担忧什么的话，他们可能会承认，他们很害怕失业，害怕老无所依，他们会担心自己生病以后，一家老小没有饭吃。
他们这辈子可能都没有人问过他们担忧什么。我们通常在媒体上听到的这个社会的恐惧，都是来自于中产对生活质量的恐惧。其实还有很多没有被听到的声音，可能是关于更基本的生存的。

为什么越上层越害怕？我想到曾经有有美国的社会学家研究了1990年代的恐怖片，发现那个年代恐怖片的主角全都是白人中产阶级。他们要么在自己家里遇到了可怕的事情，要么就是一家人去小木屋度假遇到了可怕的事情。他认为，恐惧是跟财产捆绑的，成为了一种授予，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恐惧。
所以恐惧可能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们内在真实的担忧，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表达的权力，也就是谁有资格表达恐惧。越往上层的人可能诉说恐惧的种类更多，他诉说恐惧的声音更大。
包括也有研究认为，恐惧成了一种会员制，只有当我属于某种社会阶层，我才有资格表达恐惧，然后我们互相地传递恐惧。通过不停地交流，互相加强自己这种恐惧的表达，以此实现我们的某种要求或诉求，比如中产阶级通过不断表达对犯罪的担忧来实现一些诉求，小区要封闭起来，要有一支非常强壮的保安队伍等等。

我们的生活都是通过一系列的符号、象征组合起来的。在大城市里，我们看到的就是摩天大楼，视觉是被占领的，我们的视觉很忙，但看不到具体的关系，看不到生活的展开。
这样一个“看不到的生活”与恐惧感的增强和泛化肯定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而且是互为强化的。有了恐惧、被恐惧所慑住了之后，你就不愿意打开自己，更想活在一个胶囊里面；这样一来，就更看不到周边的东西。
所以这是一种“盲盒式的生活”，意味着人完全放弃了对生活主动地理解，用一种随机的想象取代了一种比较理性的、基于时间感的、基于经验的预期。

我会想到我们的社会，一方面在事实上是不允许失败，或者说在竞争中不允许失败。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在现实中失败话语又是非常普遍的，比如最早的“屌丝”、“韭菜”、打工人、搬砖人……说这些话的人，他们这种自嘲式的话语，真正的对象是自己，但又借用了一种别的形象来自嘲。所以他们对“失败”的处理是非常微妙的。
杀马特以自黑包装起来，以及被别人包装起来的杀马特背后，可能是这一系列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失败与自嘲话语的开始。

我们怎么看一个陌生人？因为每天发生那么多事，对自己的生活能够怎么形成一套解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先不要分析，不要看这里有什么意义。生活最大的意义就是大部分时间是没有意义的。很多时候，生活的意义是靠长时间的积淀。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它会显出来不同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先给它赋予意义，会扰乱对结果的理解。
怎么样去培养开放式的观察，看到里面人的温情，看到他的纠结，看到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我觉得是很值得学习的一件事。

人造物的维持需要人在其中投入很大的成本，但很多时候，这个维持的过程是不可见的。比如说每天走在路上，地面很干净，很少有人会去想这个地为什么每天都是干净的。但在背后，地面干净是需要有人这里每天擦它。
城市这样一个巨大的人造物，保持电、水、下水道……人的劳动在其中非常重要。但是在巨大的人造物中，产生了折叠，维持者的劳动看不见，最后呈现的只是功能性的结果。对一个城市来说，似乎是折叠性越强越好，一切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被隐藏起来。

饲养员跟动物建立关系，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个体化。真实的互动必然是对某一个个体，而不是对某一个物种。所以饲养员对一群犀鸟有区分。这种区分和个体化，不是熟悉了慢慢看出差别的过程，也不是长期自然互动的结果。这种个体化是一种主动的追求。在个体化过程当中，如果产生了情感，会进一步投入。
具体化也是一种教育的过程。没有具体化的时候，我们对世界的理解都是通过一些大的概念，也就是范畴。蛇是一个范畴。我们人类用范畴来描述世界的时候，是把世界打包，打包这个过程不仅仅是一个信息整理，也是建立意义上的秩序。蛇的范畴产生之后，又会产生很多故事和传说，接着产生艺术形象会。所以在没有具体化前，我们会把蛇跟特定的意义联系起来，比如阴险的、不可知的、有攻击性的。
所以这样的打包显然不是对动物世界的描述，而是对我们自己的生命状态的一种反应。因为我们总在害怕阴险，所以我们找了一个动物，投射了这种意象。然后我们觉得好像只是对世界的一个客观描述，蛇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
怎么样解脱这种打包行为呢？就要靠具体化，甚至每一条蛇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新的理解。

十年前，经常会有碰瓷的现象。所以别人需要帮助时，我们第一反应可能是警惕；十年后，我们讲形成信任，对陌生人取消芥蒂，取消负面性的边界。
现在恶意的碰瓷现象少了，大家对陌生人的警惕弱化了，但是，人与人之间的间隙没有缩小，似乎变得更加无感了。既没有什么威胁，也没有很多温暖，大家是面无表情的共同存在。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如何通过对陌生人的欣赏，让自己内心更加稳定。如何消解内心的恐惧，这对自我稳定和确认非常重要。

我们普通人会碰到很多需要回应的问题，比如什么是亲密关系？什么是爱？什么是信任？这些话题永远没有答案，但是它会追着你去回应。
尽管没有答案，但是你需要一些方式和把手去应对这些问题。理论是个把手，但你光拿在手里是没有用的，你得将把手拿在手里，转动它。把手一定要成为撬动器，只有撬动以后，门才打开。
当你开始撬动生活当中的很多问题之后，光去思考是不够的，你必须要把自己抛入到某种场景里、某种行动、经验过程中。在过程里，你一边体会、观察，同时一边思考。把手不是理论性的，而是操作性的。

中国父母很少有自我叙述的欲望和语言。父母经常会说的是，我们过去很苦，要孩子珍惜现在，不要吃我们的苦。但是他们很少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形成场景化叙述，下一代很难切身了解父母年轻时的想法和变化。
对年轻人来讲，我觉得首先要学会避免丧失自我叙述。自我叙述能力很重要，要培养起来，否则我们的下一代也要承担这种沉默的、但又有无限爱的父母的负担。
当然我们当下父母的不叙述也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我们可以翻相片，听他的叙述，给他们一些把手，激发他们思考、说话、交流。你去想象他们到底怎样去理解自己、理解生活、理解社会，找出他思考里的缝隙，撬动他们来变化。

幾 impressive 嘅觀點，好有一語中的嘅感覺，癡線。但問題係我唔覺得呢個係唯一出路……maybe 我係好少好少數……

這個被專制統治的社會，他有一個很重要的特徵，就是責任轉嫁，專制統治有萬般不好，但他總有一個被人們熱愛的特質所以才那麼可行，那個特質就是他很方便我們推卸責任。政府強迫我們接受統治，政府腐敗專制，所以呢？所以一切的社會問題，都是他們的錯，我們是無辜而眼睛雪亮的百姓，他們是邪惡的統治者。

如果你看歷史，孫中山，毛澤東，誰不是以理想青年出身的，誰不是對民主自由有過期望，誰去到最後不是變成一個軍事獨裁者。
因為大家從人生中都體會到，這群百姓是甚麼回事，容易受騙，容易被煽動，害怕面對真相，對一切事情的判斷都是武斷的，不論是好騙難教，還是理性濫情，都顯示如果跟這群人的意思去做的結果，就是害死大家，陷入互相殘殺，貧窮，冤枉，互不信任以及互相毀滅的悲劇當中。最終你也只有一個答案，那就是要他們服從，凌駕他們的意見，然後指引他們活路，使他們不毀滅自己，而你也不會被一起毀滅，也就是專制統治，是的，我是說理性濫情的人，只適合被專制統治。只有專制統治下，這些人才不會害死自己。

如果你深知社會是理盲的，濫情的，然後這是不可動搖，不可改變的，這個社會會一直的理盲濫情下去，而且無法制止，這些人會聽信謠言，會遭受煽動，然後群眾們正不斷尋找獵巫的獵物，擁有理性與知識的你，隨時會變成他們圍剿的對象，他們會仇恨指出真相的人，他們會濫用一切的機制，貪小便宜，殺雞取卵。
那麼你最後的結論，一個非常理性的結論，就是你知道除了有一群強勢而且相對能夠說話的傢伙，將這些人管起來，讓他們不要生亂，這是保護你自己的最好方法。這些傢伙可能很討厭，專制獨裁，但至少他們能夠受到一定程度的理性指揮，而且他們不做一些毀滅自己的事情。
對，你想到了，這就是一黨專政，是的，專制統治何其不好，但你知道另一個選擇是被一群聽不懂道理的人因為看不懂你做的事情而毀滅你時，只有兩個選擇時，你又能怎樣呢？你只要看中國就懂，不論那邊的社會有一萬個毛病，但經營工廠的人，拍電影的人，創造科技的人，他們可以有機會發展自己的事業，然後得到回報時，部份的自由就是可以付出的成本。他們害怕與討厭專制政府嗎？多少是，但是理性告訴他們，這是兩害取其輕，他們更害怕的是那群巨大理盲濫情的人們失控，一旦失控他們就甚麼都做不起來，甚至會有蘇格拉底的下場。
當這些有才能的人，都相信專制統治雖然難受，但比起理盲的洪流更安全的時候，專制統治就會降臨，而且穩如泰山。理盲的失控，最終就會引致專制的降臨，只因為有才能與理性的人，要先保護自己不被理盲所毀滅。

这样，不超过50元，就能买上三四天的食物，但孙远并没有从中感受到什么乐趣。买来的食物会被塞进冰箱，他的三餐也极不规律，每当饥饿或焦虑来袭，他才会掏出一包食物，扔进微波炉。
说到底，他只是为了温饱罢了。

也有开心买剩菜盲盒的年轻人。比如居住在成都的张茜，她每次买剩菜盲盒都很开心，因为这恰好符合她的消费理念——实用、实惠，以及环保。

他反复强调，虽然已经失业4个月，但还不至于「弹尽粮绝」，积蓄和偶尔接到的私活，让他暂时还能应付生活。买剩菜盲盒更多是因为，「有时会怀疑，食物是不是真的是生活必需品」。
孙远所住的公寓楼下，有东北菜馆、烧烤和麻辣烫店。刚搬来时，他不理解，为什么以网红、明星扎堆著称的百子湾，饮食选择会如此「接地气」，这里离精致繁华的国贸只有5公里，却完美呈现了都市的另一面——到处是晃眼的店铺灯光、地摊类食物，和坐在街边喧闹的食客。
搬家半年后，扬州人孙远才逐渐适应百子湾的饮食体系。在办公室中重复、乏味的工作，让他额外渴望重油重盐和酒精的刺激。去年冬天，他最常做的工作是刷短视频，「看网上流行哪种段子，换个场景，复刻给我们公司的网红」，这让他吃不下清淡的食物，还沉迷于每晚灌下一瓶冰啤酒，「好像就能把对工作的反胃冲下去」。
这已经是他毕业后换的第5份工作，他经历过广告、教培、网红经济几个不同行业，离职原因都大同小异，「太累了」「没意义」「赚不到钱」。离职前，领导提醒他「现在工作难找」，他说「已经考虑好了」，每天做盯着流量数据、复制热梗段子的工作，他累了。
现在，离职第3个月，疲惫感消失，焦虑感升上来。
情绪反馈到生活中，他对食物的欲望越发下降，有时和朋友出去吃饭，「也尝不出特别的美味」，也不想和人交流。合租的厨房太过脏乱，他为此单独买了微波炉，用来加热各处买来的「剩菜盲盒」。
那一个月，他得了两次口腔溃疡。他依靠剩菜盲盒维持生存，但很显然，在生存之上的所需之物，剩菜盲盒并没能给予他。

最近，孙远过了一段吃剩菜盲盒的时间之后，他也想通了，决定在夏日将尽时离开北京。
父母听说他状态不好，支持他先回家待一段时间，「在老一辈眼里，好好吃饭是天大的事，听说我吃不下饭，找工作、结婚、生孩子，他们什么都不催了」，现在唯一牵绊住孙远的是房子，租期还有3个月，提前离开，他要白白赔掉三千多元押金。
他想趁这段时间，再多接些策划、剪辑的短工，攒点休息的本钱。尽管还是没想清楚未来的方向，但能短暂停下，生活骤然变得轻松，「每天滴滴答答倒计时，提醒我找工作的闹钟，终于消失了」。
他能感受到身体正在一点点恢复通畅，好像压在各处的石头，一颗颗滚落。食欲也正在慢慢恢复。孙远不再执着于剩菜盲盒，有时会主动约朋友聚餐，「想在离开前，把想吃的餐厅都打卡一遍」。

The TikTok algorithm is interest based, so it shows content that reflects what viewers have previously watched – whether they engaged with it or not. Within a short space of time, the algorithm can detect their hobbies and interests, sense of humor, fashion style, music tastes, sexual orientation, political views and much more. This personalized viewing experience sounds harmless but it can push users down a rabbit hole that can reinforce negative thoughts and behaviors, and bombard them with content that is not always healthy.
Every time users watch a video on TikTok, dopamine is released in their brains in a way that mimics the effects of drugs and there is not much that can compete with this type of stimulation. Young people are more predisposed to addiction because their brain development is not complete until they reach 25 to 30 years old.
So, is TikTok bad for your brain? A study investigating Douyin, the Chinese equivalent of TikTok found that personalized videos suggested by the algorithm stimulated the brain’s reward centers more than random videos watched by new users. It also found that brain scans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who watched personalized videos had highly activated areas involved in addiction and some users struggled to control their viewing habit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13-year-old teenage girls who used social media for at least two to three hours daily at the start of a 10-year study, and then greatly increased their usage over time, were at a higher risk of suicide as adults. Whereas, for boys, social media use had no obvious effect on their suicidality risk.

How can this happen?——"Research shows that girls and women in general are very relationally attuned and sensitive to interpersonal stressors, and social media is all about relationships," Coyne explained. "At 13, girls are just starting to be ready to handle the darker underbelly of social media, such as 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constant comparisons and cyberbullying. A 13-year-old is probably not developmentally ready for three hours of social media a day."

書生|小小說：觀鯨人

一開始我是遇上了一些麻煩。當我跟船夫稱要租船去觀鯨時，他稱可能會傷害到鯨魚，會犯法。
我不知道他為何要提起法律。這裡的人很古怪，整天都談及法律，彷佛它真的記載了什麼重要或神聖的真理，但當法律像人要拉屎一樣普遍，還要用來每天特別警告每人，這顯得特別滑稽可笑。
我不瞭解法律，也不相信法律，或許我曾經瞭解或真心相信過。只是，如果真要講法律，為何不將鯨魚列為國家安全保護的一部分，再立法設禁船區？這樣做肯定沒有人夠膽觀鯨，畢竟這個地方，只有「國家」是比大海更無遠弗屆，不容微小的人類去挑戰。
當然，我沒有跟船夫談及這些想法，只是從口袋裡拿出幾張大額紙幣，他就跟我爽快地說：「請用船！」似乎在金錢面前，law is nothing, and that's one of the laws here.

我從沒有因傷勢而憐憫牠，因為同情對牠來說是一種侮辱。牠一直在變幻難測的大海中生存至今，一定參與過難以想像的戰鬥。
「儘管牠現在受了很嚴重的傷，但牠仍然是勇敢而自由的。」我心裡是這樣想，必須這樣想。
我喜歡牠的皮色，很久沒有看到這麼黑白分明的紋理。在陸上，所有事物早就變得模糊、顛倒、混濁。

是什麼使牠忽然感到恐懼？明明牠一直都很鎮定堅強。我向牠大喊：「鯨魚啊，你在懼怕什麼？雖然你受傷了，但你不是仍然堅持到現在嗎？難道你想就這樣被撃敗？醒來吧，只要心中自由，哪裡都是可以讓你棲身的海洋，你要無所畏懼，才能克服今次的困難！」
在一次躍出水面之際，我第一次看到牠盯著我，眼神透露著脆弱，但不甘。在落水的一瞬間，浪尖撞撃船身，天搖地動，彷彿天要掉下來。我不禁嚎哭：「我知道這不容易，但鯨魚啊，假如連我們也放棄，從此海謠流傳下來的故事，只會換來別人的嘲笑與不屑。即使今日我們真的要倒下，也要用血濺出永久的日出，留下榮光照耀大地！」
終於，鯨魚平靜下來，再沒有舉動。我知道牠明白了。
伴隨漫長的寂靜，旭日悄悄揚起。我和鯨魚都知道，大家要分離了。也許這是一件好事。離別前，牠浮上水面噴出一道小小的彩虹。
原來大海也不一定是永遠的、無垠無底的鬱藍。

翌日，新聞報導一條鯨魚死了。原因是被觀鯨船的車葉劃傷至死。但我知道，牠不是這條鯨魚。
不幸死去的鯨魚被一堆快樂而無知的人圍觀，其死亡更可能是因為尷尬。所以，有新聞寫道：「鯨落了，只剩一條鯨屍任由圍觀」，這是錯誤的，難道不是打從一開始，他們圍觀的，從來到尾都只是一條鯨屍嗎？
噢，我的鯨魚，別再來這裡了。你屬於更遼闊的海洋與天空。
今夜，在清澈的晚風中，海浪輕輕澆灌著疲憊的鯨魚，一些起伏的夢，也輕輕作著。

一开始我就很清楚，我不能用标准的英语来写，否则你就和别人一样，消失了。

“家”，实际上是自己创造的。在汉语里，我们往往把“家”和“家乡”这两个词混到一块。“家乡”实际上不是你的家，是你父母的家。人长大了，总要有自己的家，你可能到别的地方去了。我想我父母也不会觉得他们的家在山东，虽然那是他们的老家。
家就是家人，家人在哪儿，哪儿就是你家。

我就是一种感觉：每个人生活当中都有个坎，你跳过去了，你就跟别人不一样了。我记得部队里好多人真是聪明，有能力，但是他们就是安安稳地满足于现状。而我是一个不安稳的人，非得跳出去。

他说“我从心底里认为他是个天才”，这样的话可能多少有些夸张，但它对我意义重大。它让我感觉我一点都不比别人差，所以我从来没有这种自卑感。他们觉得你一定会做得好，而且我应该觉得自己应该做的好。但我在国内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老师。我后来对学生们也很好，我总是要求他们要认真，不要把自己写的东西当成“作业”，而是一定要作为一本书，一定要有一种伟大的情绪。
我总是说：你要不把你自己认真看待，谁能认真看待你？一定要有伟大的幻觉。也许你写的作品什么都不是，但是一开始你不能这么想。你得有那种心境，那种情绪，那就继续做下去。高尔基有一句话说得特别智慧，他说一个人才华的发展程度和速度，跟他的雄心成正比。英语说是vision。你真觉得自己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你得有信心跟雄心。我对我的学生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故意弄乱七八糟的，懒懒散散的，这是不行的，一定要认真。

实际上我不可能与过去的生活完全断掉。那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虽然过去可能成为包袱，但也可能成为力量的源泉，这就是我与奈保尔的他的《大河湾》不同的地方。我觉得作为一个人，过去是甩不掉的，他说“把过去踩在脚下”，可是你怎么踩也是甩不掉的。所以怎么能让过去不成为一种负担，而变成一种力量，能够使你的人生的旅程走得更远。我在一首诗里用了一个比喻，“我的过去像裹尸布一样缠着我，但我可以把它剪开，缝一缝，做成一双好鞋，穿起来跟脚”。鞋子可以跟脚，可以让你来方便未来的旅途，这是最重要的。

托尔斯泰也说过，一篇长篇小说应该在开首第一页就要释放一束光线，这种光能牵动小说的前半部份。至于最后一页也必须有一束光线，那道光能牵动小说的下半部份。然后让两束光线相遇。因此最主要的东西都要让它出现在第一页，产生那种创作的冲动。也就是说，第一句话就该接近故事的中心。

乡愁的基础是无知，它像符号已经被编入语言当中了。一提到就容易产生这种情感上的回应。比如我们说“叶落归根”，那不一定是真实的是吧？可总是这么说，很多人就照这样做，因为就变成一个原则了。我想我对这些词有警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是教文学的，我用另一种语言写作，对这些词句就得想，不能随随便便的这样一个词一个句子滑过。
分离的确是一个问题，但真是结合你可能更痛苦。所以有些事情看透就好了。实际上“痛苦”，作为一个人存在这些东西是难免的，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可能以不同形式出现而已。

我很崇拜契诃夫，他的一段话很有名。他说：我们生命只有一回，那是暂短的，所以一个我们要活出一个愉快的，美好的，有意义的生命——cheerful，beautiful and meaningful，这是很简单却很智慧的话。
我现在的心态就是不等了，因为等到最后你根本不知道你在等什么。其实你等不及，生活也等不起。一个国家你能等得起吗？等不起的。

之前喺知乎度睇到相關嘅搬運，確實幾貼切嘅一個比喻

The fact that ChatGPT rephrases material from the Web instead of quoting it word for word makes it seem like a student expressing ideas in her own words, rather than simply regurgitating what she’s read; it creates the illusion that ChatGPT understands the material. In human students, rote memorization isn’t an indicator of genuine learning, so ChatGPT’s inability to produce exact quotes from Web pages is precisely what makes us think that it has learned something. When we’re dealing with sequences of words, lossy compression looks smarter than lossless compression.

If the output of ChatGPT isn’t good enough for GPT-4, we might take that as an indicator that it’s not good enough for us, either. Conversely, if a model starts generating text so good that it can be used to train new models, then that should give us confidence in the quality of that text. (I suspect that such an outcome would require a major breakthrough in the techniques used to build these models.) If and when we start seeing models producing output that’s as good as their input, then the analogy of lossy compression will no longer be applicable.

In the meantime, it’s reasonable to ask, What use is there in having something that rephrases the Web? If we were losing our access to the Internet forever and had to store a copy on a private server with limited space, a large language model like ChatGPT might be a good solution, assuming that it could be kept from fabricating. But we aren’t losing our access to the Internet. So just how much use is a blurry JPEG, when you still have the original?

well，道理係幾有道理嘅，只不過，人會懶，且有時候我哋其實並唔係咁想知道咁具體詳細準確。so，工具就算冇咁好，都一樣好多人會用。但有幾大程度可以係一個trend？我深深地表示懷疑

第日，都想寫類似嘅文章 or 書

父親記恩，每次放假都會回澳門找師傅。在朋友介紹下認識了我媽。他揚了一下眉，說算是一見鍾情，經常坐船過來找她。那時候的愛情很簡單，即便隔了個海，也沒想過放棄，「她又OK，沒有說不happy。」兩人就註冊了。
他一直想把我媽帶去香港，可她不喜歡香港的節奏，他也不想回澳門，賺少一點不甘心。兩人決定分隔兩地，周末才見面，這樣不用委屈任何一方，皆大歡喜。然而事實證明，這是最不好的決定——那是爸的罪、媽的恨的開始。

回來以後，也許是往外衝的那團火早就滅了，父親甘於平淡。又或者說，當年的大運和機遇已經過了，也再沒有來過，他沒有別的出路了。於是，他自己創造命運，開始賭了。

我問父親，賭有什麼吸引力？他說不知道，憨居居。賭到後面，面對贏輸都麻木了，「是沒有目的的。」他後來領悟出來：賭錢是一種癮，贏錢只是一個過程，真正要的是興奮刺激的虛無。
後來他戒賭以後，休息無聊會去看別人賭，「那些外省人下來賭百家樂，未開牌之前好開心，不得了。一分鐘前笑到、個人happy到不得了那種⋯⋯」他窮盡詞匯去形容。「但牌一開之後，整個人立即收聲，站在那邊，出不了聲。再來一局又是這樣。」他語帶可惜地歎氣，「賭錢好邪的。」
我知道，因為他已經完全離開那個群體，所以現在能完全以旁觀者的姿態、超脫地回看賭錢這件事。現在進去賭場，他看看就會走，不會落注。「就算好有把握贏：99%，我都可以控制得到完全不賭。」他是真的修心養性。

賭係一種癮，一種刺激；本質上同其他癮冇乜唔同，比如打機之類，不過，因爲涉及到金錢，呢種刺激就會更大同更容易越踩越深失去理智

好彩嘅係，記者嘅父親都算幸運，因爲一場颱風天鴿，有咗轉機

後來澳門天鴿，報紙說屠場招人，一天只上兩小時，有9000元一個月，他就去了。每天四點半，城市都還在睡，他就要起來，五點回到屠場，七點下班。每年他都說辛苦，再做兩個月就不做了；結果六年了，都還在做。
屠房地方很大，工作的不止50人。一人一個崗位，原子化地工作；每天400隻豬，機械式地死亡。之前看過一些影片，說豬是怎樣「人道地」被宰——豬送上輸送帶後，兩塊電極板會夾住牠們的頭，一通電就暈過去，再滾去放血，全程快速、無痛。但豬聰明，牠聽見前面的同伴在吵、尖叫，便知道自己要死。有些會逃命，跑到父親那邊，但他救不了牠。
接下來便是一場腥風血雨。這邊是以人手電擊。有時候豬沒徹底暈過去，放血時會一直在跳。目暏生命的死亡，父親說是很慘，但他還是會吃豬，「那些是畜牲來的。」他說。
徹底死了的豬，會被拿到機器裡高速脫毛，摘掉內臟再過水池洗乾淨。父親負責把鈎插進豬腳筋裡，把水池的豬送上運輸鏈。豬一隻不止200公斤，我說，你手會勞損。他說做久了，開始懂得借力：把豬放深水一點，鈎子一下插進去，再利用水池的浮力把豬送上去。父親說服我，這個崗位算是最輕鬆。有次，他做得腰疼，但不知道為什麼，回到屠場把豬吊來吊去，腰就不痛了。他說，上班像在健身，多爽。豬就是他的啞鈴。
五年了，從進去的第一天開始，他就從沒有賭過。我很想知道，「為什麼進了屠場就不去賭了呢？」他也不知道，「沒人教沒人講，自動看透。」
我想起早前一個受訪者。他在80歲那年，早上吃過最後一根煙，就把幾十年的煙癮戒了。我問他難不難，他說一點都不，根本上就是心癮。後來父親說，可能賺的都是血汗錢，捨不得賭；從此看電影成了他唯一嗜好。
我說，那是豬的血、你的汗；屠房殺了豬，救了你。他說不是，是天鴿救了我。

「那不考警察，還可以考出入境和海關之類的啊？」他語重心長，「你這個年紀就要搏殺，多揾錢，不要浪費青春。」我敷衍地點點頭。我知道，他疼我，不想我老來沒錢，像他一樣。
這次回來，除了發現父親白髮長了很多，還感到他很愛追悔過往：如果當年有買到那個舖位，現在都值千幾萬，收租三四萬，發達了；如果當年沒賭錢，現在也不會這麼可憐。我媽聽見就會挖苦他，「說來有什麼用啊？你整輩子就是這樣，沒膽子，只會後悔。」我和姐姐嘗試調停，過去的事就不要提了。父親打斷我倆，「不是啊，她說得對啊，她就真的目光遠大。」突然為老婆護航。
他總是覺得自己是人生失敗者，拒絕一切誇獎。比如他能左手拿筆，右手拿筷子吃飯。我誇他，左右開弓的人都很犀利。他馬上反駁，「犀什麼利，我簡直是失敗者。」他不習慣被人讚，謙虛到卑微。我聽說過，幽默調侃，其實是安撫自己傷痛的一種方法。
他為什麼卑微呢？因為一無所有。活到這個年紀，什麼都沒有，要重新來過。但是因為屠房，讓他重新存了一筆退休的錢。

卓別林說，人生近看是悲劇，遠看是喜劇。我覺得，父親已經能將過去的事情和痛苦慢慢咀嚼，接受自己的一無所有。但有一件事，他仍然無法釋懷。
「你之前不是開過一家燒味店嗎？」「哪有開？」他否認一個事實。「你騙誰？」「那不算是一盤生意，只是過過老闆癮而已。」
他曾經開過一家燒味店，自己當老闆。店在橫街裡，人流不多，做的都是街坊生意。後來不知道為什麼就關掉了。現在每次談到他都不想提——比起成為賭徒，他更不想提到這件事。他表情很沮喪。我不知道為什麼。
父親轉過來問我幾時走，但我也正值迷惘：不知道，可能遲一點吧，多寫一些文章先。他淡淡說，「那你訪問我吧，寫我也行啊！一個失落的油雞佬的故事。」我說：「好。」但我知道，文章最後有沒有寫出來根本不重要。他要的是像賭錢一樣，是過程，一個人聽他講話的過程。

每個人都有自己嘅意難平，甚至去到要否認件事先冇咁痛。所以，如果有乜嘢要做嘅話，就大膽去做啦！

有位讀者都噉樣評論：「人生啊！
年輕時又(有)精力沒有智慧，到處闖卻沒有累積
老年時有智慧卻沒有精力，只剩下遺憾」

巖村整理調查結果，自從2003年的著作《變化中的家庭，變化中的飯桌—現實破壞銷售戰略的常識》開始，每幾年就出版對於普通讀者的單行本。05年的《現代家族的誕生—幻想系家族論的死亡》、07年的《普通家庭最可怕—徹底調查！破滅中的日本飯桌》、17年的《遺憾“和食”有原因：通過照片看日本飯桌的現在》等，我幾乎每本都看過。
那些書的標題，乍看煽動性很高，但是每次讀完內容以後都讓人覺得：確實有必要提高警惕，因為那些中產階級以上的日本主婦所記錄的飲食生活，貧乏到出乎人家的意料。叫人納悶的是，那些家庭飲食之貧乏，並不是經濟困難所致。反之，許許多多的家庭主婦不願意去買菜回來下廚做飯給家人吃。她們寧願打開錢包叫孩子們去附近的超市、便利店買自己想吃的東西。所以，不少家庭的飯桌上，每天的早飯、午飯、晚飯都會出現塑料袋裝的麪包啦、蛋糕啦、便當等等，由塑料瓶裝的綠茶、紅茶、麥茶、汽水陪伴着。
那些飯桌的照片實在令人覺得寂寞！不僅他們吃的是買來的現成品，而且在“尊重個人意願”的美名下，即使同一時間在同一張飯桌上吃飯，吃的內容都不一樣，顯然家庭成員之間的對話、溝通也不會有了。巖村著作的標題中，家庭一詞往往跟“破滅、死亡”等詞一起出現是有原因的。

從“食DRIVE”一開始，調查結果就顯示出：日本父親經常不在家吃飯。我估計，其實很多日本母親不想動手做飯的原因之一，大概也就是丈夫不回家來吃飯。然後在2010年代的調查中，巖村就發現，在一些家庭的飯桌照片中，連“爸爸的椅子”都開始消失了。問其原因，受訪者異口同聲地説：他反正很少跟家人一起吃飯；若在家的話，讓他先等別人吃完飯就是了。然後，最近出版的一本書裏巖村就寫到：部分日本丈夫，在回家的路上去便利店買自己要吃的食品和要喝的飲料，回到家就直接去自己的卧房，在牀上半躺着，看電視或玩電腦的同時，一個人吃喝。
那些男人，經過多年來跟妻小分開生活的結果，就是家庭關係淡泊到幾乎消失。當初是父親/丈夫缺席，後來是他的椅子也從家中消失，最後是他索性在自己的卧房裏躲起來。只要每月給夠生活費，法律上的家庭關係會持續下去。但如果收入不多，多數妻子早晚會考慮離婚。根據巖村的調查，十年後，二成婚姻早已破滅。在這種家庭裏，長大後的孩子們也很少回來見父母。而再回看，在這種家庭，早期都沒有過反映出温暖關係的飯桌。

这一段生命历程完全可以用时间与金钱量化，浮现出一张五颜六色又严格遵循计算法则的数据图。基于北京的生活成本和工作强度，周围的快递员、送餐员的平均工资是7000元。每月工作26天，日薪就是270元；除去准备工作和往来各小区的两个小时，每天派件九小时，平均每小时产出30元，即每分钟0.5元。他派一个快件平均拿到2元，每四分钟派出一个快件才不至于亏本。
“渐渐地，我习惯了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待问题，用成本的眼光看待时间。”胡安焉写道，“吃一顿午饭要花二十分钟——其中十分钟用于等餐——时间成本就是10元，假如一份盖浇饭卖15元，加起来就是25元，这对我来说太奢侈了！”
所以，胡安焉经常不吃午饭。小便成本1元，早上他几乎不喝水；客户没接电话，那么0.5元打了水漂。休息、思考、波折都会直接影响他的生计。对快递员来说，小区环境再优美，只要不允许快递车进去就不友好。他得拉板车走进去派件，效率降低得触目惊心。

漫画社播下的种子发芽了。艺术让他察觉世界是多元的，并不完全像自己一直认为的“只能如此”，有些不同的价值比较纯粹、理想、有意义。虚无感越强烈，他就越认为文艺值得投入。即便他继续努力挣钱，走着理所应当的人生道路，纷争也继续侵蚀生命，使他畏惧别人，只想躲起来投入文学艺术。他想一直写下去，写到死为止。
胡安焉如今认为这样的态度不免幼稚和自欺欺人，但那份痛苦非常真实。从2009年开始，他为表达自己而写作。早期作品不忍卒读，语言僵硬，为特定效果而刻意为之，好处是诚实。羞愧感也慢慢地消退了。

作家们的经历、文学的流变，作品对消费主义、人生价值的描述，一切都是共鸣。他们表现的内容，他感受过；他曾经面对的困惑，作家们也面对过。他们没提供答案，但他知道自己不再孤独。他获得安慰，就可能远离茫然与迷失。

他与父母的关系近乎礼尚往来。他写作，他们不了解；他结婚，他们也不知道。家庭对他的期望大体是安分守己。
做体力工作时，胡安焉全无读书的心情，没办法真正地写点什么。近八年里，他都尽力捕捉碎片时间，用手机快速记录下所思所想。他非常希望放松下来。真正令他坚持写作的，就是最早的脱产写作留下的积累。
胡安焉尽量用平静的态度面对生活，若干次做出旁人难以理解的选择。他回答过很多次关于写长篇小说的问题，回答到心虚。他构思着独白一般的文本，“介乎生活和生存之间的图景”。他希望不只写自己的经历，而要写出更复杂、丰富的虚构文本。
这是他在写作上的进取心。他倾向于消解日常的某些沉重感。他有时很幽默，时不时带着不大过分的嘲讽，在小说里写出长日将近时的漫游。私下，他会跟熟悉的朋友贫嘴。他喜欢漫画也从事过漫画工作，还从厚厚一沓老挂历上裁下来空白的部分，打印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装订成册。
他从事快递工作的最后一段时间，品骏快递确定解散，他要送的快件少了许多，放松降临了。节奏慢了，他认真地打量往日匆匆经过的地方。那些场所好像初次相见，又像模糊的景色突然变清晰。下班后，他竟然把书拾起来了，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都是他从前读过但没读下来的。他已经几年没读费力气的书了。

so sad, that's true. Not coming back.

回顧一下十步法

1.承認錯誤，不要浪費時間為自己辯護，繼續前進。
2.注意別人的語言和行為，時刻保持批判性的思考。
3.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4.明確自己的個性和自我肯定自己的身份。
5.尊重正義的權威，抵制不公義的權力。
6.平衡公眾和對你及自己對自己的期望。
7. 保持警惕：注意思想是如何表達的。
8.考慮時間層次 – 思考現在的決策對日後產生的後果。
9.不要因為安全感而犧牲別人的自由，例如反恐戰爭導致許多人的自由受到限制。
10.反對不公平的制度，要做一個通風報訊的人，對不公義作出反抗。

標準答案

三十多年以前，我回台灣住在一位朋友家時，看到他就讀小學的女兒在寫實驗報告，那個實驗是要學生了解蠟燭的粗細與蠟燭的所產生的亮度無關。因為那個小女孩長得很可愛，所以我就坐在她的書桌旁，看著她寫那份報告。那個實驗報告是以問答題的方式來進行，第一題是問學生是用哪兩種蠟燭來做實驗，…

我當時天真的想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教育時機，於是我去找一根普通的白蠟燭及一根細小的生日蛋糕上的蠟燭，將那兩根蠟燭的燈蕊先弄的一樣長，然後在她前面將那兩根蠟燭點燃，讓她親自去觀察哪根蠟燭較亮，因為那兩隻燈蕊不一樣粗，所以很自然的可以看出白蠟燭比較亮。我又將細小蠟燭的燈蕊拉長，再點燃之後就可以看出小蠟燭比較亮了。做完這簡短的實驗後，她似乎很興奮，因為她沒有想到同樣的蠟燭竟可以有不同的亮度。
我讓她將她所看到現象寫到實驗報告裡去，她有些遲疑，我問她為什麼不願意將所觀察到的現象寫在作業簿上？
「老師會生氣，因為那不是標準答案。」她說。
我當時聽了之後，楞了好一陣子才回過神來，原來那裏不是美國，考試及習題都是有「標準答案」的。

從那之後，我才了解到，在學校裡最重要的是學如何思考，而不是背誦。人生所遇到的難題，並不是全有「標準答案」，成功的人與平凡的人所遇到問題大致相同，所差的是解決問題的方法，而那些方法，正是因為對事情的考慮不同，而造成的結果。
人生是沒有「標準答案」的。

但我想講，其實唔係終點，而係開端。我哋次次都聽到話，已經最差，唔可以再褪，似乎機會就喺眼前，冇咗就徹底死晒。呢個唔係真嘅，有好多嘢都冇可能一蹴而就，失敗一次唔代表永遠失敗，即使帶住傷口，我哋都唔好絕望，保留一點一滴嘅元氣，我信下一次機會唔會太遲

我以為她都是開心，可回去路上，她嘆口氣說：「我覺得好難受，我都不知道我原來很難受。很多在別處那麼尋常的東西，我們都被剝奪了。」我想起我們最初認識的那些年，很多東西回憶起來才發現已經不見了，比如她愛帶我去的Hidden Agenda，比如佔中有天她借給我卻被我丟了的外衫。我們都低頭隱入生活，以為失去的僅僅是青春，是每一代人成長的必然。但「失去」也許是一個錯誤的選詞，不但以前相信的、熱愛的不見了，替代這一切的是硬塞給你、難以下嚥的今天，更不想提再往前那近乎絕望的未来。

鄰近假期結束，她愈發不捨。我很久沒去內地生活和工作過，只能努力理解那種拒絕和恐懼。那不是享受了所謂「小清新」後要回去朝九晚五的忙碌，而是重新呼吸到新鮮空氣後又要窒息。但，總是要回去的，臨走前她在instagram的照片配文說，此行才知道自己長久以來受到了很大的創傷，但知道好過不知道，要開始慢慢療傷。

T向來對聲音敏感，我於是問：「你有沒有聽到奇怪的音效？」
他點頭，解釋：「那是，那是催淚彈打向學生的聲音，是人群呼喊四散的聲音！那音質聽得出是現場錄製的⋯⋯」話音未落，他鼻頭發酸，眼淚扑面，整個人向後仰。我們在空間又坐了一陣子，等他平靜，才起身。
「對不起，我都沒想到我的情緒反應這麼大。就是在回答你問題的那一瞬間，彷彿一切都回去了2019年，熱、濕、口罩粘著口無法呼吸，煙霧，水槍射過來藍色的水，年輕的學生⋯⋯再聽，那段音效已經不見，仿佛是我的幻觉。」
T去年搬離香港。他本是頑固派，怎麼勸也不願意走，問他為什麼，他會給一個乍聽上去很理想主義的說法：「我想看看歷史的現場。」但我知道那是真的。他不愛流露感情，不會說「愛香港」這樣的話，但他和這城羈絆很深。這些年，他一半的人生都在街上，直到不能再上街；另一半寄託是和朋友守望相助，直到朋友或被趕走、或是移民。等到他至好的公務員朋友都用腳投票，放棄高薪工作，走落英國，他發現又愛又恨的香港被壓縮成了一個空殼，人最好待在家裡，除了搵食哪也別去，像他這樣愛打抱不平的性格，出去早晚出事。
決定要走前，他躲在新舊港產片看香港。他說近些年的港產片裡其實有很多導演暗插進去的細節，例如對抗現場錄製的聲音，例如抗爭者眼見即明的標誌建築。「大家心領神會，但也不要講出來，《國安法》和《電檢》高壓之下，講出來就是害人。」

不久後，T加入一家州立大學的政治PTSD研究治療實驗小組，病友中沒有人經歷過這些年的香港，多是從中東回家的美國老兵、來自加勒比和中南美洲的移工、還有被種族歧視傷害的少數族裔，人類的苦難匯聚一起，這多少讓他有些釋懷，「原來我們這個時代到處就是痛苦，我並不比人多一些，倒也沒有一蹶不振的理由了。」

我說本想著回去要多見見朋友，但每次回去，都很壓抑。明明香港那麼方便，見人哪有北美這麼麻煩，可就是會自閉，也不願意在社交網路發相片。巴塞爾的時候，我半個社交網絡的朋友都在香港，看他們刷香港恢復正常，刷在香港看《悲情城市》的各種感悟，刷在港九聚會飲酒的照片，刷在會展看秀或展覽自己作品的影像，我只覺得難受，好像那種歡樂像是從另一個未來傳送過來的全息影像，不然它是假的，不然我是。
L當時也在香港，他是盛名在外的藝術家，但他一張相也沒有發，一句話也沒有post，他的解釋讓我忽然明白自己的糾結：「就是生氣，也有guilt。我不想加入這個重返正常，哪裡正常了！但是買機票飛返，共襄盛舉，就是被動加入了美麗新香港這個宣傳敘事，證明那是真的，但那不是真的！」

既然提到《人選之人》，就睇下啦

而選舉期間，最令我感到成就的，是能參與選戰議題的研擬，將抽象的概念轉化為具體的市政願景，融合候選人的理念，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案，且制定出可行的政策措施。親眼目睹這些努力逐漸實現，內心的澎湃難以言喻。
這段選舉經驗深深影響了我對議題的看法，同時培養自身對社會公益和公共事務的熱情，更深刻地體會到政治決策的複雜性和關鍵性——面對問題時，並非一味的指責，而是思考是否有更佳的解方。

決策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有價值觀碰撞的難題。曾經有個前輩跟我說：「幕僚所做的一切，無論結果是正面還是負面，最終都是老闆要負責。」這句話我一直牢記在心，也對其深感警示。我認為這是最基本的工作倫理，幕僚們的行為舉止都與老闆密切相關。如果自己的價值觀與老闆的要求相左，可以選擇離開，而不是將別人的政治生涯作為滿足自身價值追求的犧牲品。
然而，這並不代表助理們不能為自己的理念發聲。如果今天所屬黨派的制度出現嚴重的理念偏差，當面臨更重要的社會公益時，我們仍然可以透過媒體投書、連署聲明等方式，讓「掌握實權的大人」理解事情的嚴重性，表達我們對政黨的意見。這是為了追求更高目標而進行的行動，同時也是我們堅守自身原則的方式。

政治工作充斥著利益衝突、權謀角力和人性的陰暗面。在利益、權力和現實多方的限制下，主管們做出的決定通常是不符合道德標準和理想主義的，更多是「以大局為重」。
政治並非僅僅關乎選舉勝利與失敗，但對勝選的渴望膨脹過度時，掌權者對於人品道德的判斷、公私事務的界線、公共議題的衡量等各方面的認知會變得模糊不清，甚至與理念相背離。這也可能是他們真正的本質。畢竟權力就像魔藥，使人們內心最深處的面貌浮現出來。
政治的複雜和真假難辨，使得選民甚至連助理們都會感到困惑，對於掌權者的動機和行為充滿疑問。然而，正是這些曝光出來的陰暗面，提醒著我們要保有思辨能力，謹記道德標準和公共利益。在政治的迷霧中，有時還是需要懷抱著公平和正義的火炬，只有如此，才能繼續前行。

但我蠻喜歡劇裡大量安排車上談話、思辨的情節，真實且精準地捕捉到「政治人物就是被行程綁架的生物」。選舉期間的候選人的行程總是會塞到不能再塞，每一天都被活動和會議充斥，只有在車上的移動時間可以稍微喘息，展露疲態，或者碎念幾句、交待吩咐工作。
「車」與「停車場」，都是公路電影的元素，實際上《人選之人》確實某個程度上也是一部公路影集。在車上發生的一切，如此自然又隱密，車上空間不只寫實摹寫了政治人物的生活，隱喻了政治工作與大選的「旅程」，更讓故事情節得以開展，這是我認為這部戲最精準寫實的部份。
當然，這樣的職業經驗並非每個人都能夠體驗到，只有當你身處政治舞台高位，才能真正理解這種被行程綁架的生活。

所以有人問我，點睇經濟，會唔會變好。我就唔點想答，就算變好，都唔係我哋賺多咗

One factor in Americans' pessimistic view of the economy is partisanship. A study published in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in May 2023 concluded that "partisan bias exert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survey measures" of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this influence is "this bias is increasing substantially over time."

Another piece to the puzzle is that millions of Americans are mired in low-paying jobs, struggling to make ends meet, and watching the fruits of their labor get funneled to wealthy CEOs and investors.

Investors include members of the public, but most stock is owned by the already wealthy. According to a 2019 study by the Federal Reserve, less than half of all households own any stock at all. The study found that, for corporate equities and mutual funds, the richest 1% of households hold 53.8% of all stock. Meanwhile, the bottom 90% of households own just 11% of all stock. So stock buybacks are essentially a transfer of wealth, created by labor, to to richest Americans.

The fact that many American companies are paying paltry wages to workers while lavishing cash on top executives and investors is no happenstance. It's a policy cho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have a tax and regulatory environment that rewards that behavior. We can decide to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or change it.

冇諗到而家嘅「雞肉盛世」源自一次訂單出錯，真估你唔到

不過就算冇雞，都會有其他代替，呢個趨勢我相信唔會變——食更多肉、基因種、工廠式生產……仲有最後嘅人造肉，希望有一日可以實現到

Although a coal plant, a hotel, chocolate stores, a movie and an airport expansion don’t seem like efforts to combat global warming, nothing prevented the governments that funded them from reporting them as such to the United Nations and counting them toward their giving total.
In doing so, they broke no rules. That's because the pledge came with no official guidelines for what activities count as climate finance. Though some organizations have developed their own standards, the lack of a uniform system of accountability has allowed countries to make up their own. The U.N. Climate Change secretariat told Reuters it is up to the countries themselves to decide whether to impose uniform standards. Developed nations have resisted doing so.

大農與中農通常具備較佳的經營管理能力與資源，例如能建置完善的儲水灌溉系統，因而農業收入雖受到降雨衝擊，但下降程度不大。
小農在一般情況下，靠著耕作小規模農地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但相對缺乏其他替代收入，一旦面臨降雨衝擊，收入反而下降最多。
無自耕地的農民類似臺灣租地耕作的佃農，在農作收入較不穩定的情況下，已習慣兼差非農業工作貼補家用，比方投入村莊附近的建築營造工作。因此，在面對降雨衝擊時，較能迅速調整工作型態，收入下降程度比小農低。

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向來是做研究應秉持的原則。莊雅婷在進行量化分析時，也輔以工作坊、現地訪談等方法，過程中不僅獲得許多設立假說的靈感，更能得到深入剖析社會現象的觀點。
在印度進行田野調查時，恰巧其他印度研究團隊也在同一區域進行農民收入調查，兩方同時觀察到：當時年不佳時，大農地主通常以低於平時的工資雇用農民。
印度研究團隊認為，這是大農地主趁機剝削受雇農民，但莊雅婷在訪談農民後卻得到完全相反的答案。
原來這是地區社群的互助默契，大農地主在乾旱或澇災時提供工作機會，受雇農民也願意在農作欠收時降低工資，彼此相互體諒、一起度小月。
如何不帶偏見探討現象背後的成因，是莊雅婷走入田野時經常自我提醒的一點。

幾 interesting 嘅結果，調查嘅話有得問要問，唔好自己落判斷

因著生命中的種種機緣，莊雅婷將研究能量聚焦在環境、貧窮及性別等具公益性的議題上，隻身前往東南亞多國農村進行研究，這不僅要抱持不怕困難的勇氣，更培養出因地制宜的反應力。
要在人生地不熟的異國做研究並不容易，需要與熟悉當地生態的「地頭蛇」建立良好關係，再經由他們連結在地人脈，讓農民願意暫時放下手邊工作來配合訪談。
莊雅婷曾遇到一位退休的老先生願意不收分文擔任翻譯，只因得知有遠自臺灣來的朋友，想要傾聽這群無名小農的故事。
一路走來並非總是一帆風順，但喜歡與人交流的莊雅婷牢記每一次與受訪者互動的美好經驗。對研究的熱情、人們釋出的善意，使她面對各種艱難挑戰時，得以發揮超強耐力，更是疲憊至極時「滿血復活」的最佳養分。

MSN

the-war-on-poverty-is-over-rich-people-won

It’s different because it’s so unnecessary. We have so many resources. Our tolerance for poverty is very high, much higher than it is in other parts of the developed world. I don’t know if it’s a belief, a cliché, or a myth. You see a homeless person in Los Angeles; an American says, What did that person do? You see a homeless person in France; a French person says, What did the state do? How did the state fail them?

You have no choice, you get screwed. Are poor renters being overcharged for housing? There’s really strong evidence that the answer is yes, because they have no other choice. They’re shut out of homeownership. They’re shut out of public housing, because the waiting lists are stretching into the years, even into the decades. They’re shut out of other kinds of housing assistance, because only one in four families that qualify for them receive any kind of help. So they have to take the best of bad options. They rent at the bottom of the market and still fork over enormous chunks of their income.

There’s this idea that the CTC didn’t gain popularity because it was pitched, marketed, and reported on as an anti-poverty project. That it didn’t poll well. The lesson was: Let’s pitch it differently. For me, that’s not the lesson. The lesson is How do we change common sense? It is time to push back against these old, tired, boring debates: Can we afford the CTC? I just feel like that question is deeply dishonest and even immoral. We can clearly afford it if we had real tax enforcement that made sure that the richest among us paid the taxes they owed. This isn’t just talk.

张鸣：佳士工人运动五周年—-走向分化的年轻毛左，后继无人的佳士路线？

唔經唔覺，就已經五年過去。當時覺得可惜，而家……都幾難過。都安全嘅，但，安全有乜用？

去年曾参加过去年江浙地区“反独立学院转设职业本科运动“的毛左派学生王同学虽然已经淡出相关群组的活动，但他对前文所提到的毛左圈内各方的观点都有自己的保留意见：”当时声援团求助于外媒和自由派扩大舆论影响是正确的，虽然从主观上看，资产阶级自由派媒体和组织的介入主要是延续他们一贯的反对当局的倾向，而不会真的是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但是客观上对中国劳工受残酷剥削的状况确实会起到一定的监督和冲击作用。改开以来中国的这些爆发社会矛盾的事件，无一不是因为‘闹大了’才得到至少表面上的解决。憋着不说话只能让掌握权力的施暴者更加肆无忌惮。只有搅动社会舆论，才会让当局感到压力，才会做出可能的让步。至于‘毁灭性打击’也谈不上。只是打掉了几个网站，打掉了几个社团，化整为零后并没有对每个人追究到底，就像我本人因去年参与维权据说也上了什么名单，但是一直以来什么麻烦都没有找上我，兵检政审也没告知我有什么问题。”，王同学说，“不过当时运动没有真正深入工人的问题我想是存在的，很多人是千里迢迢从北京南京的顶级高校赶到深圳，而且中国工人阶级意识目前的发展状况无法支撑这样的运动。中国是小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的汪洋大海，即便在经历疫情三年后，还是有数不胜数的人抱有着拼命打工苦几年、赚钱后自己开小店的幻想，也就是不去反对剥削制度，而是想着靠个人奋斗最终挤进剥削者的行列，至少也是自己掌握生产资料从而在表面上使自己既不剥削别人也不被人剥削，意识到唯有推翻整个剥削制度才能争得解放的人太少。也就是说确实是存在形势未到、力量不足的问题。”

so sad but true，似乎，經過太多次磨難之後，就只會向內求，自己過得好就算

回到家后，我看着家里新买的意大利产奥利维蒂打字机，突然产生了巨大的恐惧，它是否有一个黑匣子，记录了我所有敲过的字？那底部的铭牌和有些缺陷的F键，会不会成为之后定我罪的证据？我为什么这么懒惰，能用纸笔的一切工作却要使用打字机？！尽管我曾是那么喜欢它的触感，排了许久的队才抢到的。
我把它从桌上抬下，装到了箱子里放入衣柜。我从未有如此痛恨过现代工业产品，痛恨这个一切行动都会留下痕迹的时代。

是的，我的小腹隐隐作痛。但这种痛不比我不能说话的痛。我本没有资格参与这一切，在我家庭周围，没有哪个孩子是读书到这个程度的。但来到西柏林读书不过一年出头，我已经见过这场风暴将我昨日的世界撕成碎片：仍然存在战争，工人扔下他们的工具走上街头，振声要求待遇。学生也是，我坐在寥寥数人的教室里感到错愕：他们都去做什么了？然后我上了街，我是在那里才开始反思我自己的：我曾经不仅不能说话，甚至不能为这种“不能说话”而反抗。

过去的文稿是一点都不能被发现的。我手写稿子，墨水深深洇过纸张，我引以为傲的东西现在成为累赘。焚书怎么会这么困难，历史上的暴君是怎么烧得干净的？是不是因为他们抹杀的是别人？如果要自焚，是很难铲除的，你很难把自己的生活清理干净。就像线头，你抽出来便直到这件衣衫完全毁掉才会停手，不然是不可能理顺的。现在留恋不是关键，你要做的是最好快些忘掉。“你要换个名字”，有人跟我这么说，我甚至不敢在这里重述朋友们的名字。“以及暂时不要联系TA们，因为信件会被截断。”

忘掉的话就不会说漏嘴，这简直是最让人安心的办法。我此时还在写的日记像个自欺欺人的笑话。
这样自发的、直觉性的写作也不能留么？我翻看稿子，生出这唯一的念头。再往下想深一层，我的身份也不能留么？我是谁？我向人家作自我介绍时已不知该挑哪一个名字。
我们的确不过在做直抒胸臆的事情，但怎么会，连灵魂也不敢再相信这副身体？

从报纸上得知再次发生了骇人的事情。
无论做什么，受伤是在所难免的……恐惧在我脑后生出牙齿。恐惧每一次啃咬我的时候，我就想姐姐的脸，想小时候的她住在隔壁却常跑来牵我的手，将我从长女的责任里解放出去一个下午，在沙地上画画，叫我不可停止对自由世界的想象。我也会想起佐伊，我志同道合的、风风火火的亲友，她几乎不对自己产生怀疑，只有一次因为同性恋身份而被父亲甩巴掌之后来我面前痛哭。还有那些去羁押所里走过一遭的朋友们对我说的，那里有多少人想用威逼利诱使你承认自己是错的，要“矫正”，要“保证不再犯”。
但，其实更多时候，我会想起那些“回归正常生活”的朋友，那些“改掉了自己”的人。也许这样说并不恰当，毕竟每个人并不只有一黑一白的两种选择；但有些人就是失联了，像雨落回大海，你们曾为一体，但今后对彼此可能再也认不出来。有人选择了一种与政治风险错身而过的生活——这不意味着对公共事务冷漠不关心、懦弱或没有责任感，他们只是去肩挑另一种压力了。
他们只是不再与我站在一起。
我此刻又站在哪里？我选了哪一条路？
又感到眩晕，我知道我仍会继续。
你知道吗？
为只有这样才能不断与未来的同伴重逢。如果你什么都不说不做，就没有人能找到你。

Finns derive satisfaction from leading sustainable lives and perceive financial success as being able to identify and meet basic needs, Arto O. Salonen,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Eastern Finland who has researched well-being in Finnish society, explained. “In other words,” he wrote in an email, “when you know what is enough, you are happy.”

The high quality of life in Finland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nation’s welfare system, Mr. Kiiski, 47, who lives in Turku, said. “It makes people feel safe and secure, to not be left out of society.”
Public funding for education and the arts, including individual artist grants, gives people like his wife, Hertta, a mixed-media artist, the freedom to pursue their creative passions. “It also affects the kind of work that we make, because we don’t have to think of the commercial value of art,” Ms. Kiiski, 49, said. “So what a lot of the artists here make is very experimental.”

“The fact that Finland has been ‘the happiest country on earth’ for six years in a row could start building pressure on people,” he wrote in an email. “If we Finns are all so happy, why am I not happy?”
He continued, “In that sense, dropping to be the second-happiest country could be good for the long-term happiness of Finland.”
The Finnish way of life is summed up in “sisu,” a trait said to be part of the national character. The word roughly translates to “grim determination in the face of hardships,” such as the country’s long winters: Even in adversity, a Finn is expected to persevere, without complaining.

Maybe it isn’t that Finns are so much happier than everyone else. Maybe it’s that their expectations for contentment are more reasonable, and if they aren’t met, in the spirit of sisu, they persevere.
“We don’t whine,” Ms. Eerikainen said. “We just do.”

感覺90，00初嘅路徑其實幾類似

記得小時候我阿嬤講人家壞話都會瞬間降低音量，以前想不透旁邊又沒有外人，為什麼要這麼小聲，現在想起來，應該是戒嚴時養成的習慣，畢竟他們完整經歷過這個時期，而且30年前我家地下室有很多阿兵哥來來去去，說話當然要很小心，喔，那些阿兵哥其實是趁放假會來家裡賭博的，有一天還洗劫我們家，不過聽阿嬤說那些阿兵哥都很好騙，阿公在門口叫一聲「警察來了」他們人就跑了（這時候阿嬤應該覺得阿公是英雄吧）。

interesting，不過我自己覺得都幾矛盾：如果同對方好熟嘅話，最好係當面講過，同其他fri當玩笑嚟提都ok嘅，如果唔太熟又時不時見，似乎，又唔係太好

「他們還沒走完的路程，我們要接棒繼續前行。」- 向陽

杜冠霖|政治不介入校園，還是我不喜歡的政治不介入校園？

行政中立、政治不介入校園指的是校方不得用公家機關的資源去鼓吹某種特定立場，政黨不應該介入學校的行政、庶務運作，學生理所當然可以有自我意識形態，無論在學校發表任何政治理念也不該被禁止、干涉。

似乎在很多人心中，校園內的政治議題就如同貞操帶一樣不可碰觸，永遠可以音樂歸音樂、體育歸體育、政治歸政治，相安無事地過著自己的快樂小日子。也有許多人認為政治議題很髒，因為怕髒，所以選擇閉上眼睛，但他們卻不知道，乾淨的自己，正是細菌病毒的最愛。
「讓政治歸政治，學術歸學術。」上一次聽到這句話出自於本校的前學生會長，儘管得票率不高，但她似乎忘記了自己也是由學生投票選出來的。究竟什麼是政治？什麼又不是政治？所謂的政治不介入校園究竟是認為學生的政治判斷力不足，還是「我不喜歡的政治立場不該介入校園」？
至於那支撿到的甩棍？不曉得傅斯年地下有知會不會氣到活過來。

在自傳中，他更為直白：「我承認我偶爾也想大聲疾呼：我已厭倦了作一個先行者，只想做一個作家該做的，我只想說眞話！不要再期望有專人爲你提供希望了，從自己身上找到希望吧！自己去承擔風險吧，我不是救星！」不過他始終沒有這樣大叫。因為他的老友，《七七憲章》的發言人帕托切卡總是提醒他：「考驗一個人，並不在於他是否成功地扮演了他自己給自己所認定的角色，而在於他是否成功地扮演了命運交給他的角色。」

璀燦都市光輝的確不再，生活又的確平白了許多，所謂的「美麗新香港」。雖然接納了這的確是某種事實，但不知怎的，這樣一提就會格格不入。在這裏沒有人可以逃離由上而下那荒誕的虛無化，的確如此，甚至可以說，每個人都暴露在其中－－但卻又並非渾然不覺。在「並非渾然不覺」之處，有像青苔一樣的東西在生長，但不知道怎樣去形容它，而它的意義－－也不在於其結果。
在《來自遠方的拷問》中﹐哈維爾對出獄後80年代的氣氛相當樂觀，他又再覺得人們已經走出上一代運動失敗的陰霾，並且見到自己的堅持與更多人「活得磊落真誠」的關係。他當時的樂觀，在後來的歷史中得到印證，但這當然不是必然的。自傳所記載的，不是成為勝利者之後回看過去艱苦於民主化的捷克總統，而是仍在隧道中，在「正常化時期」未見天日的哈維爾。擺在他眼前的路，與其說是成為總統，不如說是再度入獄，而他的確為此而做了準備。
正因為其自傳不是勝利者的書寫，才令人驟然發現，樂觀與悲觀，都可以與結果無關。

個人係幾推薦呢本書嘅

郑雅君访谈了两所精英大学的62名同学。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拥有不一样的大学生活体验和职业方向。郑雅君发现，精英大学是一所精心布置的「迷宫」，学生需要尽早决定自己将要去哪个出口，并拥有一套认识和安排大学生活的技巧——大到职业规划，小到选课、参加各类活动、刷实习履历，才有可能顺利「通关」，在毕业时获得尽可能理想的出路。
在此过程中，那些优势背景出身的学子通常会因为对这套规则的熟谙而占得先机，弱势背景的学生则往往会经历茫然无从的阶段，有的甚至在临毕业时才匆忙抓住某个够得着的机会。上大学的方式，制造了毕业出路的阶层差异。

随着案例累积越来越多，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大学是一个精心布置的「迷宫」，并不存在一条「主路」或标准走法。每一条小路（例如科研、学生会、社团等）都各有乾坤。学生们在各条小路之中穿行探索，一边选择路线，一边在路途上收集着有价值的筹码（成绩、经历、奖项等）。
「迷宫」出口的路主要有三条：出国留学、国内读研和求职，对应着不同的筹码要求和兑换率。比如打算毕业后出国留学，就要着重提升成绩和外语能力，最好还能参与学术研究和境外大学交流项目；如果准备求职，成绩就仅是次重要的要素，实习经历和对行业的了解更加关键。
进入精英大学，学生需要尽早决定自己将要去哪个出口，并拥有一套认识和安排大学生活的技巧——大到职业规划，小到选课、参加各类活动、刷实习履历，才有可能顺利「通关」，在毕业时将手中的筹码兑换成尽可能理想的出路。而这套技巧，更多是由优势的家庭经济文化背景带来的。换句话说，那些出身背景好的同学，比其他人更加「会上大学」。

后来我在访谈中了解到，很多来自弱势背景的同学都经历过和我类似的冲击。因为不具备精英大学中默认掌握的文化知识和文化技能，我们撞上了「文化障碍」。
整个大学四年，我都在追赶周围的同学，试图至少看上去和他们相似。别的不说，成绩不能落下。我找教材，画重点，背诵，应对考试。需要写论文或读书笔记的，就慢慢摸索老师喜欢什么样的文章套路，照着去写。毕竟也不笨，整天花心思经营这些，成绩还过得去。但其实骨子里没变，还是做题家那套思路和方法。交际圈也限于和自己背景相似的几个同学。后来我读到哈佛大学教师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的《寒门子弟上大学》，书中指出「入学并不代表融入」，那时的我，并没有融入大学的主流文化背景和生活。

不能按期毕业，感到挫败是必然的。好在那时，社会学的养分已经能够给我提供一些帮助。我想，陷入这种困境不全怪我，而相当程度上在于我生长在西北小县城，起点比别人低，来到名校，我需要更多时间去适应。当时我就是这么告诉自己的。
我至今都感谢复旦，在我无路可走时给了我一个缓冲期。当时我已经修完所有课程，没有所谓正当理由要求延毕。但学校很快批准了我的延毕申请。

其实那时我并不理解死亡是什么，爸爸不在了对我会有什么影响。我爸在的时候也不管我，他只负责给我买好吃好玩的，日常照顾我的事是我妈在做。最直接影响我的是我妈的焦虑感。我才11岁，她就老念叨，你将来考不上大学怎么办，考不上大学怎么办。
有时我妈半夜睡不着，会一个人自言自语，好像在对我爸说话，抱怨说你一了百了，我怎么办，现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听到后会有负罪感，觉得要是没有我的话，我妈就可以跟着我爸去了。也想不通，自己怎么就从一个宝贝变成了累赘呢？
我那时候经常做梦，梦见我妈可能哪天自杀了，或者说精神分裂，没办法照顾我了。我就老在盘算，如果真发生那样的事，我们家房子值多少钱，能不能卖，应该找哪个亲戚求助。后来很多年里回顾自己的生命，我才发现我的很多恐惧、恐慌，其实都来源于那时。

访谈完复旦的18个同学，我自觉已经找到了家庭背景和职业偏好间的某种联系：出身背景不具备优势的同学往往把更多权重放在了回馈家庭、求取稳定上，更倾向于回家乡做公务员这类工作；出身背景好的则更喜欢选择赚钱多，或是自己感兴趣的职业。

之前我预设，每个同学的出路都是自己深思熟虑后选择的。我曾认为这个假设很自然，这么大的事，怎么会有人不多方思考对吧？但众多同学的真诚讲述让我看到，的确有相当多的人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做选择，并据此来规划大学生活。
在此基础上，我把大学生组织大学生活的模式分为两类：「目标掌控」型和「直觉依赖」型。前者大部分来自优势背景的家庭，了解大学迷宫的规则，职业目标清晰，行动明确。而后者则无意识地陷入无目标状态，主要倚靠直觉和旧有习惯来组织大学生活。通常，前者能为主体带来更优势的出路。

看到许多同学和我一样，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的出路是怎么来的，我的很多困惑得到了共鸣。意识到这样的困惑不是个体的困惑，它是一个结构性的现象。也在很大程度被安慰，明白了本科时的茫然并不全是自己的错。
听了众多故事，我慢慢明白，为什么有时教育看上去对于改变命运很无力。社会本身就有强烈的「再生产自己」的惯性倾向，也就是说一个稳定社会的运转，总是朝着巩固和再造现存秩序的方向去发生。再生产的过程中，资源会自然流向那些本就富裕的地方。认识到这个，你就不会再那么naive地觉得读书理应改变命运，不然就是社会不公平。可这个社会就的确是不公平。
当弱势背景的同学苦苦摸索大学和社会的规则时，优势背景的同龄人早已从父母或更多信息源那里获取了信息。他们中有些人的父辈甚至是参与规则制定的人。前者只能遵从规则，得不到好结果时责怪自己不够优秀，后者则有底气质疑和无视规则。

我完全没有享受这种变化，反而陷入了深深的错愕。以前总怪自己不够优秀，现在明明什么都没有改变，换了个地方就成优秀了，难道是真的变优秀了吗？其实没有，只不过是评价环境和标准变了。我突然发现，自己此前很多年追求所谓的优秀有多荒谬。既然优秀不是个客观存在，而是取决于某个评价体系，那么我难道要为了被评价而耗尽自己的一生吗？
困惑接踵而至：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想干什么，如果我的目标不再是赶上其他优秀的同学，那么我的目标是什么？它有什么意义？
那段时间我像着了迷一样，碰到人就和对方讨论，你觉得你现在做的事有什么意义？甚至还去问了熊庆年老师。几天后，熊老师给我发了个邮件，附着他职业生涯中发表的所有学术论文。在邮件里他说：这些论文，现在看来大部分都是「垃圾」。
熊老师的个性非常谦和，他的话一定有谦逊的成分。但我也能感觉到，他可能的确认为，从长远来看，自己的很多论文或许不是很重要。
老师的话给了我又一个冲击。过去习惯外界的评价体系时，我觉得做学术挺体面的。但当我开始向内寻求，熊老师让我知道，做学术也可能变得没有意义。并不是说走了学术这条路，意义就自动来了。

我意识到，能够自由地去探索我的答案，还可以通过研究听到别人的答案，这是个非常大的特权和幸运。熊老师曾建议我把本科论文扩展一下，写成硕士论文，这样两年就可以毕业，能把延毕耽搁的时间抢回来。但我坚持要做出路问题的研究，我说不为别的，我就是想解决自己的困惑。我不仅想弄明白大家的出路是怎么来的，还想知道他们是怎么从出路中找到意义的。

有些同学让我看到，有时，意义来自选择后的建构。

我开始感到自己的研究是有价值的，不需要谁认可或是发表，而是它自身具备内在价值。它滋养了我的生命，扩展了我的认知边界，也让我更理解他人。你发现生活可以有很多种，看待生活的方式也可以有很多种。特别是虽说像家庭背景这样的参数无法改变，常会让人觉得无力，想躺平，但当你走到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故事中去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实比理论精彩得多。人如何看待自己无法改变的因素，如何创造意义，都有很多可能性。你也会觉得的确需要对自己有所交代，而不是说简单躺平完事。不夸张地说，在做研究的过程中，我整个人都脱胎换骨了。
修改书稿时，我特意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加了一章，讨论价值信念。我觉得，如果仅仅指出上大学需要具备的技巧，导致大家都钻营式地去学套路，这个没有意义，无非是换一种方式卷，搞成了成功学。而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想获得长远的发展，可能必须得思考自己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到底想干什么，什么事情对自己有意义。这些问题是不能回避的。

The mystery of the disappearing vacation day

Educators so dominate the U.S. vacation landscape that they skew all the stats. At first we thought women were almost twice as likely to be on vacation at the height of summer — but in reality, women are just more likely to be teachers. Remove education from the equation and the two genders show similar patterns.

Many were on a paid-time-off (PTO) plan that lumps sick days, personal days and vacation days in a single bucket. While workers often appreciate the flexibility of PTO and employers find it easier to administer, such plans can deter taking long vacations by making us feel as if we’re cutting into the PTO we might need in case of sudden illness or tragedy.
“Workers may be reluctant to use PTO because they feel that they have to save it for health or personal days,” Gould said. “They may also be reluctant to use PTO when they are sick because they want to save it for vacations. It could go both ways.”

根據中國《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規定，職工累計工作已滿1年不滿10年的，年休假為五天。理論上，安安有五天年假，“帶薪年假基本上無法落實，” 安安説，“沒有人會想着利用年假去趕點什麼，就算有，年假也是留着看病，或者家裏出事的時候用的。”她只能利用公共假期、週末、出差，甚至下班後的時間——“當特種兵，看看周圍的世界”。

我問安安這樣累嗎，她説“不累！”
“我就是想盡可能出去玩，上班等於坐牢，下班的時間才是自己的……你越是上班，你下班越想幹點兒自己喜歡的事兒，下了班以後的這種‘特種兵’經歷，反而能夠治癒你上班遭受的那些機械性的東西帶來的精神折磨。”安安算了算，“一個月就休息八天，如果八天都在家裏躺着的話，那我就這一個月白活了。”
安安認為，她不只是以“特種兵”的方式旅行，甚至是在踐行“特種兵”生活方式：“基本上一天都當48小時活。”安安是個非常有計計劃的人，兼職做旅拍的她，經常五點鐘下班，六點出去拍外景，11點半拍完回家，一點多到家，兩三點睡，七點多起來上班。安安問我：“這算特種兵？這是我的日常。”如果是在週六日，她的行程密度幾乎是早上、上午、中午、下午、晚上各安排一個旅拍工作，一天分別給五個人拍照。

她享受特種兵式的旅行和生活，希望在短暫的旅途中，創造出最豐富的經驗，但也坦言，“如果沒有錢和時間的顧慮”，她可能會隨性一點，不那麼有計劃性，“環球旅行，到處轉轉，去阿爾卑斯山滑雪，去北歐感受一下高福利國家，跟各個國家的人一起躺在太陽底下聊天。”

“特種兵出行”流行的另一個背景是，在好不容易渡過國內長期的疫情封鎖後，年輕大學生開始面對經濟衰退、高失業率的現狀。中國青年失業率自4月開始，超過2022年7月的19.9%，屢創2018年有統計以來的新高，8月起官方則停止公佈這一數據。而北京大學副教授張丹丹今年6月發表研究指出，若將約1600萬名躺平、啃老等不工作者均視為失業，中國3月青年實際失業率最高上看46.5%。將近一半年輕人沒有工作，帶着被壓抑的渴望和好奇，在動盪和不確定中掙扎，找不到理想的工作，無岸可上、無路可走。

在他們的話語中，“特種兵式XX”可以是一種出行方式，也能是一種生活態度。在他們透露的經歷中，人生時間表裏，屬於自己的時間，大概只在青春期，在上大學、剛工作的那幾年。而疫情封控、經濟衰退、失業率飆升……當那些不確定性接踵而來時，這幾年他們決定不了自己的命運，無法知曉自己的未來。他們想吃、想玩、想買，但如果不趁着眼下去體驗，未來還會有時間嗎？於是他們嚴密地算計時間、金錢，用盡可能詳細周密的計劃，將所有視覺、聽覺、味覺體驗都摺疊在短短几天甚至幾個小時裏，爭取在最短時間內體驗世界。
“特種兵式XX”被認為一種缺錢、缺時間的退而求其次，但是在當下，這種退而求其次也許是為數不多能把年輕人從日常中拉出來的方式——據預測，2023年十一假期，中國的出行人數可能再創新高。9月中秋國慶黃金週假期第一天的火車票開售後，當日售票量達到2287.7萬張，創單日售票記錄，中國鐵路預計，將會發送旅客1.9億人次。

现代人恰恰普遍的处于成为时间的奴仆而不能自拔的状态，而原因恰恰是因为我们太渴望也太精于成为时间的主人了。

马克思曾经尖锐的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正是把一切人的价值都还原为了最终由货币所衡量的社会劳动时间的长短，而这其中所被压抑的部分正是闲暇。当人们越发地强调要通过技术手段掌控自己的时间的时候，它们的时间也就变得越发僵硬和被动，并最终都沦为了时间和资本的奴隶。人们越是想要自由的掌控自己，就越发现自己总已经被不自由的掌控了，因为无产阶级会发现他早已自由的一无所有，而这正是人的异化。而如海德格尔所言，时间的最本真的特征应该是它面向未来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而一切确定性和技术的源头，却恰恰是来自这样一块尚未被技术控制的留白的区域。

由于资本竞争的压力，人类甚至必须从童年起就开始在起跑线上竞争，必须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在对的时间进食、发情乃至死亡——生怕稍有懈怠，就会被其他竞争对手落下。在如此巨大的同辈压力的重担之下，人们丝毫不能有任何闲暇。不仅童年的时间只是为了成年后步入社会参与劳动时间而做的准备，就连人的老年时间因为对社会劳动时间不再有贡献，所以社会对养老资源的压缩和资本化也就顺理成章。

幾好嘅一個角度，原來主要係未婚率嘅原因（but，都有可能因爲唔打算生育所以唔結婚？

在東亞各國，未婚人口對生育率的影響異常關鍵，因為東亞的一大婚育特色是：孩子必須出生在婚姻關係中。以臺灣來說，非婚生育僅 2～4%，數十年不動如山。獨特的「婚育包裹」文化，讓不結婚幾乎等同不會生孩子，因此分析世代總生育率（CTFR）、並對照未婚率，便能拆解生育率的結構。

「一窩蜂只關注時期生育率（PTFR）超低，很容易陷入盲點，通通鎖定在『大家不想生孩子』。實情是，多數夫妻婚後都會生育，甚至逾七成生到兩胎以上。」
換言之，低生育率的關鍵密碼並非不生孩子，更可能是：還沒結婚。
當越來越多人不只晚婚，且最後根本沒有走入婚姻，在東亞文化背景下，也意味著關上了生育大門，西方常見的生育率延後回補，因此失靈。

想要打破冰凍三尺的生育率，進一步理解這些未婚者的生命狀態，至關重要。「如果因為負擔不起成家壓力，提升薪資水平、生育補助或許有效；如果多數人是不婚主義，經濟政策自然無濟於事。」

從臺灣社會變遷調查來看，越年輕的世代，越傾向不把婚姻視為人生必選題，認同「未婚也能幸福和享受生活」的比例呈上升趨勢，「敗犬」標籤慢慢被「一個人也很精采」取代。
然而，許多單身者其實並非是不婚主義者。根據 2013 年主計處調查，未婚女性裡學歷越高、結婚意願越強，而且 45-49 歲仍有兩成考慮成家。那麼，她們單身的原因又是什麼？
除了學生族群以外，「尚未遇到適婚對象」在各年齡、學歷都壓倒性勝利，尤其以大專以上最明顯。顯然，並非徹底拒絕結婚，而是難以找到共度人生的「牽手」，是不少單身女性的難題。雖然結婚和生育是兩個人的事，但弔詭的是：社會調查很少詢問男性未婚的原因，所以其生命處境是否與女性相似，仍亟待研究。

都係觀念問題，覺得結婚、少子就係女性嘅問題，所以調查女性爲主……男性嘅情況究竟如何？我都冇辦法代表咁多人講

「許多人傾向結婚，但沒有找到合適對象。關鍵在於社會高速發展後，新世代對婚姻、家庭角色的期待轉變，而與傳統文化發生衝突，這就形成了婚育配對的困難。」鄭雁馨分析。

鄭雁馨直言：「十幾年來，我們的公衛體系依然不斷強調『34 歲以前是黃金生育年齡』，而且主要針對高齡女性。但現實是，整個社會有一半女性（和男性）此時還沒有進入婚姻，但她們已經被貼上不好生的標籤。」
隨之而來，也是她們在婚姻市場上將面對的歧視與擇偶困境。事實上，高齡生育風險不僅存在女性身上，越來越多流行病學研究也指出高齡爸爸對母親生育的影響，但我們的社會選擇忽視後者而強調前者。

「如果高生育率奠基於昔日女性必須犧牲受教和就業權，人生只有育兒持家一個選項，那當代的低生育率或許沒什麼不好。」鄭雁馨直言：「但如果很多女性想成家卻無法實現，政策應該更努力解決，包括未婚而想當父母的人，我們能否有更彈性開放的思維，達到生育自主。」
有多少人渴望成家？有多少人因為低薪高房價，不敢組成家庭？又有多少單身者只想要孩子？更多細緻的實證研究，是思考生育政策的重要基礎。
持續推動友善、支持婚育的性別平權社會，更是根本。「歐洲經驗告訴我們，家戶內的性別平等如果沒有跟上，整體生育率就很難提升。」鄭雁馨這麼說，
「育兒需要成為一整個村莊、社會、國家的事，而不是女性理所當然的天職。」

都幾難會料到噉嘅情況。。以爲國會騷亂同埋搜出未安置好嘅機密文件之後就應該淡出政壇，點知……已然死局，兩邊都係噉

前者的合法性危機，來源於里根時代後保守派的政治競爭力下滑，和新自由主義為主的全球化導致美國製造業衰敗，經濟體制嚴重外強中乾的現實境況。共和黨精英和基層選民長期的不和，特別是想利用卻又懼怕於共和黨草根選民愈發萌生的反建制「厭恨」情緒的矛盾心裏，則讓共和黨基層選民渴望一個替他們發聲的政治人物走上前台。最終，這兩點因素交匯在作為一個個人魅力獨特，憑藉着政治素人本質，能夠滿足新偶像新路線需求的特朗普身上，造就了特朗普主義接管改造共和黨的政壇地震。
也就是說，特朗普能夠以一個外來者的身份強壓黨內地頭蛇，靠的就是他對擁護他「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政治路線的共和黨基本盤選民的絕對掌控。正是這一內在核心，讓特朗普避免了在20年選舉失利又捅出一月六日事件這麼大簍子之後，仍然牢牢把控住了黨內政治生態。

歸根結底，特朗普在共和黨內的超然地位，既來自於底層選民對他的愛戴和長期的盲從，同時也靠着下面共和黨精英和政客們的畏懼造成的不敢造次所維持。一次又一次的經歷證明，特朗普的基本盤不會背棄他們的領袖，這就導致高度依賴特朗普MAGA選民來取得選舉勝利的共和黨人，哪怕心中再怎麼厭惡特朗普，也不得不表面上順從於他，從而避免遭遇他的怒火懲罰輸掉初選。
如果把這種情況移植到共和黨初選當中，外界就會發現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廣大非特朗普的共和黨候選人，包括德桑蒂斯在內，都不希望也不願意直接和特朗普起衝突。一是這些候選人不願意充當被特朗普奚落攻擊的靶子，二則是因為其他共和黨候選人希望能夠在贏得初選之後接過特朗普的基本盤，走沒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義，靠着啃特朗普的老本來獲取大選中勝出的機會。但是，問題就在於在特朗普仍然參選的情況之下，這些投鼠忌器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們，又有什麼方法和理由去說服初選中將發揮決定性作用的特朗普基本盤選民改換門庭呢？
無人願做「屠龍」之人，僅靠期待意外事件發生（比如特朗普因去世或被定罪離開政治舞台）來取代舊皇的策略，在選舉中肯定是靠不住的幻想。自然而然，2024年的共和黨初選結果愈發朝着似曾相識的2016年節奏所靠攏。

從常理而言，20年和22年的選舉結果，都已經證明了美國選民中存在着一股穩定過半的反特朗普選民聯盟的存在。在大部分選民對於特朗普的態度都已經非常固定，加上政治超級極化的大環境下，不難看出共和黨現在陷入了一個典型的兩難困境——贏得了初選的人大概率贏不了大選，有可能贏得了大選的人在初選中壓根沒戲。倘若沒有翻天覆的變化，這一悖論估計是沒有被解開的可能。
不過，正如大部分人難以預料特朗普的崛起一樣，任何事情在漫長的選舉週期中都有可能發生。世紀末千禧年以來的美國總統選舉兩邊難分高下的新常態，都讓選舉的最終結果很容易被意外因素改變。因此，即便特朗普揹負着沉重的包袱，也不能說他就真的無法贏下大選最終的勝利。未來一段時間美國所遭遇的經濟挑戰，或許會成為特朗普再度創造奇蹟的一個契機。
一切的一切，都還要靠真刀實槍的選舉結果來檢驗。

那個時候的減肥就像考試，勉強及格後就不會收到一些奇形怪狀的問候。當下並不覺得自己受了什麼屈辱，偏偏直到現在都還記得，才後知後覺地發現自己受傷。而胖因此成為一件需要被檢討的事。

我每天跑三十分鐘操場，回家對著YouTube健身。手機裡面的小小人蜷著腹、一次次重複說著：「No pain, no gain.」我每天站在鏡子前面，虔誠地檢查每一寸皮膚，時而迷戀，時而噁心。
pain，我的月經失調了。pain，原本茂密的頭髮一叢叢掉。pain，胸部少了一個罩杯，我需要往左邊的胸罩裡面多塞一個襯墊才能掩蓋越來越明顯的大小奶。gain，裙子的內釦終於可以扣到最裡面。gain，拍照時可以不用每次都站在第二排遮肉。gain，有男生會主動把自己的運動服外套借我。
我其實也知道那些所謂的gain都是一些膚淺的理由。想變瘦到最後也不是真的為了身體健康。成就美麗的路上有著各種代價。我瘦回國小時被認為是過重的體重，不過我的身高比當時高了二十幾公分。即便如此，我還是沒有勾到4字頭的邊。減肥的停滯期讓我很痛苦，吃得更少、動得更多。真正讓人崩潰的根本不是停經或掉髮，而是有人指著我的臉，說：「欸，我覺得妳的臉最近看起來越來越蠟黃。」
變美這場遊戲，不是一個恆定的主線劇情，不是解完就解脫。人們常說的「減肥成功」是每日任務，是無止盡的動態平衡，是為了維持成功而時刻提心吊膽。除此之外，還有又煩又雜的支線，關於如何處理自己局部的缺陷：指緣乾燥、髮根不夠蓬鬆、手肘上的角質、暗沉的眼袋、瘦下來以後的肥胖紋......。我把自己切割成一塊一塊，像是病急亂投醫的患者，仰賴電商演算法和Dcard美妝版為自己添置保養品。網頁的搜尋紀錄欄疊起不同風格的穿搭教學。醜小鴨逆襲像鬼故事也像坊間奇談，不知為何，總會有另一個女人教妳怎麼用瓶瓶罐罐。在我開始用鑷子拔毛以前（據說這樣才不會越剃越粗），我覺得修眉刀就已經夠了。在我學會使用眉筆的時候，有人說眉粉更自然——如果心有餘力，也順便學學眉蠟、眉膠要怎麼用。睡前我敷著美白面膜，覺得自己奔走在一台運轉的跑步機上，追著一個永遠到不了的目標，停不下來。
又想起那些漂漂亮亮的同學們，是否她們也經歷過一樣的自厭？是否所有女大十八變，都是自己逼著用時間和錢堆出來的？如果我也走完這條路，是不是，至少可以不醜？我把頭埋在枕頭裡面悶著狂叫。用想敲死自己的力道那樣敲打床墊。

高中到大學的區間，打工的錢陸陸續續拿去做了牙齒矯正、美白、霧眉、角蛋白、雷射除毛。去打雷射的時候我沒有上麻藥，腋下像是被幾百根橡皮筋同時彈到，痛。我沒忍住，嘶一聲喊出來。醫生戴著口罩，漠然地說：「不痛就不叫醫美。」
直覺地笑出聲。對啊到底哪種美才不會痛？哪有天生的美人？如果有，也請不要告訴我，我會再一次對自己的嫉妒與醜陋感到失望。護理師將冰涼的凝膠覆在紅腫的傷口上，我心平靜，了解這過程就是輪迴。痛、復原，然後再次魔怔，都是自願。科技如此偉大，有關自己的不堪和屈辱，我花了很多年才把它們一一刷洗、剝除。而診所上的廣告看板卻寫著：只要十萬塊，就能將夢想中的美麗實現。我走出診間大廳，貴氣的紫色絨布沙發、潔白的大理石櫃台、玫瑰金的水晶吊燈，醫生和護理師眼裡帶著笑意對我道別，我輕輕說了謝謝。
去年認識了讀理化科的ㄊ，她說她不擅長化妝，用素顏霜的時候，脖子和臉也有一階色差。於是我和另一個朋友一起替她修眉，把自己的化妝品借她重新教學。隔天拉著她一起去寶雅，選自然色號的粉底、較輕透的化妝水、敏感膚質適用卸妝紙巾……，一次性該買的基本用品統統備齊。回程的時候，ㄊ笑得開心笑得真誠笑得相當好看，她說：「因為一直都泡在實驗室裡，很少跟香香妹子一起玩。謝謝妳們。」
有一瞬間，我好像看到自己的倒影。想起自己也曾站在貨架前面，一條一條爬商品的使用心得。想起，倘若不是被某個美妝部落客提醒，A牌的口紅很顯唇紋，我想我一輩子都不會注意到，世界上居然、會有人、他媽的看他媽小條的唇紋。彼時彼刻，想起ㄊ的笑，突然不確定自己到底是做對、還是做錯了什麼。

interesting

上到去爸媽同啲兄弟姊妹聚吓笑吓試吓衫，我同啲老表打打鬧鬧，所以再迫都好，佢哋會話：「行啦衰仔，好快就到。」
何謂快？羅湖過完關，你以為「和諧號」軟座70分鐘直上廣州東站？當年過完羅湖，再喺深圳火車站先精彩，10隻售票窗5000條人龍，每一個人頭本身就係一條龍，我老豆衝入去買車飛個畫面，同你睇《World War Z》冇乜分別，一個「擁」字可以形容晒買飛嘅心情同場面嘅虛冚。粗口橫飛、飛劍亂噴，視覺聽覺味覺極盡享受。車站外呢？我阿媽睇實我兩兄妹加埋行李，身邊行過嘅黃牛、盲流、流鶯、斷腳乞兒、換錢黨、文雀、白牌車、冚旗的士乜都有，奇謀妙計五萬福星，唯獨好少見到公安。

同年，廣州市與亞運主場館之間規劃廣州大學城，9月1日首批學生入場。大學城位處番禺區小谷圍島，由03年1月規劃建設，本來島內有13個村落，廣州市政府未經國務院批准以賤價100蚊徵地，村民因為冇合理賠償拒遷及反抗，政府出動警察、城管等慣常方式強拆，村民賴死唔走，避走島內冇俾人拆嘅祠堂搭蓬繼續住。政府沒收戶口，唔俾繼續務農，細路一概冇書讀，要重新登記戶口必需離開小谷圍島，「大學城」的教育資源共享概念怕且唔係人人共享。
紀錄片《刁民》（University City Savages）跟住班村民五年，直到07年上訪北京7次都冇人理佢哋。片中一位老村民話：「而家呢啲地方官員竟然吸住我哋廣大人民群眾嘅鮮血嚟過日子。」。據其中一位村民所講：「12個村官夾埋賣咗塊地，冇人知。」，即使你而家走去問大學城嘅學生，相信佢哋會知大學城嘅IMAX喺邊。提提你，廣州大學城部分用地係以商業地產建築用地出讓，樓價曾經賣過30,000蚊一平方米。《刁》片內訪問外省大學生可知小島歷史，當然唔知，即使聽完，都只係拋低一句：「國家政策同個人利益會有衝突，如果國家肯去調和，處理得好，其實可以沒有問題。」咁如果國家唔肯調和呢？

先知有噉嘅歷史

曾經同朋友討論「五獨」（疆、藏、台、港、廣），朋友話中央政府其實唔怕你港獨，最怕廣獨，成億人口，但你港廣相連，怕你打開咗個缺口，後邊會缺堤，收唔到科，我認同。終於廣州喺呢三十年成功被淡化，新一代廣州人係唔識講廣州話。偶爾仲識講嘅，會拍吓片同多啲廣州人講廣州話。
當時捍衛粵語嘅廣州人話：「今日廣州，明日香港」。相信好多人包括我自己，係有呢個意識，但未有呢個準備，因為冇諗住咁快，從廣州的情況睇嚟，無論大灣區定係母語呢兩單嘢，溝淡香港人就梗架喇。親戚喺廣州嘅生活都託賴，只要你接受到經濟起飛後，自由受到限制，民族意識被淡化，睇住自己屋企多咗啲「Lau鬆」出入等等嘅代價。

跟住就睇咗嗰部紀錄片，都幾感觸

在阿莉心中，香港社會更有公民意識，講求法治，生活中更能抓住確定性。一河之隔的深圳，彷彿只是一個追求搞錢的城市。三年封鎖的疫情生活，阿莉覺得自己一直困在嚴格的清零政策管理中，做核酸的日常給她帶來創痛。她心中有把尺，在大陸超一線城市工作機會、中產生活和收入水平，並不差於香港。但這三年疫情給阿莉的人生價值重新排序，她和丈夫達成共識，要脫離不確定性的人治社會。
突然降臨的高端人才政策，彷彿打開了一條人生後路，「可以找個相對人身自由一點的環境吧。」

以前總看官方新聞的父親，在抖音上接收了不少官方媒體不會報導的短視頻內容。或許也因為被封控過，父母更加可以接受陳欣然的移民選擇，不時在抖音上了解外國生活。2022年10月，高才通政策宣布後，陳欣然的父親比她更早得知消息。父親在微信上把公眾號文章發給陳欣然。

今年三月，陳欣然第一次踏足香港，開始嘗試找工作。她在招聘網站上海投了30、40份簡歷。她的專業在互聯網企業有需求，但她發現香港不太有互聯網企業，還是更傾向金融行業。陳欣然暫時還沒在香港找到心儀的工作，打算回澳洲完成學業後，努力留在當地。

呢個都真，除咗學術、金融之外，就得少少IT，好難話搵到乜嘢比較好嘅工，尤其國安法之後大部分外國互聯網企業都撤走

香港被夾在大國角力的縫隙，歷經社會運動風浪、公民社會遭國安法整頓後，國際社會近年對其自由度有許多擔憂和質疑。儘管政府在後疫情時代大力推崇「講好香港故事」，向遊客、資本和人才伸出橄欖枝，但人們心裏還留有問號：香港還是以前的香港嗎？
大家心中不是沒有答案。幾乎所有受訪者對香港都有相同的認知，許多人選擇離開。是否要選擇香港，答案難以篤定，原本生活的推力似乎遠大於香港本身的吸力。
「香港現在自由的邊界好像也是在收窄，」阿莉不是沒有擔憂，「至少目前為止，我覺得還是比大陸的自由度高。可能在有生之年，也不會差到簡中環境，還是有基本的有法可依。」考慮到要照顧夫婦二人家中的老人，以及移民外國或許需要轉行，阿莉覺得，香港是權衡利弊後折中的選擇。
「也沒有說板上釘釘，一定要去香港，或者按照要拿到香港永居這個身份去規劃。」阿莉坦言，「可能還是心裏有個寄託，如果真的有些什麼，我也是有幾條路可以選的。」
葉梓說，男友是大陸新移民，曾從事文化行業，很留戀香港，視之為第二故鄉。儘管如此，男友覺得香港不是宜居的城市，在獲得香港永居身份後，2019年回到大陸發展。而後再回到香港，葉梓男友覺得故鄉變了。他發現和香港朋友們聊起社會議題，「感覺比大陸還謹慎，說到一些事情就會提醒他不要說了。大家現在是驚弓之鳥的狀態。」地緣政治也像一座大山壓在人們心頭，葉梓擔心，萬一台海戰爭打起來了，香港也會受到很大衝擊。

評論留言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