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報~月刊 ,2024

2024年春季刊

選舉投票；Taylor Swift；基層女性；參政女性；包麗；外國人喺中國嘅生老病死；洗生肉？；梨泰院；americans-getting-shorter；東亞生育；Z世代性別分裂；奧威爾；農村短視頻；應試嘅農村；「臨時工」、零工社會；陳俊翰；北上南下；嚴刑迫供致孫任澤死；

2cold

Mar 13, 2024 03:33 UTC+8 • 87 min read

2024台灣總統大選最後……從結果嚟講，總體上的確反映大部分嘅民意：總統繼續民進黨做，但國會就唔再畀民進黨過半（即唔再係超級政府）。但都有隱憂，如若執政黨唔正視不滿嘅聲音同觀點，恐怕26市長同28大選嘅結果就要再差喇

所以公開透明嘅民主真係好好，所有嘢都有檔案同埋有媒體整理

不少人認為投票是一種對政治人物不滿、進而展現自己身為國家主人權力的延伸，但我卻認為，選舉權是一種對政治參與的基本表現，所謂不滿的人民制裁應當是罷免權而非透過行使選舉權來取代。
如果我們都認知到所謂權力應該是在對等條件下可以被展現的給予和收回（是的，收回也是一種權力的表現），基於種種背景與文化因素前提之下，收回（也就是罷免）如果不如給予來得容易，那麼我們是不是更應該謹慎思考該怎麼投這一票而不是只想著要怎麼懲罰會比較好？

選舉好難理性，無論點樣講都好，情緒化最容易催票，呢個都係點解負面選戰咁好用……但係，我諗大家都唔會覺得選舉係兒戲，即使自己投票同投畀邊個嘅理由係乜嘢。所以，對得住認真投票嘅自己，去投下嗰一票，好唔好？

（壽司坦丁 Sociostanding）說謊政客的致命吸引力：他好真，因為他愛說謊

幾有趣嘅實驗。除咗資訊不足同黨派腦嘅存在——呢啲係覺得對方冇講大話，所以真；最致命嘅係處於正當性危機（權力貶值危機\代表性危機）嘅人，會因為心生不滿不公而產生象徵性抗議，傾向嗰啲非傳統嘅願意講謊言同歧視言論嘅政客（畀到一種：「嗱，呢啲先係自己人，終於有人講出我哋嘅心聲，頂唔順啲『弱勢羣體』\『有錢有權人』啦！」）……

呢種搖擺性我諗會不斷出現，直到民主N代嘅後人都能夠明白「民主」呢一個詞嘅歷史、重量同責任之後先會結束，否則，永遠都係會將真相同事實當成兩種嘢，會唔理性，甚至佔主導嘅情況……

這10年代價所養出來的，是一個缺乏核心價值、立場搖擺不定、投機方式壯大勢力、複製藍綠老路激化仇恨的新政黨，短短幾年就躍居國會關鍵少數的第三大黨；另外可悲的，還在於地方派系勢力的盤根錯節，即便台灣民主化歷程已走了20幾年，卻仍然無法靠著人民理性自決打破根深蒂固的地方勢力、家族控制，「基本盤」扼殺進步力量出頭的機會。

造成當前局面的禍首，就是執政的民進黨。放任網路側翼不分敵我的攻伐異己，將所有可以成為同一戰線的友軍都打入敵隊；在內政上，雖納入當年許多重要社運要角，卻仍以政治盤算禁錮進步力量的推展，不僅大幅削弱民間社運動能，再加上長年一黨獨大態勢，使志得意滿、不可一世，忽視太多民生積怨的弊病，過去太陽花期待的土地與居住正義、縮小貧富差距、弭平世代剝奪感等，在這8年來都未被妥善解決，人民厭倦一黨獨大，民進黨卻仍靠著藍綠鬥爭轉移問題焦點，正好就此被柯文哲找到破口，激起並凝聚不滿執政黨、放棄國民黨的聲浪，壯大成最能號召不滿現狀的年輕族群的空殼巨獸。

我哋都可以從美國嘅Z世代嚟對照呢個趨勢

歷經2016、2020到2024，早有美國選戰專家發現，千禧世代和Z世代的投票概念最大主題，就是「沒有主題」，且蘊含著一套大量而不斷變化的變異公式。表現於外，即年輕的美國人可能比他們的長輩更支持民主黨，但不意味他們想親近民主黨；政治立場總體上具左傾意識，但投票行為又未必受制於意識形態；他們之中並經常反覆出現次主題（例如當民主黨以為自己牢牢掌握年輕選票時，沒想到以哈戰爭爆發，然後，年輕選票就流失了）；以及，尤其「Z世代」，似乎天生就有「反政黨」傾向。

與年長選民相比，年輕選民更不願意屈從現實和抑制對理想主義的期望。不過，科特爾也同時提出警訊，年輕人假若因此形成憤世嫉俗的一代，對民主也將產生極為負面的影響。

都幾有啓發性

「我最大」、「居上位者」及「阿莎力」這三種要素結合在一起，就形成了「臺灣式民主政治」。因此臺灣的政治總是變動非常大，而且容易被社會氛圍所影響。臺灣的民意不擅長對政策進行長期的監督，而罷免投票及單一議題的公投可說是恰好符合這種風氣的制度。

因為在資本和輿論市場上處於弱勢，對地方生態無從施力，這也是綠營有些人更用力去抓國家體制和台灣民族主義相關，長期下來這也會造成一些問題。

對一些現在二十幾歲的年輕台灣人而言，他們還在唸小學中學時民進黨就已經執政中央了，是「居上位者」，昔日的民主鬥士早已轉身成新威權的象徵，在因中國結構因素而無法政黨輪替的現實下，被視為「新黨國」。
不去計較簡體繁體的話，海峽兩岸其實書同文，不難找到「中國邏輯」和用語來批判民進黨這個「綠共」政權。但對台灣民族主義者來說，真正的苦恐怕就苦在民進黨政權徒背黨國罵名而無黨國之實。
台灣的民主經驗對中國和其他華文場域當然有重要的參照價值，但也不見得就能直接照搬套用。同理，也不能把對中國或其他華文場域渴望民主的情緒直接投射在台灣，特別在中共的巨大壓力和艱困的國際現實下，而有不切實際的期望。

作為fan，真係好開心，2023後半年基本上都會聽到睇到偶像嘅新聞同評論，尤其係睇到Taylor Swift同佢嘅貓一齊上年度時代

值得一提的是，这三股浪潮并不矛盾对立，而是彼此欣赏甚至有所关联和回响。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斯威夫特对许多媒体将她与碧昂斯相比较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这个夏天有很多巡回演唱会，但只有我和碧昂斯被拿来比较。显然，媒体和粉丝文化仍然在挑拨两个女性的对立。”
斯威夫特和碧昂斯并没有落入到传统的女性竞争叙事中。碧昂斯参考了斯威夫特与AMC的合作，和AMC达成了类似的协议，将“文艺复兴”演唱会也制作为纪录电影并获得了不错票房收入。她们俩不止互相夸耀对方的音乐成就，还互相参加对方的纪录电影首映礼，帮忙宣传。《芭比》导演格蕾塔（Greta Gerwig）也明确表示过对斯威夫特的欣赏，“斯威夫特用最真实的自己创作音乐，直接触及了他人的灵魂。”
在斯威夫特看来，“时代”演唱会、“文艺复兴”演唱会与《芭比》这三个项目的成功，就像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过去有太多声音，说女性应该去关注爱情、闪粉亮片以及情绪。但那些被认为是有希望的事物，也是父权社会存续的基础，不正是金钱、收入和经济么？所以，当女性的观念转向有利可图的领域，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因为这能帮助更多女性艺术作品的创作。”

斯威夫特的成功，绝不能简单归因于粉丝经济或是流行文化影响，而恰恰是一种社会变化的风向标——社会学学者多诺万（Brian Donovan）认为，这是“‘女生文化’（girlhood）达到巅峰，不再只被当作一种从儿童到成人的短暂过渡状态，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被严肃对待”的象征。

斯威夫特是一个强大的故事讲述者，她非常纯熟地简化、提炼生活细节，但同时带入了极其细腻的情感。从第一次恋爱的甜蜜到心痛到极点的分手，你几乎在泰勒的歌里对应找到自己生活中所有阶段的情绪感受。
所以，在舞台上，斯威夫特表现出各种丰富的面向，她看起来时而脆弱，时而自信满满，有时欢乐，有时也充满悲伤。她最打动我们、也最让人共鸣的，正是这些坚持对自我的真诚书写。它是私人的却也同时是大众的，关于一位年轻女性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会经历的喜悦、痛苦、恐惧和困扰。

“你过去的每一面，你所经历的每个阶段，都是你根据当时的认知情况作出的决定。也许很多回首很多事情你会觉得羞愧。但你恰恰应该庆祝现在的你，你将要走的路，以及你走过的路”，在《时代》杂志的采访里，斯威夫特并不回避这些可能略显羞耻和不堪的过往。
在这个全球性的舞台上，斯威夫特展示了自我接纳的力量，她回顾了自己曾经的欢乐和痛苦，这也同时给了被忽视或遗忘的记忆以释放的空间。这种诚实、坦率、毫不避讳自己的演唱，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自我赋权的力量。在演唱会里，这种力量是贯穿始终的。

过往，音乐体系和传统社会结构给斯威夫特的人生套上了一层叙事。但现在不再寻求外界认可的她，已经夺回叙事的主导权，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斯威夫特还意识到，自己有责任用自己的影响力，去为女性、平权等议题发声，于是，她打开了长久以来的政治沉默，积极宣讲，诠释理念，号召年轻选民投票。

在筆者看來，為“基層女性”設置“代言人”本身就需要質疑。隨着短視頻平台的快速發展，很多曾經沒有話語權的普通人都在進入公眾視線。與微博等以文字輸出為主的平台不同，短視頻製作的相對便捷性、對文化素養的要求較低等特點，給予了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底層女性（即“基層女性”）一個難得的發聲機會，她們中的一些人通過堅持不懈的自學成為短視頻博主，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和所思所想，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網絡社羣，並將其發展成為一項事業。如果説在王慧玲的短視頻中我們看到的她已然是一個都市中產女性，而短視頻中的這些“基層女性”（不管留守農村還是來城市打工）則與之大相徑庭，她們更多地保留了上世紀農村婦女和“打工妹”的一些特徵，如衣着樸素無華，居住環境簡陋.......想要了解真實的“基層女性”，短視頻平台應該是一個讓我們彼此看見的窗口，在這裏基層女性可以為自己發聲，不需要通過“代言人”作為中介。

分析以上女性的人生經歷，會發現她們與我們的不同更多是環境差異所致，而非個人能力的匱乏。在農村，基本上以家庭為單位來從事生產和生活，家庭成員在共同勞作中彼此依賴，自然也就無法“獨立”。由於從夫居的傳統習俗，女性在結婚後進入丈夫的家庭，因而被認為是“依附男性”而生存。個體的獨立往往從外出打工開始，但通常並不徹底，因為在城市受到排斥，較難融入當地人的圈子，許多人的情感需求仍要通過與家庭成員的聯繫來得到滿足。在離開家鄉去城市生活後，她們在農村習得的許多技能都失效了，自然顯得”能力不足“。如果想要在城市定居，她們就必須重塑自己的認知，重新學習生活技能，因此也就需要城市人來對她們進行人生指導。

對基層女性進行“人生指導”仍需謹慎。因為個人的成功往往基於某些個人特質、機遇，這使得成功者的經驗大多不可複製，參考價值十分有限。例如有些建議勸基層女性不要進廠，而是選擇可以學習技能和擴大交際圈的工作，這在理論上沒有問題，實踐時卻可能碰到難以逾越的阻礙。一個基本的事實擺在面前——這類工作雖然更能鍛鍊人、更有發展前途，但崗位少、要求高，不易獲得。筆者在抖音關注了一位二十三歲的二胎寶媽，她也曾嘗試進城打工，但因文化程度低只能找到非常辛苦、收入不高、無發展可言的工作，兩個年幼的孩子扔給農村年邁的老人帶也不放心，最後還是回家做了留守婦女。
對於這些農村女孩來説，如何實現自己的“城市夢”，王慧玲們的建議就沒有多少現實意義了。而且，只談個人選擇、個人奮鬥，不談城鄉二元割裂、結構性不平等、勞動權益維護等議題，也使得這類建議的積極性不大。
在指導基層女性處理與原生家庭的關係、選擇婚戀對象方面，也存在類似問題。首先，儘管原生家庭存在的問題常具有共性，如父母不夠愛子女、重男輕女乃至有家暴，但很多時候，她們與父母的親情也真實存在，不是簡單的斷舍離、劃清界限可以解決的。而且，許多女性在生活中還依賴老人的幫助（比如帶小孩），修復關係往往比切割更符合她們的現實需求。
其次，在傳統婚戀模式中，女性雖處於弱勢、易受剝削，但多數女性仍有建立親密關係、結婚和生育的意願。而由於城鄉分割、階層不平等，她們通常只能在有限範圍內選擇伴侶，這意味着她們的男性伴侶更可能缺少性別平等意識，在尊重女性、分擔家務方面有頗多不足。由於生活環境的不同，不婚不育並非基層女性理想的生活方式，而如何協調夫妻關係、使其向有利於女性的方向轉變，才是她們的當務之急。

當下中國的網絡意見領袖多為城市中產，類似“不婚不育人生贏家”之類話語因此成為網絡女權潮流，但它們更多是加強了城鄉二元對立的認知，使得結構性不平等固化。在這樣的語境中，那些因婚育而陷入困境的基層女性被視為加害者（害了自己和孩子）——她們選擇這樣的生活方式，就應該自行承擔這一切。顯然，如果意識不到自身的特權，那種以城市中產女性的生活方式為中心的啓蒙話語就可能退化為一種不尊重她者的規訓。不少網絡意見雖然領袖扮演着人生導師的角色，卻大多並不鼓勵受眾去探索個性化的成長方式，而是反覆告訴對方聽話照做，否則就攻擊對方。例如當一個婚育女性遭遇困境而又未能果斷離婚時，她可能被某些“女權導師”貶低為“嬌妻”、“婚驢”。在這樣的輿論空間中，公眾對基層女性的負面刻板印象日漸加深，基層女性的失語現象更加嚴重，主體性進一步被削弱。

我們需要加強與基層女性的聯繫，而這顯然不可能通過對基層女性的啓蒙（單方面輸出）來實現。只有在正視城鄉差距、階層差異的基礎上，作為既得利益者要真誠地反思自身的特權，才能找到與她們的鏈接方式和共同成長的路徑。
在觀摩基層女性創作的短視頻作品時，筆者深切地感到，要消解城鄉二元割裂的現狀，不僅基層女性要學習一些現代女性的生活理念，對鄉村文化進行改造；城市女性也應該認識到自身的不足，也需要去學習基層女性是如何在不利於自己的環境中發展出強大的抗逆力，具有創新性地使用“她者”的話語來表達自己的思想。畢竟，作為城市女性，我們也常處於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的文化衝突中，實現多元文化的融合與認同也是我們正在面對的問題。

「（對於合理地運用外貌優勢）我不會有愧疚感」，她同時也堅定説。她很清楚，外型搶眼，加上充滿理性光環的醫師身分，自己就是「父權紅利得利者」，在選戰中好好運用紅利，也沒什麼不妥，反正每個人都在這樣做。只有當選了，才有權力提出自己的理念，改變社會。如果自己的外型可以贏得聲量，轉化為選票，何樂而不為。畢竟台灣基進黨目前政黨票還沒過5%，所以她必須為自己和政黨贏得聲量。
她發現，女性除了外型，還有一些特質也是爭取「父權紅利」的利器，比如向男性「示弱」。她知道一位女性參選人，外型不是很出挑，但是很善於把握分寸，精道地「撒嬌」，或者委屈流淚。「這真會換來黨內前輩和選民的心疼」，她甚至開玩笑，「如果有一天競爭對手在媒體面前哭，我也只能跟着哭了。」
「流量時代，大家就喜歡看女人吵架。」她表示，並不喜歡迎合這種「女人互相扯頭花」的刻板印象，因為選舉應該通過紮實的政見來對壘，但是每次她的競爭對手説了什麼，媒體馬上就會給她打電話請她迴應，尤其期望看到她激烈的批判對方。如今，她不得不在這樣的環境中小心地求存，慢慢地從不適應，到學會運用規則。

台灣的女性主義學者認為：在政治領域中，當女性獲得權力，必然會遭遇反挫。蔡英文當選時，曾有聲音説女性不適合領導台灣，其中一個原因是女性無法平衡事業與家庭，但是蔡英文是單身女性，於是質疑的聲音又變成沒有結婚生育就無法共情大眾。這種莫名的矛盾，體現了女性參政的常見困境。在現在的女性候選人身上，我們還能看到更多的矛盾。
身為母親的候選人，也會面臨一些選民的疑惑：你能否平衡工作與家庭，同時成為一個合格的母親和優秀的民意代表。但是對於男性候選人卻不會有這樣的要求。結果就是：雖然大家聲稱不看性別，只看能力和政策，但實際上對女性的要求更高。選民期許的女性候選人，似乎需要隨意轉換的身體和心理界線。
更重要的是，就算成功當選，依然會面臨黨團內部無處不在的、隱形的父權規則。據BBC的報導，目前的主要政黨內部環境還是男性為主的，偏陽剛的，男性之間的社交日常，這裏都有，比如，喜歡把對性別的冒犯被當成是幽默和權力。還有人一到選舉，就會把女性候選人或者女性助理，默認為老闆或者男性候選人爭取選票的物件。有的候選人女助理就表示，自己跑行程時，會被少數男性趁機吃豆腐。就連現任議員、立委也難逃此劫

過去的婦女保障名額在地方立委選舉上自動失效，只有在不分區立委中，才有保障名額。此時，婦運和多元化力量更邊緣化，女權運動者過去依靠自身影響力獲得提名的優勢不再廣泛有效，因此不得不依賴政黨提名。而婦運與政黨緊密捆綁之後，首先遇到的就是男性為主的黨團文化，於是前述的所有問題和矛盾，似乎都有跡可循。
另外，隨着台灣政黨政治的兩極分化，女權運動者在依靠政黨提名之後，也往往會因為考慮政黨利益，有時候不得不讓有利於政黨的主張優先於女性平權的主張。於是我們就可以看到，性平方面比較前衞的主張，慢慢地在小黨候選人中得到更多突顯。
那麼，愈來愈多的女性參政，到底對推動台灣社會進步有多大的作用呢？學者曾以「描述性」或「實質性」的概念來看待這個問題：女性政治人物如果能真的替女性或弱勢者發聲，那她可説是一個實質性的代表，否則只是一個描述性的代表，一個選舉政治下的「花瓶」。所以，這些女性民意代表參政後，到底會為台灣政治多元和性別平等帶來多大效應，還要看她們之後的實際行動，而這正取決於現在這個探索階段的成果。

清华大学的周光权教授引入过“法外空间”的概念：人们常常以“违法-合法”的二元尺度来划定人的行为，一个行为如果不是合法的，那么就是违法的。但事实上，世界上完全存在并不合法、应当被法律规范、但法律也“没有评价”的灰色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一群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是如何凭借着朴素的公义，推动案件的发展，探寻一些裂隙，使世界发生一些微小的改变，也成为了这个故事里，最吸引我的部分。

互联网上，多数人认为判轻了，“杀死一个人，才判三年”。对此，法学界秉持着不同的看法，多数人认为这是基本合理的裁决。受害者包丽生前就读于北大法学院，多位她的同学告诉我，这已经是现行法律体系下，有可能能判到的最大量级。
“按虐待罪判，已经是一次法学创新了。”一位在读博的同学使用了“法学创新”这个词。

很难说是刘鸣赫组织的报案材料、还是南方周末的报道、又或是“凯旋十二”的推文起了作用，又或者兼而有之，12月中旬，公安机关终于正式立案。
好几位受访者提到过：如果不是因为有了最初的报道，如果不是因为“北大”的标签引起了公众层面广泛的关注，这个案件未必有得到相对公正的处理的机会。
这件事带来的公众影响是持久的。“PUA”一词彻底进入了公共讨论的范畴。在此之前，PUA的原意是“Pick-up-Artist”（搭讪艺术家），这件事拓展了PUA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使得它增添了“Gaslighting”（煤气灯操纵，即精神控制）的含义。直到几年后，社交网络上仍有许多人在说，从这件事之后自己才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自己也曾被“PUA”过。

事到如今，仲係好感動；多方努力參與其中，去爭取嗰一絲嘅希望

万律师对北大法学院始终抱有一种微妙的责备。她认为，法学院的学生、老师，全都陷在了理论之中，“而想象不到人可以有多坏”。“他们可能比我学过更多的法学理论知识，可是他们不懂实务啊。光谈理论还有悖论，对于我来说，只是浪费时间。”万律师说。
在联系到万律师以前，我已经找多位法学院同学讨论过，以为自己对此事已经有了基本的理解和判断。万律师出现后，我几乎快要被说服了。她提出的这种可能性如此危险，却不是没有可能存在，光是一想，就让人心生寒意。
“一个好的律师有这样的能力。”中国政法大学的陈碧教授告诉我，“律师会选择自己的视角，这是律师工作的第一步。如果她已经选好了方向，她看到的就全都是支持她的了。同样的素材，你可以写一个言情剧，也可以写一个杀人故事，不是吗？”
陈碧说，但这不意味着她提供的每一条证据都经得起推敲。
证据的证明力度是其中一个问题。在法律上，只有当证据链条相互并合，达到“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我们才能认定被告有罪。否则，以“无罪推定”的原则，牟林翰就是无罪的。
但刑法通说并没有告诉你，“确实充分”的细则是什么，什么程度才算达到“确实充分”？在证据的证明力度不够清晰时，尊重的是人、也就是主审法官（或更高级别能拍板的人）“自由心证”的结果。
万律师认为牟林翰有问题是基于她的直觉与经验，她确实讲圆了一个故事。但无论是否有欲盖弥彰的嫌疑，牟林翰实施了救助行为，他报了警，找了人，送了医。至于不报身份证号、误导室友、告诉自己的父母而没有告诉包丽妈妈、欺骗学工老师和民警，都可以解释为他在担心自己过往的虐待行为被发现时、或在受到巨大的冲击时，行为上的混乱与前后矛盾。
他当然有可能是处心积虑、充满仪式感地逼迫了一个女孩为自己去死；但是也有可能，他是出于一种自己也未曾了解过的恶性本能、在对自己的伴侣极度缺乏共情的情况下，造成了他自己也没有预料到的的严重后果。
这就是无法“排除合理怀疑”。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教唆自杀通常以故意杀人罪论处。但牟林翰的行为能否被认定为“教唆自杀”、“间接正犯”（即凶手操控死者自己作为工具人杀死了自己），在刑法上存在一个复杂的因果关系判断（这里涉及到一些相对精深的法理）。陈碧说，按照目前既有的司法经验，牟林翰的情况很难满足“教唆自杀”、“间接正犯”的构成要件。
换个角度看，一个激进的律师是必要的。提出一个高于预期的诉求，有助于为受害者争取更多权益。
法律并非我想象中那个横平竖直的东西，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我以为它很刚硬，每项条款都能与某种具体境况一一对应。但实际上，法律更像一块松软的土壤，其间有很多罅隙。这些罅隙的存在，使得法律有时力有不逮，有时则更加灵活，让人们有争取的空间。
当我询问刘鸣赫这个问题时，他回答：法律是一块松软的土壤，但它需要精细的耕作。松软的原因是它可以建构。从一个点出发，到达不同的方向，每一条阐述，每一次论证，都需要非常精美的、环环相扣的逻辑。这种路径可以保证它不会偏得太远。而在这些阐述和耕作背后，仍是你个人的道德判断、情感与价值观在起作用。

yep，呢啲都係無可奈何嘅事。因為一定要證據確鑿，排除晒其他合理懷疑之後，再去定罪先會更加公平公正少啲冤假錯案

2019年，包丽自杀那年，刘维希也正在读大四。受到这件事的影响，她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参与自杀行为（教唆自杀、帮助他人自杀）的可罚性研究。
这件事甚至影响了刘维希的职业选择。在过去，尽管就读于法学院，但她并没有想过成为律师。“我觉得攻击性太强。”她说，“但后来发现，人还是要有自己的态度和立场，要为自己的态度立场去辩护。”

对于这个案子，学界仍然不断地有所争论，讨论它定性是否合理、量刑是否合理、或分析法律上的突破。多数人持支持态度，也有少数人在不断提出一些不同的观点。
陈碧提到：刑法上有通说，也就是最权威、最被广泛认可的观点。但通说不一定是价值理念上最先进的，自然也有各种流派挑战通说。像这种有突破性质的案子，如果多了，有可能会促使通说改变。
2023年年底，这一案件入围了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新时代推进法治进程2023年度十大案件”，目前正在投票阶段。如果入选，这个案子将对恋爱同居关系、类家庭暴力、精神虐待等议题都产生更广泛的推进作用。

可惜，最後都只係得13萬，遠遠未到可以入選嘅票數

对于牟林翰，万律师的理解是高功能反社会人格。他看着包丽死去，“就像一个继母，看不惯继子或者继女，看不惯你家小孩，最后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把孩子赶出去，孩子冻饿而死。他明明知道，把孩子赶出去，她一定会死，但他还是赶了。”
“包丽其实挺傻的，”万律师说，“人家是在玩弄一个猎物，而她以为是爱情，仅此而已。” 但万律师又补充道：“她不是傻，她就是一个正常的孩子，正常的姑娘。”
包丽有过非常多次清醒的表达。当牟林翰向包丽强调，她把“最美好的东西”奉献给了另一个人时，包丽说，我最美好的东西是我的将来。
当牟林翰对她的生活加以干涉，包丽问：“你在我身上到底是在寻找一个喜欢的人还是一个顺从的人？”
当牟林翰问她：“女生的尊严、独立、就那么重要吗？”，包丽回答：“很重要。这是我赖以生存的根基。”
当牟林翰说“（你）让我明白了思念，明白了甜蜜，明白了牵挂”时，包丽反问：“你真的觉得你的感情是爱吗？”
2019年5月，牟林翰殴打了包丽。包丽提出了分手：“你一度是我全部的理想，但那不过是因为契合我对幸福的过分期待罢了，于我而言拳头（表情）与幸福永远不能共存。”

旁人可能可以好理性，甚至睇公視出嘅春春網戀模擬器可以好快抽離止損。但喺現實情況下，會有好多嘅感覺、思考同醖釀，並唔能夠一清醒就堅決地走人。所以，真係唔好覺得，受害人只係太傻太天真，情緒勒索同侮辱欺詐唔係咁易識別分辨到，尤其當對方話係「愛」嘅方式……

“正常”，我很感谢万律师提出了这个词。正常人的思维是，只有我爱你，才会希望你爱我。不正常的人的思维是：我不爱你，你也得爱我。一旦你开始以己度人，就再难逃出圈套，只能被套进不正常的逻辑里：都是因为我爱你，我才无法控制自己。
我相信唯一脱身的可能是获得专业的知识。你需要一个权威的声音告诉你，这类人，他们叫什么名字，这类行为又叫什么名字，他们真实的行为逻辑是什么样的，他们荒芜的内心里，究竟有没有过一丝一毫的爱。

yes，呢個都係點解教育要跟上，冇專業知識就唔識得保護好自己，難以甩身

包丽法律意义上的死亡发生在她23岁生日的第二天。2020年4月10日，妈妈在医院给她过了生日，然后医院门口哭了很久。第二天上午，医院打来电话，告诉她包丽离开了。
妈妈很后悔。她觉得一定是自己哭得太久，女儿听到了，所以才早点离开，好让她不用再继续受苦。
包丽的精神情况出现问题，察觉到的人很少。如前文所说，与牟林翰恋爱的一年多来，包丽并不住在自己原先的宿舍，这使得周围的朋友更难发现异常。即使是关系最好的朋友，也没有意识到事情已经严重到了这个地步。
事实就是，一个看上去几近完美的、对自己要求很高、很少对外真正袒露自己的女孩，一个人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向任何人求救。

請，唔好一個人乜都唔講，向人求救點都會有幫助

安德里亚有一位客户，自身就是助产士，她想在分娩过程中保持走动，到时候再选择一个自己觉得舒服的姿势。
“但是在中国，他们通常就叫你上床，躺下，”她告诉我。女人仰面躺着生，就像你在电影中看到的那样——“这是规范。”也就是说，护士和助产士们是按这样的标准接受培训的。她们很少见识到别的分娩姿势。
据她的回忆，那位女士决定坐在分娩椅上，但医院的助产士非常困惑，不知道怎样给产妇消毒，怎样给她铺治疗巾。助产士斟酌良久，反复考虑该如何规范操作；与此同时，那位产妇就干坐在椅子上等。助产士拿不定主意，去问医生该怎么办。
“就这样吧，”安德里亚劝助产士，“这个妈妈不想躺下来。这样坐着，她才觉得舒服。那就这么办吧，你知道的，就跪坐下来、帮她接住宝宝好了。”
结果，婴儿出生时，医护人员都不在房间里。是安德里亚亲手接住了孩子。“妈妈很好，孩子也很好，”她说，“助产士反倒手足无措，因为这情况和她学到的、她习惯的那套方法完全不同。”
“她从未接受过（别的分娩方式）培训，”安德里亚说，“规范做法是在床上，中国女性只需听话、照做就好了。”但分娩椅不符合中国的规范分娩法，属于另类操作。“助产士无法应对这种新情况，”安德里亚对我说，“这是一种文化差异。对我们来说，和中国医生或助产士交流时，这依然是一种挑战。”

“中国的医院对死亡有种零容忍的态度，这很了不起。”杰奎琳·卡曼（Jacquelyn Carman）这样对我说，“但妈妈们的感受和个人体验就未必是他们的首要关心对象了。这就是文化冲突之所在。” 卡曼和丈夫创办了Having A Baby In China.com，他俩是这个外籍人士生养社区的核心人物。
“我们希望自己拿主意，虽然听上去有点奇怪，但我们想去享受怀孕的过程。我们想感受到自己的想法被听到了，”卡曼说，“在中国，个体在这个过程中的感受并非第一要务。”

確實就等於係喺中國「对一个家庭来说，怀孕、生育孙辈几乎被视为一份正职。」，條條框框都set好晒，聽話照做就得

据金杜律师事务所（King & Wood Mallesons）所言，有些外籍人士已开始向法院提起诉讼，因为劳动法规定我们应该退休。还有些人在互联网上谈论怎样从我们的月薪中收回8%的养老金——在中国工作十五年后就能提取这笔养老金，但考虑到签证和医保的现实状况，我们十有八九都用不到这笔钱。
该律师事务所表示，造成这种分歧的根源在于“《外国人在华就业管理条例》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的最低年龄是十八岁，但没有明确规定外国人该不该遵照中国对法定退休年龄的要求。”

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是二十来岁来中国的，和我当年一样，现在也都和我一样四十多岁了。他们是来找机会的，或是来工作的，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在这里定居下来。2022年，许多人走了，去新加坡、北美、欧洲，但也有一些人留下来了。
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我在夜店、通过音乐认识的，想当年，我们还曾关心哪个DJ在哪个俱乐部表演，现如今，他们聊的都是娃的学费、保姆的排期表。
然而，留给他们中许多人的时间不多了。中国公立学校体系让他们敬而远之，因而，他们把孩子送去国际或双语学校——学费可达每人每年30万人民币以上，这还只是幼儿园的收费。如果没有高管层薪资的支撑，光是学费就会让他们最终离开中国。只要外国人在中国生下一个孩子，沙漏就会翻倒过来，倒计时开始。

睇到都覺得勁大壓力

按照不同的统计方式，我们可以被分成各种阶层、各种数据图表，但要说衡量外国人在中国的生活水准，能获得何种程度的医保绝对算得上决定性的标尺。
只要我们在工作——因为要签证，我们在中国生活几乎都要仰仗一份工作——我们就都有中国的医保。我们可以和任何中国公民一样，去公立医院就诊，只不过，要先搞清楚这儿的医院怎么分科、怎样在迷宫般的医院里找到该去的地方、怎样预约挂号、怎样与医生沟通，后面的问题还多着呢。大多数老外要在老弱病残孕的状况下亲自抱病摸清这些门道，真的太难了。
请进入外国人的“医疗泡泡圈”：这个圈子里的医生会讲数十种语言，可以电话预约，从新生到濒死，一切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但费用极高。
这倒不是说我们怀疑中国大城市医生的技术或专业素养，我有很多朋友都去公立医院享受常规医疗服务。但是，假设真的出了大状况，我们希望能和医生语言相通，即便中文很好，我们也希望得到基于共同的文化背景与医疗期望的安慰。假设这种安慰是有偿的，我们可以花钱买。

都真，醫者識醫心都好重要

他的中国伴侣的雇主想给他们一个惊喜，安排了一家私立医院的体检项目，谁承想，检查结果显示他最近有过严重的心脏病发作迹象——他甚至浑然不觉自己发过心脏病。他被救护车送往中国最顶级的一家公立心血管医院后，有位医生冷漠地对他说：必需立刻进行挽救生命的治疗。
他必须入院才能接受治疗，他问什么时候有床位，得到的答复让他大吃一惊：“我又不是神算子。”说完，那个医生就招手让下一个病人进来。
医生轻描淡写地将他拒之门外，这让他非常无助，希望彻底幻灭。他感觉自己命在旦夕，医生也没有推荐别的公立医院。马克和他的中国伴侣很快梳理了一下他们有多少选项，最终选中了一家知名的国际医院，他在那里接受了能救命的治疗。他没有私人医保，住院费达15万元。他自掏腰包。
马克对中国的医疗体系并不陌生。刚来中国的时候，他曾在东部沿岸城市的一家公立医院当过志愿者，帮人做翻译。现在他五十多岁了，汉语说得比绝大多数在华外国人都好，完全融入了社会，身为教授，也享有一定的社会威望。他一直以为，就算在中国遇到所谓生死攸关的状况，他也能安然度过。
他不会去幻想这种事在美国就会更容易一点，因为，如果你在美国没有保险，遇到这样的紧急情况很可能就破产了。虽然第一位医生的冷漠态度让他很不安，但他说，“换个角度想，谢天谢地，我是在中国遇到了这事儿。”他知道自己多少有些特权，能通过一些“特殊渠道”获取他所需的那类治疗。
后续的康复治疗，他是去公立医院做的。目前他已完全康复，仍在担任教学工作。

病嘅時候聽到咁冷漠真係會火滾同絕望……好在最後都係揾到醫院有牀位

自1995年起，在中国亡故的外国人不允许被埋葬在公有土地上，骨灰也不能撒在公有土地上，只有对中国做出“特殊贡献”的极少数特例除外。外国大使馆的任务是联系死者的近亲，之后，死者的近亲通常会雇用罗泽斯特这样的公司完成后续操作。

都幾新鮮，當然需要區分嘅係已清洗包裝好嘅生肉定係新鮮屠宰嘅生肉

談到清洗生肉時，專家的意見很明確：不要這麼做。清洗生肉不會減少食物媒介型疾病的風險，反而會增加在廚房中散播沙門氏菌（salmonella）和彎曲桿菌（campylobacter）等病原體的機率。
「烹煮前清洗生肉其實沒有幫助。」普渡大學的食品科學副教授馮貝蒂（Betty Feng）說：「這種做法的唯一作用就是噴濺水花，而且可能讓許多廚房器具交叉感染，包括水槽，甚至是你的衣服，以及你在水槽旁放的任何東西。」

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的食品研究所副所長凱瑟琳．格拉斯（Kathleen Glass）說，清洗生肉的做法可能源自世界各地的文化，用於去除留在新鮮屠宰生肉上的不可食用物質。在工業化食品加工問世之前（以及如今依然自行屠宰肉類的社區裡），清洗是一條重要防線，用於抵禦灰塵、動物殘渣，或許也包括棲息在生肉上的大量病原體。

在香港，大部分肉類是在傳統市場新鮮屠宰，因此需要去除任何遺留的動物殘渣。他說：「你可以將這種做法為文化習俗，但它源自務實的觀念。」

一年前，家屬以為經過調查之後，政府會給他們的子女一個公道，有人會出來道歉、為疏忽負責。表面上，政府確實有做事。經過警方調查後，事故至今共有四宗案件在審，包括以過失殺人罪被起訴的龍山警察署署長李仁宰及龍山區廳長朴熙英等；首宗案件估計在明年一月判決。
但家屬想要的並不是這些。「我們想要的是追究真正的責任，但是政府只是追究下層工作人員的責任，然後讓一切結束。」李政民說。目前，行政安全部長官（相等於各國內政部）、首爾市長、警察廳長等高層，都被認為無須對慘劇負責。
現在，遺屬會希望國會將「梨泰院特別法」提上議程，容許一個有法律約束力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向各部門高層追責。他們深知政府一直不想讓這個慘案成爲焦點，幾乎每星期都會舉行追悼活動，發行倖存者回憶錄，還拍了紀錄片在全國放映。他們在追問：是誰沒有履行職責，讓孩子們死在國家首都的中心？
但在政治與官僚體系面前，他們的吶喊可能只是徒勞。律師李昌珉一直在協助遺屬團體，他認為案件勝算機率大，但形容案件結束後，家屬「其實沒什麼能做的。」因為再追問上去，他們在質疑的﹑在嘗試撼動的，其實就是國家體制。

現實是，高權位者正在等待審判結束，「從結果來看，（四宗案件的）官員受到處罰的話，事件應該會告一段落。」李昌珉說。
「人們會問：『審判不是已經結束了嗎?』應該會這麼說吧，然後就會忘記。政府方面會這樣說：『審判都結束了，還查什麼，沒什麼可查的。』」

對於社會出現「責怪受害者」聲浪，記者高景峰曾評論，這是災難被政治化的問題。高景峰說，南韓在面對災難、確定責任，防止事件再次發生時，「每次都會被某些事情所左右」——災難發生後，反對黨會譴責政權，批評政府掩蓋和操縱事實。但面對這種批評，政府會想閃避指控，又煞費思量協助轉移視線，淡化災難的意義——像是尹錫悅所屬的國民力量黨黨魁金起炫曾質疑，梨泰院遺屬的抗議是由北韓策動。
結果事件真相被屏蔽，社會矛盾反而愈演愈烈。高景峰批評，這是世界上只有韓國才有的「K災難處理」方法。研究南韓社會對世越號事件反應的學者﹑作家金昇燮也指出，南韓一直是個忽視自身痛苦的社會，以致許多人亦無法同理他人的痛苦。在世越號事件後，有國會議員公開指「遺屬就應該有遺屬的樣子」。遺屬一旦稍有偏離大眾對悲慘受害者的想像，那怕是組織示威抗議，或振作下去好好生活，他們就立即會被批評為「裝可憐」﹑「靠孩子的死騙錢」。

至於被追責的官員，第一宗案件即將在明年判決，如果罪成，我問李政民會滿意結果嗎？「不，我完全不滿意。那只是冰山一角，我們要做到追究那些負責人的責任爲止，所以要通過法案。」然而，在我第一次見李政民的12月8日，正值南韓第21屆國會召開會期內最後一次全會。會議並沒有將梨泰院特別法放進議程。
我曾查看事發時的新聞，發現2022年春天，李政民和女兒最後一次合照時，他仍然有一頭烏黑的頭髮。女兒過世後，李政民不再染髮，任白髮隨處長。他說太太最近睡進了女兒的房間，就像和女兒一起睡那樣。我又問李政民，如果法案始終不被通過怎麼辦？他很冷靜，回答得很快﹑很鐵定：「我沒想過不通過的一天。」
不是因為見到成功的希望。只是為了女兒，「我必須要做。」李政民說。

噉樣講可能好冷血，但都的而且確要靠有人受傷「犧牲」先有得推行落去嘅進步，無論係邊個去噉做，都深深佩服同尊敬佢哋嘅勇氣同毅力，希望一切順利成功

WashingtonPost | why-are-americans-getting-shorter

What changed in 1980? Childhood obesity began its steady rise,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And Komlos believes America’s weight problem may be causing its height problem.
obesity can cause early puberty because fat tissue pushes up estrogen levels for both girls and boys.
“Higher estrogen levels can lead to more mature bones. So your bones grow taller, faster, but then their growth plates fuse earlier,” Greenspan said. And if kids’ bones stop growing sooner, it’s possible they end up shorter.

簡單嚟講，就係因為早熟，而早熟嘅其中一個原因係肥胖率上升，促進合成激素

What does inequality have to do with height? Komlos explains that we lose more height to poverty that we gain from extreme wealth. If you make $200,000 a year, an extra $1,000 won’t make much difference in your household budget. But if you make $15,000 a year, losing $1,000 will take a substantial bite out of how well you can care for your kids. So, increasing inequality will push our average height ever lower even if average incomes and economic growth remain steady.

都合理嘅，但睇到圖嗰時都係有啲驚訝，而且都要關注到兩性嘅分別：女性嘅受影響程度大好多

为什么全球的两个生育洼地是东亚和南欧，这些地方有哪些共性呢？一是它们都有非常强的家庭主义传统。这种传统会让人们认为，一个孩子的出生和成长，他以后发展得是好或不好，都是家庭的责任。在这个孩子的成长中，所有的成本、责任都要由家庭来承担。所以家庭有更清晰的对于生育成本上的认知，更大的压力会抑制大家的生育倾向。
这种很强的家庭主义传统，也使得东亚和南欧社会的家庭福利支出占GDP的总量较低。
讲完这些共性，那东亚到底有哪些独特性？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很强的教育焦虑；第二是紧密的婚育捆绑；第三是非常强的集体主义的影响。

我们经常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大家都不想生孩子了。经济发展和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确实一定程度上是负向的，但是其实教育竞争压力对生育意愿的抑制程度可能是更高的。
为什么教育焦虑会抑制人们的生育意愿？我认为主要是通过两个机制。
一是如果教育非常卷，需要投入非常多的教育资源，父母就会想尽量少生，把家庭有限的资源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不想再去生两个或者三个。
另一方面，其实我们在考虑生育这件事情的时候，并不仅仅考虑我当下的状态，比如当下的收入高低、工作好坏、是否养得起孩子，我们也会考虑孩子成长之后会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
如果我生活在一个教育竞争压力这么大的地方，我会想我的孩子成年之后，他也要面临一个这么焦虑的环境，我的选择可能就是干脆不生孩子了。

幾得意嘅一個統計結果

不结就不生一定会带来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因为东亚社会都在不断推迟进入婚姻的时间，甚至有更多的人选择了不结婚。
生育捆绑的另一个体现在于，我们选择结婚对象和生育对象的时候几乎采用了一样的标准。
在美国的一个街区做了长时间的参与观察并且访问了非常多的单亲母亲后，两位学者得到一个发现——这些女性对结婚对象的要求远远高于对生育对象的要求。

一開始覺得太武斷，不過諗諗下又感覺幾有道理。婚育確實唔見得必然要捆綁喺一齊，只不過喺東亞文化環境下係大眾認知

我们有非常严格的社会时钟。大家可能从小到大听的非常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年龄就要做什么样的事”——我讲完这句话可能很多人已经开始窒息了。
这就意味着你和你同时出生的这一代人，从生到死都要卷。你们要持续地竞争，要先在一起高考，又一起找工作，现在就业也很难，然后要一起去谈恋爱，一起结婚，等生出来孩子之后，孩子又要在一起去竞争。这种同质化会使得大家非常焦虑，压力也会非常大。
而且它还会造成一个现象，一旦你错过了这些生命历程事件，没有在所谓正确的年龄做正确的事情，你仿佛就被这个社会落下了，没有办法再追赶上去。

MSN

Gen Z's gender divide is huge — and unexpected

呢兩個現象的而且確發生緊，似乎喺所有地方同步進行緊（除咗冇進步嘅地方like朝鮮、阿富汗），因此，呢個零和局面仲未破，有極大嘅危險性

Since 2014, women between the ages of 18 and 29 have steadily become more liberal each year, while young men have not. Today, female Gen Zers are more likely than their male counterparts to vote, care more about political issues, and participate in social movements and protests.
found that among women, no event was more influential to their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an the #MeToo movement.

while women were rallying together, many Gen Z men began to feel like society was turning against them. As recently as 2019, less than one-third of young men said that they faced discrimination, according to Pew, but today, close to half of young men believe they face at least some discrimination. In a 2020 survey by the research organization PRRI, half of men agreed with the statement: "These days society seems to punish men just for acting like men."

Men at the highest rungs of the economic ladder are still advantaged by a system that perpetuates gender inequality, while men on the lower rungs of society face unique challenges because they are men.Out of a sense of increased insecurity, more young men are adopting a zero-sum view of gender equality — if women gain, men will inevitably lose.

Most young men are probably not interested in 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 but they do feel acutely the need to secure a place for themselves in a culture that readily identifies male advantage but ignores the challenges young men face. Out of a sense of increased insecurity, more young men are adopting a zero-sum view of gender equality — if women gain, men will inevitably lose. It's an outlook that makes them defensive, encourages them to ignore or overlook enduring challenges women face in society, and can even spur misogyny.

If Gen Z men and women can't agree on politics, it's going to get harder for them to find a partner. But if anything, that understates the problem. Based on our interviews, there appears to be a growing eagerness among both young men and women to blame their problems on each other. And a society in which men and women see their interests as irrevocably opposed is not one that can last.

又去咗香港一趟，睇到港豬版嘅《動物農莊》，勁經典

正如他所強調，“1936年後我所寫每一行嚴肅的字，都在直接或間接地反對極權主義，並主張我所理解的民主社會主義”。如果説他早期的寫實作品是懷着理想主義的激情來推動社會變革，那後來的反烏托邦作品就是現實主義者的悲觀來告誡理想主義潛在的危險，要不英語詞典也不會有“老大哥”、“新話”、“雙重思想”等新詞彙，後人也不會有“奧威爾主義”（Orwellism）來形容現代專制政權的統治模式。
然而抽離不是逃離，逃離是轉身往相反方向逃跑，抽離只是站得更高更遠去觀看政治，一方面既不相信政治可創造烏托邦，但同時又不相信人們可以遠離政治的矛盾。奧威爾雖然遠離政治，但又可説是換個方式和視角，繼續去關注人的處境。這點正是奧威爾作品玩味甚濃之處，以及活在極權統治下的處世之道。

费很大气力把手机从孩子手上拿走之后，孩子会陷入无事可干的境地。现实世界枯萎了。城市还有书店、剧院、公园、商场可以打发时间，农村几乎只剩下短视频了。孩子放下手机后，看到的很可能是大人正在对着手机嘎嘎乐，那么他们得到的结论只能是，等我长大就可以肆无忌惮刷手机了。
农村社会的文化溃败，才是最致命的。我们80后小时候的农村社会，可并没有这么凋敝。虽然那时候更穷更闭塞，但人还没有退化成只会躺在床上刷手机的动物。当时的农村仍是一个自足的生活世界，有礼仪有美感，天地自然都在人的四周。我记得我妈在夜里纺线的情景，记得在胡同里乘凉时长辈们讲的故事，记得跟小伙伴一起摸鱼、玩火、下象棋、练书法。我记得木工做活时洒落一地的刨花，记得众人一起盖房子时的热闹与欢乐，记得麦收时打谷场里牛是怎样拉着石磙一圈圈转，记得村后磨坊里长长的鼓胀的布口袋。
什么是文化，文化不是识文断字，是耳濡目染。
现在公路修通了，电商下乡了，网络发达了，学校不要钱了，但我觉得现在的农村孩子才是真正的史无前例地生活在文化沙漠中的一代。人和世界之间，只剩下金钱和网络。人是动物不假，可人是渴望理解渴望趣味的动物。短视频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和趣味，但要知道，那已经是孩子们能够接触到的最有意思的东西了。短视频有个致命的优点，不要钱。不是已经有人总结了吗，现今凡是有趣的物理空间和现实体验，都是昂贵的。
人人都能看到短视频的魔力，但很少有人看到现实世界的文化溃败。这其实是同一个进程。生活方式消失了，人们正在过的是没有方式的生活。
刷短视频这个动作的实质，是逃离自身。而在实际生活中体会不到乐趣的人，最渴望逃离自身。一个地方的人活得越没有滋味，越渴望扎进短视频的海市蜃楼。

有觀察到呢個現象，作者嘅觀點都幾有道理。冇嘢好做，噉唯一嘅方式就會變成潮流同社交嘅要件；其實都唔單衹係農村，城市都有呢種趨勢？諗諗下都幾恐怖，假以時日，到時個個都喺matrix都唔會覺得有問題——冇方式嘅生活最易模擬到

很多人都认为应试教育对农村的孩子相对公平，至少给他们提供了读书的路径。但在家访中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对农村孩子而言，应试教育是在用极端损耗的方式维持一种表面上的公平。和城市孩子一样，农村孩子的创造力也在这个过程中被扼杀。

我理解这种退却。将复杂的家庭状况和隐蔽的成长路途展示出来需要极大的勇气。在有限的几次对女生的家访中，我也已然深刻地感到，相比男生，她们一路走得更为艰辛。在村镇，送男孩读大学通常是一整个家庭的核心目标，而女孩要读大学，普遍的态度是“不反对”。在家访中，听闻学生的成长经历，我会感概，一些原本顽皮、不知上进的男孩尚可能在家庭的要求和支持下扭转人生局面，如果换作女孩，她们可能早已被放弃。

从教近二十年，观察和思考教育中的方方面面，让我有一个感触：今天的教育中的一大问题，是学生的成长捆绑于课业之上，许多孩子极度缺乏真实的生活经验，对生活的真相懵懂无知。而我的这些二本学生从小跟随家庭在谋生的道路上摸爬滚打，接受生活大潮真实的洗礼。在劳动中，他们体会过切肤的痛苦，也得以品尝切肤的快乐。这些经历往往会让他们格外坚韧和有力量。

按照英國經濟學家蓋伊·斯坦丁（Guy Standing）的描述，從事兼職工作是批量製造不穩定無產階級的主要方式，隨着服務業經濟成為主流，兼職變成了一個粉飾太平的問題詞彙，因為越來越多自願或被迫做兼職的人，實際的工作時間都超過原本預期或酬勞給付的時間。而且，兼職工作的增加掩蓋了失業問題與低度就業問題，比如在德國被迫從事「迷你工作」（mini-jobs）的人不斷增加，卻製造了高就業率的假象。

長時間處於不穩定的狀態會讓人產生挫折感，這些工作完全無法透過有意義的結構或網絡讓人建立人際信任關係，似乎也無法追求有意義的人生，因為職業生涯難以發展，不能滿足對工作的期待，因而只能開始自我剝削，為了幻想中的向上流動而付出更多的勞動。但實際情況是不穩定性可能會貫穿人生的大部分時間，讓人無法去追求有意義的人生，持續不斷的疲憊感與相對剝奪感催生了焦慮與絕望的情緒，只要一個小失敗或厄運就能讓人滑落懸崖，失去微薄的尊嚴。

在計劃經濟時代，國企單位雖然效率低，但是它在一定範圍內提供了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保障了城市居民就業和生活的穩定，但是現在的「國進民退」不但妨礙了新就業崗位的創造，而且擴張中的國企已經無法提供原來的那種穩定性福利，反而會通過勞務派遣和外包制度來轉嫁成本，在這種情況下，考國企的編制就如夢幻泡影，其他類型的編制也是同理，擠破頭去考公考編，最終的結果可能是在體制的邊緣成為臨時工，而且當財政危機來臨時，降薪縮編的衝擊會首先落在邊緣人頭上。
勞動就業問題已經是當前中國經濟的達摩克里斯之劍，在後新冠疫情時代，經濟復甦並沒有出現，反而出現了資本撤退潮，這加劇了勞動就業問題，失業率屢創新高。自統計局停止發布青年失業數據以來，觀察者彷彿進入一個黑箱，無法作出準確的判斷。政策制定者這種自欺欺人的做法並不能掩蓋勞動者本身的感知，就業難讓每個人都去追求安全的工作，但事實上現在已經沒有太穩定的工作了，這既是全球性的趨勢，又在中國特別嚴重。在這樣的情況下，絕大部分的不穩定勞動者都生活在恐懼與不安全感下，四處流動，無人領導，燃燒着潛在的怒火，很容易一下子就被民粹主義者煽動，演化出更深的社會或政治危機。

最大嘅危機確實係噉：當公務員都要變成臨時工，降薪降福利辭退嘅時候，到時再準備就太遲

之前文章发出来后，很多人说他们为什么不回去种地。我们在访谈中了解到，现在肥料、杀虫剂这些生产资料都在涨价，种地是挣不着钱的，一般都是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在家种地。

種地其實一直都唔點掙到錢，仲要承擔好多諸如氣候問題、市場收購價格嘅風險

用工市场的年龄问题一直存在。以前不在意，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入老龄化社会。在郑州，60岁以上的人干环卫，每个月2500（元），到65岁就干不了了，只能干园林，拔草、种花，一个月2100，到70岁又没岗位了，最后只能回到零工市场。他们能找的都是力工，比如说装修砸墙，把建筑垃圾背到一个地方。
这两年建筑业出了“清退令”，60岁以上的人不能从事建筑施工作业。为什么要清退？出发点是因为60岁以上的人没有工伤保险。但我觉得逻辑搞反了，我们应该想的是要如何增加工伤保险、社会保险去覆盖60岁以上的人群，而不是干脆不让他干了。
本来只是建筑业，但它会形成一个扩散效应，都不敢用（60岁以上的人）了。当然，制度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经济本身的力量，建筑业在萎缩，我们去郑州，很多工地都停了没有活。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大龄农民工，或者说第一代农民工现在的境况。随着老龄化加剧，房地产行业的萎缩和下行，这些人将越来越多，他们只能在零工市场找活，但这里不像以前，找不到那么多活了。未来他们的生存会面临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迫在眉睫的问题。

总体来说，线下零工市场比较被动，主要是雇主挑工人，毕竟岗位稀缺一点，在议价、工作时长方面，劳动者没有太多的话语权。年轻人的选择会更多，进厂的会多一点。
但现在，年轻人的想法比较多元，大部分人进厂的周期都不会太久。我们遇到过的工人，最长的也就两三年，有的达不到要求就走人。比如宿舍宣称6人间，结果一去发现12人，他就不干了；厂区周边比较单调，没有娱乐场所，那他可能觉得在这里打工没有意思。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工价。国内的加工制造业属于世界工厂，用工需求随订单波动。比如电子产品，销售一般在年底，那么7、8月份就是工厂排订单的时候，那个时候，用工量直线上升。圣诞结束后，没有订单了，工厂就把这些人遣散掉。对于这部分劳动者来说，想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非常困难。
找不到稳定工作，那就只能找零活。对企业来说，7月份用工，它当然希望工人做到12月。反过来，劳动者也知道这个阶段市场缺人，那就要挑工价高的工作，哪里更高，随时拎包走人。所以，这个市场的特点就是双方都没有建立长期工作的意愿。
当然，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原因都放到社会层面去看，虽然它占了很大部分。还有一部分是劳动者自身的原因。大部分日结工的社会资本比较薄弱，找不到工作，他们并没有太多可以求助的对象，又觉得没挣着钱，回老家不好意思，最严重的情况就是睡在桥边吃发霉的食物。
还有一些劳动者因为赌博、感情、或者网络贷的影响，进入到劳动力市场的边缘。比如，赌博上瘾，他们总想着翻盘，一有钱就去赌，没钱就去干日结工。这种环境下，他的劳动力表现肯定也不好。
有一类人是不愿意干，我们叫“丧失信心的工人”。或许他们认为工作本身就是对生命的剥削和压榨，表现出对进厂的反抗，但又没办法突破自己，找到合适的工作。于是，他们的表现形式只能是很懒散，干一天休三天。我在杭州下沙，有一个岗位一天挣350，但就是没人去。那个岗位一天要做14个小时。我们总认为劳动者有个活就应该去干，但问题是，他们也需要休息。
我们不能用精英的视角去看待，而是要从他的角度去看，他的缺陷，社会资本的缺失，以及自身在文化、技能上的不足。
我肯定担心这些年轻的劳动者未来会面临第一代农民工的境况，也就是丧失养老保障。目前的低保覆盖了一部分人群，低保之上的这部分劳动者，收入不高，在保障层面，他们好像是被漏掉的那一部分，政策上或许需要去考虑。
上野公园曾经是东京的“零工市场”，和深圳的龙华、杭州的下沙相似，它的零工市场功能持续数了十年。曾经在这里找工作的农民，可能会转变为汽车维修厂的工人等等，能够在东京扎根。他们愿意返回上野公园纪念青春，因为这是他们梦想开始的地方。
所以，当我们去考虑一代农民工，反过来也要考虑二代、三代农民工，一代农民工的保障问题和二代、三代农民工怎么去融入城市、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这才是长远考虑的方式。

確實，係老齡化嘅當下，好應該將相應嘅保障推廣到對應嘅人羣，同一時間亦要關注現代青年嘅情況，但，似乎，問題大到唔知點搞都好麻煩

令人悲傷而又尊敬，先唔論成就如何，不幸患上呢個病活到咁耐，而保持樂觀同幽默，就已經萬中無一，更唔使講佢嘅天賦同勤力令佢以超級優秀嘅成績攞到學歷上嘅證明，更令人動容嘅係佢有所成就之後繼續如一為本國其他身障者爭取權益

從中都可以睇到先進國家如英國、美國對身障者嘅照顧同考慮周到，確實係有好大嘅進步空間，雖然而家已經身死，但影響肯定唔會就噉消散，相信《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無耐就會再大修

繼續北上

初到香港時，父親對大陸有恨意，但他的反叛僅僅如此——後來他到圖書館，一些書分析說當時中國被外國杯葛，發展不了工業，才會把年輕人送鄉，他便接受了這想法，又為中國現在變強大感到興奮。我理解不了這思維，初時跟他爭辯，後來覺得大陸始終是他的根，若這想法能令他好過點，也不算壞事。父親提過，他想在大陸百年歸老。

我不知道父親有否後悔游來香港，也不知他怎樣評價自己的成就。不過他賭上性命，換來一個香港人身份，我出生在香港，覺得有點坐享其成。我在這城市的種種是他帶來的，對此我心存感恩。
自通關後，仿佛多了港人北上，當中有立場「黃」的人，也有不在乎的人。我想不透人怎樣拋下往事，高高興興到大陸享樂，同事說，大陸物價比香港便宜，如果這些人不理政治，轉到大陸消費也合理，「返大陸又唔係原罪黎嘅。」

她們多數留在室內，目的是純消費而非觀光。在大陸消費價錢便宜、店員服務周到、地方也比香港寬敞，這些我體驗得到，人為了這些原因北上無可厚非。不過，那邊周遭的人與物總有意無意提醒我這是大陸，要注意點——在KTV，店員說今年是儲歌量最少的一年，因為涉嫌港獨台獨歌手被禁、地鐵月台和商場放置「防暴消防架」，豎起盾牌和鋼叉，還有隨處可見的紅色的「堅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宣傳。
我以有點獵奇的眼光觀察周圍，也被觸動神經。到最後，我還是無法輕鬆跟她們在大陸逛街。

嘉麗本來被大陸的大學錄取，但那邊宿舍環境不好，她對選的科目沒有大興趣，也覺得香港的大學排名較好，便衝動過來升學，想著是個「 fresh start」。在此之前，她在大陸唸書，大環境和教育制度讓她感到壓抑。她來到香港唸文科，學生被要求有個人觀點，嘉麗這才發現自己腦袋空蕩蕩，一直在吸收別人想法。2019年社運時，嘉麗在大學上了一門談公義的課，老師在堂上討論自由、示威是否正確、警察和學生又為何這樣做。那時，校園內貼滿示威標語，在大陸的母親問嘉麗這樣做對不對。
她打個譬如，「如果我在這邊讀書，但讀了好多年，突然間我的學位被無緣無故取消，拿不到畢業證，這是不是一件錯的不公平的事？」母親說是。「那我們怎麼讓這個事情得到合理有效的解決呢？讓這個事情有曝光度，是不是要貼這些東西、去講這些話，讓人家知道呢？」母親回答說是，但還是覺得太激進。
畢業後，去與留這決擇讓嘉麗很困擾。母親讓她回來，不解她為何要在香港捱世界、做生做死也撈不起，反而深圳住好食好，考上公務員的話，生活清閒又享受高薪。嘉麗跟母親談自由，說自由要付出代價。母親反而說在香港工作，最後不就是追求快樂，在大陸也可以快樂。
嘉麗說笑，除了在香港找一個富豪老公外，她沒有方法向母親證明自己在香港能過得很好，「這個矛盾很無解。」她也想過不如回大陸算了。
最後，嘉麗跟母親定了限期，在香港住滿兩年、拿到身份證後便回去。「我選這樣，不一定是對的，可能百分之五十是對、百分之五十是錯。但是我知道一開始就選回去工作，是百分百錯的，因為我不想限制自己人生的possibilities。」現在，她只能多令母親開心，不提工作的不順，把矛盾隱藏，「不能解決就不解決，先拖著。」嘉麗說，就算沒有2019的示威，她也是會留在香港工作。她還年輕，想給自己多點機會。那邊一些「小細節」—— 無論是職場文化或是與政治相關的——「有時不舒服就是不舒服。」

2018年，在大學一堂課中，老師說我們這代年輕人經歷了很多，待二、三十年後，我們的事業爬到高位，成了管理層，屆時遇上2047年大限，我們所作的決定反映過去，也舉足輕重。那時我們並沒有想到，2019年會把一切打亂，少年還未出來工作，他們已要坐牢、流亡、拖著鬱結過生活。
這麼多拉扯之間，我跟大陸愈走愈遠，一來是承接了「不想被送中」的恐懼，二來我有政治潔癖。十多年來，我沒再為回鄉證續期，最後忘了放在哪裡，找不著，心想就這樣算了。
早前為了採訪，十多年來第一次北上，我晚上10時多過關回香港。由上水坐巴士到我家，公路右邊方向便是深圳，高樓大廈的燈還亮，顯得更加龐大。來來回回坐車坐鐵、在家中望窗這麼多次，我仍然覺得彼岸離我很近，每次腦中也思量這些問題：再過十年後，那界線那在嗎？在的話，會被推到哪裡？政府現時猛推北部都會區，隨著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主調，我家對面的風景又將如何轉變？

諷刺嘅係，當今已容不下一篇報道真實案件嘅文章

“白震华一上来就套近乎，说他在伊宁县公安局工作时，我老公是他们的老领导。”对于孙任泽的情况，白震华的说辞和送医警察的说法一样，还说手腕、腿上的伤是戴手铐脚镣造成的。“我一听就知道是说假话。我儿子是犯罪嫌疑人，又不是死刑犯，在看守所怎么会一直戴手铐脚镣？”任亭亭提出要看视频监控，起初白震华说有监控视频，但不可能给她看，后又改口以后再说。王副局长则答复律师，想看视频需要请示。

直到此时，任亭亭才知道，从儿子孙任泽被送到医院抢救直至死亡的43天里，伊犁州警方安排“日夜守候”在医院的刘献永、朱生徳、崔亮等干警，“竟然就是涉嫌刑讯逼供致孙任泽死亡的凶手”。
“他们名为看护，实则监视我和被害人家属的一举一动，严防警方内部知情者或医护人员与我们接触。”面对记者，任亭亭愤怒地控诉，从这些涉嫌刑讯逼供的警官殴打自己的儿子致其不治身亡，到对他们执行强制措施，已经过了将近四年时间，如此漫长的时间，八名嫌疑人每天进出公安局上班下班，甚至照常晋升、提拔，并有足够充裕的时间串供，订立攻守同盟，阻挠侦查。而任亭亭则面临的是“全天候监听、监视和管控”，社区警察经常来入户登记，离开伊犁必须提前报备……

吴学民在法庭上说，他之前曾跟白震华提出，“审了一周多，该休息一下，白震华说要一鼓作气，拿下口供，圆满完成任务。”另有几名被告人也当庭先后表示，9月26日上午的会上，大家提议审讯差不多了，应该休息一天；邻近中秋，办案人员也需要休息。但遭到何德富的严词拒绝。“何德富说，应该加大力度，彻底摧垮孙任泽的精神意志。拿不下孙任泽，你们就是他背后的保护伞（或：黑恶势力最大的保护伞）”。
其中一名被告人还提到，何德富曾对他们说，审讯中将毛巾放在一根细棍子，让孙任泽跪在上面，外表看不出伤痕。

嚴刑迫供到變成迫唔出嚟嘅話，施刑者都要連坐……

法庭辩论进行了两轮。庭审进行至最后，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及量刑建议后，专门讲了一段“富有教育警示”意义的话：两天的庭审，给所有的所有被告人、参加庭审的执法人员以及旁听者都是一堂沉重的法制课。在坐的被告人，昨天是光荣的人民警察，今天成了被告人。他们从警多年，位居领导岗位。但知法犯法，以暴制暴，手段极其残忍，法律何在？其行为给党、人民警察的形象抹黑，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给被害人亲属带来无可挽回的伤痛，也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伤害。旁听席数名被告人亲属掩面啜泣。
第一天庭审中午休庭时，旁听席上朱生德的女儿在其父即将走出法庭，高声喊“爸爸”，头发花白的朱生德扭头望向旁听席上的妻女。还有数名被告人家属向他们的亲人高喊“加油”。第二天公诉人发言时谴责道：昨日庭审中，多名被告人家属置被害人家属伤痛不顾，当庭高喊加油，良知何在？
庭审中，因任亭亭突发身体不适，法庭不得不一度休庭。法警带吴学民前往洗手间，休息中的任亭亭看见，顿时情绪激动，大喊杀人犯，并试图冲过去，被一旁守候的医生牢牢按住。
任亭亭的丈夫生前长期在警察系统工作，也曾在刑侦部门任职，任亭亭自称对刑侦工作的性质有所了解。“我理解的公安（人员）打犯罪嫌疑人，就是打几个耳光，没想到他们会往死打我儿子。”她说，“我也是母亲，我也会心软。可是州公安上没有一个人对我表示过半点歉意。”
最后陈述阶段，只有靳博文提前准备了书面文字，念到“从警十几年了，脱下热爱的警服”时，一度哽咽。他表示认罪悔罪，愿意积极赔偿受害人家属。崔亮、朱生德等被告人向任亭亭鞠躬，并道对不起。何德富不认罪，白震华、吴学民、刘献永和朱生德则认为自己构成刑讯逼供罪，不构成故意伤害罪。

任亭亭对被告人家属第一次旁听时“毫无愧意”很不满，她提出当庭播放视频监控，“让他们看看自己眼里的好儿子、好父亲、好丈夫，是怎么打死我儿子的。她们听了都连声说不用了，没有一个人有勇气看”。
一位辩护律师表示，两天的庭审，给他感触良多。“我也曾是一名公安干警，对此案的发生心情特别沉重。”他表示，被告人都是长期在公安战线工作多年的办案骨干，希望鉴于“2018年扫黑除恶的特殊形势”，能从轻处罚被告人。其他几名律师也都在辩护中希望法庭考虑到当时扫黑除恶的特殊情况，本着刑法的谦抑性，对被告人酌情从宽。

我覺得，超好笑。反右肅清係特殊，掃黑除惡係特殊，文革係反恐預警係特殊，噉其實乜嘢時間段都可以揾當時嘅口號話係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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