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週年快樂！2024年9~10雙月刊

唔經唔覺已經三年啦！可喜可賀，不過呢排比較忙，就出少咗posts，之後得閒返嘅話會寫多啲噶喇，請耐心啲等下~

靖國神社

靖國神社的祭神自始即是為了天皇、為了國家而喪命的人們，一開始以戊辰戰爭、西南戰爭等內戰中的政府軍犧牲者為主，後來則陸續入祀了在日清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等對外戰爭中的日軍犧牲者。1931年的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1937年以降的日中戰爭、太平洋戰爭中犧牲的日軍，也是在這個脈絡中入祀靖國神社之中。而必須注意的是，這種以「殉國軍人」為祭神的標準，也在二戰之後成為爭論靖國神社性質的核心問題之一。

即使在1890年公布的帝國憲法中基本保障了人們的信仰自由，但由於神道並不被視為宗教，因此在法律上，以國家力量要求人民參拜神社的行為並不違反憲法。

1945年11月，盟軍總部發布「神道指令」，對日本的神道制度做出根本性的變革。神道指令主要包含三個要素，分別是政教分離、非軍國主義化，以及神社宗教化。
具體來說，所謂的政教分離，是在法律與行政上將神社與國家、政府區隔開來，否定了戰前神社受到內務省管轄（靖國神社則是由陸軍省管轄），而官社得以受到政府財政支援的狀況。非軍國主義化，則是意圖去除過往藉由神社的教義與儀式推廣軍國主義的狀況。而神社宗教化，就是在政教分離的制度制約與非軍國主義化的內容制約下，允許神社作為一種宗教繼續存在於日本社會中。
不過在此必須注意的是，相較於政教分離日後被寫入《日本國憲法》與《宗教法人法》而法制化，但是在思想上的去軍國主義化政策則並未法制化，這與戰後德國在法律上完全禁止納粹不同。這也導致日後的靖國神社在面對政教關係時，主要是以憲法、法律的基準來討論，但在面對軍國主義與歷史問題時，則不是以法律為基準，而是被視為政治問題。這可以說是日本與德國案例之間的根本性差異。

1953年，也就是日本結束被佔領狀態後的隔年，日本政府恢復了對於戰歿軍人的遺族的經濟支援，也就是「軍人恩給」。在日本遺族會的要求之下，政府大幅調高了對於戰歿軍人遺族的支援金額，這似乎使遺族們感到家人的死亡是受到國家肯定的。除了實際的經濟收入外，遺族會也開始要求應當以國家的高度來「護持」靖國神社，以彰顯「殉國」的「英靈」。
由於在戰爭結束之後，靖國神社失去了國家、軍隊在財政上的援助，而新成立的遺族會、戰友會則成為了靖國神社的主要財政支持者。在這個基礎上，這種來自日本遺族會的壓力，也導致了靖國神社在1960年代以後逐漸遠離了一度出現的「和平」意向，而越來越有回歸戰前模樣的趨勢。

對於靖國神社的反應，日本的歷史學者赤澤史朗指出，這可以說是把戰前日本的國家與戰爭跟在戰爭中過世的人們視為同樣的存在，無視了其間可能存在的各種隔閡或齟齬。同時，這種想法完全不承認國家與戰爭存在的加害性，並把所有意圖承認日本的戰爭責任的立場視為「反日」而加以否定，這可以說是完全脫離了「和平」的思想。

戰前，靖國神社的「祭神」以在戰爭中為國犧牲者為主。而從戰死至入祀靖國神社，需要經過陸軍大臣或海軍大臣的選定，並經過天皇的裁可才可進行。而到了戰後，由於陸海兩軍皆被解散，且靖國神社脫離政府控制，神社方反倒可以自由決定入祀者名單。不過，實際看看戰後的靖國神社的合祀基準，則會發現其仍然與戰前沒有太多差別。戰後靖國神社選定祭神時，是以戰歿者是否是因「殉國」而死，且死亡時是否有某種程度的公務身份來決定。

簡要來說，靖國神社決定其祭神的「殉國」基準，顯示出靖國神社即使曾在戰後初期發展出和平意向，但終究未能放棄其肯定戰爭的性質。正是這種對於二戰中日本行為表示肯定的意向，導致了日本國內與國際間對於靖國神社的批判。

這些日本各地的悼念設施傳達出的想法，與靖國神社所提出的「殉國」、肯定戰爭的想法完全不同，顯示出日本國內依然存在著多種不同的聲音。這應是我們討論日本的歷史問題、戰爭責任問題時不應忽視的存在。

如果非常精簡地摘要靖國神社的歷史與性質，或許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
靖國神社在明治維新後創立，由國家（軍隊）直接管理，祭祀著替天皇、國家戰死的人們，而參拜靖國神社在戰爭時期成為全國人民的義務。而到了戰後初期，靖國神社一度在美國的壓力下接納了和平主義，但由於缺乏對於自身在戰爭中角色的徹底反省，靖國神社依然在1960年代以降逐漸回歸戰前的模樣，並以1978年入祀A級戰犯為象徵，完全放棄了和平主義的意向。此後靖國神社的基本調性即為肯定過往的戰爭，並否定一切戰爭責任。
不過必須注意的是，在日本社會之中，靖國神社在戰前與戰後的定位有明顯的差異。也就是說，與戰前的狀況不同，今日的靖國神社已經無法代表日本國民對於戰爭的態度。相較於戰前與戰時對於戰歿者的詮釋權集中在國家、軍隊手上，並以靖國神社為重要的宣傳工具，戰後日本對於戰爭的詮釋可說百花齊放，國家無法掌控人們詮釋戰爭的方向。日本各地許多悼念設施的出現，可以說是稀釋掉了靖國神社詮釋戰歿者的權威性地位。
那麼，靖國神社之所以在現在依然受到國內外矚目的原因，或許可以說是由於其象徵著日本社會尚未完全排除的、「肯定二戰」的要素。而某些保守派政治家前往靖國神社參拜的行為，即使不代表他們想讓現代的日本回歸戰前的模樣，一定程度上也反映著那些政治人物的戰爭觀與歷史觀。
附帶一提，自從靖國神社入祀A級戰犯以來，昭和天皇、平成天皇與現任天皇皆未前往靖國神社參拜。這也可以說是反映了作為日本國家象徵的皇室的態度。
最後，由於篇幅限制，本文並未著重於討論靖國神社與東亞各國的關係。不過，隨著二戰結束即將80年，而臺日關係也愈趨密切，當我們意圖思考日本的歷史問題、戰爭責任等問題時，理解靖國神社的歷史與它在日本社會內部的定位，應該仍具意義。

中國離婚訴訟制度困境

賀欣指出，除了家暴，在財產分割、子女撫養權認定等問題上，也有明顯性別不平等的離婚訴訟結果，這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癥結，源自法官所處的制度環境。中國法律體系希望實現三個目標——公平、穩定、效率，但它們之間是有矛盾的。結案數和結案率決定了「效率」，「穩定」則意味著調解後不上訴，不產生上訪、自殺、他殺等惡性事件，不出現新的問題，在「效率」和「穩定」的緊箍咒下，「公平」就被讓渡了。

夢想目標係好，但成日都做唔到，仲不如唔好噉搞，一個大家都知嘅著名例子就係：「多快好省」

在離婚訴訟案件中，法官傾向於調解結案而非判決，調解給予了當事人似乎有法律審判的錯覺，又免於證據認定、上訴等法律程序的挑戰。調解中，為了實現當事人（主要是女性）的離婚訴求，往往就要犧牲認定家暴、細分財產、子女撫養權等方面的考量，主要以「和稀泥」的方式結案「了事」。

意外的東西很多，法官見得多了，會覺得沒什麼是意外，這每天都在發生，但對我來講，經常會發現很多意外。
最主要的發現就很意外，比如家暴的劇烈程度、在離婚案件裏發生的普遍度。看報道可能只是一個數字，百分之十幾，但你到那個場景，聽到她們的控訴、悲鳴，你才會發現（家暴）對一個人的影響，程度是完全超乎意料的。此外，法官的處理手法，最後的結果，都是衝擊我原來認知的。

法官沒有特別的反應，她非常職業，每年要處理幾百件離婚案件，這對她來說就像吃飯走路一樣，遇到太多了。有的執法人員開始的時候會投入、會同情，會努力想幫助他們，但時間長了，他們就會認識到必須拉開距離，否則沒辦法展開工作，而且也不一定能幫到他們，因為這個制度就是這樣的。法官作為一個基層的糾紛處理人，其實碰到的社會陰暗面非常多，很坦率地說，這個社會就不是那麼整潔的，各種人都有，各種事情都會發生，作為一個制度的、大機器的小螺絲釘，能做的很有限。

自主權是有的，有相對大的自由裁量權，只是制度的緊箍咒罩下來，要麼沒有辦法顧及，要麼不願意去做、沒時間做、或覺得沒必要去做。比如你上來就判離婚，但搞出上訴，或搞出惡性事件，就很違背法官的理性和常規經驗。
在有資源支持的情況下，還是有一些新的舉措能幫助改善當事人狀況的。

這些法官都是活生生的人，受過高等教育，他們不僅懂法律，也懂政治、人情，他們會在這個制度空間下，還想出很多辦法來，也完全超乎我意外，是不斷挑戰原來認知的。
但這些都需要資源，需要專業化，法官換人一定是在有很多法官的地方，至少有三五個人才能一起做這樣的事，另外就是有資源支撐找到諮詢師、社工。有的小城市只有一兩個法官，那就幾乎沒有迴旋的餘地。

我沒有辦法替代她們去思考，社會開始變得更寬容，非婚生子女可以有，單親母親也都接受，從我這種自由主義的訓練和立場來講，是支持的。但它也不是一個解決方案，因為它不解決停留在婚姻裏的，只是個體避開制度。
坦率地講，我不想預測這個社會怎麼變化，我想我們還是會強調兩性平等、家庭和諧這種主流的方式，一些禁忌我覺得還會長期存在，因為對社會原有的結構、制度、價值衝擊太大了，變化可能是很緩慢的。

婚姻家庭是看待中國社會變遷的鏡子，對我來說是很生動的，不僅是農村到城市的過程，也包括法律的變化，觀念的變化——以前婚都不能離，現在離婚成為常事；以前子女撫養權都不願意要，現在變成互相爭奪的對象，但當然一些地方還是主要搶奪男孩，所以其中的變和不變都反映了這個社會。
如果想理解中國社會的發展，不看家庭、不看離婚，就會缺失很重要的部分。我們看到經濟發展，看到數字，但其中有很多生動的故事，他們的生活，他們的家庭，關起門來時有多少家暴，分財產時有多少考量，是怎麼互動的，我想這些都是這個社會的鏡像。

南韓Deepfake危機

深偽聊天室與當年N號房的運作架構一樣：有性剝削材料的製作者、積極散佈的傳播者，還有靜靜觀看的觀眾。但元因知覺得，兩件事件不同的地方是犯罪者的動機。
當年，N號房主謀趙主彬在聊天室分出三個等級，向會員收取由20萬到最高150萬元（韓元，下同）不等的入會費。被捕後，警方在其家中查獲了高達1.3億現金、32億加密貨幣流動資金——他在自辯時，說明犯罪動機就是「為了賺錢」。
然而經營深偽聊天室的人想要的，似乎不是這樣。今年5月，首爾大學、仁荷大學先後捲入深偽犯罪事件——兩名首爾大學的校友被指控合謀，在過去三年間利用多達61名女性的畢業照、社媒頭像合成色情影像，在 Telegram上超過200個直播間傳播。警方在採訪中表示，「主犯並沒有透過非法合成物賺錢，犯罪目的不是為了營利，而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
欲望是什麼？「就是戲弄女性、降低女性的價值，再把照片發出去，在過程中得到一個滿足感，」元因知分析群裡人的心態，形容男性很易感到憤怒、有人認為「女性只是性器而不是平等的人」，像是在事件曝光後，有人把新聞分享到群裡，說「我只會看漂亮的女孩，我不看醜女人、我對你自慰你應該覺得榮幸。」元因知覺得，其實他們都在共享一種情緒：對女性的仇恨。
所以如果說，進入N號房的門檻是錢，那麼深偽聊天室要的則是一種「證明」，證明自己是「同路人」。元因知說，進群者要先回答不同問題，為彼此提供安全感，比如「你認同女權是一種病嗎？」只有答「是」的人，才會被批准加入。而在個別的聊天室中，成員還必須給大家共享女性熟人的個人信息——他們要羞辱的人不侷限於名人歌手，更主要是身邊的人。
「當他們知道這是一個真實存在的人，他們似乎更興奮了。」她說。

sooo bad...係咪應該講，並唔出奇呢？作為一個發達國家，喺男女平等水平唔高之下，利用先進嘅科技嚟作惡都係可以預料到，只係當你睇到嘅時候，會覺得好癲好黐線，根本上就唔符合發達國家嘅想象

結果顯示，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動機分別為「沒想過會出大事」、「好奇心」和「有趣的惡作劇」；約四成人在犯罪後，更表示對加害行為沒感覺。
就像一開始，朴秀彬也覺得傳出來的學校名單沒什麼特別，「推特上曾經有很多持刀傷人的事件，但它最後也無影無蹤。」她覺得，這次跟那些惡作劇本質一樣，就是初中生求關注的舉動。
不過，性教育諮詢中心的專家指出，學生之所以對性暴力不敏感，是因為這個社會本就自然地將女性視為性消費的對象。犯罪的學生解釋，他們不覺得分享色情信息是剝削女性，而是在為大家提供笑話和娛樂，也是催谷自己人氣的一種方式。
金正惠也得到過相似的結論。她是韓國女性政策研究院性別暴力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員，在N號房事件後，她曾研究過當代的性暴力特性。她發現，在男學生的文化中，消費女性被視為「平凡同齡人」的日常行爲，而由於網路匿名性等特點，也淡化了學生對犯罪的認知、削弱罪惡感。
作為家長，朴秀浩覺得青少年犯罪的原因之一，是他們玩社交平台（SNS）的時間越來越長。盧娜說，「他們中毒很厲害。」她觀察，現在的年青人已經全都轉到 Instagram 裡溝通，在互相轉發Reels、「好玩」的東西時，就多了機會接觸不良信息。
今年二十歲出頭的 Kim是一名大學生，過去曾潛入深偽聊天室進行調查。 她還特別提到一個人們經常忽略，但青少年很易接觸色情材料的渠道——非法賭博網站。在韓國，大多數中學生都有非法賭博的經驗，而非法的漫畫和色情網站就是它的典型誘餌。

接受唔到講係惡作劇囉，「是因為這個社會本就自然地將女性視為性消費的對象」，呢個先係主因，如果真係惡作劇嘅，點解冇睇到消費男性嘅呢？

在 Cat 看來，犯罪猖獗的問題在於警方和社會一直以輕視的態度對待性犯罪，「他們認為這是女性的不幸或謊言。」2021年6月，人權觀察（Human RightsWatch）發布名為《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的韓國數位性犯罪現況報告。 有受害者表示即使報案，警方也會以「可能被起訴誹謗、刑期過低、或涉及外國平台無法解決問題」等理由勸退。
除了態度以外，警力資源方面也明顯跟不上變化。2019年N號房事件發生後，政府在全國18個區域成立了一共99人的數位性暴力調查小組，但五年過去，人數僅增加了32人到131人。這或是其中一個原因，解釋為何警方紀錄的深偽犯罪數，與民間組織的統計數字存在斷層——以2023年為例，警方共統計180宗深偽犯罪，但數位性犯罪受害者支持中心的數字則翻了一倍，達423宗。
在人權觀察的報告中，有受訪者指出，即使警方將案件交給檢後，檢方並不一定進行起訴，而不起訴率（46.8%）甚至比謀殺（27.7%）或搶劫案件（19%）還要高。
一位曾經協助倖存者的律師形容，韓國檢察官的權力異常強大，他們可以對自己認為重要的事進行起訴，但通常性犯罪案件都被漠視。最後即使案件受理，「檢察官又不信任受害者」，律師還要先讓受害者用測謊儀證明自己。而且，法官在判決時似乎無法理解受害者——他們更同情被告，而不是着重受害者所受的傷害。

雷厲風行如果見唔到太大嘅效果，噉一定係面子工程，儘管同樣會受到人員、資源嘅限制，但可以肯定至少唔會係而家噉樣

尹素妍是一名報導數位性犯罪的記者。她認為，法官往往否認性犯罪「是一個真正的問題」，而輕判也就向人們傳達「（性犯罪）是可以原諒」、「女性抱怨才是問題所在」的訊息。
目前，韓國對於性犯罪懲罰的程度，主要取決於犯罪者的處理方式。2021年，國會通過《性暴力犯罪處罰特別法》修正案，規定對製作或散佈深偽影片的犯罪者，處以最高5年監禁或5000萬韓元罰金；而以營利為目的的，更可判處最高7年監禁。如果受害者是19歲以下的青少年或兒童，則適用於《兒童青少年性剝削法》：製作性剝削材料的行為，會被判處無期徒刑或至少5年監禁，而擁有和觀看的犯罪者，將被判處一年以上監禁。
但這次大規模深偽犯罪的爭議在於，青少年既是最大的受害者，也是最大的加害者。根據韓國《少年法》，少年犯罪的刑事責任年齡以14歲為界，14歲以上不滿19歲的人為「犯罪少年」（범죄소년），法官會依案件情節判處刑事處罰；而10至13歲的人則為「觸法少年」（촉법소년），他們不用負刑事責任，最重處罰是送到少年看守所，接受兩年感化。
目前，韓國社會再一次掀起下調青少年刑事責任年齡的討論。京畿大學犯罪心理學教授孔公植曾認為，「未成年意味着有改造的可能性」，如果青少年因為不成熟犯罪而受到嚴懲，這會令他們受到污名化；而《少年法》的重點是「改造」而不是懲罰。一位長期在法律支援中心負責人同樣認為要解決犯罪根源，社會除了在預防及矯正犯罪下手，「別無他法」。

就係一直講嘅，是否應該適時調低年齡界限，而家嘅細路做到嘅嘢要多得多

在韓國社會，有超過四成女性對女權主義感到厭惡。Cat 自己也感受到，「很多人只想在什麼都不知道的情況下，過着舒適的生活。」——與其知道更多男性的齷齪事，面對無法改變的無力感，倒不如迴避現實。
但可怕的是，這種不對等的暴力很容易會內化。香港大學歷史系及性別研究系客座助理教授郭婷曾指出， 當女性內化這種暴力的時候，對弱勢群體的傷害會更大。這讓 Cat 感到很遺憾，因為大家的忽視、對虐待女性等問題置之不理，「我們已經活在一個年輕女性，在學校或家庭都無法感到安全的社會。」

四成……much more than I expected，啲糟粕真係害死人！

這些症狀在她每次重看證據時不斷會出現。她到精神科看醫生，診斷患上了創傷性恐慌症和壓力相關的憂鬱症。當時，她跟醫生解釋自己感到緊張的原因，卻被醫生一句否定，「嘖嘖……這就是為什麼你不應該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照片。 」
一下子，她腦子裡閃回很多日常大眾的評論，她也有懷疑過自己：「犯事者並沒有非法拍攝我， 我赤裸的身體或私處都沒有被暴露……但原來比我們想像中更多的人，都認為犯事者的行為只是越界的惡作劇，認為我們的傷害並不那麼嚴重。 」人們總說，「趕快擺脫它，過更好的生活。」
她寫道，「傷害既不是我們造成，也不是我們創造的」。外界不需要告訴受害者該做什麼來「減輕」傷害，人們要做的「是抓住犯罪者，讓他們負上應有的懲罰」。

永遠都係要觀念行先，請救救呢個社會

《今夜一起為愛鼓掌》

「在訪問和梳理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他們之間不是性的問題，而是相處的問題。這個個案可以展現男女的不同，男性往往把問題想得很簡單，只要解決（問題）就好，可是女性會從一個問題衍生、延伸至數個問題。」
黃郁茹從中看見一種女性自我探索、女性自覺的角度，編劇蔡沂澄對此也很有感，便為預想中的作品建立起「性治療師陪伴一對夫妻」的基礎故事架構。

其實都唔止係男女，每個人嘅情況都會有所唔同，亦因此需要相互磨合先可以相處得好

性治療在台灣除一家性學研究所（樹德科大）有研究貢獻，相關論文非常少。而近年性約會風氣興盛，一如劇中反映的，從懵懂青少年、白領的張佳晨，到嘗試開放式關係的中年夫婦，「約炮」普遍存在，這種狀況又讓研究已跟不上現實的變化。
其實在性諮商和性治療出現前，最早治療男性性功能障礙的是泌尿科醫師，「可是到現在，他們的課本還是在教早期方法，如捏龜頭這樣的延遲射精法。但在性治療臨床實作上，已經知道不能這樣做。」於是劇集中的早洩個案許英雄（顏正國飾）得到的真正治療方法，是讓患者發自內心地放鬆，與愉悅感共處，這也是梁秀眉口中較新的治療。

黃郁茹補充，田野調查過程中她的確發現，台灣多數人的性治療觀念還停留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器官治療，而未考量到心理層面。通常是各科都看過一輪，甚至求神拜佛都沒用，走投無路下才會找到性治療師。

梁秀眉也分享自己的追劇心得，「我看到楊祐寧進家門亂丟東西、手濕濕的擦在褲子上，老婆很崩潰。可男生沒知覺，只覺得老婆很愛擺臭臉。我覺得這好性治療喔，因為很多性關係有困難，就是這些生活小細節累積的不滿放在心裡，導致了障礙，我相信有人光看這部劇就得到療癒。」
她很欣賞劇中埋藏著這些性智慧，性背後有太多關於自尊與創傷的複雜議題，而性治療是更深層、更全面的心理治療，她希望透過這部戲劇，讓性治療在台灣更被重視。黃郁茹則最後講到，劇組諮詢過的性治療師、性諮商師，原來都有一個共同見解──性愛的祕訣其實是愛。
而愛要怎麼做？第一步是不僅要愛自己，更要愛自己的身體，因為「身體開心了，就會幫你的心拉一把。」

李小江 開拓中國女性研究

在这样的成长过程中，学界没有专门的女性研究，李小江也几乎没有意识到男女的区别，“在一个所谓平等的环境中，要自觉认识到自己的性别身份是有困难的，我知道自己是女人，却不认为‘她’有什么特殊含义，不知道‘她’与男人有什么不同。那时候如果有人提出搞妇女研究，我恐怕自己就是一个激烈的反对者。”
直至迎头撞上婚姻和生育。
1975年，李小江结婚了，两年后，她生了个儿子。她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过这段生活，“我原本是决计不结婚的，可是我恋爱了，它导致我心甘情愿与另一个人生活在一起。结婚时我还表示不要孩子，可不久就强烈地需要一个孩子来求证我们的爱情。”她至今都记得生完孩子后母亲来探望自己时说的一句话：“这下你所有的伟大理想都完蛋了。”
母亲的断言被证明是正确的。当时李小江在读研，学业、孩子、丈夫、家务……所有事情都在争夺她的精力和时间，她很快便感到左支右绌疲于奔命。她记得有一次重要考试的前一天，儿子发高烧，她照看了一夜，心想如果天亮前还不能退烧，那就放弃这次考试。幸好儿子的温度最终降了下来，她赶上了考试。
她感到一种无所适从的痛苦，“如果还以过去那种独立的行为方式和价值标准要求自己，我感到处处是障碍。但是要我放弃，心里也一百个不愿意。你在这时候才感觉到自己掉进了一个陷阱，一个历史的、关于女人的陷阱。”
李小江是那种性情倔强的人，她从这种痛苦中生发出困惑，以及解决这种困惑的决心。她想要弄明白，在一个宣称“男女平等”和“男女都一样”的社会，为什么只有女人陷入了这种双重角色、双重负担、双重人格的陷阱？
没人能给她答案，她面临的现状是：1986年之前，中国大陆没有一个专门研究妇女的机构，没有一份妇女理论刊物，也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设有专门的妇女学教学岗位和学位。李小江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开始了这项工作。
“将我逼上妇女研究道路的，不是社会，不是十年浩劫，也不是职业，而是女性的生活道路，它几乎可以看作是一件自己的私事。”她说。

可見當時嘅社會氛圍係幾脱離於現實……

李小江真正作为妇女研究学者被认知，是在1983年，她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发表一篇名为《人类进步与妇女解放》，在这篇1.7万字的理论文章中，她梳理了全世界女性社会地位和权利的历史变迁，大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以前的主流观点是社会主义实现阶级解放的同时也实现了妇女的解放，但她认为，“阶级解放不等于妇女解放”，“妇女的进步和社会制度的变化不完全同步”，此外她还提出对“男女都一样”说法的质疑，认为男女并不相同，“男性与女性的（自然生理）差别是与阶级差别相同的另一种差别，在某种意义上，它具有更为普遍的社会性质。”
在结尾处，李小江引用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一句话，“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用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
这篇文章引发了轩然大波，在人们都认可“男女都一样”的社会中，她提出“女人不同于男人”，批评者认为李小江是在搞性别战线，“说我是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代言人，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但其实我那时根本没有出过国。”支持者则认为，李小江将女性从笼罩一切的阶级、国家和民族的宏大维度中抽离了出来，回归个体的真实感受，重新建立了妇女的主体性。

因为这段充斥着痛苦的经历，她对一些冠以“主义”的主流话语始终保持警觉，“所有认知都是被告知的，人云亦云。宏大叙事之下，个人渺小而无力，但不是完全无助没有出路的——任何时候，读书都是一条开窗通天的捷径。再就是诚实地面对自己，真实的生活感受是辨识善恶的一道本能的防线。”她说。
具体到女权主义，除了它是一种“主义”之外，她始终怀疑这种理论在中国的普适性，这种怀疑到今天也不曾改变。
1980年代，李小江参与组织翻译了一批女权主义经典著作，其中包括《第二性》和《女性的奥秘》，她是最早向国内介绍女权主义理论的学者之一。她告诉我，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她就和女权主义保持了必要的距离。她记得，这两本书在当时的中国市场反应寥寥，她思考过这种“冷淡”的原因，“中国妇女的现实处境与美国妇女当时的问题有太大的差距，比如，她们陷落在家庭，而我们几乎全都在社会上。她们重返传统的性别角色以致重新丢失自我，而我们则是在远离传统的方向上丢失了‘女人’。尽管当时我们的社会上妇女问题层出不穷，一时也成为热门话题，但这些书的面市却于事无补，连隔靴搔痒也谈不上。”

呢個都真，要從現實情況出發，每個地方嘅處境都唔太一樣甚至係完全唔同

在王政看来，1980年代中国社会的主要思潮是反思“文革”极左路线，李小江的理论是这种反思的一部分，她强调男性和女性在生理上的不同，以此呼唤女性和女性意识的回归，希望借此摆脱国家对个人的绝对控制，开拓出属于女性的空间。但这种“做回女人”的理论在市场经济面前“毫无抵抗力”，而且有被“收编”的危险。
“这种自然女性意识并没有对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形成挑战，也正是由于它只具有解构‘男女都一样’这样主流话语的力量，而对‘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毫无触及，所以市场经济可以毫不迟疑地接纳、吸收、利用（自然）女性意识。在市场经济中，女性获得了打扮、化妆、自我表现的自由，同时也更有可能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和玩物。”王政说，“强调女性的差异会掩盖对形成差异的家庭、社会结构改造的必要，而女性的差异又经常被用来合理化对女性的不平等待遇。”

歸根到底就係要撼動傳統觀念先得

在和上野千鹤子的对谈中，两人曾聊到阶级和性别的关系，李小江说，“怎样看阶级和性别的关系？怎样看社会和妇女的关系？这不仅是我们之间的不同，也是我跟许多欧美女权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她们总是倾向把‘性别’凌驾于一切社会关系之上，我不同意这样做，因为这与我们的实际经历不相符。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生活中，的确有很多问题远在女性/性别问题之上，是全民全社会必须共同承受和分担的……所谓“性别研究”，就是清醒地认识到性别因素的存在（几乎无所不在），同时也要同样清醒地看清它的位置：它是重要的，却不是唯一重要的。”
如果将来还有人看她的书，李小江希望最后能被作为一个“作者”或“学者”被记住，“作为一个写作的人，一个不断学习的人，而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宁可把feminism当作认识世界的一个角度、一种方法，而不愿它是我的全部——就让我保留这一点自由吧，让我在我的不认同中保存一点曾经是我们共同的历史中的印迹。”

police catch drivers

San Francisco cops are using a silly stunt to catch law-breakers

幾好玩，着啲鮮麗嘅服裝去執法，都確實嘅，就算唔係行人地獄，加強執法都肯定可以提高司機意識降低事故發生率

投畀獨裁後代

隨著網路時代的資訊破碎化，歷史修正主義近年嚴重影響全球各國的政治活動，也成為威權體制鞏固權力的工具，例如俄羅斯政府不斷透過網路媒體將烏克蘭塑造成對外擴張的新納粹分子，將對烏出兵合理化。正如作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名言：「誰控制了過去， 誰就掌握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誰就控制了過去。」

狄亞茲認為，網路謠言太多，很難一一回擊，面對網路訊息真假難辨，每個人都必須保持對社會議題的參與，並對於資訊保持戒心、要辨認資訊的來源是否可信，她也會告誡自己和女兒要適時的遠離社群上的片面資訊，去多方閱讀《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等較可信的新聞媒體報導。
「許多人都說2022年的菲律賓大選，是謊言與真相的對抗，」小馬可仕所到之處就會有很多支持他的直播主，宛如一個網路軍隊，狄亞茲也強調，外界可能誤以為小馬可仕只在選舉期間操弄網路替父親漂白，「這些訊息操作在上一次（2016年）選戰時就曾出現過，實際上他們可能已經努力漂白超過30年。」
「當時有許多網路謠言說，只要支持小馬可仕當選，他會把家族的財富分給平民，」狄亞茲認為，也許民眾並不是真的都相信這些網路訊息，但假訊息真正的目的不是要你相信，而是讓你什麼都不相信，最後民眾就會變得冷漠：
「當人們對政治冷漠，就是獨裁者的勝利。」

都真，乜都唔信，就冇乜所謂。而靠當前最興嘅媒體——網路——上宣傳養起身嘅一班死忠狂熱粉就足以登上政治權力中心，所以即使而家中國開放選舉，都唔會改變到乜嘢……如果十年前嘅我，肯定唔會信……但，到咗而家，真係唔到我再可以天真落去

Undecided voters

When most people think about a voter still trying to make up their mind, they probably imagine a person who is highly likely to vote but uncertain whether to support Harris, Trump, or a third-party candidate. Both political parties, however, are more focused on a different—and much larger—group of undecideds: potential voters who are highly likely to support Harris or Trump, but unsure if they will vote at all.
Campaigns typically describe the first group of reliable but conflicted voters as persuadable; they frequently describe the second group as irregular voters. Persuadable voters get the most attention from the media, but campaigns recognize that irregular voters can loom much larger in the outcome—especially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when more of them ultimately participate.

策略嚟講的確如此，因為直覺嚟講收益更大，中間搖擺嘅話，根本好難衡量到個效果/反效果會點

“The effect of turning the question from making a statement about how you identify yourself to reporting on your previous behavior was kind of jaw-dropping,” he told me. “Almost all” of the people who said they were undecided at any given time turned out “to actually be on one side or the other. It was just how they were asked.”

所以設計問卷都係一種學問，問嘅方式唔同，就好有可能得到唔同嘅結果，未必係錯，但好可能唔準確

The thin sliver of reliable but persuadable voters still undecided between Harris and Trump matter in the crucial states, Podhorzer said, “because everything matters” there. But he predicted that whichever party turns out more of the irregular voters in its favor will win those states. That’s the bitter irony of modern U.S. politics: In a country divided so ardently and irrevocably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the people who aren’t sure they care enough to participate at all are the ones who could tip the balance.

經濟急降，政治致鬱

政治致鬱是個體感受，但這個感受可以獲得一個社會學意義的闡釋。尤其考慮這種感受是個體對宏觀社會環境的感知，這個視角就是——社會失範。這是涂爾幹在名著《自殺論》中探討的觀念，指社會規制無法有效支撐個人行為時，導致的疏離、無目的和絕望。
社會失範在涂爾幹意義下有兩個重要的方向：一是社會監管不足，導致秩序缺乏，現在歐美社會很多對移民湧入產生的不滿，就是這種失範。當然也存在另一種失範，即社會監管過度，社會方向與個人願望大幅度脱節，這也是一種可以感受到的失範。

中國人生活秩序的核心——經濟，在過去增長時期，大家似乎只需要跟隨着自己的“自利”，就可以感受到個人的“經濟自主”與全社會蒸蒸日上集體目標的契合。這是一種三合一的契合，即政府的目標、社會整體人羣的嚮往、個體的願望。處在這種三合一的契合下，個體會感受到一種很大的安全感和秩序感——這是維持絕大多數城市階層的社會秩序。
但在經濟下行期，政府沒有采用“休養生息”的政策，而是為了保財政和保金融系統對社會持續加壓。對於社會主流人羣的經濟生活監管過度開始，個體延續經濟成長的渴望無法被滿足，還被一再存在的各種新政策干擾。真正的，大規模的社會失範開始了，這是個困窘的時代。

人生活在一個社會中自然追求秩序與安全，絕大多數人不希望將自己放置在一個“異類”的位置上。因此在經濟議題本身瓦解後，一些獨屬於中國的“政治正確”領域反而成為了少數能夠體會到政府目標、整體社會嚮往、個體願望三合一的場合。這讓本來選擇歲月靜好的人，可能反而會對社會與政治問題充滿熱情。
這裏出現的還不僅是政治話題代償的現象，在經濟下行，人們自我改良生活無望的情況下，恐怕會吸引更多人擁抱與西方的激烈對抗，通過激進衝突甚至戰爭破局（入關學）的念頭。這個領域存在大量實證研究，幾位經濟學與社會學家合著的論文《走向極端：金融危機後的政治，1870-2014》（Going to Extremes: Politics after Financial Crises, 1870–2014）顯示，在歐洲例如議會選舉中，每次經濟危機後都會更容易導致極左或極右政治上台。另一個針對2008金融危機的研究《經濟衝擊和右翼極端主義政黨：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案例》（Economic Shocks and the Right-Wing Extremist Parties: The Case of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也指出了類似的傾向。

都幾符合人性，當敍事有一條大支柱斷咗之後，唔係立即推翻成座大廈，而係嘗試從其他細支柱度揾返原嚟嘅安全穩定感。只要避開問題視而不見，就唔理咁多？其實係反智㗎，問題始終都喺度，只係換咗第個方式嚟包裝，但就好似前面講菲律賓度提到嘅，真相係點已經唔重要，呢個都係而家世代嘅可悲之處，任何觀點都可以揾到好多資料嚟支撐，至於可靠性幾多？who cares？事實上，極爆炸嘅資訊時代唔去查證係好平常嘅事情，費力而無聊，速度為王，後續係點真偽係點，……係呢個符號「.」

情況更加之衰嘅係，往對抗同偏激行，到時會演變成點真係諗落都驚

本來互聯網創作者與受眾是一種共生與互相塑造的關係，在一個更普通的社會，因為創作者掌握更直接的話語權力，創作者對受眾的塑造能力更加顯著。但在中國，受眾對創作者的寥寥幾次網暴足以改變一個創作者的心態和創作方式，雖然不至於主宰所有網絡話題設置，但足以通過這些評論發明出各種各樣的“紀律”：哪些問題不能碰，哪些態度不能表達，哪些“民族情感”必須照顧到。所以中國創作者如履薄冰、自我設限，同時也慢慢學會順着民粹情緒進行表達，享受民粹情緒到來的流量和讚譽。
這種類“馴化”的關係讓評論者也對這種權力感受漸漸清晰。讓互聯網評論區不僅是評論者與創作者的角力場，也是不同態度的評論者互相爭奪的場合，這本來是屬於飯圈的典型死鬥模式。現在在很多其他領域也逐漸出現，因此評論區一條“扎眼”的評論，往往會被其他評論者攻擊辱罵幾十條之多。因此中國互聯網的評論區是一個惡意的集中地，我想很多人恐怕都有戰戰兢兢不敢點開一個內容評論區的經歷，也有更多在評論區致鬱的經驗。
評論區比內容更致鬱，這也符合人尋找社會認知的方式。羣體歸屬與羣體的排斥，是通過觀察其他羣體成員的對比中一次次確認的。而很多時候評論區的觀看，會不斷確證自己在羣體中絕對異類的身份，而評論區的互聯網功能，結合所有互聯網監控，政府的宣傳導向，又構成一種結構性暴力。讓不順從於這種意識形態的人處於絕對的劣勢。

呢個都係政治冷感嘅一部分

很多人翻牆出來，以為這種新的輿論生活會讓自己的生活和中國產生不同，但蜜月期的新鮮感褪去後，卻容易發現自己在牆外做的事情，對中國的情況和自己的生活不會產生任何影響。更容易在巨大的期望下產生“文化失範”。這會導致個體產生一種退縮和放棄，即抵制這個政治文化目標，同時也放棄社會認可的手段，對中國的正常化和民主化徹底絕望放棄，也拒絕通過任何牆外言行獲得承認。反而展現出完全無情、冷漠的嘲諷態度。這種態度在牆外已經蔚為大觀，稱為很多人即便翻牆也難覓“同温層”的困惑。
這種通過不斷通過挑釁和傷害他人來證明自己活着的生之慾望，已經稱為簡中互聯網一種像病毒一樣擴散的頑疾，這隻會加劇我們的政治致鬱。

大學生扎堆流水線

都唔算係問題嘅，只不過係冇咁多工作機會，而學歷又膨脹，為咗生計嘅選擇，講到底就係教育規劃嘅失敗，焗住人返大學只係權宜之計而根本冇考慮後續，反正自己搞掂自己，係噉嘎啦只識擴招

像杨丽芬一样进入工厂的本科生并不少，其中不乏211等高校的本科生。一位211高校的本科生有些懊恼，他暑期到工厂找工作时，被承诺在苏州为他安排工作的招工中介，安排到了上海工作。不过，他还是决定忍一忍，毕竟他只会在暑期短暂在工厂流水线停留。
根据教育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发布的数据，2024年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179万人，在制造业上市公司中，大专及以上的人员有692万人，占到了总体的44%，10年前这一比例为34%。

在流水线旁，学历高有时候反而是劣势。杨丽芬因为是本科生，吃过几次闭门羹。2022年3月，她参加一家手机制造业工厂的面试。过程中，她主动提及自己是本科生，面试官听了，摆摆手告诉她：不要本科生。这样的情况先后发生了四次。
背后的原因令人唏嘘，一位负责为工厂招工的中介告诉杨丽芬，工厂之所以不愿意招高学历员工，是因为聘用本科以上学历的员工成本太大。在工厂区，一些单位强制规定要给学历本科以上的员工缴纳五险一金，而学历大专及以下的员工，不仅工厂不会强制缴纳五险一金，还有人会主动提及不需要工厂缴纳五险一金，希望工厂省下这笔钱后，把其中一部分作为薪酬发到手里。
有了这些经历，杨丽芬很感谢现在这家工厂，不仅给了她工作的机会，还因为学历给她加了工资。丽芬所在的工厂，大专以上的学历，属于高级技术员一等，本科以上学历，属于高等技术员二等。等级不同，底薪不同。每个月，杨丽芬可以多领到400元左右的底薪和750元的学历补贴。
一次，同流水线上的一位女工从另一位女工打听到杨丽芬的工资条，跑去质问领班：“同样的工作，凭什么她比我们高1000多块钱？”
“人家是本科，你也去考个本科。”女工闭嘴了，但从此没有给杨丽芬任何好眼色。
杨丽芬没有遮掩自己大学毕业后进了工厂工作这件事。但是，因为这件事，她没有少遭家里亲戚的白眼。亲戚们会嫌弃杨丽芬糟蹋钱，说一些“本来就是贷款读的大学，现在读完还不如不读”之类的话。

不似杨丽芬般坦然，陈一凡知道，成为一名流水线工人，是一条违背了家人和自己原本预期的道路，她还没准备好告诉家人。
上流水线前，需要上交手机。好几次，陈一凡漏接了爸妈打来的电话。他们不知道陈一凡进了工厂，陈一凡告诉她们在堂舅介绍下找了份好工作。
回拨电话后，陈一凡只对他们解释：这边的工作比较忙，以后要下班时间才能给他们回电话。
不识字的爸妈信以为真，嘱咐陈一凡好好干，别辜负堂舅找的关系。陈一凡不敢告诉爸妈，这里的工作不如在家种田自在，更不是“好好干”就可以的。在这里，目之所及只能看到无尘服套下抽象的轮廓，在一排排冰冷的LDE灯下按部就班地检测手机膜的表面光洁度、划痕和气泡数量。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消毒水味，让陈一凡时不时有呕吐感。
陈一凡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个夏天，她的父亲一边摩挲着那张薄薄的录取通知书，一边不断重复着：“出息了，出息了，老陈家也有大学生了。”他庆幸着家里终于出了个不用看天吃饭的。
往上两代，陈家人都是农民。两头黄牛和租来的三亩地，就是一家人全部的生产资料。靠耕作吃饭，不仅辛苦，更是百般不由人。收成好坏依赖天意，遇到极端天气的年景，避免不了广种薄收。这时候，家里的餐桌上只有糍粑，蒸着吃，烤着吃，炸着吃。再后来，陈一凡一听到饭是糍粑，就偷偷跑去外面摘野果充饥。
那时候，无论是陈一凡本人还是她的父母，都没有想到，四年后陈一凡会成为一名流水线旁的工人，她的工作，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也能完成。

呢個都係點解我喺影後感撥浪鼓咚咚響講到嘅讀書都唔一定改變到命運

对大学生来说，工厂区的生存之道是一门功课。
在流水线旁，陈一凡分到了一把塑料凳子，累了可以坐会儿。它是广东当地最质朴的款式，没有任何扶手、靠背的地方。在流水线旁，它却暗示着某种特殊。换作平常，这是在厂里工作一年以上的“哥” “姐”才能享有的待遇。靠着堂舅在工厂里的关系，陈一凡也拥有了一把暗示身份的胶凳。
因为这把胶凳，陈一凡在厂里享受到了不少特殊照顾。临近下班，有些手机膜还没检查完，总有同事过来帮忙。食堂去晚了，还有同事帮忙带饭到宿舍。还有同事为她传授厂内心得：领导很喜欢被人尊重，来视察的时候必须站在流水线旁。
陈一凡觉得自己很割裂。她痛恨充满人情世故的世界，但在当下，她必须留在这里，就得与之共处。那把塑料凳子，让她一度不知道该如何自处。
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陈一凡欣喜地期盼过，可以离开人情社会，进入人人讲契约精神的圈层。
过去，在农村，陈一凡的家人没有少吃这方面的亏。他们家的田，被村里的一户人家占了四分地，种了棕榈树苗。家中的长辈去村里说理，可是，因为对方有一位表亲在村委会工作，陈一凡家在这件事上最终还是吃了哑巴亏，如今，田还没收回来，种着棕榈树。
那把塑料凳，让陈一凡想到在村里遭遇的种种。一方面她看不上这里的人情世故，另一方面她又无法挤进她想象中，大学毕业后应该进入的轨道。

她也有想过流水线上以外的行当，有时候她随大流考公、考编，有时候她也会想当一个作家，或者攒够了钱去摆摊。但现实总有超越她理想需要完成的事情
因为是本科生，厂里的领班时不时就问杨丽芬，想不想升管理层，干活更轻松，工资也更高。
不过，杨丽芬拒绝了。她觉得，如果真的当了领班，被永久焊在流水线上的概率更大了。她并不想在这里永远地定下来。

所以，可以做自己想做嘅嘢真係唔簡單，願大家都有好好珍惜

縣城小學反內卷實驗

2019年底，他布置了一项作业，让学生们去收集全世界的校门照片。在学校里，他用这些作业办了一个「世界校门展」，绕操场摆了一圈。「这个时候，我发现孩子的注意力还集中在门好不好看，没有发散到门本身的意义上。」所以，他又带着学生们去村里看各种门，让学生们明白门的作用和意义。
这形成了长达一年的系列课程。学生们交上了五花八门的设计图。有的偏实用，在门上安装了测温仪；有的偏想象，门上画了奥特曼；还有的在门上布置了水母，学生的解释是这样可以吸收大自然的灵气……学校六个年级各自负责不同的领域，一二年级学习设计，三四年级学习搭建，五六年级学做竞标书。
这正是在缙云教改实验中被广泛推广的「项目化学习」模式。项目化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简称PBL）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它通过让学生参与具体的、解决实际问题的项目，来促进多学科学习。相比之下，许多地方一直沿用的则是教师直接传授知识的传统教学模式。

当乡村学校们建立了这样的沟通机制，教育改革才真正意义上扩张到了全县。与此同时，它也呼应了双减政策对于减轻学生负担的要求。到了2022年7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和5家县教育局，更是联合发布了「缙云共识」。共识中称，「乡村教育要勇于走自己的路，立足小班小校、自然乡土的教育生态，探索更适合乡村孩子的育人模式。乡村教育应该有，也可以有自己的样子。」
像这样，在全国范围内，以一个县的名字命名一项共识并不常见，那是缙云教育实验最高光的时刻。

在推行「反内卷」教育实验后，吴丽明曾经想办法弱化成绩的指标。这也是当时乡村学校的校长能放开手脚，去探索更有趣、更结合乡村的项目化课程的根本原因。一旦考核机制上放松，每位校长都会发挥出自己的长处。
在更大的时代趋势上，乡村学校正在集体消失，这也成了压垮缙云模式的最关键一根稻草。
这背后，既有城镇化的趋势，也有出生人口逐年下降的现实。公开数据显示，从2001年开始实施「撤点并校」，到2020年，20年时间里全国一共有328672所小学消失，平均一天消失45所。这些消失的学校，大多数为乡村学校。

呢個數字都好誇張……原來我讀嘅小學只係其中嘅三十萬分之一

但同样有一个明显趋势，在学习成绩这件事上，几乎所有的校长们都变得更加走向中庸的方向。
「毕竟，目前中国大环境它还是靠成绩，现实和理想一定要并肩作战。」马鑫飞说，「所以我现在的确在做着改革，但我不可能丢下学习成绩，丢了的话我觉得会前功尽弃。」在培养方向上，他有不同的想法，「我并不是培养死读书的学生，我希望培养灵动的学生，即便在他们不能得到好成绩的时候，我们还能帮助他打开别的路。」

某种意义上，缙云教育实验已经进入「后改革时代」。从这些校长们的新探索上看，尽管小微联盟已经逐渐式微，但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法延续当年的理念。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农村中心前主任赵宏智认为，今天我们的乡村学校越来越少，小学规模越来越大，可能是一段必须经历的时期。「观察全世界的小学，人数一定要少于300人，才能有自己的办学特色，超过300人就只能标准化，现在国内的学校正到了一个走向标准化的时期，因为过去太过于非标准化了。只有经历了这个标准化的过程，才能往前走。」
「过于注重成绩的现实，确实无法杜绝，因为整个社会都比较焦虑，家长也会问学校要成绩，我孩子给你送过来，成绩啥都没有，天天就这么疯着玩也不现实。但现在，教育部门已经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很多县市也开始了新的管理体系。因为我们真正需要的人才并不是靠卷出来的。」赵宏智说。

之後會點？好難講，但希望可以繼續落去

goodbye BMI

Advocates for overweight individuals and people of color note that the formula was developed nearly 200 years ago and based exclusively on data from men, most of them white, and that it was never intended for medical screening.
Even physicians have weighed in on the shortcomings of B.M.I.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warned last year that B.M.I. is an imperfect metric that doesn’t account for racial, ethnic, age, sex and gender diversity. It can’t differentiate between individuals who carry a lot of muscle and those with fat in all the wrong places.

有啲標準可能早已經過時，因為根本冇經過科學檢驗

So welcome a new metric: the body roundness index. B.R.I. is just what it sounds like — a measure of how round or circlelike you are, using a formula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height and waist, but not weight.
It’s a formula that may provide a better estimate of central obesity and abdominal fat, which are closely linked to an increased risk of developing Type 2 diabetes, hypertension and heart disease, unlike fat stored on the buttocks and thighs.

Those with B.R.I. scores of 6.9 and up — indicating the roundest bodies — were at the highest risk of dying from cancer, heart disease and other illnesses.
But those who were least round were also at elevated risk of death: People with B.R.I. scores under 3.41 also faced a mortality risk that was 25 percent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midrange, the study found.

互聯網惡意圈帶走細路

她们都提到女孩们在“圈子”里玩。“圈子”是一个由至少十余名辍学未成年人组成的小世界，里面会约着打游戏、唱KTV、吃饭、恋爱、偷电动车，也不时发生暴力、性侵和相互出卖。陈玥11岁来到这个平行世界，目睹身边女孩们也被喜欢的男孩侵犯，也偶尔被打一顿，或被姐妹出卖给陌生人发生关系。在圈子里，这些遭遇被形容为“倒霉”。“倒霉”之后，女孩们哭泣、纹身、拿小刀划自己，然后带上满不在乎的表情继续在圈子里生活。两年里，三位母亲前赴后继想“捞出”女儿，做出了基于各自理解的努力，都收效甚微——比起她们的影响力，女孩们更感到自己是在圈子里被“朋友”陪伴成长和互相养育的。
这个故事是关于：在当下，恶意如何通过互联网接触一个家里的孩子，施以伤害（期间家长毫无感知），从家中偷走孩子，送进成人犯罪世界（期间家长回天乏术），直至孩子也成为一个释放恶意的人。

但上到小学四年级，陈玥辍学了。我多次询问：九年义务教育为何没有完成？陈玥、陈玥的父亲、母亲、哥哥分别给出一致的回答：陈玥成绩太差，拼音、识字总记不住，被学校劝退。那是一所私立学校。陈玥母亲说，当初她看中这里有国学课，认为教国学的地方不会有校园暴力。
一家四口也都说，辍学后，母亲张静曾带陈玥找过公立学校，但陈玥没通过入学考试。当然也可以再读私立。但父亲陈豪说，私立抓学习不严，女儿学不会，每年交那一两万元的学费不值当。
9岁就不再上学的陈玥，被父母安排到家里的杂货店帮忙。店在一片露天市场，500多家商户排列，成片衣服、拖鞋、塑料桶、油漆桶摆在一家家门外，电动车来来往往。陈玥去过一阵就不想再去，她宁愿在家。
父母都要看店，无暇顾及陈玥。不久张静又生下一个儿子。他们同意陈玥白天独自在家，给了她一部手机。

義務教育唔義務？可以講，一切嘅一切就係從離開校園開始，該受到嘅教育、知識同正常關係點處理冇學識，加上屋企人根本不管不顧，而手上只有電話，所以就自然踏入網絡世界，仲要係同樣冇讀書嘅群體，唔想貼標籤，但可以講喺網絡世界學壞嘅人佔多數，因為同好會實在太少，而天真嘅佢哋又俾惡意視為目標，一旦失足一次就墮入深淵

陈玥说，那时她很想回去上学，因为“同龄人都在上学，我一个人在家干嘛？”她失去了学校里的朋友，只有一部手机。辍学两年后，11岁时，她在“TT语音”（一个以游戏社交为主的语音聊天app）上找到几个朋友。
朋友们带她加入了“圈子”。里面的孩子11到17岁，人数在十几到30人之间，家庭背景各异，但大都辍学，居住在陈玥家附近的A路区域。A路全长近6公里，步行需1小时以上。原本散落在这条路上，从不同学校掉落的孩子，通过网络聚集到一起。
“网络”具体是指“TT语音”和社交平台“快手”的“同城”功能，后者利用算法推荐附近有共同兴趣（美甲/纹身/机车/台球）的同龄人。微信“互推”则进一步帮他们找到彼此，这是一种五六年前从00后中开始流行的社交方式，指让朋友把自己的照片和微信二维码发在朋友圈，或群发通讯录，吸引感兴趣的人来加好友。
新朋友们带陈玥进入了新世界，夜晚出入网吧、酒吧、迪厅、KTV。她们几个不满14岁的女孩，走侧门，或者PS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蒙混进酒吧。跟随其他女孩，陈玥渐渐学会化浓妆、穿黑丝，在震颤耳膜的音乐声里和男孩玩酒局游戏。后来她最多时能喝近一斤白酒。
家里没有人注意到陈玥的变化。每次傍晚外出，她会先锁上卧室门，再翻窗出去，从连通的阳台翻进隔壁卫生间出门，玩到深夜父母睡熟后再回来。

能感到陈玥极度需要朋友。每次见面，她好像自动把我当作一个认识很久的人，主动播报最近的烦恼，抱怨和妈妈吵架，感慨和一个闺蜜疏远了。一次我忘了一处细节，她的语气立刻显出一种伤心：我跟你说过，你都不记得了。但她最爱聊的还是恋爱，自称是个“恋爱脑”。坐在床上时、走路时、靠着泳池壁休息时，她都会讲起喜欢过的男孩。她也会问我：你有男朋友吗？到你这个年龄，会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呢？

點解會噉？又或者應該問：如果唔係戀愛，仲有咩話題可以講呢？又冇返學讀書，冇同學相處嘅片段，冇正常嘅時間表作息……正如後文所講：

这实质上是一种创伤转嫁。女孩们被恶意伤害后，没人帮助她们正确认知和消化，于是她们再去伤害更多女孩。同时基于“性侵”已被错误地认知为“恋爱”，这种协同犯罪也被弱化为一种道德上的欺骗。陈玥管姐妹出卖叫做“把我阴了”。被阴了她会伤心，伤心就去市区周边开两天房，“失踪两天”，天天看电视，不和任何人联系。
但事后，她并不会切断和这些女孩的关系。我多次问她：你恨她们吗？为什么还和她们一起玩？陈玥有时说自己不会拒绝别人，有时说那时太小，“我现在真的想不明白我之前的想法”。不过她记得，自己当时不愿失去朋友，“我的感情总是寄托在朋友身上”。
后来我意识到一个基本事实：陈玥9岁就辍学了，没有校园关系也缺乏紧密的家庭关系。她能拥有的陪伴，大都来自圈子里一样脱轨的孩子。他们会伤害她，但可能是她情感上唯一的选择。

所以都唔好太過相信人性，就好似婆婆整日話齋，唔熟唔食……儘管我都唔想對朋友有太多戒心，但如果要我無條件噉信任，又真係好難做得到，maybe大家唔覺得我係噉，但實際上我的確係噉諗

张静来自河南新乡农村，早年打工，后来摆摊，再后来和来自更贫苦农村、当时做保安的陈豪结了婚，开了两间杂货店。婚后，张静才得知婆婆瘫痪且患有精神疾病，时常要来家里住，在家会骂人、把排泄物扔在地板上。婆婆主要由张静照顾。夫妻俩从此感情不好。
张静说，她一直想离婚又下不了决心，感到“绝望”，于是又生下两个孩子“给自己希望”。她沉迷直销圈，她说因为直销组织里有“激励人心的课”。七八年前她因直销赔掉50多万的一套房，两年前投资一个圈内直销讲师的创业项目，又赔掉50万的另一套，造成一家人现在租房，还负债几十万。陈豪说，两人就是因此领的离婚证，他怕被张静的债务影响。但即便如此，张静说不后悔，没有直销圈的激励她就“活不下去”。她至今绝望时会去找那位同龄的女性讲师聊天，说那人能给她“正能量”。
陈豪私下对我说，他其实觉得张静和陈玥很像，特别依赖朋友，特别轻易相信人。“三句话是个朋友，四句话就是过命的朋友，两句话就给她安抚了。容易上当受骗是她们最大的天性。”陈豪描述这对母女。
张静后悔的是对孩子陪伴太少。负担生活之余，她的精力大都放在解决自己的情绪问题上。她主动说起，陈树小时候，她控制不住情绪会打他，但陈树从小到大所有家长会，都是店里的工人去；陈玥小时候，她听直销课常常很晚回家，没有顾上陈玥的学习。
2020年底婆婆过世，照护工作结束，张静以为“终于能喘口气”，不久后却得知，女儿已遭遇四次性侵。张静回想此前四个月，她确实注意到女儿开始说脏话、抽烟，但那时她觉得“女儿还是我的女儿”，意思是，像感染病毒性感冒一样，女儿只是暂时染上了坏习惯。

悲劇係會蔓延……因為社會結構冇得到根本性改變。嫁人唔係問題，但奶奶有病仲要相當惡劣地對待，已經係一個黑洞，但農村人（唔係有意貼標籤，因為我自己都算半個農村人）冇點接受過開放思想嘅話，真係好少會選擇離婚，而係繼續傳統路線生兒育女，結果最後係因為債務而老公要求離婚……而且根本上就係唔適合做父母，格硬都要生就註定會係失敗嘅父母——冇時間精力去關注教育，可以講呢一切都有好大部分嘅責任。但都要記住，呢個唔係個案，惡意嘅土壤係點形成？失敗嘅婚姻、父母要點改變？義務教育點解冇嚴格執行？家庭、學校、社會嘅保護網點解失效？

但比自责更强烈的，是她的屈辱感和由此产生的复仇怒火，她感到自己被毫无防备地夺走了一个健康的孩子，她的自尊、生活因此被踩在地上践踏——事发至今没有一个施害者向她道歉，判决也让她感到不公：2021年前两起性侵案，两名施害者分别被判1年6个月、3年6个月，张静认为都判得太轻。
法院判两名施暴者各赔542.5元，更让她感到奇耻大辱。检察院建议她进一步申请赔偿，最多能拿到几千元，她没有申请。
542.5元是这样计算出来的：
与人们出于朴素感情的想象不同，刑事案件中一般不支持精神损失费，只支持医药费。张静发现性侵后，带陈玥去医院检查花费共计1085元，均摊给两名施害人，即每人542.5元。
根据《刑法》，奸淫幼女一人的量刑幅度是4到7年。但两名罪犯都有自首、认罪认罚情节，一个还是17岁，未成年，因此判决会从轻。

4至7年……喺實行延遲退休嘅同時，可唔可以改下呢啲量刑幅度吖！！！

很长时间里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微不足道的“好处”就能让陈玥接受性交易。直到我在司法材料中看到更多同龄涉案女孩的陈述，比如一个12岁女孩——陈玥和小蓉开始接单后，一天这个女孩来酒店找小蓉玩，同样地，涛哥说要管她吃、喝、玩，然后诱奸了她。女孩此前没有过性经历。但她陈述自己的接受过程，比陈玥讲的还要轻飘飘：
“我想着他能给我买手机，还会给我一些钱，我就跟他发生了关系。”
我开始理解，在未经性教育的儿童视角里，玩和自由快乐很重要，是眼前的实际需求，值得为之付出代价，而代价对陈玥来说是没有实感的——她对性交易是什么、会带来什么毫无概念。陈玥确认过可以玩、可以用手机后就觉得没有大问题了。
同时，圈子生涯已经损坏了她和小蓉的部分免疫系统。她俩都在圈子里经历过姐妹之间，以及男孩对女孩的身体出卖了。陈玥说，她觉得“女孩卖女孩”，虽不好但“也正常”，“因为我身边很多人这样做”。

有时这位母亲也显露出理解。张静告诉我，其实自己结婚前也遭遇过性暴力：丈夫的朋友趁她喝醉，带她到酒店要性侵。她跳楼相逼，成功保护了自己。但多年后，丈夫告诉她，那一次就是自己安排的，想测试她是不是随便的女人，因为当时他俩准备闪婚。张静说：“这个事我痛苦一辈子。”
然而，随着陈玥的形象越来越远离“完美受害者”，总体来说，张静越来越口无遮拦。她向我复述，在得知女儿和未成年男友发生关系后，她骂女儿“祸害男孩”：“你祸害自己的家庭不说，还祸害别人。你自己已经成这个样子，还到处跟男孩发生关系，他们未成年不知道这是犯罪”。
这番话之后，张静在陈玥眼里也变得“陌生”和难以面对。也许是作为反抗，家里家外，陈玥开始把“卖”挂在嘴边。向我介绍一个姐妹时，她说：“她是个卖的”、“她应该也卖过”；讲到某个时间点：“在我跟着xx卖的时候”。

睇到呢度真係覺得好黐線，唔係惡意專門針對未成年人，而係成年人嘅世界本身就充斥住惡意

从张静、陈玥、陈树口中，我听到的陈豪是同一个形象：忙于生意，很少参与家事，会给孩子物质上的支持（在这方面甚至有点溺爱，孩子要零花钱总是给、想玩手机就给玩），但在其他方面极少关心。陈玥出事后，张静忙陈玥的事，不再看店，陈豪要兼顾两家店，把更多精力放到了生意上。
一天晚上，陈豪在家，同意和我聊一聊。他穿着深蓝色T恤，看上去平实。我问他是否认为自己缺席了陈玥的教育。陈豪说，“我不是不管她，软硬都试过，没有用”，后来看到女儿划手腕，“我这个尺度不好拿”。
他又强调：“作为一个男同志”，“在外边是吧？大事情。家务事，婆婆妈妈的事，我也不想提”。
我提到陈玥还是个14岁女孩，在外很容易受到伤害。“当然，这个谁都明白”，他点头。但接着他说，这两年其实也感到陈玥在外面有事，但“不想知道”，“希望这个事不是真实的”。

做人老豆，如果齋係負責喺出邊，噉同噍完鬆有乜分別？你條粉腸都「試探」過老婆，肯定知道出邊有幾惡劣，根本上就係唔care囉

脱离团伙，住回家里时，陈玥面对的一直是这样的环境——父亲出现不多、哥哥回避见面、母亲盯着她不让出门。陈玥为此和母亲常常争吵。这个家和她进入圈子前非常不同——从前没人盯着她；但有些东西又是一样的——一直没有人陪她。
陈玥每天醒来就躺在床上刷抖音、快手，看搞笑视频，有时坐在床上给自己做美甲。很快天就黑了，她走到客厅和全家吃晚饭。她一天只吃这一顿饭。如果饿了，她去便利店买泡面和火腿肠。饭后她下楼在小区遛她养的柯基犬。遛完狗又回到卧室床上，继续抱着手机，一整夜刷短视频、看电影。大部分电影她都是随机看的，第二天就不记得片名，再过几天就忘记剧情。
她难得记得片名的电影叫《深海》，讲一个女孩在家被忽视，做梦找安慰。“感觉里面的船长（女主梦里的）比她爸爸还要关心她。”她又说自己睡那么久，就是不想接受现实。
有时她偷偷磕一种大剂量致幻的咳嗽药，说吃完的感觉和《深海》里很像，像做梦一样。她曾一次吃了24片，看到房间变成一个走不出去的迷宫，刚分手的前任开着直升机来接她，“那种幻觉，特别幸福的感觉，能持续一整晚”。

so sad, not return to normal life, nothing to do, nobody accompany... no hope......

阿哲承认打了陈玥，他从原生家庭、互联网、圈子里学到一套强调道德的世界观，比如，身体伤害是可以的甚至是正常的，与“爱”并不冲突；性侵女孩和组织卖淫都是“禽兽”，他绝对不干；但把女孩卖去陪酒（他自称干过）是可以接受的，属于“一份正常工作”。
阿哲是在刚上中专时辍学的，开学时他“感觉和其他同学不在一个世界”，同学行李箱打开是衣服、零食，他的是电棒、甩棍、大砍刀。他离开学校，进入社会。
两周后，陈玥和阿哲的关系在一次吵架后结束了。阿哲约我晚上到酒吧喝酒倾诉苦闷。他递给我一套新买的睡衣，让转交陈玥，但不让说是他买的。喝了一个小时后，他又用一种伤感的语调说，他和陈玥即便不分手也不会有未来，因为他偷过电动车、砸过一家店、帮人运送过笑气、替缅甸电信诈骗洗过钱，还捅伤过一个人，但至今没被抓。这些话真假莫辨。
他说想为陈玥报复施害者，然后去坐牢。
“你知道坐牢意味着什么吗？”
“我打架进过看守所，里面的人对我可好，有个盗窃的还教我们开锁。最后我要出去了，他们都给我鼓掌，说下次可别再让我们见到你啦。”
“可是坐牢和进看守所不一样。”
“看守所是大通铺，监狱是上下铺，其实监狱比看守所舒服。”

持续三周的密集访谈和司法材料查阅后，我能确认，我接触的至少5个未成年女孩和陈玥的轨迹完全相同——从互联网社交平台接触到圈子，进入圈子后，在同一时期经历被打、被性侵，再之后被骗入卖淫团伙，最后参与施暴。我咨询的青少年心理学专家李剑说，受害者会转化为施害者，是青少年暴力侵害中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孩子受到伤害后，一旦得不到外界支持，不能脱离暴力环境，那么就必须把伤害转嫁，否则难以承受，因为“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这些孩子漫长的受害中没有得到应得的保护和支持，但在圈子里长大一两年，成为施害者后，必须独自承担后果——满16岁后打人要承担法律责任。陈玥说，包括安安在内，她身边已经很多个朋友“进去了”。

仲有幾多人係同樣冇得揀而活喺深淵呢？相對嚟講都算心地好少少，但一樣係冇希望冇未來

从3月11日到3月22日，我联系了一个儿童救助机构、一个女童救助机构、一个性侵受害者救助机构、市心理服务热线、与检察院合作的司法社工、负责陈玥案子的法官，但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都无法提供支持。
郑州市妇联表示，可以让街道派人家访，提供心理救助。但张静后来丢失了对方给的电话。
有的救助卡在钱和专业能力。一家公益机构说，女孩需要的是综合救助，包括心理、求学、家庭教育各方面，陪伴她直到18岁，但国内目前有能力承接个案的机构寥寥无几，各机构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经费了。
有的救助卡在流程和规定。司法社工说，他们可以做个案跟踪，但他们是和检察院合作，只能在案件在检察院阶段时介入。而现在，陈玥的案子都移交法院了。
5月初，陈玥15岁了。她正在承受过去这四年生活的代价。包括身体的代价——卖淫期间吃了太多避孕药带来一系列问题。另外年初时她和一个16岁男孩（阿哲的前一任）恋爱怀孕了。她经历了流产手术。
还有精神上的代价——她的抑郁状况没有缓解，至今在用小刀划手腕自伤。
还有整个人生的代价——陈玥说，今年她开始“后悔混社会”，因为看到身边朋友一个个进了监狱。“以前我觉得，女孩子拉着别的女孩去卖很'正常'”，那时她还觉得家暴、十三四岁恋爱同居也正常。现在她终于学会这些都不正常。但她至今不会拼音。一天她讲到自己常去的“光彩市场”，我问是哪两个字，她沉默。是发光的光吗？可能吧。是彩色的彩吗？她说也许吧。
但一天半夜，当我们走在回家路上，谈起这四年“弯路”，陈玥坚持认为这一切是她自己的责任。
那晚她先是谈起曾经的姐妹小蓉，因为离家出走后没有地方住，慢慢走上卖淫这条路，“她的处境是她自己造成的”。
我说不是的，这不是一个13岁女孩自己的责任。
陈玥又给我讲了两件事，都是小蓉如何“主动”和男孩发生关系。“为什么她会被睡呢？那肯定是她自己的原因。”
“那你呢？你觉得你的处境也是自己选的吗？”
陈玥目视前方不说话。过一会儿她说，“都是我自己的选择，怨不得别人”。
我把这段对话讲给了心理学专家李剑。李剑说，她现在也感到受伤害，但她理解的伤害，和我们成年人是不同的。14岁，她还不理解自己原本该接受教育，该健康长大，伤害是这些最基本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她也还不理解，这些原本是社会和家庭应该去保障的。但她长大后会理解，那时伤害才真正浮现，会将她吞没。

希望救助有效，返翻學讀中專，心理輔導陪伴，救得一個係一個😭🙏

柯文哲 民主政治演變

於是，特定凸顯價值立場的政治人物，就在這樣一個又一個被要求表態的雞毛蒜皮議題當中被切割，被解離。因為這些人總有一個議題的立場是和你不同的，是你未必可以接受的。
然後呢？
包牌的素人就來了。
因為沒有過去，所以沒有既定的立場印象。因為素人，所以可以天馬行空的訴諸理想不用討論執行。因為包牌，所以可以在不論是藍是綠甚至是紅的觀點中遊走。
當你因為誰誰誰表態的特定議題而決定不投這個人的時候，那些不表態的，包牌的，曖昧不明的，不著邊際的，討好每個人的，反而成為你最願意的選擇。
而且更重要的，是天真的你以為，這個素人可以是你希望的匯集。實際上這個素人所映射的，卻只是你這個也不要那個也不要，卻無法在你想要的與不想要之間作出交易與妥協的個性而已。
不是嗎？其實最想要包牌的，是你自己。

幾令人深思，而且都幾符合觀察，所以往往有一樣嘢係最關鍵嘅——究竟做咗啲乜嘢實事？身邊人嘅風評如何？

當不明白堅持價值其實並不是對所有其他看不順眼的就是不要不要什麼都不要。而是在堅持價值的這條路上，真正辛苦的明白什麼是可以交易什麼是必須妥協，而且努力探索要如何才能繼續走下去。
這才是人生，紮紮實實的人生。
「一身之獨立，一國之獨立」，其實就是從承擔自己的取捨，並且尊重理解他人的取捨開始。
加油吧，各位。

Capitalism works

really interesting!

Yet as these major countries seem to be retreating from capitalism, there are a few places across the income curve, including Switzerland, Taiwan, and Vietnam, where capitalism still works—and their examples are worth emulating. Their governments value economic freedom, limiting their own role in managing the economy and regulating businesses. They recognize that public debt and deficits are serious risks, and so spend public money carefully. They tend to avoid the worst excesses of the current American approach—overspending to stimulate the economy, coddling big corporations, pumping up financial markets mainly to the benefit of billionaires. Above all, these capitalist success stories maintain the key balance of government, providing help for their most vulnerable citizens without narrowing economic freedom.

Taiwan does not step in to rescue the financial markets every time they falter or bail out big banks and corporations. Whereas other governments meet every new financial crisis with increasingly generous relief, Taiwan has exercised restraint—eve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2020, its combined fiscal and monetary stimulus amounted to less than seven percent of GDP, one-fifth the average of the stimulus packages pas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the United Kingdom, and Japan.
Though Taiwan’s tax rates are typical for a developed economy, its spending habits are different: light on social programs and health care, heavy o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The result is extraordinary productivity. Output per worker has grown faster in Taiwan than in the G-4 nations every year for four decades. Over the last four years, it has grown eight times faster. These gains may be attributed to the fact that Taiwan generates an unusually high share of its GDP—30 percent—from manufacturing, the industry most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productivity gains.

謹慎救市同埋主攻教育都的確好有效果。勁大力地救市，唔一定會產生好嘅效果，因為大部分資金係流向製造收入不公嘅企業同銀行券商等，變相降低佢哋嘅責任同風險……而教育無須多講，刺激經濟最有效嘅絕對係高新科技

To stabilize its currency and control inflation, Hanoi worked to contain budget deficits. To energize the private sector, it sold off more than 11,000 state companies, leaving just 600 in existence by the late 2010s. To support factories, it invested heavily in transport systems to bring goods to market and schools to educate workers. The country now gets higher marks from the World Bank for the quality of its infrastructure than any nation at a similar income level. Its international high school test scores are often in the global top ten, higher than those of many developed nation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The question is how long Vietnam’s boom can last. Authoritarian rule tends to work best in early stages of development, when strong leaders can force-march the completion of simple tasks such as road building. Over time, unencumbered by democratic checks and balances, autocrats often push policies to irrational extremes, triggering major crises that set their countries back. Vietnam’s Communist Party has been in power for half a century, so far without generating any of the financial warning signs of a miracle-ending crisis. New Party General Secretary To Lam’s consolidation of power, however, may put this track record to the test.
And although relatively few, Vietnam’s surviving state firms are huge, accounting for a third of GDP and many of the banking system’s worst loans. If trouble comes, it could start in these opaque state firms. But for now, Vietnam is exporting its way to prosperity, and proving that even communists can successfully manage capitalism by giving people more economic freedom and streamlining the role of the state.

所以民主與否同經濟點真係無幾大關聯，但若要有一個美好嘅未來，就好難唔關事。因為只要一倒退就係分分鐘嘅事

The balance of the American “mixed” capitalist system has shifted too far toward state control, which ends up benefiting the established elites. W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need instead are policies that encourage private competition by supporting young people and startups rather than protecting aging incumbents—the oligopolies, billionaires, and tycoons who now dominate the American system. Restoring faith in capitalism will require learning from countries where the system still works for ordinary people, thanks in good part to more limited government.

smaller products

“They know consumers are not net weight conscious. They know they’re price conscious,” Dworsky says. “So if they can try to avoid raising the price by giving the consumer less, that’s what they do.”

With the constant downsizing, Dworsky notes, “at some point the product gets obnoxiously small and that brings complaints to the forefront. They have to find some way to reintroduce a larger size.” Charmin, for instance, started selling “Double” rolls around the late ‘90s. These rolls had 2x more sheets than the ‘90s regular roll but far fewer than a 1970s regular roll.
The same strategy has played out in the ensuing years as the “Double” was heavily downsized, and shelves filled with “Mega” and “Super Mega,” neither of which are as large as regular rolls from the ‘70s or ‘80s.
These superlatives have helped conceal blatant shrinkflation.

Perhaps most confusing, Dworsky says, these products “do a comparison to a non-existent version.” That’s because regular-sized rolls have been virtually impossible to purchase for years — Dworsky might have one of the last.

所以睇個名都未必真，睇清楚數量同質量先千真萬確

Major toilet paper brands that need consistent supply have few protections from this volatility. Whereas many commodity markets have futures contracts that allow buyers to hedge against price fluctuations, toilet paper producers typically sign softwood pulp contracts tied to an index such as the TTO, paying a price from a negotiated starting point that moves with the TTO monthly index.
On top of that, many companies, especially in China, play “the inventory game,” McClay adds. They buy huge quantities of pulp on spot when prices are low — sending the price upward — and avoid buying at the higher rates, sending the price back down.
“It is material enough to move the global market,” McClay says. “Everybody’s a China watcher in our business.”
In China and South America, where there are fewer premium brands and more white label toilet paper products, toilet paper companies adjust to expensive softwood prices by changing their recipe, sometimes switching out softwood for cheaper bamboo pulp.

有時都真係唔好睇小brand呢件事，起碼質量有個底線，不過就要犧牲數量——因為唔想漲價而導致銷量降低嘅話。其實好公道，要賺錢，所以既保質又保量嘅話，就肯定要加錢，否則就冇可能同時做得到

Costco

Ostensibly, Costco is a discount store, a place to save money and stretch your grocery dollar, but it is also an aspirational shopping experience, feeding that most American of appetites: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Few companies have greater influence over what we eat (or wear, or fuel our cars with, or use for personal hygiene). Costco dominates multiple categories of the food supply — beef, poultry, organic produce, even fine wine from Bordeaux, which it sells more of than any retailer in the world. It is the arbiter of survival for millions of producers, including more than 1 million cashew farmers in Africa alone. (Costco sells half the world’s cashews.) Its private label, Kirkland, generates more revenue than towering brands like Nike and Coca-Cola.

Perhaps most important is Costco’s abiding reputation for low prices.
For Kirkland products, for instance, Ton said “they don’t mark up anything more than 14% or 15%.” This includes Costco’s flagship product, the wildly popular $1.50 hot-dog-and-soda combo, which has cost the same since 1985. It’s not publicly known whether the company makes money on the 200 million hot dogs it sells each year, but the pricing is widely seen as brilliant marketing.
Another, less obvious way Costco keeps faith with its members is by not selling shelf space. “Many retailers ask suppliers to pay for a position in a store,” said Mark Stovin, a former Costco executive who now works for OSMG, a leading food broker. “Costco would never do that.”
Stovin said Costco also does something almost none of its competitors do: restrain itself in mining customer data. “They have a number for every member, which could be trackable, traceable, and they could certainly dive into that,” Stovin said. “They really haven’t.”

For all its piety, the last thing Costco wants is for shoppers to stick to a budget. On the contrary, it wants them to return to the parking lot balancing a wobbly heap of products they had no intention of buying — a strategy known as “the Costco effect.”
“You’ve heard the phrase,” Vachris said on an earnings call in May. “People come in to spend $100 and walk out with $300.”
“We have created a treasure-hunt atmosphere,” said Jim Sinegal, the previous Costco CEO, in an address to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business students in 2017. “We try to create a sense of urgency, that if you see the product there, you better buy it, because chances are they won’t be there next time.”
In recent years, the treasure-hunt offerings have included Burberry shoulder bags ($1,000) and bottles of Romanée-Conti wine (a four-pack for $40,000). Last year the retailer even began offering one-ounce gold bars for about $2,000, which typically sell out within hours. (It has been estimated that Costco sells some $200 million in gold a month.)
And this manufactured circle of desire and regret works.

It would be hard to argue that Costco buyers don’t know what they are getting into. After all, they have to ferry the cart with the seven-foot-artificial tree, the solar panel, the steel pet coffin and the three-month supply of Belgian mini-cream puffs back to the car.
“The idea is that you don’t feel that these are temptations,” said Ayelet Fishbach, a behavioral psycholog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 “You’re getting a great deal.”
But, she added, “The question is, ‘Do you actually need this?’ You probably don’t.”

real creates desire and the need to buy right now

仇日最安全

幾make sense，食得太飽，就會得閒諗其它嘢，又唔想承擔責任而怪責他人，所以揾一個唔會反抗嘅、冇乜代價嘅對象嚟仇恨就會係「性價比」最好嘅選擇……

這倒並不是中國特有的現象，其實不同的文化都有所謂的「可接受非人對象」，也就是說，每個文化中都有一些你可以盡情醜化或妖魔化，盡情仇恨他們向他們發洩的對象。

你可以留意到的是：這通常跟現實的威脅沒直接關係，現實對你有威脅的，反而你不能這樣仇恨他們，在西方世界近二十年內，令最多平民受害的絕對不可能是納粹，但是西方世界卻是絕不能公然的仇視或嘲笑那些人吧？同樣地，在近二十年內，讓最多中國人與南韓人掛掉的也不是日本人，但痛恨有比較近期仇恨的人這種事是不行的，仇恨日本人卻可以。
人需要為自己所承受的痛苦與苦難找解釋與發洩對象，覺得自己沒做錯甚麼，為何要貧窮受苦？大部份人並不會接受其實人類生而痛苦只是因為隨機，你生出來就有癌症不是因為你做錯甚麼，就是你運氣不好，以及宇宙是個無情殘酷的地方。人總相信自己面對不幸，不是自己做錯了甚麼，就是別人做錯了甚麼，如果要確信自己沒做錯的話，那錯的一定是別人，而遷怒於別人。如果有任何人可以怪責，那不就只能怪自己嗎？
所以自古以來人類都需要 scapegoat，也就是待罪羔羊，只要你不是那種因為父母庇蔭運氣好而過得很幸福的香港運動員，你很可能都需要仇恨的對象。所以自古以來，人類就有獵巫行為，把疫病，天災，仇恨都歸究於「她證明不了自己不是女巫」的女巫。仇恨不同階級的人，仇恨政府，仇恨某民族，仇恨某宗教，仇視父母，仇視兄弟，仇恨某人，仇恨某家族，仇恨「惡魔」或「邪神」，因為我們必須解釋自己的艱苦與痛苦不是自己的錯。天下憐愛我們，生命應當幸福，我們得不到只是因為我們被害了。

大部份仇恨，都跟霸凌的運作原因相同，一個社會會找一個目標，以便想要發洩的人集火，確立這目標就可以避免自己被燒到。如果大眾沒有一個外敵可以仇視，那就會仇視政府，如果也不仇視政府，就會階級之間互相仇視。所以才會有「煽動仇恨某國去轉移視線」這個說法，聽起來很卑劣但其實是合理的，仇視外國總比自己人內戰好一點不是嗎？
但仇視外國又要挑對象，義和團就示範了一次，他們也仇視外國，不過他們攻擊的對象是會還擊的，最終就是導致了八國聯軍自己也滅頂。所以仇視的對象就跟學校裡欺負的對象一樣，要挑不會還擊或者失控的，去到這裡，仇視日本的理由其實也很明顯了：沒甚麼，就是因為他是個最安全的仇視對象。
畢竟誰都知道一件事，日本在外交上是受美國控制的，不能發動戰爭也不敢與任何國家交惡，而且日本人很少在外面惹是生非，對日本外的世界也普遍漠不關心。因此，對很多人而言，他們意識到仇恨日本其實是很安全很保險的事情，對於政府而言也一樣，你仇視日本，你最多就小打小，不會搞出貿易杯葛，或者武裝衝突之類的事情，日本被欺負了之後也不過是摸摸鼻子然後就說這是個不幸的事件，然後日本人普遍也事不關己過幾個月就不再提了。
沒有風險，沒有成果，現代日本是個理想的欺負與仇視對象。相對而言，這世界上有些對象你欺負了的結果是真的會被尋仇的，你看法國某個漫畫工作室直接被人滅門就知道，這世界的仇恨值，不取決於他對你有多惡劣，而取決於仇恨你的風險與代價，這在網絡與媒體這種嘴炮世界中就更明顯。

可能你會說，為何不能建立一個沒有仇恨的世界呢？答案是，要建立一個沒有仇恨的世界之前，你先建立一個「人類相信自己所受的一切苦難，責任都在自己」的世界，如果責任全部都都你自己，你就沒有理由仇恨別人或者仇恨世界了。而人類打從一開始就不是這樣的生物，把痛苦的源頭歸究於別人的東西是我們的天性，所以說放棄仇恨是多餘的，我們只能盡量將仇恨遷往比較適合的對象，例如根本不存在，幻想出來的惡魔撒旦，或者是一個你不會發生戰爭的遠方外國，可能最好就是外星人，因為我們很難令外星人受害。
但即使去到這樣，也無法阻止人類的仇恨變成犯罪，因為人類無盡的想像力，最終都會將發洩對象變成身邊的人，比方說，明明惡魔不存在，但因為想要找發洩對象，就找個人說他被惡魔附身了，然後就迫害他；又或者像今天這樣，有人看到一個中日混血的男童，讓他仇日有了一個報仇對象；真的哪天人類仇恨外星人，就會有人出來隨機說誰是外星人的間諜向他「報仇」。
這些人很愚蠢嗎？是，但那又如何呢？愚蠢是沒救的病，人類就總有相當部份甚至大部份人是愚蠢的，所以德川家康才說，不能讓農民飢餓但也不能讓他們吃太飽，只有用工作把他們的時間都消耗掉，才能夠把他們拿去仇恨別人以及報復的時間都消除，令他們不致於對社會產生禍害，畢竟只要他們有多餘的時間，他們就會找仇人以及復仇。
結果這世界大家過得越爽，時間越多，仇恨就越多。