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報~月刊 ,2023

2023年11月刊

得意店鋪名；挪威語；阿以衝突（哈以戰爭）；「范跑跑」；科舉；黑户一代；「厭男」；Betting change world；文革研究；West get wrong about China；日本實體書店；中國煙草；guaranteed income experiment；小粉紅的一生；school ban phone；媒體亂象；Merchant of death；

2cold

Nov 11, 2023 23:55 UTC+8 • 130 min read

得意店鋪名

難得睇到咁得意嘅粵文文章，真係正。在地文化嘅熱愛同傳承，從覺得得意、值得分享交流開始，你今日「粵」咗未？

一家店点解起咁样嘅名，最终都要问回店家。因为地域文化嘅差异，对某些字眼嘅理解都会不同。但喺广州开店，都系有必要了解一下当地文化。毕竟，“入屋先叫人，入庙先拜神”，店开到人家屋企门口嘞，就要跟足规矩。

所以話起名都幾重要，以為改個好名，結果當地語言一讀，不得了，都係唔去為妙；都可以話係冇做好市場調研，跟住就推出呢個名，除非你話為咗博眼球囉

P.S. 睇慣正字嘅話可能會覺得有啲奇離，確實係可以做得好啲，但都欣賞各位老闆嘅心意，字啱且用繁體嘅話就最正，因為得意所以換第隻字嘅除外（以上純粹個人態度）。無論如何，大家嘅目的都係一致嘅，為咗珍惜同身體力行支持粵語文化；只係話如果想普及同發展得更好嘅話，有一定嘅規範同標準會好啲

亦都有另一種起名方式： xx near me（離我最近嘅xx）

“When you have a million restaurants close by, you will be in the bottom [of rankings] if it’s a random name,” Jirapraphanan says. “But [when] we used Thai Food Near Me, people started knowing us.” Customers, like Jirapraphanan, were searching for the exact phrase and stumbling upon the restaurant, they told him.

以上適合周圍玩到鐘點是但揾間嚟飽肚嘅顧客

Like Jirapraphanan, Silva had seen firsthand how a business’s Google presence could help or hurt its chances of success — Silva frequently searches for keywords like “vegan” to find restaurants. One time, Google returned results for a restaurant that wasn’t vegan but had a customer review that contained the keyword that was highlighted.
“It was a light bulb moment… like, ‘Okay, this is the path I need to take. I really need to dial in and focus on the online presence, specifically Google, because that is going to be the foundation of the business,” Silva says.
As with Thai Food Near Me, the most powerful thing an SEO-driven name might be able to do is get customers in the door. From there, it’s up to a business to give them a good experience, whether that’s a great plate of pad see ew or the perfect haircut. Then, the cycle continues — happy customers leave good reviews. Good reviews help the business’s Google Maps profile rank higher. Silva uploads high-quality photos and videos to the page and shares updates, too. That’s another SEO move; some experts say active profiles can improve a business’s rankings.

呢個就更加有遠見，基本上都係有好評先係王道，求其就去食其實應該都係少數？

Google’s public documentation says it uses three categories to rank results that are local to a searcher: relevance, distance, and prominence. To improve local ranking, Google encourages businesses to provide a trove of information on their profile. Owners should have basics like updated hours of operation and accurate location details, but they should also respond to reviews, add photos, and even post individual items in stock to their Google page.
The prominence measure in Maps includes data from the web — links to the business, how the business ranks in traditional search, and press coverage, for example. In this way, SEO impacts how a business appears in local search results, and news articles and links are one way Google tries to determine the relevance of a page. (It’s why reporters’ inboxes are overrun with spammy requests to buy “guest posts” on our sites from marketers.)

Even if the name doesn’t work on Google exactly how Sampson and Jirapraphanan expected, it clearly has pulled in customers — Sampson says that for the first several months of being open, most people were coming in after seeing Twitter and Reddit posts, not Google results. Others would walk by outside, do a double take at the sign, and come inside.
“After you get that initial bunch, you’ve got people who enjoyed their dining experience here,” he says. “They’ll tell all their friends and family if they liked it, and then those people come from word of mouth.”

yep，基本都係呢個思路，標新立異吸睛嘅方法可以帶嚟新顧客，而要保持客流，就係靠服務同品質

挪威語

英國英語有RP（公認口音），以倫敦一帶的發音為標準，歐洲很多其他語言都有類似情況，但挪威語沒有標準口音。官方的語言機構只處理拼寫方法，但不會指定哪一個口音是正統，而民間也沒有哪個口音是標準的想法，各地中小學教什麼口音，由地方政府決定，通常用回當地口音，在大學、商業、政治、新聞報導等正式場合，都不會以「首都口音」為標準。

感覺就幾好，冇話乜嘢標準乜嘢唔標準

在挪威語，「書」（book）是bok，Bokmål會在後面加上「-en」來顯示「the」，Nynorsk則用「-a」。
兩者不同，因為兩種書寫方法的名詞性別（gender）分類不同，Nynorsk保留挪威語名詞有3種性別的規則——陽性、陰性、中性，而bok在挪威語是陰性，the的詞尾是「-a」。Bokmål受丹麥語影響，陽性和陰性合併了，全部跟陽性的轉法，因此the book要變成「boken」。

原來係因為丹麥曾統治挪威四百年，話係話文化交融現象，但肯定被統治嘅嗰方受影響更大

19世紀的歐洲正值民族主義興盛的時期，盛行「一個國家，一個語言」的理念，於是挪威也興起有挪威文的念頭。
要如何創造挪威文？當時出現2種方法。
一個方法由自學成才的語言學家 Ivar Aasen 提出，他主張跟丹麥語切割。他利用獎學金和其他資助，走遍全國各地，主要是鄉村地區，跟當地人說話，整理出各地挪威語方言，找出當中的最大公因數，按此決定出挪威文，Aasen稱之為「國家語言」（Landsmål）——亦即是Nynorsk。
另一派由以奧斯陸的教師 Knud Knudsen 為首，他主張維持原有的「丹麥化的挪威語」，但他身為教師、在校內教導語文的經驗讓他同意，繼續照用丹麥文有問題，跟挪威語口語有很大差別，於是建議根據丹麥文改革，換成挪威語口音，例如上述的B、D、G改為以P、T、K併寫，在挪威語不使用的丹麥語生字剔走，換上丹麥語沒有出現的挪威語生字。Knudsen建議跟Aasen另一最大分別在於，Knudsen建議逐步修改，無意一次過全部更改併寫方法。這種書寫方法稱為「王國語言」（Riksmål）——亦即是Bokmål。

在19世紀中，Bokmål 和 Nynorsk 初出現時，前者傾向保留挪威語中的丹麥語生字，後者希望盡量剔除。來到21世紀，很多語言都大量滲入外來語（主要是英語），挪威語也不例外，所以是否盡量保留原本挪威語用字表達方法已沒有很大意義，Bokmål 和 Nynorsk 之間的分別大為縮小。
而且，挪威人慣了聽不同口音，各種方言之間是一個光譜，並非壁壘分明成2、3種方言，當中沒有灰色地帶，所以挪威人要在 Bokmål 和 Nynorsk 之間轉換，不是那麼困難，一個自小學習、使用 Bokmål 的人閱讀 Nynorsk ，難度不大。

阿以衝突（哈以戰爭）

烏俄未完，以哈就開打，雖然呢次應該可以速戰速決……

"Little knowledge is a dangerous thing." 中東呢塊我都唔係幾瞭解，與其睇懶人包就覺得自己知晒，不如真係實實在在地睇下宗教、歷史、政治嘢。因此推介呢個系列，都算講得幾清楚

巴解这些年来，一直是在靠各种外国金援维持着。这些国家对巴解的要求是统一的：跟以色列死磕！跟以色列背后的美国死磕！
想多拿金援，就必须不断“搞事情”宣示其存在感。所以这个组织是不能停下搞事情的——如果不反以不反美，巴解组织治下就只有遍地嗷嗷待哺的穷难民，组织上层还怎么恰饭呢？
所以，“反以”“反美”是巴勒斯坦唯一的“支柱性产业”。不能丢。
无论他（阿拉法特）还是他的继任者阿巴斯，都在给新生的巴勒斯坦人灌输这样的想法：我们的困难都是以色列人造成的，等到你们用牺牲、献身争取到了民族的独立，巴勒斯坦人就能过上好日子了。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真相是，巴解组织的上层领导人的生活其实一直都过的很好，甚至可以说穷奢极欲。
而巴勒斯坦难民们活的不如狗，反而方便了他们鼓动民众仇以、反以。
因为老百姓越穷困，就越愿意“舍得一身剐”，去充当恐袭的炮灰和人肉炸弹。巴以民族情绪越对立，冲突制造起来也就越方便。巴解的上层越能显示自己的存在感，以争取外国援助。
这种特点，在这些年变得更加无解——因为巴解组织（法塔赫）的“反以”生意，有了强有力的竞争者——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所以我一直都覺得，《The Dictator's Handbook》（獨裁者手冊）呢本書真係寫得好

极端主义恐袭，本来是他们寻求建国的手段，到头来反而成为了这个组织的目的。
起初，人民组成了组织、组织提出了纲领。人民是目的。
但后来，纲领绑架了组织，组织裹挟了人民。人民发现自己成了手段。
巴勒斯坦的建国史，是一出让人啼笑皆非的悲剧。

因此會有好多類似嘅討論，行動方式與目的本身是否可以有背離？如果唔得，噉好可能正義無法抗衡邪惡；但如果可以，又點樣防止行動者可能會成為原本反對嘅對象？到而家我自己都係未有定論

其实很多时候，冲突并非内源于这个地区本身的，而是外部有国家、有势力，基于自身的需求，想挑起战争、想把中东地区的水搅浑，以便让自己脱难或者解套。
于是巴以，就像一个地震断裂带一样，其他地方地壳的压力，也会积累到这个“伤疤”上去，能量一够了就会发作。
这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共同承担的悲剧。
基于此，我们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冷和平”其实是一种最糟糕的和平模式，它甚至还不如把一场战争痛快的打到底。因为“冷和平”就会让这个地区成为这种“政治地缘地震断裂带”，让这里的人民持续的用他们的鲜血，为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私欲与仇恨埋单。

奥斯陆协议在当时看来似乎是很完美的，双方的基础愿望都达成了。
但缔约方却忽略了我们之前说的那个问题——巴以之间的冲突，很多时候并不是内源性，而是外部有像萨达姆这样“雄主”，他们想要通过给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塞钱塞枪，撺掇他们搞事情，以解自己的围。巴以之间90年代以后历次大冲突的背后，你分析一下都有这种“围以救x”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塔赫宣布：“我们要和平，以后不搞这套了。”这其实是没用的，只要400万巴勒斯坦人当中，有一百个人还愿意承担这项“国际业务”，巴以之间的冲突就不会真正终结。
而这个承接者，也就是在1993年阿拉法特在协议上签字以后异军突起的哈马斯。

所以你站在哈马斯的角度来看，你会发现他们也确实挺难办的——由于势力范围主要在约旦河西岸的法塔赫相对温和，且主导了《奥斯陆协议》，所以来自联合国、美国、欧洲、乃至以色列主要国际援助都由法塔赫代表巴勒斯坦截流了。
可哈马斯，它作为一个事实存在的组织，它要生存下去，它的高层还需要以这个组织为营生，维持他们在海外纸醉金迷的生活。那就必须要找到愿意支援他们的金主。
而这个金主，至少在表面上，只有伊朗等极少数国家，那么哈马斯就不得不听从伊朗的脸色，后者要远在卡塔尔的哈马斯高层“搞出点动静”，哈马斯就不能不搞，只能打电话回加沙让手下安排人肉炸弹。哈马斯在武力驱逐了法塔赫，事实控制加沙地区的这几年，基本就是这么“经营”下来的。

实际上，在观察哈马斯这个组织的时候，我那个总是不自觉的想起《水浒传》里的天杀星李逵，你看李逵这个人，在书里简直就是个视人命如草芥的天生杀人狂，他最大的能耐就是无论去哪里都能成功搞起事来，可是宋江却依然喜欢他。为什么呢？因为宋大哥知道，想当地方一霸，手下就必须有这种能不断“破局”把水搅浑的人。

即係話，自始至終都係一隻棋，哈馬斯作為背後金主嘅棋，而加沙嘅人民就係哈馬斯嘅棋……好慘，可以講，人民已經畀綁上咗戰車，無處可走。但哈馬斯？你估會唔會同你共進退？

哈马斯搞这次活动其实也没想着真的能打赢。他们敢放手这么打，是因为真正说了算、遥控指挥的高层现在都在卡塔尔、乃至欧洲等境外。以色列人的导弹、坦克再牛逼也是打不到他们的。所以他们大可以在海外搞遥控指挥，煽动那些已经被他们洗了脑的组织中下层抓妇孺当肉盾，搞恐怖袭击。
最终恐袭搞成了，他们就刷了“业绩”，可以继续获得金援了。至于以军是否会打进加沙，乃至彻底军事占领那里，他们其实压根就不在乎。毋宁说那样可能更好——因为占领军和当地平民之间的矛盾会积累更多仇恨，更方便他们在海外遥控指挥更多的恐袭。同时以军如果这样做了，也将哈马斯抗拒法塔赫推动的巴勒斯坦国家正常化以更多口实——以色列都把加沙占了，你还跟我谈什么“不要恐袭”，什么推动普选？
所以这场仗，不管最终走向如何，对哈马斯高层来说，都有百利无害。这就是他们的算盘，这就是他们停不下来的原因。

今天的“巴以冲突”不同于当年的“阿以冲突”，最大的死结在哪里？
在于时至今日，巴解组织其实依然是一个“不可谈判对象”。请注意，我这里说的“不可谈判对象”，不是在指责阿拉法特或阿巴斯等巴解组织领导人对外言而无信，而是就算他们想言而有信、也对内说了不算。巴解组织并不是一个政令统一的严密政府或党派，而是一个松散的联盟。阿拉法特和阿巴斯所领导的法塔赫在这个联盟中只拥有盟主的地位，而这个盟主地位甚至还不如《水浒传》的宋江权威大——宋江一说咱“全伙受招安”，跟朝廷和了吧，底下好汉都表示“愿听大哥吩咐”，基本没人造反。可是法塔赫在巴解组织中连这个权威都没有，一旦它表现温和，想代表整个联盟与以色列达成让步，一定会有比它更激进如哈马斯这样的组织，跳出来指责法塔赫“背叛革命”，进而取而代之。这样和谈的事情也就被搅黄了。
至于为什么巴解组织内部永远是激进主义正确，这其实是一个“广场悖论”的问题——对于整个阿拉伯民族来说，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是整个中东的中心广场，在这个广场上闹累了、或者观点不那么激进的人，会自行“用脚投票”退场离开。但总会有新的、更加激进的人新加入到这个阵列中。长此以往，这个抗议队伍会永远保持激进的情绪。甚至做出越发过火的行动。现在的巴解组织，其实就陷入到了这个怪圈中——法塔赫作为一个“闹累了”的老组织，肯定明白与以色列开出的“土地换和平”是唯一的可行之道。可是一旦它要实践这一点，它对巴解的领导权就会衰弱，甚至被哈马斯所夺取。最终巴解是“铁打的组织，流水的派别”，真正掌握领导权的，永远是一个不接受妥协、要打要闹的极端派。

从根本上讲，巴勒斯坦人，尤其是加沙境内挤的这200万巴勒斯坦人民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他们跟法塔赫还是跟哈马斯，也不是他们对以色列人该“文斗”还“武斗”，而是他们没有向上发展、实现自己美好生活的空间。——他们想找份正经工作安家立业，去以色列那边人家因为你有地域前科不敢收，甚至连其他阿拉伯国家也都基于巴解组织和哈马斯的既往行为，嘴上管你叫兄弟，内心里歧视你，不让你入境。
所以大量巴勒斯坦人只能挤在隔离墙内，坐困愁城——因为无论是洗白上岸的法塔赫，还是今日仍在闹活的哈马斯，都早已替他们败光了哪怕是在阿拉伯世界内部的信用度。

是的，以色列虽小，但却消灭了犹太难民。阿拉伯国家虽众，却无法吸纳、还经常彼此制造同文同种的阿拉伯难民。为什么一个能在仇敌环伺中建国而不倒，另一个却求多年“阿拉伯联邦”、民族统合而不成？这个差距，难道真的只是境外大国的帮扶与操纵就能做到的吗？
兴亡谁人定，胜败岂无凭，天救自救者。
历史一再证明，只有那些以自己的人民为本，而不是以自己的人民为“本钱”的国家，那些做人民的铜墙铁壁，而不是以人民为自己的铜墙铁壁的国家，才能够立于风浪中而不倒、走向真正的强大与兴盛。

當然，如果要追溯嘅話，就應該講埋阿拉伯世界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几个世纪，这里的阿拉伯人、犹太人虽然有宗教意识，但是并没有近代的民族意识，也没有试图要建立国家，尤其是阿拉伯人。
因为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也是穆斯林,起码在奥斯曼后期。当时巴尔干高加索和希腊等地都在闹叛乱、闹独立，烽烟四起，而阿拉伯人那个时候还没有多大的独立愿望。
相反，正如我前一阵子讲希腊的时候提到的那样，在希腊人谋求独立的时候，奥斯曼中央朝廷的军队都打不过，是埃及的阿里当了曾国藩，带领阿拉伯人的湘军，去帮奥斯曼镇压希腊人的。
但是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是英法等西方势力的主要威胁。当时英国人法国人为了鼓励他们摆脱奥斯曼帝国就做了很多工作，去培养他们的民族主义。所以阿拉伯民族主义最早的起源和西方也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伊拉克的穆罕默德后裔那一支和沙特的穆罕默德后裔的那一支，都得到过英国人的很多帮助。
在这个时期，英国人或者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并没有对犹太人提供多大的帮助。

对犹太人的态度倾向真正发生变化其实是在二战时期，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当然了，二战时期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现在看起来不完全是纳粹人干的，很多欧洲地方都有排犹的传统，包括一些和纳粹敌对的势力，当时也对犹太人不友好，那么参与屠杀犹太人的，现在我们知道的包括法国，奥地利，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苏俄，乌克兰拉脱维亚。南斯拉夫王国等等。这些国家也包括阿拉伯地区的一些势力，但是当然主要还是纳粹，尤其是灭绝政策。
那么大屠杀引起了两个后果，第一个就是，它使整个西方世界开始把反犹、排犹当做罪恶，西方世界长期以来，不管东欧西欧还是俄国，对犹太人都不友好。但是当犹太人经历了这次劫难以后，欧洲人就普遍认为他们是受害者。二战以后，在欧洲各国的政治斗争中，经常给人扣一顶帽子，就是你反犹或者排犹，你反犹就有纳粹的嫌疑。犹太人就有了道德的制高点，他们是受害者。
第二个特征就是经过大屠杀以后，欧洲的犹太人更希望有一个自己的祖国，他们认为他们在外邦，尤其是在欧洲那几百年，一直是受苦受难，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源，他们要有一个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园。

（中东战争，也可以叫做以色列独立战争）这个过程当然也有西方国家的犹太资本家的作用，犹太资本家当然基于犹太人的这种情感是支持他们的。他们给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给予了大量的经济支持。以色列很快由于他们的支持能够买到先进的军火，犹太人也善于学习，很快掌握了先进武器。一开始他们被打得很惨，但是不久就反败为胜。
那么是不是因为西方犹太资本家支持他们，他们就是犹太资本的代理人？
首先我讲，代理人战争这个概念是不能乱用的。如今的确有人在乱用，只要是西方支持，他就说是西方代理，我觉得像今天的俄乌战争也是这样，甲支持，你就是甲的代理人？…….‍‍
如果说当时西方的犹太资本家提供了援助，那五个阿拉伯国家何止提供援助，他们就直接下场作战，是战争的另一方，何止是代理人而已。而当时的巴勒斯坦人又在哪里？当时的巴勒斯坦人连代理人都不是。

骂以色列的人，大量的在网上公布一个图——说以色列不断的侵占土地，一开始几个点——就是那个所谓6%，后来就越变越大，到了现在，几乎就占领了整个巴勒斯坦等等，我觉得这个图是有两个非常大的荒谬。
第一个荒谬就是只说以色列控制的土地不断变大，就不提以色列曾经好几次把他们控制下的土地交还给阿拉伯人，大了又变小，大了又变小，是有好几次的，1956年就有一次，1975年又有一次，巴奥斯陆协议以后又有一次，以色列好几次向阿拉伯人返还土地的，当然始终没有返还到阿拉伯人希望的那种程度。
而且返还以后，阿拉伯人，或者说是巴勒斯坦人，又去主动挑起战争，进攻他们，于是又受到报复，然后那些土地又被拿回去了，像这一次，我觉得战争的结果很可能加沙地带又被以色列占领，这个是完全是可能的，但是你为什么不提以色列人曾经一次又一次的交还土地呢？你搞的那几幅地图，为什么只看见以色列控制的地方不断的扩大，就没有反映他们曾经的缩小呢？
但是这还不主要，更重要的是，所谓的以色列一开始只有6%的土地，这根本就是把私人地产和国家领主给混为一谈的。那么我前面讲了，当时战前的犹太人在欧美犹太富商的支持下购买的地产，只占巴勒斯坦国土面积的6%，但那个是有法律证书的私有土地。

阿拉伯五国战败了，以色列不仅保住了自己的领土，而且还从这些国家的控制下夺取了更多的领土。但是，巴勒斯坦仍然有相当多的土地，大概占30%少一点，没有被以色列夺取。
那一部分土地到哪里去了？是成了巴勒斯坦国的领土了吗？当然不是。
第一次中东战争或者以色列独立战争以后，加沙地带，一度成了埃及的领土。而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成了约旦的领土，也就是说，并没有成为巴勒斯坦领土的那些土地，经过战争，被以色列、埃及和约旦，瓜分了。
阿拉伯国家，如果你说你占有了巴勒斯坦的土地，那么你是侵略者，只不过你打不过以色列就是了。但是不管是把他们看作侵略者也好，看作是瓜分者也好，无论按照哪种标准，都不存在着以色列人占有巴勒斯坦人领土的概念，那个时候并没有巴勒斯坦国。

以色列夺取了这些地方，就是以色列认为是自己的领土了。但是就地产而言。以色列同样尊重作为以色列公民的阿拉伯人的这个地产。不存在着像我们经常看到的什么强占、圈占土地，那种剥夺所有权的那种东西。
当然，对于战争中成了难民的那一部分巴勒斯坦人，他们逃走了，他们也就失去了确权的机会。他们的确是受害者，是战争受害者，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他们应该得到大家的同情。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过程中，也的确应该考虑他们的利益。
但是战争造成的难民绝不是单方面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些人，甚至包括西方，包括同情以色列的人，都不太谈这个事情。就是在1948年战争以后，不但有以在以色列控制下的地方逃走的阿拉伯人，所谓的巴勒斯坦难民。同样也有大量的从阿拉伯控制地带逃亡的犹太难民，这些人当然都是逃到以色列去的。

也就是说，从1948年以后的30多年时间里，所有的有关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主张，就是消灭以色列，把犹太人赶到大海里。而且，在这一段时间，他们甚至连巴勒斯坦国也是不承认的。但是他们又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所以就不断的（冲突）。
这个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冷战，冷战发生以后，苏联和西方已经对立了。只要变成是西方人支持的，苏联就反对，尽管本古里安梅厄夫人这些人，如果按照思想普系来讲都是左派，而且都是社会主义者，但是以苏联为首的阵营仍然支持阿拉伯人，谴责以色列是西方的侵略势力，因此又发生几次阿以的冲突。

以色列是一个全民皆兵的国家，但是却不要阿拉伯人参军。阿拉伯人在以色列是不当兵的。那么这个阿拉伯人不当兵这个事情，你就可以做这两种解释。一种是他没有当兵的权力，他想当兵，但是以色列不让他当，这当然是一种歧视。但是说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当兵是一种义务，就像纳税一样，不当兵就相当于不纳税，你可以说这是一种特权。
那么到底是权力还是义务呢？这就取决于你的兵役制，你的兵役制如果是募兵制或者是雇佣兵制、自愿兵制，总而言之，当兵是自愿的，当兵是你的权力，你不想当可以不当，那么你不准你当兵，那就是剥夺你的权利。
但是以色列实行的并不是募兵制，并不是自愿兵制,以色列到现在也还是实行全民义务兵役制的，而且以色列的义务兵是没有服役期的，也就是说只要国家需要你，公民就要一直为国家打仗。这一次大家知道，包括50岁的以色列前总理，他是预备役，按照义务兵役制，他是有义务打仗的，他都重新回到军队了。
所以即便这个国家人很少，但是他们的军队动员能力很强，只要需要他马上可以做到，全民皆兵。那么在义务兵役之下，阿拉伯人可以豁免这个义务。我觉得在义务兵役之下，阿拉伯人不当兵，显然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被剥夺权利。就相当于犹太人要纳税，但是你可以不纳税。

呢個聽下就算，絕對唔係特權，因為退伍軍人係有特權同優待，

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后，阿拉伯国家就再也没有以国家的形式对以色列发动战争了，就是国与国之间的【阿以冲突】，实际上从1973年以后就结束了。
从这以后，阿拉伯国家就转而支持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作对。也就是说，阿以冲突从那个时候才变成了巴以冲突。

之後嘅故事就同前面提到嘅系列文章連接起身喇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區不斷擴建的屯墾區問題，是以巴衝突的「老病狀」。1967年「六日戰爭」後，以色列領土擴張到約旦河西岸及加薩走廊。隨後，官方啟動一系列策略性人口遷徙政策，成立「屯墾區」。為了擴大屯墾區，以色列政府提供諸多經濟誘因，如擔保工作機會、低利貸款，甚至免費贈屋等誘人措施，吸引猶太人進駐屯墾區。

簡言之，當以色列的城市愈來愈擁擠、房價日益攀升，他們只能逐漸把民生問題「外溢」到「猶地亞─撒馬利亞」區（希伯來語：אֵזוֹר יְהוּדָה וְשׁוֹמְרוֹן‎），也就是巴勒斯坦「約旦河西岸」。在以色列人的認知中，自古以來，這片土地就是耶和華賜予猶太人的。

外在因素外，哈馬斯和法塔赫兩大派系又不時因權力和路線衝突，相互消耗彼此資源。對高度世俗化的巴解組織而言，其目標是建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和政府。巴解和以色列的紛爭，本質上是政治問題；但哈馬斯卻大不同，哈瑪斯自始至終就是要把以色列從「地圖上抹去」，「以哈」之間是你死我活的「生存戰爭」。

以巴雙方曾簽訂供油協議，「巴勒斯坦油價和以色列同步」。這種看在巴人眼裡，如同「經濟剝削」的現象，是巴勒斯坦的經濟體質完全無法「實質獨立」的條件，也讓困頓的貧富差距更雪上加霜。但同時，巴勒斯坦若缺乏以色列和國際的經濟援助，又更「國將不國」。
身為「國家」，巴勒斯坦的建國前景必定崎嶇坎坷。許多巴勒斯坦人對於「巴勒斯坦國」的「實質獨立」，總是抱怨連連，甚至認為「一點鳥用也沒有」。
2012年，晉升為聯合國觀察員國後，巴方原本想利用參與聯合國的職權，欲在國際法庭控告諸多以色列高官，違反國際人權。但以方警告，若巴勒斯坦一意孤行，以巴和談及援助巴勒斯坦的物資、經濟資源，一切免談。最後，巴勒斯坦政府退縮了。
制約巴勒斯坦順利建國的，還有經濟民生資源被掐死。至今，巴勒斯坦地區仍高度仰賴以色列和國際社會的援助。走在巴勒斯坦的街道上，除了觀光業、農業外，缺乏重大支柱產業，尤其缺乏規模龐大的製造業，難以吸收就業人口。

以色列政府和人民幾乎都了解以巴衝突的故事，以及巴勒斯坦內部問題。但當國土地形狹小、缺乏戰略縱深，周圍又滿佈敵意環伺的阿拉伯強國時，以色列人對國家安全的認知是：「只要失敗一次，就會亡國」，謹慎程度幾乎到了偏執的地步。
因此，以色列的生存邏輯是「展現強大力量，遏止敵人侵略意圖」。若顯露一絲軟弱，強敵馬上將其消滅。「寧可打出安全的和平，也不要忍辱偷生的和平」，隨時可能被亡國的安全觀，造就出以色列獨樹一幟的國防理念。以色列前國防學院院長雅德林少將曾說：「以色列必須奉行安全第一、和平第二的方針。安全重於和平。先有安全，後有和平」。

以色列歷經了五次中東戰爭，以及不計其數的中小型戰爭（役）。對以色列人而言，他們得出一個結論，唯有實力才有和平。而這個實力必須來自於教育、科技和國防。
對於一再騷擾和侵襲以色列的阿拉伯國家和以巴紛爭，以色列政府學會不跟恐怖組織妥協和談判。這次哈馬斯俘虜人質到加薩走廊，以色列政府就從沒做出與哈瑪斯談判的決定。從1948年建國後的各種慘痛經驗，教會以色列人的是，道道地地的國際現實主義原則：生存與安全、絕不輕易相信對手和敵人的承諾和善意。
所有以色列對待巴勒斯坦（及周邊敵對國家）的各種作為和反應，都只是在實踐生存和安全的基本前提。
同樣地，「有壓迫的地方就有反抗」的觀念也深深刻印在巴勒斯坦人的DNA裡頭（無論在約旦河西岸或加薩走廊）。巴勒斯坦人認為，以色列割裂巴勒斯坦國並用隔離牆包圍起來的作為，宛如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希特勒對猶太人的隔離政策，甚至痛批以色列人根本就是納粹和殖民。加上巴勒斯坦內部的貧窮、派系鬥爭、土地被侵蝕、其他阿拉伯國家兄弟的支持常口說無憑，更讓怨恨情緒不斷世代傳承下去。因為，巴勒斯坦人也正陷入生存與安全困境中，難以自拔。
舉凡在巴勒斯坦居住一陣子，就不難感受出這些憂鬱和憤恨的情緒，且讓整個地區塑造成一個壓力鍋。至於鍋內壓力何時會猛然爆開，只是時間問題。
如今，哈瑪斯再度掀開壓力鍋，以色列決定不再忍讓。當總理納坦雅胡說出要一次殲滅哈瑪斯分子時，注定近東地區的和平只會離現實愈來愈遙遠，而淪為夢中迴響的一絲祈禱微音。

但事實上，最重要嘅係人民。呢個都係點解好多國家都有支持巴基斯坦嘅遊行（注意唔係哈馬斯），包括法國、西班牙、瑞典等等

“最令人不安的事情之一是，当今所有战争，无论是常规战争还是恐怖袭击，非战斗平民首当其冲。他们是夹在中间的人，受到爆炸性武器的直接影响，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健康状况也会受损。”美国塔夫茨大学教授巴里·利维（Barry Levy）说。

在以色列，人们对仇恨和暴力既警惕又从容。五年前因为工作原因来到以色列时，芒乐就发现，当地人的脑海里似乎总是“绷着一根弦”。“街上发出一声巨响，在中国我们可能会猜是车祸、是房子塌了，以色列居民会观察是否发生了枪战，开始搜索周围的避难处；商场长椅上出现一个黑色手提袋，不会有人靠近它，他们会拨打100，让专门的防爆专家过来处理。”不过她也渐渐发现，人们对安全有足够的信心，有一次警报响起时，芒乐正在街上寻找掩体，看到有人不慌不忙地走着，甚至拿出手机拍摄火箭弹爆炸后在空中留下的流星一般的火花。“
骚扰在所难免，但在这次战争之前，我们坚信以色列不会发生大的伤亡，因为有固若金汤的‘铁穹’系统和世界一流的军事武器。”芒乐的丈夫大卫·约瑟夫（David Yossef）告诉本刊，从小他们得到的教育是，“如果一个恐怖分子出现在特拉维夫，他会在一分钟内就被制服。”另一位曾经旅居耶路撒冷的华人林峰观察，城市里虽然会出现抗议事件和火箭弹袭击，“大家觉得真正发生危险的概率微乎其微。有点低估了哈马斯，觉得哈马斯没有能力对以色列发起大规模攻击，以色列也有实力保护生活在这里的本国人和外国人”。

在加沙，人们没有防空洞、安全屋和“铁穹”系统，唯一能接收预警的方式，是认真听街上邻居的大声呼喊。
另一位生活在加沙城的记者萨娜·卡玛勒（Sanaa Kamal）告诉本刊，10月7日开始的三天里，“我们一直在承受以色列的持续轰炸，几百次轰炸。第一天轰炸时我出去做报道，当我回到自己的街区时，十分震惊，我们的街区几乎完全被毁掉了！那是一个很漂亮的街区，有国际组织、国际机构的办公室，还住了很多上班族、记者和工程师。这里没有武装分子，为什么要炸我们这里？”卡玛勒外出报道时，都戴上头盔、穿着印有“PRESS”（记者）的背心，但这无法保障她的安全，“从2008年（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加沙战争开始，每一场我都参与报道，每一次都比前一次更猛烈，死的都是巴勒斯坦的平民，不是武装人员”

「范跑跑」

2015年从光亚学校辞职后，范美忠就没再有过正式工作。他对应试教育深恶痛绝，并因此让两个孩子放弃了公立学校教育，在家上学。当年他在中学当老师，一些学校宣传“清北”成绩或地区“状元”，他批评校长误导社会，“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考清华北大，是培养有智慧、心智健全的人”；他还嘲讽，“我自己就是状元，我最清楚那些状元有多傻。”

范美忠成为众矢之的，缘于一篇文章。2008年5月22日，他在天涯论坛上发表了《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一文，文中明确写了自己第一时间的反应，“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成年人我抱不动，间不容发之际逃出一个是一个，如果过于危险，我跟你们一起死亡没有意义”。
虽然做好了遭千夫所指的准备，但这篇文章引发的舆论海啸，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料。
一开始范美忠不怎么接电话。3天后，他发文解释《我为什么写〈那一刻地动山摇〉》，激起众多学者和网络大V纷纷下场。几天后，范美忠缓过神来。他灵机一动，“过去那么多年，我费尽力气传播思想，都默默无闻。现在我为何不主动接受采访，传播我的思想呢？”
于是他频频出现在各种节目中，摆出战斗的姿态。至今他仍得意于当年的“启蒙策略”。
他有足够的自信在智力和道德上碾压那些批判者，“他们（网民）很蠢，他们纠结的还是跑不跑，骂的是我跑了。但更根本的问题，难道不是如何保护生命安全，难道不是建筑质量吗？”

可以講，大家唔喺同一個頻度。我諗，喺中國傳統入邊，公然講自己關心在乎自己嘅「自私」就係會觸發道德綁架，就類似「乜你份人噉㗎」，只係話其實好多人內心都係噉諗，發現有人竟然敢講出嚟，就好似捉住機會大批特批嚟抵銷自己嘅罪惡感，當然只係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大家都覺得老師就應該照顧好學生，係佢哋嘅職責

这位校长的解释多少起到了作用，毕竟他是除范美忠外最了解当时情形的人。15年后，他再次向我解释，光亚学校是一所国际学校，风气自由，学生不像公立学校那么讲规矩，“学校连一个窗户都没爆裂，孩子们也没有一个指甲盖的伤亡，指责他首先就没有意义。”
这些年来，卿光亚多次对媒体说过，当时范美忠所在的教室离操场只有5米。“他身体好，最先跑到足球场不是很正常嘛。”而班上的十几个学生，多是十七八岁的毕业班学生，“比他还高大”。卿光亚把范美忠的“跑”解释为一种行为引导信号，“他的行为，也算是（说了一声）‘follow me（跟我走）’。”
当年的舆论声讨中，有学生发短信给卿光亚，说校长，你是不是要开除范老？你一定要顶住压力，不要开除他。你要开导和原谅范老。
卿光亚对“范老”这个称呼印象深刻，他回复学生说不要担心。在卿光亚眼里，范美忠之所以被骂，不是因为“跑”，而是因为之后写的文章。至于这篇文章，卿光亚认为可以批评或讨论，但言论自由，自己无权干涉，也没有处分的权力，“我希望大家骂那个修楼修垮了的人。”
那次节目中，范美忠道了歉——为自己“对学生的爱还不够”，为给校长卿光亚带来的压力以及文章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但他强调，“我不是为我发表的言论以及我的观点道歉。”

當年都仲算幾鬆，至少校長仲可以頂住輿論壓力，堅持言論自由

命运，以及成长经历，在李勇看来，造就了范美忠的精神气质，“近乎虚无缥缈的、近乎神经症的痛苦”，也导致他一定会发出地震后那番惊世骇俗的言论。而在那篇对抗性的文字里，“他故意把自己（表现得）极端化了。”
另一方面，他又极度敏感。一旦有人质疑，他就立刻被激起一种防御机制，与原本孤傲的性格结合在一起，表现出来的就是更为极端的言论。李勇把范美忠这种孤傲的敏感比喻成“壕沟”，“在‘范跑跑’事件中，他建立了几个壕沟——第一，建筑为什么不安全？第二，安全培训为什么没做？第三，我的生命和学生的生命是平等的。”

从20岁到40岁，范美忠充满了倾诉的渴望，他需要找到听众。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要能有“精神交流”。“他看重的是那种能一眼看见深渊的东西。所以能给他带来兴奋感的，是在解读时跟别人的不一样，发人所未发。”李勇说，范美忠的天性里，有一种对精神快感的痴迷。
这些气质被进一步带到了教学中——和范美忠一起经历过2008年地震的学生王一山记得，范美忠的课上不怎么讲书本上的东西，却时常和同学们讨论生活、情感、自由和生命。“那时语文课简直就是一场强劲的头脑风暴和认知的洗礼。”他还常带学生们去春熙路的盗版碟店淘影碟，向他们介绍文艺片领域的塔尔科夫斯基和英格玛·伯格曼。2008年地震后，王一山去美国学了七年艺术摄影，就是受了范美忠的影响。

有朋友分析，说范美忠当年的错误，就在于他的“诚实”。而网民的盲目，则在于他们揪住几句话，而不顾完整事实——那篇文章后面80%的文字，范美忠写了自己如何陪伴妻子、女儿躲避余震，心有余悸，无法入眠，白天到处为家人找吃的。
对他来说，这是脚踏实地且真实的生活。

yep，相當認同，所以真係好似喺之前講《陌生人》嘅觀後感噉，要結合寫作背景、內容設定同主旨嚟理解，而唔係只係單單侷限於表面文字或幾句話就算

也正是在柴米油盐的生活中，他意识到“这个世界的支配力量，是经济。国家的根本关系，是经济利益关系”；他也意识到，年轻时沉浸在诗歌、理想这些“虚无缥缈”中，产生了许多人为制造的痛苦。拥抱真实生活的同时，他得到了治愈，甚至解脱。

但年輕嘛，就係要大膽去諗去闖；至於更現實嘅嘢，亦都可以一邊經歷嘅，畢竟都要為將來做準備

不只范美忠，当年在宾馆里彻夜辩论、在操场上通宵讨论中国教育向何处去的那群人，如今纷纷到了50岁上下。在喧嚣的自媒体、短视频时代，他们早已习惯于温和与沉默。
“那个时代过去了”。李勇很平静地说出这句话。
“以前是意见领袖的时代，现在是群氓的时代，每个人都有一个麦克风，都可以在自媒体上对这个时代发声，去疯狂地表现自己的无知。”精英的声音被淹没，李勇一度感到痛苦。“你只能忍耐”。但他很快释然了，“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都不能做自己的主。我们都是被时代裹挟的，看起来有很多选择，其实没有选择。”
李勇认为，虽然地震后的舆论给范美忠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但如果没有发生这个公共事件，范美忠可能会走入更极端的个人世界。
现在的范美忠变得不太爱交流，他承认年轻时“把天下事看得太简单了”。
蔡朝阳对此更是早有预言。2006年的文章里，他回忆去小镇支教，一个早来两年的教师给他们泼冷水，“没用的，真的没用的。”彼时，蔡就感到突破应试教育之难。他劝范美忠，“时代的变化从来不产生在一夜之间，需要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而我们，都是中间物。”

我自己就都係嗰個諗法，如果冇人去急，就永遠冇得漸進，就係漫長而枯燥嘅直線

“我基本上不需要跟任何人交流思想，我现在不渴望交流思想。”范美忠说，成都常有文化活动，老友们喊他参加，但他越来越失去交谈的欲望、辩驳的激情。出现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重大发现”：过去的许多朋友，思想都开始出现固化。
“他们根据记忆惯性，还把我看作自己人。”但他觉得，这些朋友在各种思想牢笼里，“每个人都又建立起了自己的意识形态，交流起来就是鸡同鸭讲，要么一谈就吵起来。”

一些朋友因此说范美忠变了，他承认。他说，以前自己只是空谈民主自由、生命的意义，过得再穷都不关心经济，但现在，他几乎每天都要看大量谈军事、政治、经济的短视频，“自由还是我的理想，但自由不是一个理念，不能脱离社会现实、历史和自己的经济条件。”

so sad but true，又真係好少人會不斷地更新自己嘅思想

最近范美忠发现，过去10余年，自己的庄子和《红楼梦》讲座，已经可以整理成五六本书。照这个比例，等全部讲完，能整理出20本书稿。此外，他还有一本讲古典诗词的书稿，但没有出版社愿意出他的书，“他们还是有忌讳。”
现实中的范美忠，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也的确受到了“范跑跑事件”的“围困”——没人再敢请他教书、上课、讲座，教育圈的路被堵死，书也不能出版。上网课成了被迫之举，但他并不悲观。“我是搞历史的，我对未来很有信心。历史虽然有曲折，但一定会变好。这些书的价值不会被掩埋，将来情况变了，就一定能出。”
眼下的范美忠不再想着改变世界了，他坦然接受了现实，“一个人的能量，能做一点小小的事情就很好了。”这些“小小的事情”，包括教育孩子，写一篇文章，出几部鲁迅和庄子的研究著作等，“甚至有时候，你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这个世界的启示。”

同样作为当年的“异端”，魏勇选择了“入世”。从世俗上看，他要比范美忠积极和成功。
在温州这所学校，学生实行“走班选课”。“温州是一片教育的盐碱地，商品经济发达，功利化思想盛行。在这里培育教育的土壤，挑战性更大，成就感也更大。”魏勇希望用结果证明，尊重学生个性的教育，是可以活下来的。
而在他看来，范美忠的“出世”同样值得尊重，“人的天赋、才华通常是禁不起弯腰的，当你弯腰低头的一刹那，你的才华就掉到了地上。”魏勇解释，“而你要保持住你的天赋和才华，就必须直挺挺地站着，成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
崇州的乡居生活让范美忠放松且愉悦。民房次第缩减房间，在二层、三层空出了阳台。阳台是个20多平米的水泥池子，像一个干涸的游泳池，被浓绿的樟树包裹着。范美忠在这里摆上茶桌和藤椅。“我平时没事的时候就这么躺着。”他靠在躺椅上，身体后仰，语气平缓而坚定，“他们的游戏，我不加入。”

climate disaster

WashingtonPost|Years into a climate disaster, these people are eating the unthinkable

Nyaguey grabbed a plastic bucket and an empty sack and set off from her village surrounded by floodwater. Those waters had upended her life, but also provided a food option — not a desirable one, but one of the few left.
Water lilies. They’d been keeping her family alive for two years.
They were bitter. Hard to digest. They required hours of manual labor — cutting, pounding, drying, sifting — just to be made edible.

well...真係唔知講好定唔好好

Climate disasters are often perceived as finite events — with an emergency and a recovery, a beginning and an end. But as these disasters grow in magnitude and frequency, striking poor countries dependent on a stretched humanitarian system, some are no longer just passing crises, but permanent states of being. That dynamic points to the extraordinary stakes in global climate talks, which center on the question of how wealthy nations can foot the bill for climate-related destruction — even when that destruction is chronic.

The floods have brought so many new stresses to Chotyiel that it’s hard to attribute a spate of sicknesses to any one factor. But officials in the village say the wrenching diet is a major contributor, as are the risks lily collectors face in the water. Several women have died of snakebites. Children regularly deal with severe constipation, and with their immune systems weakened, they and other villagers have also experienced a surge in diarrheal sicknesses. The village used to see one person per month die on average; now it’s three to five. In the week The Post visited Chotyiel, three children died.

In Chotyiel, Reik said the town never hears from the government, though he did hear secondhand about a U.N. report predicting increasing rain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Mostly, he said, people in the village rely on traditional methods to predict the weather.
They track bird behavior.
They listen for a frog species whose sound changes based on conditions.
And they look to the sky.

一切嘅基礎都係有用可靠，以前基本冇嘢到，所以要建立信心都唔係話咁易，同埋，今次係咪真係可以做得到？hope it will happen

She’d have more than 100 pounds by the time she was done.
Nyaguey said the load would be too heavy to transport on the muddy path back to town. So instead she’d wade back through the floodwaters, letting the bucket float behind her, trying not to get lost. But then the floodwaters would end and there’d still be another quarter-mile on foot.
By then, she’d have been at work for hours. Her feet would be shriveled. She’d be exhausted. She’d lug the lilies back anyway she could.
Then it would be time to cook dinner.

好難以想象要噉樣日復一日為食物奮鬥嘅日子已經持續咗兩年，希望真係可以變好

科舉

Much of the academic literature focuses on the meritocracy of Keju. The path-breaking book in this genre is Ping-ti Ho’s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1962). One of his observations is eye catching: more than half of those who obtained the Juren degree were first generation: ie, none of their ancestors had ever attained a Juren status. (Juren was, at the time, the first degree granted in the three-tiered hierarchy of Keju.) More recent literature demonstrates the political effects of Keju. In 1905, the Qing dynasty abolished Keju, dashing the aspirations of millions and sparking regional rebellions that eventually toppled China’s last imperial regime in 1911.

竟然係噉，冇諗到菁英階級好難繼承到，不過都幾合理，因為單純係記憶測試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of Keju goes far beyond its meritocracy and its connection to the 1911 republican revolution. For an institution that had such deep penetration, both cross-sectionally in society and across time in history, Keju was all encompassing, laying claims to the time, effort and cognitive investment of a significant swathe of the male Chinese population. It was a state institution designed to augment the state’s own power and capabilities. Directly, the state monopolised the very best human capital; indirectly, the state deprived society of access to talent and pre-empted organised religion, commerce and the intelligentsia. Keju anchored Chinese autocracy.

The sequential order ran from politics to bureaucracy, not as in China from bureaucracy to politics. In the West, society was vibrant long before the state ramped up its administrative capacity. The rule of law, the principle of accountability, and the powers of the legislature and the political parties were already firmly entrenched. Yes, the Leviathan was shackled by society, but different parts of the Leviathan shackled each other. Bureaucracy in the US formed and gained power only under a myriad of constraints and contending forces, rather than the socioeconomic tabula rasa that greeted the arrival of Chinese bureaucracy.
The civil service in the UK and the US was ensconced in pluralistic societies that enjoyed a degree of religious freedom and a modicum of emergent electoral democracy. A world of competing forces and constraints attended the arrival of bureaucracy, even helped to create it. Government bureaucracy competed in some situations or complemented in others with church, universities, commerce and other social groups for human capital, legitimacy and resources. For political development, birth order really matters.

interesting，從呢個角度嚟睇確實，唔知關唔關人多事，感覺上係過於功利性，而基礎就基本冇打牢，或者話，從統治嘅角度嚟講根本唔想噉做，朝代嘅更迭只不過係換湯唔換藥，始終冇解決到

Keju was so precocious that it pre-empted and displaced an emergent society. Meritocracy empowered the Chinese state at a time when society was still at an embryonic stage. Massive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ve manpower were poured into Keju such that it completely eclipsed all other channels of upward mobility that could have emerged. In that sense, the celebration by many of Keju’s meritocracy misses the bigger picture of Chinese history. It is a view of a tree rather than of a forest.

There was, however, a massive operational advantage to the Neo-Confucianist curriculum: it standardised everything. Standardisation abhors nuance and the evaluations became more straightforward as the baseline comparison was more clearly delineated. There was objectivity, even if the objectivity was a manufactured artefact. The Chinese invented the modern state and meritocracy, but above all the Chinese invented specialised standardised testing – the memorisation, cognitive inclination and frame of references of an exceedingly narrow ideology.

A bane to human creativity was a boon to autocracy. Standardised testing was conducive to authoritarianism.

而點解儒家最後成為標準，理由可能就係佢多，係壓倒性嘅多，因此變成正向循環

Confucianism offered an operational advantage. It is textually rich; the verbiage is massive, and the pontifications are incredibly involved, not unlike the verbal portion of the SAT. As noted before, there are approximately 400,000 characters and phrases in the Confucian classics. Using a website, Chinese Text Project, ‘an online open-access digital library that makes pre-modern Chinese texts available to readers and researchers all around the world’, I found that among the classical texts created before the Han dynasty (206 BCE-220 CE) Confucianism is paragraphically the richest, with 11,184 paragraphs. No other ideologies come remotely close. Legalism has 1,783 paragraphs; Daoism has 1,161 paragraphs, and Mohism has 915 paragraphs. Confucianism, thus, functioned as an equivalent of the abstruse and arcane vocabulary of the SAT, and it was most suited for screening and selecting the desired human capital from a large pool of candidates.
Is it at all possible that Keju successfully anchored and shaped the nature of the Chinese autocracy because of this accidental feature of Confucianism and on account of an operational technicality? Let’s pause, savour and ponder for a moment the momentous implications of this proposition.

黑户一代

「查計劃生育的」是汪靜自小最害怕的人。小時候，只要有些風吹草動，汪靜就會被送往別處。她時常一覺醒來就發現自己在一個陌生的地方，有時是在外公家，有時是在乾媽家。在她的印象中，外公一點都不親切和善，因為她是個女孩，對她不聞不問；乾媽則是個嚴厲、冷漠的女性，連她起夜去廁所都會抱怨她。
她總盼着家人來接她，整日盯着大門，盼星星盼月亮，卻總也等不到。後來很多年中，她發現自己和別人說話會有意無意地看向門口，接受心理諮詢後才明白，這一下意識的行為和小時候這段經歷有關：她好像永遠在等着什麼人來接她回家。

初中時住校，汪靜只在週末回家。那時媽媽有了孫子，每天屋裏屋外地忙：做家務、做飯、帶孫子。她想讓媽媽多陪陪自己，卻等不到她閒下來的時候。她有強烈的被拋棄感，覺得自己是媽媽的累贅。原本學習很好的她，成績一落千丈。大專畢業後，離開家鄉，去了北京工作。
2017年，父親過世，母親也在不久後因病去世，汪靜度過了一段極端灰暗的日子。媽媽過世前，她曾把媽媽接到北京小住。在汪靜家裏小住時，媽媽總唸叨着，自己沒用了，會拖累她。這時，她會想起童年時自己也有過同樣的想法。她開始重新理解母親，理解她們的關係。
媽媽12歲時父母離了婚，她和9歲的妹妹跟着母親嫁去了新的家庭。和所有有相似經歷的家庭一樣，她們在新家過着寄人籬下的生活，忍受繼父的冷言冷語。到了18歲，有人上門說親，媽媽急切地想逃離那個家，沒多想就決定了自己的親事。嫁的男人脾氣暴躁，稍有不順便對她又打又罵。在那個年代的農村家庭，家暴是沒有人可以逃脫的命運。他們就這樣過了一輩子。
汪靜的媽媽在匱乏中過完了一生，卻盡她的全力不讓孩子繼承匱乏。汪靜細數着母親的付出，努力試着穩定情緒，但眼淚最終無法抑制。
她說她常夢到媽媽，夢裏她依然忙忙碌碌，沒有閒下來過。她想起，初中時每個返校的週日下午，媽媽會送自己。有一次，她走了好遠好遠，一回頭，媽媽還站在原地，和她揮手，夕陽就在媽媽的身後。
這個畫面她記了許久。回頭看，她才確信，媽媽很愛她。

呢個都係計生嘅反人性之處，生育變成一種懲罰，令到無數家庭、親子關係破壞晒

張小靈讀研究生時，曾和同學聊起家裏的情況，對方說，「你家超生不覺得羞恥嗎？」她聽到後大為震撼，也非常受傷。她也聽別人在無意間笑道：潮汕人怎麼那麼能生，是母豬嗎？
小時候，汪靜總是聽人提起「計劃生育」，每次不聽話，家人就用「計劃生育的把你抓走」嚇唬她。那時候，她以為「計劃生育」就是抓小孩的，但她不明白為什麼要把小孩抓走。初中時候，她第一次在歷史課本中接觸到了「計劃生育」這個詞，她跟隨教科書的觀點，覺得中國人口實在太多了，因而需要計劃生育，只生一個好。當時卻從沒想過，自己和這個政策有何關係。
前些年，她在媒體報道中無意間了解到「失獨家庭」群體，才開始將計生政策和具體的人聯繫起來，更意識到，原來自己的生命經歷也與這個政策有關。
計劃生育在她現在看來，「沒有人性」，造成了許多骨肉的分散，她想提醒自己和其他有着相似經歷的女孩，「不要忘記自己經歷的一切。」
因為兒時的這段經歷，張小靈對生育的話題非常感興趣。她現在在讀博士，研究的課題和生育有關。她從自身的經歷感受到，計劃生育帶來的影響，不僅是宏觀的老齡化、經濟方面的可以用數字描述的影響。很多時候，它對個人的生活、經歷、情感都持續產生着影響，而這些影響，是用個體的身體在承擔。
如果有機會回到過去，張小靈想和媽媽說，你不用太擔心你的第三個小孩，擔心她身體弱、太內向、會暈車，現在她可以一個人去許多國家。
也不用總是叮囑她要叫你「嬸嬸」，她都會記得。
她會在你生病的時候照顧你，傾聽你；即使離家萬里，也會兩天給你打一次電話。你放心，很多年後你會說，「還好我生了這個小孩」。

「厭男」

实际上，《我，厌男》的内容并不激进，读者们在评论里多提到它“温和”。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林霜认为这是“一本呼吁女性团结和姐妹情谊的小册子”，作者波利娜·阿尔芒热称之为“一份简短的反思”。
波利娜·阿尔芒热在书中专门说明“厌男”的含义以及与它与“厌女”的不同——
“厌男是一种回应，并非针对绝对的男性性别。或许，词典应该这样阐述：‘对行使男性权力的人感觉到厌恶的事实。’……厌男者从根本上说，是在反对男权，并不是厌恶男人，而是厌恶塑造男人的社会和文化系统。……相反，厌女者厌恶的，则是女性本身，其对女性的看法是完全生物性的：可以插入的器官，用于繁殖的子宫，会来月经的物种，手无缚鸡之力的群体。”
她甚至友善地解释：“何况我们并不是真的讨厌男人，因为他们毕竟是我们的伴侣，兄弟、父亲、同事和朋友，我们很爱他们。”
但这依然没能阻挡恨意。这本书在全世界出版后，作者遭受大规模的网络暴力，“数百名愤怒的男性将他们的仇恨和暴力发泄到我的邮箱、私信、推特和Instagram评论区里，暴力、强奸、死亡、性别羞辱及/或反同性恋辱骂应有尽有；……他们将我的头像p成希特勒的样子；从谷歌图片库里扒下我的照片，对我的相貌极尽羞辱之能事。”
在中国，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林霜也不得不面对毫无根据的批评与辱骂，她被蔑称为“母狗”，而她写作的回应文章，却被屏蔽。

“我从没用过父权制的那一套去压制任何一个女性。”陈诚说得笃定，“我只是恰好生在有我想要资源的城市，我没有排挤任何人，在学习，工作中，我没有侵占任何他人的资源。我不知道我还能怎么做。”
我能理解陈诚的委屈。如果一个男性，从未感受过任何特权，从没有性骚扰过女性，从没有压迫女性的意图和行为，“厌男”的话语为什么要把他囊括进去，为什么会被说成有关联，甚至被女性揶揄、批判？
“你有观察到女性遭受过哪些不公平对待或者你说的系统性压迫呢？”我不止一次问过陈诚这个问题，从原生家庭，问到教育经历，再到工作环境和亲密关系。陈诚的答案都是没有。他用大段空白的时间回想，却仍回答不出这个问题。
他提到大学生活，“大学男少女多的环境，我没什么可被优待的”。工作后，在同样男少女多的图书行业，他认为自己干的活反而要比女生多，例如搬书，但他“从没觉得自己被占便宜”。他有一个正在读博士的女友，他愤怒于导师对她的压榨，但他认为这只是个例，而非性别问题。当然，唐山打人事件和丰县八孩案件在他看来也都不是性别问题，而是法律问题。

这本书出版后遇到的风波、我与陈诚的对话、林霜在出版过程中的努力和改变，这三件事共同说明了一个事实：女性总是在解释，试图获得理解，并为此感到痛苦，而男性则可以轻松地否定一切。
可以想见，这样的论断又会招致“煽动男女对立”的批评，就像《我，厌男》这本书所遭遇的一样。事实上，哪怕在性别友好的编辑部内部，我也听到了不同意见。一位男性同事认为我在审视陈诚，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男性明明没有什么错，还不能被认可，还要被女性冷漠地对待，被提防、评判。
这里或许可以使用书中的一段话作为回应，“有时候，看似对某种现象一概而论的描述，其实只是在呈现简单的事实而已。……并不是所有男人都是强奸犯，但强奸犯几乎都是男人，而几乎所有女人曾经遭遇或即将遭遇的暴力都来自男性。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的一切厌恶、不安和质疑都源自此处。”
与陈诚见面之后，我通过邮件联系上《我，厌男》的作者波利娜·阿尔芒热。我向她提出了陈诚的控诉：在这个社会同样遭受无视，没有感受过特权或者优待的男性，也要被厌男的话语含括吗？
阿尔芒热的回复中透露出失望，“我的身边已经没有这样的男人了。这个男生读了这本书吗？”
她说，“让我伤心、让我有点疲倦的是，这些在各方面看起来都非常友善和善良的男人，当他们做出如此过激的反应时，他们只想到了自己。……男人必须同意，这一次，把自己放在我们的位置上，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当我们谈论‘男人’时，我们并不是在谈论某个特定的人，而是在谈论允许男性肆意妄为，且不必承担任何后果的制度，以及因此受益的人。如今，要说一个男性从未从父权制中获利，这是不可能的。就这么简单，事情就是这样。你必须接受。”

Betting change world

in recent years, prediction markets have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a crowd of Silicon Valley empiricists who believe we can fix much of what ails society by betting on our future the way we wager on stocks or sports games.
These people believe the world is full of bad information — biased news, out-of-touch punditry, loony conspiracy theories. Much of this information is spread by people without skin in the game. (Or worse, people with incentives to lie.) And many people have lost faith in the experts and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edia, that once served as trusted referees.
Prediction markets, they believe, offer a better way to search for truth — rewarding those who are good at forecasting by allowing them to make money off those who are bad at it, while settling on the facts in an unbiased way.

幾得意嘅諗法，而且都幾合理——賭注可以用嚟獎勵唔受陰謀論、假新聞影響、識得資訊搜集嘅人

The basic idea behind Manifold Markets and similar platforms, such as Kalshi and Polymarket, goes like this: Markets aggregate information. The more information they aggregate, the more accurate they tend to be. And if enough people make enough bets, with enough information behind them, markets can tell you something useful about the future.
Most of us accept this principle when it comes to investing. If the price of Apple stock rises 10 percent one day, or falls 20 percent the next, we assume that it’s because smart investors with access to good information have changed their minds about the company’s prospects, and that it’s not just a random blip.

In the Rationalists’ view, prediction markets are an essential part of a healthy civic ecosystem, and a necessary check on experts and mainstream authorities.
They believe that prediction markets work because they harness the wisdom of crowds, and filter out noise and bias by reducing contentious debates to simple yes-or-no questions. Good forecasters win more bets over time, while bad ones lose money and influence. And everyone learns by watching prices move in real time, as more information is added to the market.
Some even believe that prediction markets could keep extremists and conspiracy theories at bay by raising the stakes of fringe views.

There are downsides to running a conference this way, to say nothing of a society. But at Manifest, where the money was fake and the mood was exuberant, nobody felt much like hedging.

He likes earning Mana, which he can then donate to charity. But mostly, he said, he likes being proved right.
“There’s a competitive aspect to it,” he said. “I feel good when I win.”

文革研究

1967年初，在這樣一種舊的權力秩序已然崩潰、新的秩序尚未建立的時刻，兩份其實是由已被剝權的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主導起草的、在造反派團體中引發爭議與不滿的文件——《急告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獲得了毛的注意。毛誤認為這兩份文件代表着上海造反運動在擊潰舊秩序之後迅速重建經濟與社會秩序的進程，進而認為上海造反派的「奪權」提供了一條將造反運動所帶來的失序轉化為穩定的出路（注2）。
在毛的明確支持下，北京的宣傳機器在1967年1月開始號召全國各地造反運動向當地的黨政機關「奪權」，希望這些造反運動通過「奪權」過程完成整合，並迅速將生產、生活秩序重新穩定下來。1月23日，中央進一步指示軍隊介入地方「奪權」進程、支持「革命左派群衆」。這樣的安排，凸顯出中央希望「奪權」浪潮能在軍方力量的干預下重新穩定社會秩序。到了2月底，毛等中央領導人對於「奪權」浪潮後應該建立的新政權形態形成清晰設想：各地造反運動「奪權」後的最終出路是建立軍方代表、原有幹部、群衆組織代表「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

呢樣嘢又真係先知道，令到成個過程更加make sense

魏昂德在《混亂的動因》中指出，在1967年1月份，雖然以上海為代表的少數大型工業城市出現了人數多、規模大、對黨委造成實質衝擊的群衆造反運動，但在中國的絕大多數中小城市和縣級行政區域，造反運動普遍力量較弱且高度碎片化。當中央發出「奪權」號召後，這些碎片化的造反力量只能倉促行動，過程中難免只能囊括一部分造反組織而忽略了其他造反組織。「奪權」發生後，未能被囊括其中的造反組織勢必對「奪權」過程的合法性提出質疑。換句話說，「奪權」過程本身造成了造反運動內部的對立，這一現象即使在造反運動比較強勢的大城市也難以避免。
《混亂的動因》進一步分析道，軍隊的介入必然惡化造反運動內部正在形成的對立。在中央指示下介入地方文革的軍隊，不得不扮演造反運動內部紛爭的裁決者角色。軍隊支持紛爭中的一派，必然激化其他對立派別的不滿；就算軍方試圖調停造反派別之間的衝突，也難免被某一派懷疑是在暗中支持敵對派別，最終被迫選邊站隊。這樣一來，各地造反運動因「奪權」過程導致的內部紛爭被顯著激化，並固化為「支持軍方vs反對軍方」的對立。普遍的群衆組織派別對立，使得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在「奪權」後無法順利組建革命委員會。在政治秩序無法迅速重建的情況下，北京給出的解決方案是：啓動軍事管制，自上而下強行建立軍方專制的臨時秩序，直到組建革命委員會。1967年3月後，全國大多數省份進入軍管狀態。

在1967年初的「奪權」浪潮與軍隊介入後，文革的走向幾經轉折。軍隊介入地方政治的最初一段時間，常常粗暴地打壓那些反對軍方的造反派團體，取締其組織，逮捕、迫害其成員。1967年4月，中央發出通知，明令禁止軍隊的上述鎮壓行為，並恢復被取締的造反派組織。《混亂的動因》分析道，中央的這一通知實則進一步催化了群衆組織間的派別衝突。之前受到軍方打壓的造反派別重新組織起來，以更強的進攻性對待軍方和受軍方支持的群衆派別。而軍方在被禁止直接「出手」以後，紛紛向與其結盟的群衆派別輸送資源，包括提供武器。這又進一步促使反對軍方的造反派別也通過搶奪武器等方式武裝自身。這一時期，群衆組織中「支持軍方vs反對軍方」的派別對立變得極其尖銳。在地方具體情境中位置相似的群衆組織結成跨地區乃至全省範圍的聯盟，對立派別間的武力衝突開始變得頻繁。武漢「七二零事件」後（注3），毛明確批判了軍方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中央進一步釋放出信號，支持那些反對軍方的造反派別。隨着中央對軍方的態度明顯轉向負面，群衆組織之間的派別衝突在1967年8月達到高潮。
但8月份群衆派別衝突的激增很快引發了毛的憂慮。中央的態度再次轉變，重新強調「恢復秩序」的重要性、強調支持和鞏固軍方的權威。8月底，毛下令將中央文革小組內幾名積極主張批判軍方的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注4）——抓起來。9月初，中央發出通知，指示所有群衆組織必須擁護軍方，並命令群衆組織交出武器。毛同時指示，必須大幅加快各地成立革命委員會的速度。各省的群衆組織與軍方代表紛紛被召至北京，在中央的調停與監督下，協商「停火協定」和成立革委會的方案。群衆組織之間的衝突也在1967年9月至1968年初相對緩和下來。
派別矛盾比較容易解決的大多數省份，在1967年年末、1968年年初陸續成立革命委員會，軍方往往是這些革委會的實際掌權者。剩下的少數省份則成為「難啃的骨頭」，這些派別矛盾比較尖銳、僵局遲遲不能打破的地區，陷入了魏昂德所說的「升級陷阱」：一個地區的派別鬥爭越激烈、越持久，在鬥爭中最終落敗的代價也越大，因此對立的兩派更有動力將鬥爭行動持續升級，從而儘可能為本方在即將成形的革委會人員安排中爭取更多優勢。這也是為什麼，1968年中期的群衆派別衝突在數量和地域範圍上遠小於1967年的高峰階段，但在激烈程度上遠超後者：地方誌資料記載的1968年中期發生的群衆派別衝突事件只有1967年夏季的一半，但這些事件產生的死傷人數卻為1967年夏季的二倍。

面對這些派別衝突遲遲不能平息、穩定的政治秩序遲遲不能重建的地區，毛與其他中央領導人的耐心被一步步耗盡，越來越傾向於不惜一切代價將革委會建立起來。強行建立革委會的過程伴隨着自上而下的慘烈鎮壓，其造成的死傷與受害者人數遠超群衆團體派別衝突的任何階段。「強力終結混亂」的過程比「混亂」本身造成的暴力要血腥得多，這是《混亂的動因》書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研究發現之一。
通過整理地方誌資料，魏昂德發現：在1968年春夏之後，各地區建立革委會的過程往往與軍方對造反派別的清洗式鎮壓是同步的。而在革委會建立以後，軍方主導的革委會繼續大力鎮壓殘餘的造反力量。更有甚者，1969-1971年間三場接踵而來的全國性政治運動——「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進一步成為了重建後的地方政權鞏固秩序、以鎮壓威嚇群衆的渠道，這一階段受到鎮壓的對象也遠遠超出了實際參加過造反活動與派別衝突的人員。魏昂德對1966-1971年數據的彙總統計顯示，各地革委會成立之後的政治暴力造成的死亡人數，是革委會成立之前的三倍之多。具體而言，這五年間由軍方及其掌控的地方政權造成的死亡人數，是群衆團體的派別衝突所導致的死亡人數的四倍！其中單「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一項，造成的死亡人數就多達全部派別衝突中死亡人數的2.5倍（注5）。

wow，竟然係噉，不過如果係「不惜一切代價」，好似又幾符合，因為得到授權集中力量之後傷害力都會強同徹底得多

魏昂德認為「利益群體論」站不住腳。他指出，文革群衆運動中形成的對立派別，在其社會群體構成上沒有統計意義上的差別；一個人在文革群衆運動中的派別選擇，與其在文革前社會體制中的位置其實關係不大。他進一步認為，文革群衆運動中的派別衝突很難用「激進vs保守」的對立來理解，因為這些衝突的焦點並非關於既有的政權體制是否應被推翻、政治秩序是否應該快速重建，而在於如何最大化本派別的生存空間、爭取對本派別最有利的權力分配結果。
魏昂德據此提出了與「利益群體論」相對立的「互動選擇論」：對立派別的形成，是個體在快速變動且高度不確定的政治情境下當機立斷做出各種選擇的結果；這些選擇互相影響、發生碰撞，又塑造了各方接下來的選擇。換句話說，在群衆運動的進程中，參與運動的各方做出一系列高度依賴具體情境的即時選擇，已做出的各種選擇在互動中又導向新的選擇，群衆運動的派別對立是在這一過程中逐漸浮現、明晰的。這個互動選擇的過程具有很強的隨機性，運動參與者的最終派別歸屬往往是自己一開始也無法預料的。

唔知可唔可以噉理解，其實一路以嚟，羣眾都未有可以自主選擇嘅時候，而且都唔點關自己利益事，所以對呢啲派別啊根本冇太多嘅認識

魏昂德發現，在1966年底、1967年初這個時間點上，群衆造反運動在大城市以外的地區、尤其是縣域地區普遍偏弱。在這些地區，造反主力是地方基層幹部中的造反派，這些地區的奪權過程也往往是幹部造反派帶頭奪了上級領導的權（魏昂德還認為，「幹部造反派」現象是對「利益群體論」的挑戰和對「互動選擇論」的有力支持。因為從既有的利益結構而言，幹部作為既得利益者應當是支持現行體制的，其造反和奪權只能是具體情境下複雜互動選擇的結果）。
在「奪權」浪潮之後，國家機器中僅存的有效部分——軍隊的介入在各地運動走向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967年初開始，各地群衆運動中發展出的派別，往往都是圍繞軍隊的所作所為展開。到了1968年，隨着軍隊占主導地位的革委會在各地普遍建立，強力恢復秩序成為最重要的政治任務，軍隊、革委會對尚未止息的造反運動展開無差別鎮壓，並演變成大規模政治迫害。魏昂德據此強調，無論是1967年初地方黨政機關的迅速崩潰、其後兩年失序局面的逐步惡化、還是1968年後驟然升級的血腥慘劇，國家機器中的基層行動者都要負很大責任。換言之，基層幹部、軍隊這些一貫被認為是代表秩序、穩定的力量，在文革期間成為了「混亂的動因」。

魏昂德的分析表明，廣西在1968年鎮壓造反運動時冠絕全國的暴力程度，與中央的兩個關鍵決策有很大關係：第一是1967年初，中央在廣西造反派「奪權」後將廣西原任一把手韋國清任命為軍管委員會的負責人，這一任命讓廣西的派別矛盾變得尤為尖銳、難以調和；第二是1968年7月，中央專門針對「廣西問題」發出「七三布告」，其措辭之嚴厲、定性之嚴重，為廣西軍方的駭人鎮壓提供了「尚方寶劍」。魏昂德指出，中央之所以做出這兩個關鍵決策，是因為其格外重視廣西的穩定。而這種重視，是源自廣西特殊的地緣政治位置：廣西緊鄰越南，文革爆發時正值越南戰爭如火如荼、美國正在加緊攻勢。這樣的地緣緊張形勢下，中央「不惜一切代價讓廣西保持穩定」的決心自然特別強烈。《廣西內戰》一書從而給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結論：「在某種迂迴的意義上，廣西暴力的受難者是越南戰爭的犧牲品。」

將文革籠統地理解為「一地雞毛、一團亂麻、一齣鬧劇」，是一種認知層面省時省力的方式。而這種理解方式，在內核上與1978年以後中共官方對文革的定性是一致的：「文革中究竟發生了什麼」是不值得理解與不需要深究的，只需記得文革是一場必須全盤否定的災難、浩劫就可以了。但問題恰恰在於，「文革」無法被籠統地作為一個整體去認知，它的進程就是多個政治主體與多重政治事件的複雜互動。文革進程的高度複雜性及其帶來的認知負擔，實際上為中共官方文革敘事在民間的傳播與接受提供了便利。籠統定性的「十年浩劫」敘事，迎合了人們常常體會到的在認知層面逃避複雜性的習慣與需要。這種避免深究任何具體事件環節的「浩劫敘事」，最終在人們心裏留下的往往只是直覺上對於被妖魔化的、「癲狂、非理性」的群衆運動的恐懼（注6）。
籠統的「浩劫敘事」遮蔽了許多東西，這其中就包括文革中政治暴力加害者與受害者的真實構成。當許多人提起文革中的政治暴力時，腦海中本能浮現起的加害者形象往往是「打砸搶」的紅衛兵、上街武鬥的造反派，而慣常印象中的受害者往往是被凌辱迫害的知識分子、被批鬥遊街的官員幹部。換句話說，加害者是某種面目不清、失去理智的人民，而受害者是精英群體。這種印象與「浩劫敘事」對群衆運動、「民粹主義」的籠統妖魔化是邏輯一致的。
魏昂德文革研究的重要貢獻之一，就是徹底推翻了這樣的慣常印象。他對文革中各種政治暴力分門別類的細緻統計表明，文革中的政治暴力雖然多種多樣，但其中的絕對主體部分，是在中央命令終結「內亂」、恢復秩序的壓力下，軍方所主導的地方政權對造反運動的鎮壓和對社會的震懾。就影響的範圍與人數而言，這種鎮壓暴力與其他政治暴力完全不在一個數量級上。換言之，文革政治暴力的主要加害者是國家，而受害者是造反運動的參與者，以及在一波波鎮壓擴大化中無辜受到波及的普通人。

值得注意的是，魏昂德雖然指出了造反運動是文革期間政治暴力的主要受害者，但他對於造反運動本身並不抱有同情。在閱讀魏昂德這一系列研究時，讀者很難不形成這樣一種印象：鎮壓的血腥程度固然觸目驚心，但面對1967-1968年群衆運動派別衝突帶來的「亂局」，當權者也很難找到其他的解決方案。換言之，鎮壓本身似乎是形勢所迫的無奈之舉，不幸的只是其烈度與範圍大大超出了終止內亂所需的必要水平。在魏昂德筆下，群衆運動的派別鬥爭沒有什麼「意義」可言，不過是在說明：無數個體在微觀層面的選擇匯聚到一起之後，能夠形成何種破壞性的力量與荒誕的結果。
這樣一種內含於魏昂德研究中的情感基調，也體現在魏昂德寫作時的敘事策略上。當魏昂德講述1967-1968年群衆運動派別衝突的具體進程時，往往採用一種「某月某日，A派對B派做了什麼；某月某日，B派又對A派做了什麼」的單純羅列事件的流水賬敘事方法。在這種敘事裏，讀者看不到衝突中各派別的參與者是抱着怎樣的動機參與到衝突之中、他們又如何理解自身所處的政治環境與自己所做的政治行動。在缺失了這些理解環節後，讀者從魏昂德的敘事中能讀到的，便是一樁接着一樁的「無厘頭」事件、一種「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籠統感受。如果說《混亂的動因》受其所使用的地方誌材料所限，無法提供歷史當事人的主觀視角，那麼《十年動盪》明明使用了不少歷史當事人的回憶錄和口述訪談材料，卻甚少呈現運動參與者的主觀視角和心路歷程，甚少引導讀者從歷史當事人的角度去感受其所處的歷史情境，這就不太能說得過去了。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廣西內戰》一書中。一個有趣的現象是，該書對於歷史當事人的直接引述，基本全部集中於毛、周等高層領導人，讀者幾乎看不到直接來自造反運動基層參與者的聲音。
筆者認為，對於「意義」的不關注、對於群衆運動參與者主觀視角的忽視，可能是魏昂德的文革研究範式最重要的侷限。在他提出的「互動選擇論」框架中，許許多多微觀個體在高度不確定、快速變動的政治情境中所做的選擇，在各方行動者相互碰撞之後必然導致派別對立的結果。而對立的派別一旦形成，各派就會在政治生存的壓力下輪番推動衝突升級。也就是說，魏昂德認為：無論個體行動者在微觀層面所抱有什麼動機、其做出選擇的具體過程如何，都不會影響這一連串互動之後宏觀層面的結果。運動參與者的主觀視角、他們參與運動的原因與理由，這些都被「互動選擇論」認為與運動走向的大局無關，因而被順理成章地迴避了。但歸根結底，群衆運動畢竟是由人組成的，政治行動是由人做出的。不去試圖理解這些運動中活生生的、形形色色的人，以及他們的喜怒哀樂、所思所感、精神氣質、認知體驗，又怎能理解為何有那麼多的普通人參與到如此激烈的政治行動中來、做出那麼多在今天的「常理」看來覺得不可思議的事情呢？
任何大規模的社會運動都是製造意義的過程。這不僅是指社會運動提出的訴求、願景、理念、話語常常會對社會產生啓發作用、甚至成為重要的歷史遺產，更是指社會運動中的參與者需要時時刻刻為自己所參與的行動賦予意義、反覆回答「自己到底是為什麼而參與」的問題。
魏昂德指出，政治認同與政治意識是在運動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這當然沒錯。但魏昂德據此得出的推論是，政治認同與政治意識只是運動的副產品，對運動走向來說無足輕重，因此不值得研究者在分析運動時投入注意力。這樣一種分析視角，無法把握社會運動中一些極其重要的維度。人們一開始參與一場運動的動機往往是多樣、具體、瑣碎、隨機、混沌的，但一旦參與到運動之中，就會隨着參與的過程而一步步明確自己認同什麼樣的理念、行動的目標究竟是什麼，感受到人與人之間形成的深刻紐帶，從而一步步加深對他人與自身的理解。行動者在這個過程中產生的政治認同與政治意識，往往影響了其後續的各種選擇與行動方式，甚至經常成為行動者在高風險、高壓力的環境下繼續行動的主要乃至唯一理由。比如說，我們如何理解在「七三布告」發布後，數以千計的廣西「四二二」派成員在已經毫無「翻盤」可能的情況下，抱着幾乎是必死的決心，堅持抵抗已經出動重型武器的廣西軍方和「聯指」派呢？如果不將行動者為自身行動賦予的意義納入考慮，我們如何能解釋這樣近乎「自殺式」的決絕行動呢？
魏昂德對於「意義」層面的輕視，也體現在他拒斥用「激進」、「保守」這樣的標簽為群衆運動中的對立派別定位。在他看來，既然「奪權」後逐漸形成的對立派別往往是造反派內部分裂的結果、既然派別形成的過程主要源於一系列偶然的選擇與互動、既然參與到不同派別中的個體行動者並不天然帶有激進或保守的政治取向，那麼各個對立派別就無所謂誰激進、誰保守。
但是，即使我們承認派別最初形成的過程帶有較強偶然性，也無法否認這樣一個事實：處在政治版圖有利與不利、中心與邊緣不同位置的各個派別，在行動過程中面臨不同的情勢，在情勢的推動下也會為自身的行動賦予不同的意義和政治認同，這些意義與認同確是有激進與保守之分的。儘管也許最初只是因為機緣巧合或瑣碎的紛爭，但當一個派別發現，自身所處的位置迫使自己不得不去對抗愈發強調恢復秩序的中央意志、去對抗軍方不斷收緊的權力格局時，這種逆境的情勢會使它更能看到黨國體制根本上對人民的壓迫、更能看到當權者自上而下對基層運動的控制和騎劫，從而發展出更具批判性、或者說更激進的政治觀點。類似的現象，也普遍存在於其他大規模社會運動中。

確實，有好多聲音都好自然地俾忽略，但歷史並非係噉運作，唔係所有嘢跟住發展就會發生，人思想上嘅主觀性，遠遠比我哋想像中作用大得多，就正如文革時中央嘅主觀判斷導致造反同埋軍管噉

也許我們還可以將魏昂德的研究結論再往前推進一步：中央關於全國「奪權」和軍隊介入的決策不僅將造反運動推向了派別對立，而且扼殺了造反運動往政治意識更加清晰、更具顛覆性和組織力的方向發展——這兩方面本就是相輔相成的。在1966年末的幾個月，群衆造反運動的出現，尤其是在大型工業城市的快速發展，完全超出中央領導人的預料，中央給出的回應也基本是被動的、被群衆運動推着走的。1966年年底與1967年年初，群衆造反運動對「日常」社會秩序的不斷衝擊，無疑讓毛等中央領導人看到：運動中蘊含着巨大的潛在能量，如果任由運動發展下去，運動參與者的政治意識與實踐完全有可能不斷激進化，最終在根本上動搖整個統治秩序。中共的最高統治者們需要找到一種方式，在造反運動實際發展出顛覆性之前，將其及時納入中央可以自上而下控制的軌道。
號召各地造反派「奪權」，就是中央最終找到的規訓造反運動的手段。這看似是一個悖論，但恰恰體現了毛時代政治生活中形式與實質往往相背離的特徵。中央的「奪權」號召裏雖然充斥着激進的話語，但其最主要的動機是儘快恢復社會秩序，為造反運動不斷向縱深發展的政治批判畫上句號。「奪權」看似賦予了造反運動崇高的政治地位，但實際是通過向造反運動施予有限的政治名分，來換取統治機器內在結構的保全。
早在1967年1月16日，毛就已經明確指出，奪權後的造反派只能扮演外部監督者的角色（「政務」），而不能插手政權職能的具體行使環節（「業務」）。中央發出「奪權」號召後不久，就明確規定各地應建立軍方代表、原有幹部、群衆組織代表「三結合」的革委會，作為「奪權」後的地方政權形式。造反運動的政治終點，就這樣被自上而下地「欽定」好了。與此同時，中央指示軍隊介入、進而將全國多數地區置於軍事管制狀態，更說明統治者寧可建立軍事專制，也要將造反運動置於被管理、被掌控的地位。
在1967年初的短短几個月，「奪權」的浪潮與軍隊的介入，迅速扼殺了群衆造反運動向更具革命性的方向發展的可能。隨着「三結合」與革委會被欽定為政治改革的唯一可行方式，造反運動無法獲得更系統地批判黨國統治秩序、想象更徹底的政治變革的合法話語空間。隨着軍隊成為地方權力版圖中的專制力量，造反運動更不可能有空間去實踐一種自我管理、自我賦權的政治生活。造反運動唯一還被允許做的，就是在急劇坍縮的政治空間和換湯不換藥的政治秩序中去爭取那一點點可憐的政治名分。這也是為什麼，1967-1968年普遍爆發的派別衝突常常以爭取革委會中的更多席位為矛盾焦點。當造反運動的潛在激進能量被嚴密封閉在一個狹小的空間而無法得到釋放時，它最終以派別衝突的形式走向了內爆。
通過「奪權」與軍管，中共統治者預防了一場革命的發生。或者說，文革中的群衆造反運動在有機會發展成革命運動之前，就被自上而下地以「革命」的名義阻斷了。這個阻斷的過程，最終導致了共和國史上最嚴酷血腥的政治悲劇。

West get wrong about China

經濟發展起身，係咪就會走向民主？of course not，呢篇文章從文化嘅角度嚟睇呢件事。亦係個人主義同集體主義國家嘅區別。所以就會有愛穩定而唔係自由嘅「老百姓」

But what’s been violated here is not so much Chinese Americans’ human rights but their political rights as American citizens. Liberties stipulated i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re not abstract human rights, but have a political nature. Freedoms Americans have enjoyed are a legacy bequeathed by their forefathers. Americans must understand that freedom in the Land of Free is a tradition, not a conventionally-assumed axiom—a “self-evident” moral truth—that is unproven and unprovable, and more importantly, nonexistent in other societies. American freedom is prior to the American republic.
The reason why China would brazenly “disregard the international law” that many other nations voluntarily abide by is that the rule of law is not, and has never been, a moral principle in Chinese society.

Confined in her self-referential imagination which is anchored to the Judeo-Christian world, Arendt attributes freedom to natality. But it works only if we believe humans are born into the world as an individual being endowed with human dignity and rights because we are created in the image of the Creator.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presents a different outlook on human nature, however. For Arendt, humans are the beginning of something new because birth is a beginning. But Confucianism, the predominant school of thought in Chinese tradition, sees birth as a derivative of the family line.

The only difference between imperial China and the CCP regime is that in the past, there was a perpetual, unresolvable conflict between one’s filial piety to the state and to the family, but now this contradiction is solved by playing an intellectual sleight of hand. I grew up listening to the propaganda that the Chinese word “国家” (country) is combined with two characters: “国” meaning the state and “家” meaning the family. Without the state, the family cannot survive, as revealed in the sequence of this word. What’s been inculcated in the minds and hearts of the “old hundred surnames” is that the state is prior to the family.
For too long has the West remained ignorant of the deep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society that has preserved entirely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It is this culture, not the ideology of Marxism-Leninism, that explains the voluntary submissiveness among the “old hundred surnames” and their preference for stability over “dangerous freedom” (in Thomas Jefferson’s words).

日本實體書店

台灣人想不透❗️日本人怎還在實體書店買書❓對抗電商巨獸｜Amazon｜Rakuten｜小學館｜集英社｜講談社｜角川｜台日差異

我自己係幾中意逛實體書店，但好明顯嘅趨勢就係好多書店都執笠，而且好現實嘅問題——電商更平，種類又全且多——喺香港時揾本書都去咗幾間……

但日本卻冇噉嘅問題，因為有「取次」保障知識平權，書價唔會畀電商折上折；而且法律定義書籍等著作物唔係普通商品，得以唔適用壟斷法

聽講法國都係噉，就幾好

中國煙草

2019年，擁有3200萬常住人口的重慶正計劃跟隨其他幾個大城市的腳步，立法全面禁止在室內公共場所吸煙。但計劃隨後出現了變局。
2020年8月，中國煙草公司總經理、國家煙草專賣局局長張建民拜訪了時任重慶市委書記陳敏爾和市長唐良智。一個月後，當這座全球市域人口最多的城市正式頒布控煙條例時，為煙草業開了一道「綠燈」——允許餐館、酒店以及酒吧、卡拉OK等場所設立吸煙區，儘管這明顯有違室內全面無煙的要求。
自那以後，中國城市層面的無煙立法幾乎停滯，只有和重慶同期開展立法的西寧在2020年末完成無煙立法。
20年前，中國和數十個國家一起簽署《世界衛生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下簡稱《公約》），這是目前在衛生領域唯一的國際公約，其目的是遏制煙草行業影響並降低全球吸煙率。
20年後，全球煙草使用率下降了11%，中國僅下降了1%。中國煙草仍在繼續增加卷煙產量。更關鍵的是，煙草業阻撓了全國性的無煙立法出台。這項措施既可以保護中國10億多非吸煙者免受二手煙的危害，也可以在社會觀念上讓越來越多人不認可吸煙。

被煙草業的經濟實力絆住改革步伐的國家，不只有中國。在美國，煙草公司的政治影響力曾使改革停滯了幾十年。亞洲和中東的幾個國家，包括印度尼西亞和土耳其，在煙草控制方面的情況與中國一樣糟糕，甚至更糟。
但世界對中國的期待是不一樣的：一方面因為中國龐大的吸煙人口；另一方面也因為中國煙草這家巨大的壟斷企業的存在和威脅。中國是煙草產業在全球最大的受害者；又是全球最大的麻煩製造者。
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從2000年到2020年，全球成人吸煙率（包括無煙煙草）已經從34%下降到23%。但在中國，這一比例僅僅從27%降至26%。
中國煙草既是卷煙製造商，又是煙草控制政策的制定者，這其中存在著深刻的利益衝突，而中國政府的最高層對此心知肚明。

需要注意的是，並非只有中國在尋求削弱《公約》的方法：日本、美國和德國被視為保護本國煙草業的國家。最初，美國在克林頓政府時期曾對《公約》充滿熱情，但在喬治·W·布什總統任內改變了方針，成為少數幾個參加了談判但未能批准《公約》的國家之一。這四國都因破壞《公約》而獲得反煙草組織聯盟頒發的「髒煙灰缸獎」。
《公約》的最終文本於2003年5月達成一致。它比許多煙草控制倡導者所希望的要弱，但仍被視為向前邁出的重要一步。《公約》的核心條款包括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減少吸煙策略：比如規範健康警示、全國性的無煙立法、全面禁止廣告以及禁絕所謂「更健康」低焦油卷煙的誤導性營銷。
但是，該《公約》對不遵守的國家沒有任何有意義的執行機制。
在《公約》文本確定之後，中國煙草削弱《公約》的努力並未結束。它以外國反煙草組織難以察覺的方式淡化該文件。《公約》的談判是用英語進行的。但與其他《公約》一樣，它被翻譯成中文和聯合國的其他工作語言。
中國煙草公司員工在所謂的「校對」工作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對《公約》的中文翻譯提出了數十處修改，它們都反映在聯合國網站上公佈的《公約》中文最終版本中。中國煙草成功將「全面煙草控制」中的英文單詞「comprehensive」替換為中文的「廣泛」，而英文單詞「should」被翻譯為「宜」，而不是「應」。
針對翻譯的問題，總部設在日內瓦的《世界衛生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秘書處表示，這些翻譯是在秘書處成立之前進行的。一位發言人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我們無法確定過去的工作人員是否意識到可能存在的問題。」發言人還提到了國際法中的語言，指出英語和中文版本的公約都是「同等權威的」。

翻譯呢樣嘢，相信大家都見得多……最近嘅就係採訪被釋放嘅以色列老夫婦地獄般嘅生活翻譯為「非常友好」，再遠啲我自己比較有印象就係喺新聞聯播將伊朗「遊行示威漲價」講成「支持漲價」……

中國國務院通過立法需要所有政府部門的簽字同意。然而，中國煙草及其上級部門工業和信息化部拒絕了這一要求，實際上否決了這項立法。據一位曾與中國煙草就法律草案座談的中國公共衛生倡導者稱，煙草壟斷企業認為吸煙的危害被誇大了，而且聲稱全國禁止在室內公共場所吸煙的做法過於「極端」。該人士說：「他們說我們試圖摧毀中國的煙草公司，讓外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
實際上，對控煙倡導者進行政治威脅一直是中國煙草所使用的計倆。早在參加公約談判時，中國代表團中一名來自中國煙草的官員就曾指著衛生部官員大罵，「你們要控煙？我告訴你們，這是在賣國，你們是公務員，工資的1/10都是拿我們的錢。」
2012年，中國煙草還在中國社科院完成的一份內參中，將在中國從事控煙工作的非政府組織描述為「受外國出資方和跨國煙草公司操縱，試圖以控煙為名，搞垮中國的煙草企業，並傳播西方自由化的思潮。」
在遲滯了一年半之後，2016年，全國無煙立法的草案出現嚴重倒退，出現了允許室內吸煙的條款，引發了媒體關注，最終無疾而終。

https://datanews.caixin.com/interactive/2020/smokefree-digital-map/

由呢個「健康中國無煙立法進行時」實時地圖可以睇到，直到而家，完成度都係好低……本來預計係到2022年達到30%，但就算係而家，都只係比2020年多咗5.4%（到15.9%），60分都冇——我唔知到2030年，呢個30%得未

中國煙草在無煙立法博弈中佔據上風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的政治威權轉變極大地限制了公眾對包括控煙在內的一系列問題的民意表達，而這些問題在以前被認為是相對沒有爭議的。
中國大陸的媒體曾經發表過對中國煙草的尖銳批評，現在則變得更加克制。此外，因為政治形勢的改變，中國的衛生部門對境外資金和有境外背景的機構越來越有防備心，正考慮終止或已經拒絕一些控煙資助項目。這對於中國國內的控煙組織將是雪上加霜。
一位公共衛生倡導者說：「中國正在成為一個更加專制的國家，民間社會的作用越來越小。」正因為如此，中國煙草有了更大的話語權、更多的機會。「未來幾年內情況不會發生變化，除非整個政治氣候發生變化」。

同時，喺中國煙草賺得盆滿缽滿嘅時候，煙農就話自己只能賺啲辛苦錢

在歷史上，雲南煙草的傳入、發展和戰爭導致的人口大規模遷徙脫不開聯繫。根據雲南大學教授楊壽川的考據，萬曆年間，明軍兩次入滇與緬甸作戰，土煙（晾曬煙）在這時由閩粵沿海傳入雲南。大約350年之後，二戰時期，東中部面臨日軍侵襲的人口大規模內遷到大後方，卻因此打開了雲南的煙草市場。雲南在1939年引進了美國弗吉尼亞型煙草（烤煙）品種，並在1942年全省推廣。美國飛虎隊將軍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也曾出力將美國弗吉尼亞州的烤煙種子帶到雲南，雲南煙草的種植面積隨後迅速增加。短短幾年，當地卷煙廠數量從戰前的四家增加到七、八十家。

煙農幾乎無法惠及煙草行業的巨大利益。根據一項最新的調查，一包煙的利潤中，25.8%的利潤在生產環節，41%在批發環節，32%在零售環節。
更早之前，四川大學經濟學博士胡良宇也做過一個關於中國煙草行業利潤分配的研究，根據他的數據，國家稅收收入佔到40%的比例，生產企業得到10%，零售企業得到10%，剩下的 40%進入國家煙草專賣局和中國煙草總公司的腰包。
「自古以來，農民就是這樣，工作辛苦但是賺的都是小錢。」年近7旬的張學說，「在辦公室里坐著的，就是在盤算下邊這些人如何才能把我養好。」
政府也是煙草行業的極大受益者。根據測算，一包卷煙的價格中，48.4%（9.05元）是政府收走的稅。
值得注意的是，提高煙草稅被認為是一項最有效果的控煙措施，世衛組織甚至建議消費稅所佔卷煙價格的比重應該達到75%。很多國家通過提高消費稅增加卷煙的零售價格，以達到「寓禁於徵」的減少消費的效果。但這項政策在中國有點「走型」。許多國家的成功經驗在於，政府所收的煙草稅應該成立專門的基金用於公共健康的投入，但中國並沒有這樣做。
在政府壟斷專賣的體制下，煙草行業更像是政府的提款機。而在中央和地方之間，中央政府是目前煙草業發展更大的得益者。根據學者研究，1994-2000之間，中央政府平均得到全部煙草收入的81.4%，地方政府得到18.6%。
這也是中國在80年代初建立煙草專賣體制的根本原因。1980年之前，中國的煙草工業主要由省級政府管理。1981年，國務院決定建立一個煙草產業國有專賣體系。一年後，中國煙草總公司成立。1984年，國家煙草專賣局成立。1991年，全國人大通過的《煙草專賣法》中明確，有計劃地組織煙草專賣品的生產和經營，為的是「提高煙草製品質量，維護消費者利益，保證國家財政收入」。但在中國煙草總公司掛在網站首頁的口號中，國家利益排在消費者利益的前面。國家煙草專賣局原副局長張保振曾發表爭議性的言論稱，「禁煙可能會影響社會穩定。」

對農民來說，煙草種植的轉型本身就很困難。2022年，加拿大、印尼、美國和世衛的專家共同發表在權威醫學期刊《英國醫學雜誌》上的一篇文章分析指出三方面原因限制了農民的決策空間。首先，依賴煙草種植的地區通常是貧困地區，種植其他農作物通常也沒有很大的市場。張朝和郭建都說，「種玉米更賺不到錢」。其次，農民個人和村組織尋求替代作物的知識和經濟資源都很有限，如果政府沒有主動提供煙草種植替代的服務，完全依靠農民個人主動尋求變化就很難。最後，或許也是最關鍵的原因，就是從事煙草種植的地區往往處於行業控制供應鏈的一種根深蒂固的結構之中。

2005年，中共中央廢除了農業稅制度，取消了對農民的各種徵稅，唯獨繼續對煙草種植徵稅，改為「煙葉稅」，由煙草公司來繳納。「中央在準備2005年廢除農業稅時，應該可以假定雲南、四川、貴州和其他省政府遊說仍舊保留煙葉稅。」一篇名為《圈起「現金牛」：毛澤東時代以來的煙草稅改革》的文章這樣分析。
在現在中國的18個法定稅種中，煙葉稅是唯一直接全部納入最基層的縣級政府收入的稅種。由於煙葉稅的存在，地方政府會採取鼓勵煙草種植的政策，甚至向農民施加壓力種植煙草而不是其他作物。
中央政府依賴煙草消費稅，而基層政府則依賴煙葉稅。
這就是為什麼在雲南省的一些縣區，當地的紀委副書記、檢察院檢察長、縣政協副主席，甚至衛健局和紅十字會的官員都會在田間地頭督查當地的烤煙種植，甚至要求村幹部和黨員要「帶頭種植」。
地方政府為了鼓勵農民種煙，實際上又會把收上的煙葉稅中的一大部分以各種補貼的方式返回煙草種植行業。東南沿海某省份一煙草公司基層站員工告訴端傳媒，如果煙葉稅取消了，煙農的收入就會更少，因為補貼就沒有了，煙農可能會去找其他事兒幹。「煙葉稅的三分之二，最少也有一半都用在了煙葉種植上了」。
需要注意的是，所謂的補貼資金更多是支持行業，煙農直接得到的資金補貼很少。

控煙界和衛生經濟學家認為，煙葉稅已成為煙草行業借「稅」的名義夠買地方政府為煙草行業服務的「保護費」。而除了煙葉稅，納稅人的錢在多個渠道上被政府用於扶持煙草業，比如雲南省推出了煙葉種植保險，其中省級財政補貼10%的資金。
2006年煙葉稅成為一個單獨稅種時，《中國稅務報》曾採訪多位煙草行業人士。他們都直言不諱煙葉稅的繼續留存保護了行業。雲南省南華縣煙草公司當時的財務負責人楊德斌稱：「煙葉稅的出台，進一步保護了煙葉這個特殊商品的收購秩序。」

中國煙草一家二级子公司的商業版圖切面，已經能展示出其在各類行業的擴張和潜在影响力，哪怕是和煙草潛在健康問題所形成對立的醫藥行業。與其他行業相比，中國煙草最大的特點在於其煙草行業「政企合一」的特點，是該行業的唯一競爭者，保證了其盈利規模。同時，它也成為了政府的錢包，每當出現需要投資的項目，這些公司都會參與其中。也因此紅塔旗下有和其他央企合作的基建項目，形成了央企之間的合作閉環。

guaranteed income experiment

“I get tired, but then I think about my kids,” says Moore, who has three children at home. “They’re my motivation.”

Working multiple jobs is how Moore has long managed to cobble together enough income to supply her kids with basic necessities at home and for school. Her financial stability has always been precarious, and she worries that one emergency could quickly spiral her into even deeper debt.

In previous years, Moore might have sent out a text to family and friends seeking donations for the uniform. She might have asked the school if she could pay in installments. But this year, for the first time, she can cover it all herself. That’s because she has an extra $500 a month coming in — not from a third job or a side hustle but from the City of Chicago, which gives her the money to spend or save as she chooses.
It’s part of an audacious new philosophy of government aid, an experiment of sorts that seeks to find out whether infusions of no-strings-attached cash can begin to break the cycle of poverty. “I was a kid who couldn’t get the stuff I wanted right away,” Moore says. “It makes me feel some type of way to be able to do that for my kids.”

Whenever she felt tired, which was often, she reminded herself of the promise she made the day her elder son was born: “I told myself that I will never be like my mom was to me. Parenting isn’t something you get to turn off. I chose to be a parent, so I promised to always put my kids first.”

Small successes like these, says University of Chicago economist Damon Jones, who served on the Chicago Resilient Families Task Force, can put people in a better position to invest in long-term goals. “[Guaranteed income] is not going to lift you out of poverty per se,” he says. “But it’s going to give you some mor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and reduce uncertainty. And that buffer can help someone make a change that they’ve been meaning to make.”

“The goal was to give people flexibility and choice in how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that they are in,” says Knazze, the DFSS commissioner. “People don’t want a handout. They just want a little bit of lift and a little bit of breathing room.”
Over time, that breathing room can turn into substantial, sustained change. That’s the general conclusion of the Guaranteed Income Pilots Dashboard, a data collection administered by the Stanford Basic Income Lab, the Center for Guaranteed Income Research, and Mayors for a Guaranteed Income. The research, which includes statistics gleaned from more than 7,500 participants in various pilots across several cities, shows that cash assistance can make it easier for people to find jobs and secure childcare and can improve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Similarly, a 2018 study from 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analyzed a Canadian program and found a nearly 10 percent decrease in hospitalizations among those who received recurring payments.)

How will we know if the pilot was a success? Jones, the U. of C. economist, argues that’s the wrong question to ask: “The broader social value of a pilot comes from learning new information about what people need. What do people prioritize once they get a little more flexibility and choice? What do they take care of first?” Those answers, Jones says, can lead to broader conversations about more permanent and scalable policies.
The extra money coming in every month might encourage someone in Moore’s situation, for example, to reduce hours at back-to-back full-time jobs. Critics would call that a work disincentive, but cutting back on hours could also significantly improve a participant’s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We have a very paternalistic view about what choices people should make when they have more options,” Jones says. “If people decide to work less, there are likely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at. Maybe it’s for health reasons or because of expensive childcare. Maybe they’re searching for a new job or investing in their education. It’s important to be clear what policymakers are implicitly saying when they say [working less] is a bad outcome.”

It would seem that Moore could use that Resilient Communities cash now more than a year ago, but she doesn’t see it that way: “It wouldn’t feel any different. Whether you’re working two jobs or unemployed, everybody still needs a little help somewhere. It would still be a sense of relief.”
Over the past year, that relief came in many forms. It helped Moore settle long-standing debts. But it also affected her life in quieter ways, moments harder to quantify. Like the week with her sister. Or the elation of her children on Christmas morning. Even the extra time and money she spent at the hair salon getting intricate braids to mark the start of spring. Those pauses are what Moore cherishes most. They are what she’ll hold on to long after the experiment’s end.

小粉紅的一生

小粉紅的一生...

yep，就係《山道猴子的一生》嘅作者，好寫實……

其實係幾悲哀，強大嘅宣傳機器可以指鹿為馬，而當大家真正踏入社會之後，冇幾多人會再信，因為會發覺落差好大，再信落去恐怕要有雙重思想

所以我一直都覺得，信嘅一係就勁天真未受過現實嘅毒打，一係死口唔認嘅，再者就係讀超多書嘅菁英分子。可能有啲讀者唔明，但首先呢個係有調查佐證——讀得越多書，越有自信自己唔會俾宣傳機器洗腦，但事實上係過於自負所以失去咗警惕。就攞以哈戰爭為例，應當知道，雙方其實都係會打宣傳戰，但好多時我哋有咗一個立場，而盲目地去信其中一方嘅宣傳，質疑另一方嘅。我唔知道大家係點樣一個立場，但切記呢一點，如果你真係希望自己嘅判斷係有依據且儘量接近真實情況嘅話，請多方比對諮詢，同埋儘量採信國際調查組織、新聞機構嘅報道

school ban phone

喺一個智能電話時代，禁止使用究竟會發生啲乜嘢，呢件事喺美國中學都開始發生

In September, on the first day the ban took effect, Timber Creek administrators confiscated more than 100 phones from students, Mr. Wasko said. After that, the confiscations quickly dropped. Phone-related school incidents, like bullying, have also decreased, he said.
The ban has made the atmosphere at Timber Creek both more pastoral and more carceral.
Mr. Wasko said students now make eye contact and respond when he greets them. Teachers said students seemed more engaged in class.
"Oh, I love it," said Nikita McCaskill, a government teacher at Timber Creek. "Students are more talkative and more collaborative."
Some students said the ban had made interacting with their classmates more authentic.
Ms. Stanley added that she also found the ban problematic, saying she would feel safer at school if she could carry her cellphone in her pocket and be able to text her mother immediately if needed.
Other students said school seemed more prisonlike. To call their parents, they noted, students must now go to the front office and ask permission to use the phone.
Surveillance has also intensified.

Whether the potential benefits of banning cellphones outweigh the costs of curbing students' limited freedom is not yet known. What is clear is that such bans are upending the academic and social norms of a generation reared on cellphones.
Orange County students described the ban as regressive, noting that they could no longer use their phones to check their class schedules during school, take photos of their projects in art class, find their friends at lunch — or even add the phone numbers of new classmates to their contact lists.
"Imagine that the device you use on a daily basis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 people is completely gone," said Catalina, age 13, an eighth grader at a local middle school. (She and her mother asked that her last name not be used for privacy reasons.) "It feels completely isolating."

媒體亂象

真正的問題是，這些高品質、深度報導的媒體在台灣全都屬於「非主流媒體」，就連公視新聞台的收視率都遠低於三立、TVBS和東森，在網路平台更是如此。究竟有多少台灣人知道這些高品質媒體的存在？又有多少台灣人會去認真閱讀這些媒體報導的新聞？
不僅如此，台灣的主流媒體也經常利用文化和資訊落差，尤其是台灣民眾多半不知道海外不可信的八卦小報有哪些，進而將海外八卦小報的新聞報導，有時甚至是陰謀論網站上的資訊，突然搖身一變成為「外電翻譯」。「科學新聞」尤為台灣媒體的重災區，多半來源正是英國的《每日郵報》，坊間才會出現「英國研究不可信」這樣的說法。上述種種，都是使台灣媒體亂象看起來更為嚴重的主因，與其說是因台灣媒體自律不足（海外八卦小報也沒在自律的），或是台灣民眾識讀能力不足（海外八卦小報跟假新聞還是很有受眾的），倒不如說是台灣媒體欠缺明顯的「市場區隔」，並且高品質媒體和深度報導受眾太小所造成的。

我們無法先把記者變成一個名望跟地位低落的職業，並且在記者或傳播媒體的訓練過程欠缺人文社會知識培養，同時又希望台灣主流媒體可以生產出高品質的深度報導。

之所以英國的BBC跟美國的CNN能夠佔據世界新聞媒體的主導地位，公視或其他台灣高品質媒體卻無法佔據相同地位的原因，不單純只是兩國政經實力強盛的緣故，也涉及英文的主導地位。然而，即使是那些想要學習華語或其它本土語言的人們，其中不乏台灣的新住民或想要來台經商或投資的海外商人，也經常不會將公視或其他台灣優質媒體當成重要教材或主要學習管道，這是目前台灣優質媒體的市場空缺，也是台灣優質媒體的出路之一。

Merchant of death

That was just their son—selfless to a fault. In his teens, he started displaying unusual behaviour: changing his clothes multiple times a day, washing his hands excessively, refusing to sit down at restaurants because he thought the chairs were dirty. After Sara and David sought professional help for him, doctors diagnosed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nd OCD. Kids sometimes mocked his peculiarities, but he never responded in kind. He knew what it was like to be an outsider, and he didn’t want anyone else to feel that way.

Aghast at the thought of Noelle harming herself, David and Sara told her that they loved her and would support her in any way they could. They offered to pay for gender-affirming surgery. “We tried everything to make her happy,” David says.

最dark最sad嘅時候，大部分應該都會諗過呢個可能性，而絕大多數嘅求生慾望足夠強大，所以冇乜嘢事情會發生；但如果走到最後嗰步，又真係好難挽回，即係預防先更加有效而唔係防止

It stops red blood cells from delivering oxygen to the organs, suffocating the body from the inside out. Nitschke claimed that it was a relatively painless way to die, though people who survived suicide attempts have reported that it can induce nausea, vomiting, stomach pains, headaches and heart palpitations.
Suddenly, mentions of sodium nitrite began appearing on websites across the internet where people discuss suicide. One such forum is particularly popular and can get close to 10 million page views a month. It’s also heartbreaking. Its tens of thousands of users—some of them teenagers—talk about losing hope and wanting to end their lives. They debate different ways to die and share step-by-step instructions in threads with titles like “Where is the best place to hang yourself?” and “I need an immediate way out. Not worried about pain or mess.” Hundreds of the forum’s users have posted so-called goodbye threads, in which they live-blog their suicides. In every third or fourth post, someone asks where they can get sodium nitrite.

In one media report, he explained that he started selling suicide kits because he wanted to help people avoid the kind of pain and suffering that his mother had endured. By the time he launched his business, however, medical assistance in dying, or MAID, was available to Canadians who qualify under a rigorous set of guidelines. Applicants have to be over 18, have a grievous and irremediable medical condition, undergo two independent evaluations, and be able to give informed consent. (MAID may soon be available to other Canadians too: the federal Liberals plan to expand eligibility to people with treatment-resistant mental illness in March of 2024, and a House of Commons committee is currently considering MAID for terminally ill teenagers.)
These rules are meant to ensure that applicants aren’t acting on impulse. Law wasn’t as discerning. He provided suicide-related products to anyone who was willing to pay. He presented himself as an enlightened humanist, offering the option of a dignified death to those who had no other recourse. But he had less high-minded motives too.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Globe and Mail this past spring, he said, “I need a source of income. I hope you can understand that. I need to feed myself.” (Law declined interview requests for this story.)

所以，喺已經合法化安樂死嘅情況下，好似可以講為咗賺錢多啲，而唔係幫助其他人，雖則都有人唔符合要求而想尋死，但我認為以此作為商機事實上只係促進佢哋嘅諗法而冇真係確認同告知死亡究竟意味着乜嘢

Law’s customers wer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but many of them had things in common. Like Noelle, some had received diagnoses for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OCD, depression and anxiety—conditions that put people at higher risk of dying by suicide. Some of them had tried to kill themselves before. Most of them alternated between the desire to die and the will to live, and often they were doing what they could to get better. They were going to therapy, taking medication, exercising, journalling and volunteering. And in their darkest moments, they found Law.

The WHO estimates that 90 per cent of people who die by suicide have a mental illness such as depression, schizophrenia or a substance use disorder, so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prevent suicide is to treat those conditions through therapy, medication and other mental health supports. It’s also helpful to address the factors that often underlie mental illnesses, such as poverty and homelessness. These sorts of systemic changes require time, money and sustained political will. In the interim, suicide-prevention experts have also advocated for targeting the specific moments and circumstances in which people end their lives. By and large, people kill themselves not because they want to die but because they’re trying to escape an unbearable hurt. They feel trapped in their gloom and unable to fight their way out. When people enter suicidal crises, tunnel vision sets in. Problems seem permanent and unsolvable. It’s in these moments of distress that people are most likely to attempt suicide. Decades of academic research show that an effective way to prevent suicide is to restrict access to the means by which people in crisis end their lives.

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燒……都合理嘅，因為無法精確地評估一個人自殺嘅風險，避免一念之差，最好嘅方法就係唔畀呢個選項，走過最down嘅時刻之後，就唔會再諗去自殺

Canada has yet to take any significant steps to limit access to either the suicide forum or the lethal products that it promotes, despite the fact that Hickey has been advocating for a governmental review of sodium nitrite since 2021. “My hope is that some reasonable balance could be struck between people accessing the compounds for legitimate purposes in the food industry and not having them accessible at the click of a button for others sitting at home with other plans,” he says. He asked Health Canada to consider restricting access to the salt. The agency has instead opted to educate physicians and pediatricians about its misuse and urge hospitals to stock up on methylene blue, a salt that can act as an antidote. A Health Canada spokesperson told me that sodium nitrite is still permitted as a food additive and subject to some regulations, namely that it must be packaged separately from other spices and seasonings and that food manufacturers are required to disclose the amount used in a given item. The rules may guard against accidental overdoses, but they evidently have not prevented deliberate ones.

有時我會諗，啲官員究竟知唔知道自己做緊啲乜嘢？like，噢，收到你嘅報告，我哋會做嘢噶喇，不過係最慳力省事嘅做法：嗱，又唔使修例，又唔要限制市場，要醫護食品人員接受下教育就得喇。有幾多人命係本身可以挽回到！！！

Disgusted with himself, he stopped eating and sleeping and started thinking about suicide again. He didn’t want to be a burden to his grieving father or his then-girlfriend, so he sought solace online and ended up on the suicide forum. “I know people have gone after these forums, thinking that’s what drove their loved ones to suicide,” he says. “But I received more support from that forum than from anywhere else.”
He also received a DM that led him to one of Law’s websites.

唉……確實嘅，可以得到安慰；不過都近似必然，會導向suiside

He still hasn’t, and he hopes he never will, but he hasn’t been able to scrub the idea from his mind. “I’ve embraced suicide as a fact of life,” he says. “I don’t like it, but I’m comfortable talking about it.”
Most people aren’t. That, he says, is one reason people with suicidal thoughts don’t ask for help: they’re scared to even mention the subject. Some worry that they’ll become too much of a burden by sharing their sadness; others are afraid they’ll be committed to an institution. They want the support of their family and friends, but they’re scared of what those people will think. Suicidal people flock to online forums because the offline world is often ill-equipped to support them. When people are in crisis, they need compassion, not condemnation. “That person probably fought for a hell of a lot longer than you think,” Daniel says. “I fight every day.”

Kim has tried to avoid fixating on Law as a villain. “Everyone wants somebody to blame,” she says. “And it’s easy to blame him.” But pretending that Law is the only problem, she says, ignores other issues. Even when Ashtyn went looking for help, he couldn’t find any.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that are broken about our system,” says Kim. “The blame, the shame, the lack of mental health supports.” She is in the process of launching a non-profit in her son’s memory that will provide free and subsidized access to meditation, yoga, art therapy and other healing activities. “I want to make something positive of this,” she says.

He was sitting in his family’s home in Colorado, and it was clear that he was still reeling. “It’s a hell of a thing when you go through every minute of the last 20 years looking for every mistake and every failure, asking yourself, ‘How did I fail so bad that it cost my baby her life?’ ” He detailed all the things he and Sara had done to try to help Noelle: the family trips, the therapy sessions, all the times he promised her that things would get better. “I would die for my children,” he said. “And there are predators out there who would take them for $100.” He shook his head and fought back tears. “He’s hurt so many people. Why? Because he was broke? Get a fucking job. I have two of them. I’m 56 years old, and I work 80 hours a week.”

Every so often, strangers wrote and called and showed up at their door to express admiration for Noelle, a trans woman who had lived out and proud despite the risks. “People have told us that she gave them the strength to be themselves,” says David. When the world ridiculed and derided Noelle, she responded with love and kindness. She may have lost hope in the end, but that didn’t erase the fact that she was one of the bravest people they’d ever met. Even after her death, she was still teaching them how to live.

無論係點樣嘅諗法，大概都會認同，唯有生命係最重要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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